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

帆帆

1975.10.15人民日报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写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这就是说，在鲁迅执笔的仅仅几十个小时之后，蒋介石就向革命人民举起屠刀，中国革命就要进入紧急关头。然而，反动派尽管在暗地里已最后一次磨过了即将溅血的屠刀，已最后一次拭擦了即将狂啸的枪炮，这时却仍在假惺惺地“庆祝”着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沪宁克复。革命，正处于胜利的高潮、失败的前夕。

　　在这关键时刻，鲁迅在想什么？文章告诉我们，他正用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的论述，十分清醒地预示着革命所可能遇到的危险，呼吁人们将革命进行到底。他在文章中完整而醒目地引用了列宁这样一段话：“第一件事就是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第二件事就是要巩固自己的胜利；第三件事就是要彻底消灭敌人，因为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全文的论述是以这段语录为中心展开的。

　　这些论述的正确性，两天以后就被黄浦江畔凄厉的枪声证实了。鲁迅后来曾不止一次地沉痛说过：“其实是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多么难可贵的“略早几天”啊。但预见在于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规律就必然带有普遍性，正如鲁迅其他许多文章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略早几天”揭示了某一事件发展的趋势一样，《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也有着超乎一时一地的长远意义。

　　在革命胜利时期必须加强革命专政，这是文章特别强调的一个观点。

　　鲁迅一生经厉过两次较大的革命胜利时期，除了这一次，还有一次是辛亥革命时期。由于他长期战斗在反动势力猖獗的年代，咀嚼过太多的苦难，看到过太多的黑暗，因此懂得“专制永长，昭苏非易”，对胜利特别珍惜。在辛亥革命胜利时，他曾向当时的革命领导人呼吁过切勿对鬼蜮慈悲，使革命半途而废，“任华土更归寂寞”；但那场革命终于走向了他愿望的反面，就象他在《阿Ｑ正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作品中用沉郁悲愤的笔调描述过的那样。十六年过去了，鲁迅又听到了满耳的胜利歌声，看到了满眼的革命标语。他当然是兴奋的：“沪宁的克复，在看见电报的那天，我已经一个人私自高兴过两回了。”但历史的经验、对现实的体察，使他警觉到若要让这种高兴长久地属于革命人民，就必须加强革命专政。

　　为什么？因为：一、“黑暗的区域里，反革命者的工作也正在默默地进行”；二、在革命胜利了的区域里，“革命的势力一扩大，革命的人们一定会多起来。统一以后，我恐伯研究系也要讲革命。去年年底，《现代评论》，不就变了论调了么？和‘三一八惨案’时候的议论一比照，我真疑心他们都得了一种仙丹，忽然脱胎换骨。”总之，革命在胜利，但这是一种被反革命的凶焰毒雾紧紧包裹着的胜利。敌人还在明里攻、暗里钻。在当时，前者主要是指北洋军阀，后者主要是指国民党右派和归附于他们的反动文人。如“现代评论派”之流。而其中更为阴险的是后者。既然鲁迅讽刺他们所得的“仙丹”是子虚乌有的，那么“脱胎换骨”也只不过是一种反动投机者的故作姿态。相反，他们倒要“从内里蛀空”，使革命的躯体“脱胎换骨”。鲁迅用列宁的话来概括这两种在革命区域内外明明暗暗地活动的敌人，就是：“敌人只是被打败了，但是还远没有被彻底消灭。”

　　革命者对待敌人的态度总是根据敌人的本质和行动而采取的。鲁迅的伟大，也总是在各种敌人的包围中显现出来的。他既然以冷峻的目光追踪、捕捉着敌人活动的形形色色，因此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对策：“前年，我作了一篇短文，主张‘落水狗’还是非打不可，就有老实人以为苛酷，太欠大度和宽容”，“外国我不知，在中国，历来的胜利者，有谁不苛酷的呢。”“在事实上，到现在为止，凡有大度，宽容，慈悲，仁厚等等美名，也大抵是名实并用者失败，只用其名者成功的。然而竟瞒过了一群大傻子，还会相信他。”

