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政治史写法：关于深化晚清政治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xushishi

80年代以来近代史研究出现了中心边缘化的趋势， 以往的宏大政治事件研究日趋冷清，研究者目光下移，忙于社会史这块处女地的开垦，似乎只热衷于讲述老百姓的故事。但是晚清政治史的研究真的已经很到位，真的没有继续拓展深化的的空间了吗？我以为转换视角，以政治学的方法去重新审视晚清政治史，我们会获得不同于以往的问题意识，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努力所做的是将政治学的方法和思维渗润进研究之中，决不可简单的套用其理论方法，以宏观理论来裁割史料。其实这种力图多学科渗透的研究方法对于社会史研究也是大有裨益的，没有社会学所赋予研究者的理论思维，社会史就会写成史料堆砌和罗列的东西，在我看来真是等而下之的事情了。
   公共权力的分配：政治在我们耳熟能详的阶级统治之外，马克思同样强调其社会公共权力的分配的含义。这个权力分配决不仅仅是阶级之间的分配：拿中国古代史而言，早有论者提出秦朝的统治集团主要是关中地主集团，而陈寅恪在唐朝政治史研究中也着重强调三大地域士族集团之间共同支配权力的关系。这些都提醒我们关注在地主集团之内不同地域之政治集团的权力分配关系。而在晚清胡绳就提到在太平天国强盗起义之后，更多的是秀才造反；陈旭麓也提出过晚清后来的革命主要是中等社会的革命（《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以政治学的角度来看，晚清首先存在一个国家与西方列强之间的权力分配，在这之外我以为晚清的政治改革和革命主要还是由于体制外新兴的政治集团要参与政治权力的分配（这在陈旭麓看来所呈现的就是中等社会的改革和革命），同时即使在体制之内也存在中央和地方利益分殊所引起的权力分配的不断变化以及满汉集团之间的权力分配等等：清政府的最终灭亡就是这些复杂因素所决定的。同样的在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总统的问题上，我们以往常斥之为篡夺，或者怪罪孙中山丧失警惕性等，其实这完全是政治力量博弈的结果。
   政治发展：我们以往对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解释往往强调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为其根本原因，认为随着经济发展资产阶级力量壮大，然后就是经济上的发展必然反映到政治上来，因此变法和革命发生。而如果我们用政治学中的政治文化来重新加以审视，在“亡国灭种”的情势下所形成的对原有政治体系的认同危机以及求变求快变的政治心理等等，这些政治文化的因素也许会揭示出被以往研究所遮蔽的历史复杂面相。同样的强调改革和革命的对立，以往则褒革命贬改革，今天则高呼“告别革命”，其实这仍然是以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模式的继续，并没给我们带来认识上的深化。但是如果我们以政治发展这一概念来审视改革和革命，在政治行为主体所呈现的水火不容背后就会发现其更多的一致性：二者都是政治关系的调整。同样的以政治学视角研究清末新政就不会纠缠于改革立宪的真假层面上，而是多注重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变革，当然此种制度构架和实施之间的差异也是我们的关注焦点。比如美国学者任达在《新政革命与日本》（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书中强调新政与日本的关联：比如教育和现代词汇的传入都主要受日本影响；同时他强调新政在宪法教育军事警察监狱制度方面的移植和创新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础，进而在典范变革意义上称之为革命。其观点还有待商榷，但是其关注制度变革这一研究取向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行政管理和行政文化：罗志田先生在《见之于行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可能走向——兼及史料理论和表述》一文中指出在晚清变迁剧烈这一时段中我们以往研究只关注“变”的一面而对“不变”即历史连续性一面往往忽视。那么在政治史研究如何关注此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联想现时政治中依然存在的拖沓敷衍行政效率低下以及贪污腐败等等现象，这些现象从年鉴学派所谓长时段角度来看则可归属一种行政文化。因此针对行政文化的研究则显的尤为必要。比如法国学者魏丕显在《明清时期的官箴书和中国行政文化》（《清史研究》99年1期，李伯重译）一文就提出与上述现象所反映行政文化相反的一面，他认为官箴书的大量出现与一批有高度责任感的治国精英涌现有密切关联，并探讨他们对明清行政文化的影响。同时在其主要探讨荒政的著作《18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和荒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他也提到了清代出现的以军机处设置为标志的行政决策的集中化和奏折制度所带来行政信息传递加快的趋势。这些都启示我们关注行政信息的载体——文书，并以此来研究行政管理及行政文化等等。另外行政信息的传递也取决于物质技术手段的改善，因此电报代替驿站传输对于行政管理的影响也应该进入我们的研究视野。
