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海森伯的哥本哈根之行

长歌－废墟

　　　　　　　　二战中海森伯的哥本哈根之行
　　1941年9月二战正打的如火如荼，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势力如日中天。德国著名物理学家，德国核武计划的首席专家海森伯和其得意门生外才克尔，来到了已被德国占领的丹麦哥本哈根做演讲。15日左右的一个傍晚海森伯见到了自己的老师，量子物理学的精神领袖，丹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尼耳斯•玻尔。两人做了一席长谈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
　　这次会见是在研究所玻尔的办公室中进行的[1]，由于双方身份特殊，特别是海森伯当时领导着德国核武计划，因此海森伯与玻尔会面的意图就成为科学史家感兴趣的一个迷团。科学史界历来对此次会面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海森伯为纳粹做间谍，希望通过玻尔了解到英美的核武计划的情况；第二种认为，海森伯希望通过玻尔传话给英美科学家，停止原子弹的研究计划，因为德国的研究已经遇到了困难，想共同停止原子弹的研究；第三种看法是海森伯作为整个德国科学界的代表，由于预见到原子弹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难，所以呼吁共同停止原子弹的研究，为表示德国一方的诚意，他们首先从自我做起，停止或延缓原子武器的研制。[2]
　　笔者探察海森伯成长的过程以及当时其所处环境和状况以后认为，海森伯与玻尔的这次会面谈的内容可能比上述三种假设都来的简单。海森伯完全有可能为了自身的安全在玻尔面前大力宣扬了纳粹德国的成就，甚至出言不逊的刺激了玻尔，不无得意的透漏了在其指导下的德国核武计划；这样做一方面解除了纳粹德国官方可能的对他的怀疑与威胁，另一方面也或许有炫耀的意思[3]。总之，海森伯做间谍的可能非常小，同样的，他具有什么善意与延缓核武计划的意图的可能性也是不大的。
　　众所周知童年和青年时期的遭遇和行为对一个人成年以后的行为方式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对海森伯访问哥本哈根的意图有一个清晰的看法就必须对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有所了解并进一步了解他的行为特点。
一、青年时期的海森伯
　　沃尔纳•卡尔•海森伯出生于1901年12月5日，其家庭在当时的德国是一个学术阶层和社会地位都很高的家庭——其父亲将在未来十年内成为德国唯一的中世纪及现代希腊语的正教授。作为一个教授其无论社会等级或是学术等级都属于德国社会的最高层。
　　尽管海森伯的父母对他们的儿子都自称缺乏私人的宗教信仰，但是当时的德国正处于俾斯麦政府的后期，对于海森伯这样阶层的家庭必然——至少是外表上表现出“受基督教支配”“忠于职守”以及一种“皇朝的品德”[3]事实上，沃尔纳与海森伯都在德国福音派新教教堂中受了洗和行了坚信礼。据海森伯自己回忆：“只要涉及死板的教条，我父母和基督教是相去甚远的，但是他们永远遵循基督教的伦理学……”。[3]这种复杂以及带有虚伪性的教育和其家庭由于他父亲在学术上的成功而得到了很高的社会和文化地位的现实，必定给年幼的海森伯以强烈的印象，使他有了以后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获得成功的强烈的欲望。另一方面则可能也给海森伯的性格涂上了一点虚伪的阴影。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此期间海森伯都属于自己所在中学的一个预备军训组织——这大概对一个正在参战的国家中的学生来说是并不奇怪的，但是海森伯后来成为一个由该校军训部头头成立的青年冲锋队的成员[3]则多少有些特别。——何况他很快就被提升为该组织的一个组长并负责其中的一个小队，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919年德国内乱时，海森伯所在的小组——包括海森伯自己在内——都参加了所谓的“助战单位”。在战后，德国的混乱时期和魏玛时期都有名为“觅路者”的青年运动小组，海森伯同样是其中一个小组的领导人，即使在年龄较大离开青年运动小组后，他仍然与该组织成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当纳粹掌权以后，这些小组的大部分成员都加入了纳粹[3]——不包括海森伯——这一切都表明海森伯的性格至少是“好斗”的。
二、海森伯与玻尔的战前交往　　
    海森伯于1920年秋季进入慕尼黑大学成为量子论大师索末菲的学生。由于德国的学制允许学生在不同大学自由来往，所以实际上海森伯也在哥廷根向马克思•玻恩学习，并于1924年7月成为哥廷根大学的无公薪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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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7月23日，海森伯参加了博士学位的口试，由于对实验掌握的不好，所以尽管有索末菲的支持，他的物理学分数还是仅仅勉强通过而已。对这件事情海森伯传记的作者是这么评价的：海森伯习惯于……对自己的工作提出无懈可击的辩护，习惯于受到本领域领袖人物的赞扬，他觉得一个博士学位分数III是难以接受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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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森伯在量子力学上的才华是无可置疑的：早在1922年之前，他就提出了心模型和半量子数等等新的观念和想法，对于这些想法玻尔并不赞同或许多少有些抱怨。1922年6月哥廷根的“玻尔节”期间，海森伯与玻尔见了面，整个会面总体来说气氛友好，但却充分表现了海森伯好胜的性格：他不但当面反驳了玻尔还很快给家人写信夸耀了自己的成功[3]。
