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现代政治分析[美]罗伯特.A.达尔 著

i1980s

当代学术思潮译丛系列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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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给加个介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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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分析》导读
     载《百部名著导读》，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现代政治分析》，
     ［美］罗伯特·A·达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第 1 版


　　《现代政治分析》的作者罗伯特· A ·达尔是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 1915  年生于美国艾奥瓦州， 1940 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长期在耶鲁大学任教。由于达尔的学术成就，他于 1966 年当选为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他还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并担任英国科学院通讯院士。在达尔的学术生涯中，主要是致力于对多元民主理论和政治学方法论的研究，他著述甚丰，尤其是写了大量关于多元民主的著述，他的多元民主理论被认为是当代西方最有影响的民主理论之一，他本人也因此在西方备受推崇。这里介绍的《现代政治分析》则是一本从理论上阐述政治学方法的著作，正如达尔在该书第三版序言中所说，他写作此书是企图通过该书“给读者一点基本概念、观念和分析工具”，以便读者能从事政治分析的使命。如果说拉斯韦尔的《政治学：谁得到什么？何时和如何得到？》是政治学行为主义的一部早期代表性著作，那么，《现代政治分析》则可以被看作是美国政治学从行为主义的鼎盛走向变革时期的经典性理论著作。该书初版于 1963 年，后多次再版，再版的过程正反映了行为主义变革的过程，因此，阅读该书对于理解当代西方政治学的理论和方法及其发展很有价值。

　　这里介绍的是 1984 年第四版的中译本。全书分为十一章，合中文约 14.5 万字。

　　第一章探讨了进行政治分析的意义和基本方法。达尔认为，一个人无论喜欢政治与否，处处都会碰到政治。因此必须理解和懂得政治。但是，分析政治的技能并不等于从事政治的技能，政治分析的目的就是要超越从事政治的直接经验。政治分析要在方法上是科学的，就应是经验分析，即政治学者凭借细心观察、分类和测量等方法，审慎地将一般原则和理论同经验数据相验证。达尔提出了存在着前者依次取决于后者的逻辑关系的政治分析的四个观察取向：政策取向─→规范取向─→经验取向─→语义取向，政治分析也因所注重的问题不同而分为政策分析、规范分析、经验分析和意义（概念或语义）分析。但是，达尔按与上述逻辑关系相反的顺序安排了本书的框架，因此下面的论述首先是从澄清某些术语和概念的意义开始的。

　　第 2 － 4 章首先进行所谓语义分析，论述了几个他认为需要澄清意义的关键性术语和概念。第二章“什么是政治”从分析亚里士多德、韦伯和拉斯韦尔关于政治的概念的异同入手，把关于政治的概念置于政治体系的概念框架里，给出了一个关于政治体系的宽泛定义：“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从这个定义出发，达尔分析了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的差别、体系与次体系的关系、政治体系与社会体系的关系、政府与国家的关系。第三章“政治影响力”阐述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概念。达尔认为，权力概念是政治分析的中心，必须使形形色色的有关权力的术语有明确的意义。为此，他把权力、影响力、权威、控制、说服、强权、武力、强制等术语统称为“影响力术语”。达尔批驳了权力分析中的三个谬误：把权力视为单一的、不可测量的硬块；把权力与资源等同起来，抹煞权力行动者运用资源的方式；混淆权力和运用权力所造成的结果。达尔指出，影响力的术语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分析了明显的影响力和暗含的影响力两种形式，并探讨了如何测量相对影响力的问题，解释了政治影响力的分配不公平的原因。第四章“影响力的形式”分析了政治影响力的主要形式和手段。达尔认为，影响力可能是积极的和消极的，他分析了三种实现影响力手段：受训控制（使受训者形成习惯性反应）、说服（包括传播真实信息的理性说服和传播不诚实信息的操纵性说服）、诱导（包括积极诱导和使用严厉制裁的权力、强制力乃至武力所施行的诱导）。达尔认为，尽管理性说服具有独一无二的道德地位，在许多情况下由于理性说服无效，人们不得不采取威胁和惩罚的手段，这样，政治人就面临着悲剧性的两难困境，并且没有人找到可以避免的方法。因此，操纵性说服、权力、强制、武力的威胁和运用在政治生活中和国际政治中都是常见的形式和手段，这些手段虽然在本质上不合理，但作为工具却不可避免。达尔认为，对影响力的形式的区分具有道德的和实际的意义，并表达了对创造这样一种政治体系的可能性的兴趣：趋向于减少不合理的控制形式，而更多地使用较为可取的形式。

