从儒雅余秋雨到张狂易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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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年以前，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曾经刮起过一阵旋风，用横扫文坛来形容，恐怕是毫不为过。诗人雷平阳曾经用无比的热情赞扬过当时的盛况：“说起妓女，我的朋友老楷说，她们是一群这样的人：当她们不幸落网，随身的挂包里有六样涉案工具——身份证、暂住证、避孕套、小圆镜、口红和《文化苦旅》。”需要特别注明的是，这段话本来是竖着码的诗，我只是惊讶的发现，它们横着放也是连贯的句子而已。

　　尽管，余老师的《文化苦旅》的确让人读得比较辛苦，煞有介事的古汉字、和深沉与书袋齐飞的滥竽之作，很容易让人瞌睡。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之前，很少有一本关乎学术的著作，能够如此的流行。在除了赚钱就是“逮老鼠”的年代里，这本书让人感觉到了文化的真切魅力。这始终是让人热血沸腾的事情。

　　余老师曾经在序言里面的说，许多读者读了他的《文化苦旅》，以为他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这大约是余老师颇为得意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从侧面，表达了这本书的深刻，与余老师儒雅的大师风范。艺术家都得衣衫褴褛嘛，大师自然就是白发苍苍了。

　　窃以为，这正是余老师《文化苦旅》美中不足的地方。本来嘛，这本书可能是学术普及化大众化的开山之作，结果那么一折腾，还是脱不了装腔作势卖弄学问的学者气质。于是直到现在，余老师依然只能是余老师。

　　但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已经是所谓专家学者们的底线。在文人骨子里面根深蒂固的御用情结，让他们不屑于与大众为伍，学术平民化，被他们看做是自甘堕落，是庸俗，是自跌身份，远不如拿拿奖评评职称来得实际，

　　说起来，也颇令人玩味。余秋雨多年前有这么一个振聋发聩的机会，无奈秋风秋雨愁煞人，更何况还是余下来的秋雨，不但愁而且寒，无论气势还是眼界，都略显小了些。于是，《文化苦旅》就成了个半身不遂，空有几句对历史和沧桑的感慨。

　　与其如此，不如扯淡。所以，横空出世的易中天就显得张狂。

　　现在的易中天，用完全配得上如日中天这四个大字。这位同样来自专家阵营的学者，不但放下身段，不卖弄玄虚不故作深沉，而且声言愿意做个雅俗共赏的萝卜，这是什么精神，简直就是白求恩式的国际主义精神嘛。

　　易中天卸掉了身上的学者包袱，至少，在《品三国》里面，是脱下了这件臭皮囊，像一般人酒后扯淡似的，把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拿出来与普通人分享。当然，卸下的包袱，换来白花花的银两，这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易中天是搂草了，但是有更多人，搂搂一辈子草，也没打着兔子。

　　这个举动显然是捅了专家学者们的马蜂窝，带着嫉妒和愤懑，他们毫不留情的批驳易中天。这其中，大约只有梁晓声说出了一点新的东西：易中天的流行，说明现代人的阅读极其匮乏。

　　大家都在为房子妻子孩子老子拼命，没时间阅读是正常的事情，有这么一位易中天，来弥补大家阅读匮乏的遗憾，完全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我严重同意一种观点，就是人民需要更多易中天。那么些学者专家，像庙里的菩萨似的，正襟危坐，不食人间烟火，吃着跟奇肱国的补给或者公器的俸禄，研究着林黛玉的头发和孙悟空的籍贯，写着无关痛痒的著作，或者做一些证明统治者英明神武的考据，偶尔把一些经典颠覆一下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还不如一个易中天，能让人虎躯一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