　　这真是一段革命专政必要性的极好论述。对于专政这个概念的反面——“大度，宽容，慈悲，仁厚”云云，“名实并用”，就是放弃专政，“只用其名”，则是反动派实行专政的另一种手段，他们的“实”永远是“苛酷”。之所以还要“用其名”，是为了麻醉人民，欺骗革命队伍里的“一群大傻子”，特别是在革命胜利的时期。在这里，鲁迅已不无悲痛地预感到当时眼前的革命有可能因躬行“宽容”、“慈悲”而失败。他不幸而言中，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不就是认敌为友、为虎作伥，已把轰轰烈烈的革命引到最危险的境地了吗？在鲁迅写作这篇文章的一个月前，为了批判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光辉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以极大的革命激情歌颂了革命农民的专政，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孔孟“温良恭俭让”的说教对革命专政的腐蚀和诽谤。显然，鲁迅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的正确路线的。鲁迅当时固然还不可能详尽地了解我党内部路线斗争，但路线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他在长期阶级斗争中总结的历史经验，客观上也批判了当时和以后的一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在胜利时期能败坏革命的，还有革命队伍中的一批骄傲自满者。因此，鲁迅在对敌人和“一群大傻子”进行严厉批判时，以又以同志式的恳切语调提醒和教育广大革命者。这是他文章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鲁迅对列宁关于“不要陶醉于胜利，不要骄傲”的教导作了相当精采的阐发。他认为陶醉胜利和骄傲对革命至少有两大害处——

　　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

　　自行瓦解革命精神：“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这样的人们一多，革命的精神反而会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为了说明这个道理，鲁迅还举了佛教从“信徒”增多、流播广远到最后终于浮滑、败坏的例子，认为“革命也如此的”。

　　不难看出，这些论述中闪耀着革命辩证法的熠熠光芒。从陶醉胜利到失去胜利，从讴歌革命到败坏革命，从革命队伍表面上的扩充到革命精神的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鲁迅是多么严峻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转化关系！胜利是好事，但如被胜利的美酒灌得醉眼朦胧，在胜利中放弃革命原则、冲淡革命精神，却是促使胜利向反面转化的条件。

　　鲁迅的可贵，在于他并非在胜利业经失去，而恰恰在胜利达到高潮的时候说这些话的。这无异是给了当时头脑热烘烘的人们一贴清凉剂。

　　其实，鲁迅的这些“扫兴”话中包容着如火似炽的革命热情。他决没有因上述敌我双方的原因就悲观地断定胜利是败亡的开端，相反，他为保持革命胜利指出了一条唯一的途径，那就是“永远进击”：

　　“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

　　“永远进击”可以看成全文论述的一个归结。只有永远进击，才能使敌人难于钻营；只有永远进击，才能使革命队伍在于艰苦的锻炼中保持和发扬革命精神；只有永远进击，才能“巩固自己的胜利”，使革命的车轮不息地前进。鲁迅在这篇短文中一连用了三个“进击”。进击！进击！永远进击！——这是一个富有斗争经验的老战士在反动势力猛扑过来的前一刻所发出的多么急迫的呼声！这是一个不止一次目睹了胜利果实得而复失的革命者对下一代留下的么多热切的嘱咐！

　　在革命胜利的时期和在革命的区域内论述革命者应该如何对待敌人，如何保持革命精神，这对鲁迅来说是最后一次。从写完这篇文章到他去世，他再也没有重新获得过这种机会。正因为这样，这篇文章对今天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革命人民来说，有着特别直接的教育意义。在鲁迅写作这篇文章的二十余年之后，为了迎接全国大陆解放的伟大胜利，毛主席在光辉著作《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告诫全党要防止胜利以后可能产生的骄傲情绪和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以免被敌人的糖弹打败，号召全党在革命的万里征途上继续不息地战斗。毛主席这个在解放后成为全党行动指南的伟大教导，是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代革命者多次目睹和总结过的历史经验的结晶。鲁迅没有能活到这胜利的一天，但他的遗言将永远为胜利了的人民所记取。