　　第 5 － 8 章主要探讨经验分析的几个基本问题。达尔首先在第五章和第六章分别分析了各种政治体系的相似性和差异性。一方面，虽然世界上存在数以百万计（从国家到家庭和社团）的政治体系，我们需要探究一般政治体系的特征。达尔认为，政治体系的相似性（特征）首先在于对政治资源的控制权的分配都不可能是均匀的，这是由于功能专业化分工，遗传的和社会继承的差异、社会动机和目标的差异等因素造成的。政治体系的相似性还表现为政治影响力的不平等、目标的冲突和一致、政治体系及其领袖的合法性、意识形态的发展、不同政治体系的相互影响等方面。政治体系的另一个相似之处就在于它们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并且难以预测。另一方面，各个政治体系之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差异性。形成这些差别的原因包括：过去的遗产和发展的道路、社会经济的现代化水平、政治资源和政治技能的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分裂与融合的原因和模式、政治冲突的规模和激烈程度、分享和行使权力的体制。达尔尽管承认政治体系的分类不存在单一的最佳方法，却把选举权的范围和反对派的自由程度作为划分权力体制的两个关键性的指标，并据此首先确定了两种极端的体制，即否认选举权和镇压一切反对派的“霸权政制”与赋予普选权和保护反对派自由的“大众政制（或多头政制）”，而在这两端的中间则是种种不同的混合政制。达尔接着在第七章分析了造成多头政制与霸权政制的差异的原因和条件。达尔首先分析了政治影响力形式的差异：个人和组织是自主的还是受政府控制、政治领导人是靠说服还是靠强制、靠谈判和讨价还价还是靠等级制和命令来推行政府政策。达尔分析第六章已经涉及到的造成各种政治体系差别的因素，他认为，在多头政制中，公开的政治冲突比较频繁但相对平和，并设置鼓励协商、谈判和谋求互利方案的体制，增加了和平调解冲突的可能性；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越高，其政治资源的分配越趋向于平等，也越有可能维持多头政制；亚文化差异的程度的影响，使得文化均质的国家多头政制的可能性较大，但各国处理文化差异的方式也不可忽视。达尔认为，即使各国都达到了高度大众消费阶段，也还会出现新的分裂，新的冲突，而且不能保证能够和平地解决这些冲突，不过，达尔希望，人们将能学会用更为明智的行动来减少强制，和平地调节冲突。第八章主要分析个人在政治体系中的行为。达尔认为，人是一种社会动物，但并不必然是政治动物，他根据人们是否关心政治、卷入政治、是否谋求权力和取得权力划分了无政治阶层、政治阶层、谋求权力者和有权者四个阶层，分别论述了他们各自形成的原因和条件。在这一章里，达尔还分析了形形色色的人类动机、激励、意向、个性，他借助于精神分析法的成果，区分了两组不同的个性：“民主式个性”与“独裁式个性”、鼓动者与协商者。达尔分析了个性对个人政治行为的影响和个性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和作用，同时也强调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在形成人们个性中的作用。他进而分析了实用主义政客（协商者）的四种基本性格模式，指出由于个人的动机、资源、机遇、社会来源、技能不同，所处的时代、局势、政治文化、政治体系不同，领导人的政治风格是千差万别的。

　　第九章讨论规范取向的问题。达尔首先检讨了 19 世纪后期以来政治哲学的衰落，指出是宗教信仰的普遍衰落和科学主义、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的主张造成了政治哲学的衰落。但是，政治哲学、道德理论、规范理论所关注的是关于价值、规范和标准的信念，所面对的是持久的问题。达尔肯定了政治哲学的再次复兴，认为 20 世纪发生的难以数计的问题和事件，是激发人们重新思考道德和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原因。达尔肯定了规范分析的意义，指出政治哲学的复兴不会阻止经验分析的继续发展，相反会加强经验分析。一个人在进行判断时都不可能没有价值标准。但是没有一种特定的政治哲学获得过普遍的赞同，价值和政治哲学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甚至其中的关键术语（例如作为中心概念的“平等”）的意义都是众说纷纭的。因为我们不是在社会和历史的真空中做出道德判断、采取或者创造一套政治哲学，我们会受到特殊利益、意识形态信仰、文化、环境、时代和忠诚的“外部”影响。

