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战争养肥了美国zz

帆帆

龙 民　

   

  “战争在美国历史上是始终存在的。”美国战争史专家米利特和马斯洛斯金的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军事因素充分参与了美国兴起、扩张和成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历程。军事是美国文明的基因和扩张之剑，是美国国际地位、世界影响和对外战略的核心支柱。

                    侵略战争让美国“强大”

   对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研究表明，一个国家要取得长久的成功，需要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具有强大的国家总体行动能力，这指的是在必要时战胜竞争对手的能力。一国的富裕不等于该国的强大，一国所具备的潜力也不意味着该国一定能走向强大。第二，在内政与外交之间形成互补的良性循环：搞好内政是外交成功的基础，成功的外交又帮助政府提高处理内政的能力。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是确保形成这种良性循环的前提条件。
   200年来，美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国家，也最为典型地体现了这两项基本条件。美国学者扎卡利亚对1890年前后的美国进行了对比，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和使用社会资源能力的强弱，决定了美国对外扩张的成败。从1865至1889年间，美国共有22次扩张的机会，只成功6次。从1890至1908年间，美国共有32次扩张的机会，成功了25次。这是因为1890年前，美国联邦政府尚未强大到足以支撑扩张的程度；而1890年后，美国各州的权力向华盛顿集中，华盛顿的权力则向白宫集中，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开始形成。
   因此，完全可以说，美国发动的战争造就了强大的联邦政府，强大的联邦政府带来强大的国家总体行动能力，并运用这个能力发动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造就了美国。

               美国形成了经济、军事与扩张的环形机制

   从1775年大陆会议发表《独立宣言》到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前，美国领土从75万平方公里扩大到777万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扩张82588平方公里，每天扩张226平方公里。这种扩张速度类似于食肉动物中的猎豹。
   经过国内、北美大陆和海外扩张，美国形成了扩张欲望、商业利益与使用武力的互动机制。商业利益和扩张欲望需要武力开路，借助武力实现；商业利益的扩大为武力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扩张的欲望。经济、军事与扩张就这样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使美国不断扩大势力范围。
   一战和二战扩展、强化了美国商业与军事的互动机制，并赋予其现代技术的内涵。这一时期不断变化的作战需求刺激了技术、管理和经济规模的发展，造成国家对经济事务控制能力的提高和大型军工企业的出现。冷战更是长时期地把“商业、扩张和武力的互动机制”引入到相对和平时期，军工复合体的出现就是这一机制的显著特征。美国学者库恩兹指出：美国在冷战中的经历表明，军事因素与经济因素不是相互排斥的。国防开支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同时数十万驻扎在海外的美军部队又奠定了美国经济外交的基础。
   总之，经过历史的积淀，美国形成了经济、军事与扩张之间的环形机制。战争对于美国历史具有中心性。它不仅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目的。这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根本区别，也是美国对外战略行为的根源。
   现在，这一环形机制正在进行历史性的膨胀。2002年，美国兰德公司在《国家实力评估：资源、绩效、军事能力》的报告中再次确认了经济与军事互动的重要性，提出国家实力最终是两个因素互动的产物：一是一个国家主导经济增长的能力；二是利用经济实力提升军事能力，并反过来加强现有的经济优势，维持稳定的政治秩序，最终既确保自身的战略优势，同时也有利于总体的国际体系。美国也是通过这样的视角来评估未来新兴大国的战略能力的——这些国家是否在努力掌握经济主导部门、是否拥有强有力的政府、是否将资源转化为有效的军事能力。
   美国把经济、政府能力与军事的互动关系作为观察新兴大国的框架，根本原因在于这是美国战略机制和战略行为的自我投影。“控制空间就控制了世界海洋，控制世界海洋就控制了全球商业，控制全球商业就会成为最富裕的国家，最富裕的国家就有能力控制空间。”美国学者弗里德曼的这一论述，典型地说明了美国的经济、武力与扩张这个互动机制的当代形态。

                  军事转型是美国大战略选择

   要使经济、军事与扩张之间的环形机制膨胀起来，实施军事转型和发动对外战争必不可少。为了适应技术和社会的革命性变化，美国必须进行军事转型，以使经济、军事与扩张之间的环形机制能在新时期成功运转。所以，美国的军事转型不仅是作战能力升级换代的军事战略问题，而是国家大战略的选择。这项大战略选择酝酿于里根总统离任时期，成形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新世纪美国工程》报告，其系统的启动则始于布什任内。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的军事转型不是“军事革命”，新保守主义者推崇的“新帝国主义”也并非那么新，它们只不过是经济、军事与扩张的环形机制合乎逻辑的习惯性延伸。
   与军事转型类似，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对外军事行动（高达150余次），特别是四场较大规模的战争，表面上是“对危机事件和威胁的反应”，实则皆有深远的地缘战略和以武力改变国际经济竞争态势的考虑。每一场战争，在开战的地域上，都由点到面地增大了美国在世界主要能源产地的军事存在及战略影响；在开战的时机上，都在美国生产率没有实质性提高的情况下增强了美元的强势地位，支撑美国在赤字下的经济繁荣。美国军事转型的根本目的，是进一步增强军事力量的可使用性和战争的可控制性，从而提高塑造世界战略地貌和全球经济体系的能力。
   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经济、军事与扩张的环形机制在新世纪得以延伸的最好体现，只不过它又被赋予了美国扩张的新的内涵。一方面，它延续了美国历史上用武力实现扩张并攫取经济利益的模式；另一方面，它又公然声称要通过推翻萨达姆政权建立西方式的“民主”政府，在价值观与制度上实现彻底的变革，并希望把这种变革扩展到整个中东地区。这是军事打击与内部变革双管齐下的新扩张模式。
   经济、军事与扩张的循环，就是美国大战略的内在动力和运转机制。对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军事与自卫同义，军备是国民经济的负担，军事是对外政策的工具。但对于美国来说，军事意味着“扩张和繁荣”，对外政策反而会成为军事的工具。当代美国的军事转型，发展新一代武器，以及作战思想和部队编组的相应调整，与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关联，只是用新方式再现“冷战时期大发军备财的好时光”，进一步地使军备和暴力本身成为“生意”。美国的经济、军事与扩张的环形机制由此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致命的循环。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6月27日《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