　　这篇佚文，也是研究鲁迅思想发展的一份重要资料。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要求我们在研究每一个运动过程时应着重注意”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节点“。鲁迅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变成共产主义者，思想发展上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那“关节点”应在何时？这个问题，目前尚有争论，我们认为是在广州时期，特别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后，这篇写于四月十日的文章，是他在血的阶级斗争教训面前获得思想突破的前夕最后留下的一份思想记录，对他的思想发展的“关节点”作了极可珍视的展现。

　　这份思想记录又一次证明：鲁迅在世界观开始质变前，已相当程度地接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曾有过这么一些观点：有人认为鲁迅在世界观转变前与马列主义没有什么关系；有人承认有关系，有马列主义阶级论因素的增长，但却说成是在斗争实践中自发形成的，并未通过学习和灌输；有人则根据过去掌握的鲁迅接触马列主义的时间，把他世界观质变的界限划到很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陆续发现了一些新材料，说明鲁迅在二十年代初就接触了《共产党宣言》，在一九二五年还收藏了《国民新报》副刊上选载的列宁著作《国家与革命》，证明上述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新发现的佚文比上述材料更具有说服力。文章不仅准确精当、从容酣畅地论述了列宁的观点，而且四次提到列宁，足见鲁迅对马列主义并非初次接触，亦非偶然引用。

　　马列主义的因素在当时鲁迅整个思想中虽然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却发挥着极为积极的作用。这篇文章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开头，写他在举笔构思时如何浮想联翩：一会儿想到在前线战斗的青年战士，一会儿想到辛亥革命的教训，一会儿又想到北方反动派的活动……“象样点的好意思总象断线风筝似的收不回来”。但他突然一下子引出了列宁语录，把这些“好意思”全部戛然“收”住了。固然，这是写文章的一种进入方法，但却也形象地反映了鲁迅当时已开始乐于用马列主义来整理和归纳自己的思想了。

　　在这里，鲁迅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照人脑海的马列主义思想之光与自己以往积累的斗争经验之间的关系？他在引述列宁语录以后又回顾了自己前年提出的“‘落不狗’还是非打不可”的主张，看得出来，他一方面为这种“不谋而合”感到快慰，另一方面又为列宁论述的更其尖锐、更其明确、更其能回答中国历史和现实的问题而引起由衷的赞佩。所以，他一再称赞列宁的论述“简单明了”，非有丰富的革命经历“是说不出来的”，甚至明确指出：“先前，中国革命者的屡屡挫折，我以为就因为忽略了这一点。”这种把千头万绪归于一端的论断，对鲁迅来说，不是轻易所能下得了的。他在文中还以过去用过的一些旧例作为论据：“历来的胜利者”、“清初的几个皇帝”、“民国二年后的袁世凯”……，旧例重举，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因为他欣喜地看到自己熟识的历史经验被马列主义理论提到一个新的高度、赋予了新的战斗生命而深感有再一次表述的必要。

　　总之，自己亲身体察过的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一次次证明了马列主义的正确，从而信仰愈益坚定；反过来，又用马列主义判别和提炼着这些经验，通过思想内部的矛盾运动，辛勤地在头脑里做着吐故纳新的工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既不同于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也不同于死板的教条主义者。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界，论经历革命风涛之多，积累斗争经验之丰富，能与鲁迅相比的人，并不很多。但鲁迅却不沉耽于经验之中，而是为革命现实斗争的需要不断学习，努力把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上升到马列主义理论的高度，“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因此，他所学得的马列主义，也就不是一些抽象空洞的概念、教条，而是与中国革命的历史，现实的斗争和他自己思想实际紧紧扭结在一起，新鲜活泼，充溢着蓬勃的生命力。

　　这种“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的学习态度，使鲁迅思想中的新因素一步步扎实地积累起来。淙淙细流汇成荡荡大河，到写作《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时，已到了一种“聚集状态——量变转化为质变的关节点”。这一从逐步积累到聚集的过程，奠定了他世界观质变的坚实基础，也预示了质变的必然方向。

benchren

余杰应该早就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