   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近代社会性质讨论问题：首先在以前古代史分期讨论中我们的研究变成了论证五种社会形态框架的合理性，因此争来争去没有结果，现在我们可以说此问题是一伪问题（邢铁：《中国古代史教学讨论》未刊稿）。拿我们经常说的封建社会一词来说早有学者认为西周之后中国就已经不是封建社会，并且认为战国时期各国为新军国而秦汉以后则为大一统的专制国家（钱穆《国史大纲》）；对于有学者提出的以租佃关系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一说，近年来秦晖提出了国家大共同体对于小农的支配理论，认为中国的土地关系变动以国家权力所导致的变动占主导地位。（秦晖：《田园诗和狂想曲》和《中国农民学十讲》）；刘泽华则在《中国的王权主义》一书中则申述以王权为核心的国家政治权力主导社会。总之马克思依据西欧历史所总结的五种社会形态论同中国具体的历史发展不相适合，倒是更接近于它所说的小亚细亚生产特殊形态（但也不完全符合）。当然马克思对很多问题的真知灼见对我们的史学研究是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即使在西方学界也把马克思和韦伯、涂尔干一起并称为社会学三位大师，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将其定于一尊，（在最近的唯物史观讨论中很多人还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唯一指导）这无疑会使我们的理论视野过于狭窄，即使是马克思自己也说人类不仅仅需要的是玫瑰的芬芳！更严重的是我们往往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拿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的常见事例比如用纯经济史观解释历史、基础和上层建筑模式和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等在我们过去的史学研究中比比皆是。（《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从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我想到近代社会性质讨论问题，此一问题能否说是伪问题，退一步来说此问题成立，殖民地和封建、资本主义等等概念从属马克思所建构的宏大理论体系之内能否恰当表征社会性质也属疑问。以前我们只注意马克思说的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因此国家类型就分为奴隶封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等等，现在我们不如更多关注马克思所说的国家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权力组织，其产生于社会又具有超越社会的自主性。以此为基点与如今的市民社会理论来探讨的国家——社会关系问题展开对话，或许会深入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其实李时岳的两个趋势论认为近代中国半资本主义是上升趋势，进而研究洋务运动，就是由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逾出进而在研究趋向上与近代化研究取得一致。回到近代国家转型问题上来我们应更关注的是中国由晚清帝国这一传统国家向建构民族国家的转变比如两次鸦片战争将中国被动的拖入现代国家体系，以及由此萌发的外交意识权利意识和近代民族主义（不同于传统的民族主义）。另外比如黄仁宇就现代国家建构问题认为国民党构筑了一个现代国家上层形式，而共产党则使地方基层重获国家的控制，进而沟通了上下层联系。（《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当然由外力入侵所导致的国家自主权力受到侵蚀此一过程也是国家变化的一条线索。
   以上几点仅仅是笔者课余的思考，无非是在今天史学不断趋于碎化之际，想呼唤多一点的问题意识，希望能能引起大家进一步的思考，并期待与同道进行交流。 (非首发,曾发于史学评论网)

野樵

请楼主提供首发链接，谢谢。

xushishi

好的马上
http://www.tecn.cn/blog/users/detail.php?id=92

lucky001

黄仁宇就现代国家建构问题认为国民党构筑了一个现代国家上层形式，而共产党则使地方基层重获国家的控制，进而沟通了上下层联系。这确实是真理，让人佩服！！

xushishi

其实按照美国学者任达的观点,中国作为现代国家的奠基大概可以从新政时期开始,至于共产党重新获得基层控制也并非黄先生最先研究出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