　　从1924年9月开始海森伯在哥本哈根停留了半年，尽管有人断定海森伯与玻尔的主要助手克喇摩斯相处融洽，[1]但海森伯传记的作者却认为两者关系非常紧张，并进一步断言这主要是因为海森伯嫉妒比他年长的克喇摩斯的才华和作为玻尔主要助手的地位。[3]在那段停留期间海森伯必定从玻尔那学到不少东西。不但因为他与克喇摩斯合作的论文隐约的体现了后来矩阵力学的想法。[1]而且他在1925年4月离开哥本哈根后，在当年的7月就构想出了整个矩阵力学的要点；更重要的是他必定是从玻尔而不是索末菲那里学到了量子论的哲学。[4]玻尔在这一方面一定是海森伯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
　　尽管资料并不完整，但已经可以看出海森伯在哥本哈根的停留并不是如后世人所推测的那样愉快，因为很多记录都表明在这期间海森伯与玻尔他们有过激烈的争论。[1][3]当然这大多是关于量子论技术上问题的争论，但以海森伯好胜的性格，完全有可能把这些争论的阴影埋于心底。
三、海森伯与玻尔会面之前，海森伯的处境　　
    1931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以后，德国国内的犹太人的处境以惊人的速度恶化，表现在科学上最著名的事件当然是爱因斯坦永远的离开了德国；事实上，不止是爱因斯坦大部分的犹太科学家在一年内就离开了德国——德国史上空前强大的数学与物理学派——哥廷根学派、柏林学派——一夜之间烟消云散，而美国成为了大赢家，得到了难以计算的人才。
　　这时候的海森伯作为雅利安民族的理论物理学家处境也是非常不妙的；因为作为理论物理学的重要支柱之一的相对论被一批根本不懂相对论的实验物理学家称为“犹太人病态物理学”，[3]冲锋队曾经搜查爱因斯坦的别墅查找莫须有的“武器”。[5]当时的海森伯因为是理论物理学家特别是教授“犹太人病态物理学”的物理学家受到了多方面的攻击：他被斯塔克（实验物理学家）一伙指摘为“那个白色犹太人”和“新德国中爱因斯坦‘精神’的代表”。那帮人成功阻止了海森伯成为索末菲的继任；猛烈攻击了几乎所有的理论物理学家，并得到了“党卫队”的支持。在此时，海森伯发动了反击：一方面以辞职相威胁，但更重要的是通过自己的母亲将一封用以反击对方的信件送到了“党卫队”总监，臭名昭著的希姆莱的手中。1937年—1938年针对海森伯的调查是十分有威胁的，几近将他送进集中营。　　1939年在同事或许还有希姆莱的帮助下，调查以有利于海森伯的方式结束，但仅仅是有限的胜利——海森伯还是没有能够成为索末菲的继任，而德国的物理学依然无可挽回的衰落下去。
　　值得指出的是：在纳粹掌权以后，到斯塔克之流发动对其自身的攻击以前，海森伯和大多数留在德国的科学家一样从未积极的反对过纳粹体制；并且纳粹的此次调查也使海森伯深有戒惧：直到二战结束以后很久仍然使他经常做噩梦。[3]一个如此害怕纳粹的人自然是无有勇气反抗纳粹政府交与的任务。
　　1939年9月二战爆发后不久，海森伯作为首席理论学者参加了德国的原子弹计划，并在三个月内完成了第一份报告，确认了核武技术的许多要点。由此可知，海森伯即使不是全心帮助纳粹，也是谈不上任何的有意拖延的，而认为其出于人道考虑与盟军科学家联手的计划也是相当的不可能的。
　　1941年9月15日海森伯与他的得意弟子—卡尔•外才克尔来到了已经被纳粹占领的哥本哈根的“德国文化研究所”发表了演讲，并在会后拜访了玻尔。
四、会见的情形与战后的回忆
　　1941年9月正是纳粹德国在欧洲的势力达到颠峰的时期，所谓的“德国文化研究所”是纳粹德国占领某地后建立的殖民文化机构，所以邀请玻尔到这样的场所参加演讲是一种无可辩驳的冒犯玻尔的事情，而外才克尔不但做了，甚至在此前的3月份他就通过带“玻尔最不喜欢见到的人”——德国文化研究所的所长或者是德国驻丹麦大使——会见玻尔而严重的冒犯的玻尔。这一次是邀请玻尔参加海森伯和他本人的关于天体物理的演讲，玻尔本人对天体物理并不精通何况海森伯理应知道玻尔决不可能去一个侵略者的场所出席演讲，可见外才克尔是多么的狂妄而且海森伯也已受到这样的影响，因此在玻尔面前令人厌恶的宣传德国的成就也是可能的。再者，海森伯也知道自身尚受到监视——战后发现的文件显示德国外交部批准这次旅行的重要目的就是要考验海森伯的“忠诚”。[3]——在此情况下，海森伯如果想玻尔透漏出一点点故意拖延德国核计划的想法，他立刻就会被盖世太保逮捕。因为，这次会见是一定被监视的，会见双方对此也有警觉所以没有留下任何的书面记录，才会使此次会面成为一个“悬案”。至于说海森伯向玻尔打听盟军核计划则未免把海森伯看得太“纳粹化”。——战后多个回忆都表明海森伯对纳粹是采取负面态度的。从各方面的信息可以判断双方的会见必定涉及核武器方面的话题，但肯定没有实质性内容，以海森伯好胜争强的性格以及德国在战场上节节胜利的情势并联系海森伯的处境，他借此机会在玻尔面前大放厥词，炫耀自己的成就并摆脱纳粹对其自身的怀疑是甚有可能的，战后各人的回忆也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这一点。