　　第十章探讨政策取向的问题。达尔指出，政策选择既有规范（价值）标准又有经验判断。他着重分析了政策选择的方式，探讨了几种可能的制定政策的战略：“纯科学战略”主张把政治选择奠定在经验科学的基础上，要求对政治现象进行测量、提供定量资料，达尔认为，尽管这样大大有利于因果分析，但是，在政治中道德判断无处不在，政治现象未必能够得到充分的测量；“至善的战略”强调在做出一项选择之前应寻求一个完美合理的方案，然而，在政治领域，完美合理是不可达到的；“有限合理性战略”把决策看成是永无止境的渐进过程，只能一面做，一面改正错误；“实验性战略”主张慎重的实验或在采取政策前先搞小范围的、有控制的试点来减少决策中的不确定性。达尔认为，这些战略都不能保证发现最好的有效的选择方案。经常达到的是平庸状态，而最佳状态又不可能达到，但在这两者之间是一个存在大量的比较好的和比较坏的选择的广阔天地，因此，我们需要一种创造性的研究，去开发比较好的选择方案。

　　第十一章“进一步的探索”主要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参考书目。

　　《现代政治分析》初版的 1963 年，正是美国政治学的行为主义最为盛行的时侯。行为主义并不是一种系统的政治学说，只是政治学研究中所强调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它的主要特点恰恰就在于否定政治哲学的倾向。行为主义认为，政治学应成为一门“经验科学”，注重可以观察到的政治行为，并进行尽可能量化的分析。然而，行为主义把“价值偏好”和是非评判排除在政治学研究之外，恰恰是以某种价值观念为前提的，在否定价值判断的表象背后，实际上却反映出在行为主义政治学家的观念中，政治哲学问题已经解决了，不需要争论了，欧洲启蒙时代的政治哲学争论在几个世纪后已经变得没有意义。在行为主义看来，现存的政治模式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最佳选择，而且应该成为评判的标准和普遍适用的模式，这正是当时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喧闹的实质。作为西方多元民主理论的泰斗，达尔在本书中关于多头政制与霸权政制的差异的分析中，就极为鲜明地表明了他对西方模式的偏好，甚至认为人类应该以明智的行动来逐步地走向多头政制。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达尔一方面声称“大多数美国人都设想，民主政制是最好的政治体系”，同时又承认由于政治体系的差异性，世界上“没有完全相似的选择”，“没有一种类型是以纯粹的形式存在”，这些话反映了达尔作为一个美国的政治学家的矛盾心态和面对当代世界的困惑。

　　由于行为主义主张所谓“纯科学”的研究，不关心社会实际生活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回避对种种政治选择做出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这就决定了它必然遭致各方面的批评。尤其是到 60 年代，美国由于深深地陷入越南战争而导致了更为深刻的社会分裂，触发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社会道德风气也每况愈下，因而削弱了美国人“先前较为舒坦和乐观的信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政治学界开始寻求某种变革。 1969 年，新当选的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戴维·伊斯顿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宣布了所谓“后行为主义的革命”。两年后，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翰·罗尔斯发表《正义论》一书，试图建立一种继承社会契约理论的传统的、取代现行功利主义的、关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理论。罗尔斯的理论在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美国社会科学界引起了空前的轰动，也昭示出后行为主义的基本特点，即重新重视政治哲学问题，重新关注价值和道德的地位和意义。达尔作为一位有学术造诣的政治学家，敏锐地看到了“罗尔斯热”的意义，积极地接受了后行为主义的变革。我们在研读达尔的这本书时，需要特别注意其中的第九章。虽然在前几个版本中，都安排了“政治评价”一章，并且在 1976 年第三版中探讨了规范分析与经验分析的关系，但随着后行为主义的发展和对政治哲学的重视，达尔在第四版大幅度地改写了这一章，直接地探讨了政治哲学的衰落和再次复兴。达尔概括地评述了罗尔斯的《正义论》所提出的理论及其对复兴政治哲学的意义，认为应该改变 20 世纪政治哲学主要靠吃老本、政治学单纯热衷于经验分析的状况。

　　美国政治学的这场“后行为主义革命”并不是要完全否定和抛弃行为主义，而是企图找到经验科学与政治哲学的结合点。达尔认为，经验取向或科学取向与规范取向能够而且应该互相补充。离开经验分析，政治哲学容易变得离题甚至愚蠢；而忽视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经验分析就有退化到钻牛角尖的危险。他希望政治哲学可以为经验调查提供判断的标准。从纯粹方法的角度看，达尔的这些见解表明了他作为一个严肃的政治学家的科学态度，毫无疑问是值得重视的。虽然后行为主义的革命可能带来美国政治学分析方法上的某些改进，但是，既然达尔心目中的价值和道德评判仍然是以西方的政治模式为标准的，是否能够指望依靠达尔所提供的方法和工具，来使政治学成为一门能对政治现象加以“解释和预测的科学”呢？我们在研读该书时，是应该提出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