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祭坛的复归

skyshylin

　　1918年，一位法国民族主义者妄图把法兰西的领土扩张到莱茵河畔，造谣出在他看来貌似可信的正义之辞，他说，这是“莱茵河神”的指示，因为只要看一眼地图就知道，艾弗尔是孚日山的自然延伸。这个荒谬的事例被朱利安·班达讥讽为“民族主义的笑柄”。设想，德国人同样可以跳出来宣称整个法兰西都是德国的，因为山脉的延伸是向大海倾斜的，而不是相反，所以孚日山才是艾弗尔的自然延伸。藉此，班达隐秘地暗示了民族主义时代的终结。

　　19世纪被供奉为民族主义教义的小册子《对德意志民族的讲话》促成了德意志民族的身份认同，最终助铁血首相俾斯麦一臂之力统一了德国。班达显然是有心效仿费希特的伟大举措，把他有关欧洲主义的演讲录命名为《对欧洲民族的讲话》，批判浸染着法国大革命断头台的腥风血雨而风靡19世纪的民族主义和循着拿破仑王牌军的声声铁蹄呼啸而来的民族国家；从而复归“柏拉图的永恒”。

阐释：哈贝马斯还是班达？

　　哈贝马斯确信，欧洲人民和平的夙愿和利益的驱使，远远不能聚焦成大欧洲的认同感，一个共同的价值趋向，即“保持住一种特有的、如今却面临重重危机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才是点燃欧洲主义的不灭薪火。但是哈贝马斯马上又把视角转向如何以超民族的政治权力机构来磨铸铁板一块的大欧洲，从此不再提他的“价值”，这点在他的名篇《欧洲民族国家》和《欧洲是否需要一部宪法？》中清晰可见。而班达早在1932年就死死咬住“价值问题”不放，断言“欧洲首先是一个道德问题”，只有一个共同的道德和审美价值体系方能铸成欧洲主义，由此，预言式地批判了晚他半个多世纪写作欧洲主义话题的哈贝马斯：政治秩序不足以建成欧洲！

　　在哈贝马斯的政治一体化构想与班达的道德一体化构想之间，如果说班达的“道德”是凝聚各国人民意志的旗帜，那么哈贝马斯的“政治”则是通往旗帜的道路。

祭坛：马克思还是柏拉图？

　　弗洛吕斯曾抱怨：“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小国诸侯，而不再是国王了。普遍性已被遗忘，大家只关心自己。”班达顺延着这位教士的话语，把欧洲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纠葛神秘地哲学化，“普遍性”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形而上学，而“自己”则是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对抗资产阶级的斗争学说。欧洲主义是柏拉图眼中的共相，是神圣的“国王”；而民族主义仅仅是世俗的“小国诸侯”。

　　班达不愿看到1906年9月欧洲群众穿越中欧平原前往基督墓葬地时彼此间的疏离感，而要像现代欧洲人的高亢宣言：“我们现在团结在一个团体之中，服从一个意志，尽管我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让我们忘记彼此的差别吧！”以欧洲主义祥和的清水洗尽民族主义身上沾染的遍体血腥，惟有如此，才能塑造成他心中惦念的欧洲理念，为此，他甚至苛刻地教训道：“柏罗丁(Plotin)为自己有一个肉体而脸红。你们应该为自己属于一个民族而脸红。”

　　欧洲理念的祭坛作为诸国的朝圣之地，班达认定，必须“抛弃日耳曼神话，支持古希腊神话，从北海的神灵转向地中海的诸神”，这里面暗含着一个哲学化的叙事逻辑，有的想驱逐，有的想复归。

批判：欧洲主义还是新民族主义？

　　欧洲主义无以回避的命题，是一个鲁迅式的叩问———“娜拉走后怎样？”睿智的班达似乎早有预感，惟恐它的讥讽者掷下一串串嘲弄的哄笑声。所以，在演讲录结尾，这个敏锐的知识分子言之凿凿地宣称：欧洲主义，不应该只是民族主义的二次方！

　　不无遗憾的是，班达的触须并未深扎下去，进而答复何以使欧洲主义避免被生吞活剥地嫁接在民族主义摇坠不定的腰肢上。班达学术命题中的这一悬案，近半个世纪后最终由哈贝马斯费力地扳转棋局：从民族主义走向后民族主义，甚至宁可从自然主义走向康德的世界主义—。如此说来，班达的语焉不详之处亦有相应的暗示，他认为欧洲主义也只是“我们回归上帝途中的一个瞬间”。

　　然而，不论是哈贝马斯，还是班达，他们的逻辑困局并未因此得以解救，奇怪的是两位大师一起止歇于同一问题的同一层次。民族主义脱胎于地方主义，而欧洲主义破壳自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的初衷是抛弃狭隘的地方主义，但是最后却只是换了个名词变脸为新的地方主义，那么，又如何警戒欧洲主义变种为新民族主义呢？在世界主义者看来，欧洲主义必然要蜕变为新民族主义，而排斥非我族类，那么，欧洲主义的乌托邦最终必将覆灭于历史毫不留情的暗角而无人问津。


本文首发于《东方早报》，由于发表于去年，东早网已经没有链接，不过其他网站亦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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