　　二战结束以后，海森伯与玻尔以及两者的亲密友人都曾经发表过各式各样的关于此次会见的回忆，同盟国也安排两人的再次会面试图重建当时的情景，但玻尔与海森伯的回忆出入很大，没能得到任何结果。
　　可以肯定，不管海森伯来意如何，那都是一场非常不愉快的会面，玻尔的夫人的看法是“甭管别人怎么说，那都是一次敌对的访问。”[3]玻尔晚年最亲密的助手和朋友罗森塔耳回忆：“在那一星期中，海森伯到我们研究所来过好几次……，他带着很大的自信谈到了德国入侵俄国的发展……，他强调了德国赢得战争是多么重要……。”[1]在此前的二十年中，海森伯一直是玻尔最亲密的学生和朋友之一，但此后知道他们临终以前，他们虽然还是朋友但关系却明显的疏远了。
　　关于海森伯及其他德国科学家对德国核武计划消极抵抗的说法起源于战后海森伯等人的回忆录，但造成最广泛影响的是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一书，关于这本书容克已经发表了一个更正：“我曾经助长了关于最重要德国物理学家的消极抵抗的神话，这首先是由于我对那些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的尊敬，而我后来意识到那种尊敬是不妥当的。”[1]
　　玻尔见到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亮》以后立刻提笔写了给海森伯的信件，直到玻尔去世前他关于这件事情一共写了十一封信，但最终都没有被寄出。此十一个文件保存在玻尔文献馆，本将在2012年（既玻尔逝世50年）后才公开，但受到公众兴趣激发玻尔的家属决定提前公布。[2]在第一封信中玻尔开门见山的说明了“在你给作者（指容克）的信中……，你的回忆是如何欺骗了你。”下面玻尔的回忆与罗森塔耳的会议十分吻合“……它（指会面）特别给玛格丽特（玻尔夫人）和我，以及你和外才克尔两人对之讲话的研究所每一个人留下了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你们表达了关于德国将赢得战争的明确信心，因此，对我们而言，如果坚持对不同的战争的希望以及对德国所提供的合作不予理会，那将是十分愚蠢的。我也很清楚地记得在研究所我的房间里我们的谈话，在某种意义上，你所用含糊语言表达的只能给我一个确实印象，在你的领导下，在德国一切已安排妥当开始发展原子武器，你还说没必要谈论细节，因为你完全熟悉这些，并已花了两年时间，或多或少在独立状况下为此而做准备……。”[2]
　　有人认为这些信件的内容“不过如此”，对于此次会面的争论也没有根本性的影响。只从信的内容来看确实如此，但联系到玻尔的个性就远不是如此了。玻尔作为一个谦谦君子，在同时代的科学家中向以“和气”著称，从未有人见过他声色俱厉的对人批评，纵然与人观点不同，开口也必先说：“请相信，你我的观点，比你想象的还要接近……。”[1]然后才会开始对对方的观点进行反驳，这封信件中玻尔的口气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严厉，尖锐的一次，若不是海森伯极为狂妄的切实伤害了他，以玻尔“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个性绝不会说出如此尖锐而正面的反驳。第十一个文件也就是最后一个文件写于1962年玻尔逝世前不久。可能是自知命已经不长久，想要对此会面做最后的“了断”在替海森伯设想一翻以后玻尔笔锋一转“……另一方面你那里眉宇任何暗示表明，德国物理学家正在作出努力以避免原子科学的如此应用……。”[2]对玻尔来说这句话无疑已经是彻底否定了海森伯来访具有的任何善意的可能。
　　从上面可以看出，无论是对海森伯性格，当时所处环境的分析或者是战后各人的回忆的看法，都可以几乎肯定海森伯和玻尔见面的时候用了极为自信和自大的话语夸耀了德国的胜利——或许还顺带着炫耀了一下自己的成就。
　　以此文纪念海森伯逝世30周年，纵然他在二战中的行为和态度多不能被人理解，但是作为一位物理学大师的成就还是值得尊敬的。也纪念我家的小狗——宝宝，在它陪伴我的十年里，它给了我无数的欢乐，我十分想念它。
后记：玻尔文件公布的第二天，外才克尔对记者说：“玻尔在记忆上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2]虽然有这个可能，但鉴于玻尔临终以前依然十分清晰的在考虑‘爱因斯坦虽然有这个可能，但鉴于玻尔临终以前依然十分清晰的在考虑“爱因斯坦盒”[6]这种说法很难被人接受。
参考文献：
[1]《尼耳斯•玻尔传》Ａ&#8226ais著　戈革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5月第1版；
[2]《在国家利益之上》张桂华著，博览群书，　2006年第3期；
[3]《海森伯传》大卫•Ｃ•卡西第著　戈革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4月第1版；
[4]《物理学和哲学》海森伯著　范岱年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7月第1版；
[5]《爱因斯坦传》A&#8226ais著　方在庆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4月第1版；
[6]《和谐与统一——尼耳斯•玻尔的一生》尼耳斯•布莱依耳著　戈革译，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5月第1版。

长歌－废墟

承蒙各位兄弟的帮助，使我得到很多珍贵的书籍，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发觉自己在这方面的修养知识还是远远不够，因此决定今年不再写什么原创帖子，多读书啦 。这篇文章诚恳的请各位兄弟多多指教。

woi55

首席支持长歌版主好文！

长歌兄铆定物理史研究了？

长歌－废墟

谢谢wo兄,我嘛,随便看书,看到感兴趣的话题就多搜集材料然后到这骗威望花,不过物理学史我确实比较的好一点

醉乡常客

长歌兄下一步大概是研究薛定谔写薛定谔方程的细节了吧？

长歌－废墟

引用第4楼醉乡常客于2006-08-12 22:59发表的“”:
长歌兄下一步大概是研究薛定谔写薛定谔方程的细节了吧？

哈醉乡兄，还真被你猜对了，我想整理我当年自学量子力学时候的笔记，到时候继续骗威望：）

醉乡常客

我觉得他当时的女伴值得好好探讨，这个问题让搞科学史的困惑了很多年。

薛定谔的保密工作真的做到家了。   

长歌－废墟

引用第6楼醉乡常客于2006-08-13 01:45发表的“”:
我觉得他当时的女伴值得好好探讨，这个问题让搞科学史的困惑了很多年。

薛定谔的保密工作真的做到家了。   

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意思,但我手边的薛的资料只有一本传记,其他各书提到薛的也不多,这线索太少了,不过据说他与外尔的妻子关系暧昧,可能是有些纠葛的.

醉乡常客

根据我掌握的零零星星的一点点数学物理史，上述问题是量子力学“野史”中排在前三的疑点。

长歌－废墟

引用第8楼醉乡常客于2006-08-13 14:32发表的“”:
根据我掌握的零零星星的一点点数学物理史，上述问题是量子力学“野史”中排在前三的疑点。

其它两个呢？

醉乡常客

另外几个不太清楚了，也许看到会想起的

长歌兄何必为难俺呢？

长歌－废墟

      
我是真不知道,所以问兄你啊

醉乡常客

其实我也是真的不知道

薛定谔女伴的问题我也记不得是那本书上看到的了，据说是他度假之后发表了薛定谔方程，而后有群众反映他度假时一直和一个神秘女子在一起，好事者追问之，薛始终保持沉默（没有否认，但坚决不说是哪个人，那时候还不流行狗仔队和偷拍：）。

印象中好像在一本传记类书中看到过此事，还在一篇讨论天才与性的文章中看过。

可以肯定，此女子是一个能让薛定谔灵感“爆发”而又可以静心记录的顶级情人。
  

abit123

此女子是一个能让薛定谔灵感“爆发”而又可以静心记录的顶级情人

此乃天才配极品女人，不容易啊！

醉乡常客

引用第13楼abit123于2006-08-15 01:04发表的“”:

此乃天才配极品女人，不容易啊！

理应如此！美女和酒是最容易激发灵感的。

长歌－废墟

引用第14楼醉乡常客于2006-08-15 01:21发表的“”:



理应如此！美女和酒是最容易激发灵感的。

所以Hamilton变成个大酒鬼,兄少喝点^_^

醉乡常客

今天喝得不多，把几个趴下的送回家才上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