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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孝感乡移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村学究
麻城孝感乡民移川，是明初和清代湖广填四川大移民中的组成部分。有关麻城孝感乡移民史的论述，较早的可见之于葛剑雄主编的《中国移民史》、曹树基的《中国人口史》、章开沅主编的《湖北通史》等书的相关章节，而葛剑雄的《中国历史上的移民发源地之一麻城孝感乡》、村学究的《湖广填四川与湖北麻城孝感乡》、凌礼潮的《麻城孝感乡之谜》等文章，则渐次推进了麻城孝感乡移民史的研究。其间，邓经武先生在首届蜀学研讨会上提出对孝感乡的质疑，这是很正常的学术探讨，不正常的倒是并未由邓经武先生的质疑而引出更深层次的讨论。这说明对麻城孝感乡移民史的研究缺乏深度把握，对资料的研读和交流也存在不足。为此，本文梳理出麻城孝感乡移民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祈望能对深入研究有些许裨益。
“孝感乡”得名问题
麻城孝感乡作为古代八大移民圣地之一而驰名遐迩，然而盛名之下名实相符否?于是引出名家话题。2005年10月中旬，有幸在第二十届世界客家大会学术研讨期间，拜会了四川社科院王炎教授。谈到麻城孝感乡时，王先生以为：孝感乡名仅见县志记载，古代以孝（德）治天下，故取孝感之名是极严肃的事情，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要么有有关“孝悌”的重要事件，要么有履行“孝悌”的历史人物，如孝感县得名于孝子董永“事迹”，……
王炎先生所言不无道理。“《经》云‘孝，德之本’，‘孝悌之至，通于神明’。此盖生人之大者。淳风既远，世情虽薄，孔门有以责衣锦，诗人所以思素冠。且生尽色养之天，终极哀思之地，若乃诚达泉鱼，感通鸟兽，事匪常伦，斯盖希矣。至如温床扇席，灌树负土，时或加人，咸为度俗，今书赵琰等以《孝感》为目焉。”（《魏书》卷八六•孝感传•序）可见古时对“孝悌”的推崇之重。尽管“孝悌”的内容颇见荒诞，然正史却不绝于书。如《晋书》卷三十三王祥传：“祥性至孝。早丧亲，继母朱氏不慈，数谮之，由是失爱于父。每使扫除牛下，祥愈恭谨。父母有疾，衣不解带，汤药必亲尝。母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母又思黄雀炙，复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幙，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有丹奈结实，母命守之，每风雨，祥辄抱树而泣。其笃孝纯至如此。”王祥卧冰的故事编入了《二十四孝》，是为古代必读的伦理教材。又如《北史》卷七十宗懔传：“懔少聪敏，好读书，昼夜不倦，语辄引古事，乡里呼为‘小儿学士’。梁大同六年，举秀才。以不及二宫元会，例不对策。及梁元帝镇荆州，谓长史刘之遴曰：‘贵乡多士，为举一有意少年。’之遴以懔应命，即日引见，令兼记室。尝夕被召宿省，使制《龙川庙碑》，一夜便就。诘朝呈上，梁元帝叹美之。后历临汝、建城、广晋三县令。遭母忧去职，哭辄欧血，两旬之内，绝而复苏者三。每旦有群乌数千集于庐舍，候哭而来，哭止而去，时论以为孝感所致。”
以“孝悌”命名的地名古已有之。据明代《陋巷志》记载：颜回二十三代孙颜敫生二子颜斐、颜盛。颜斐为京兆尹，居于鲁（今山东曲阜），生二子，长子颜鲁、次子颜欢，俱无后。颜盛字叔台，又字叔震，汉末时任尚书郎，仕魏，历任青、徐二州刺史，赐爵关内侯。魏文帝黄初年间，任徐州刺史时，携眷属由鲁（曲阜）徒居琅琊临沂定居，代传孝恭，固号其居孝悌里。据《沂州府志》卷之一•古迹记载：“孝悌里，县东五十里朱（诸）满村。”清光绪二十二年《费县志》卷十三•古迹记载：“孝悌里，在县城东五十里诸满村，古临沂之孝悌里也。” 据《曲阜颜氏总谱•颜氏宗传总论》载：“琅琊颜氏之传，自复圣祖以下单传者二十二世，至二十三代祖敫公，乃有二子，曰斐、曰盛。斐公二子鲁、欢失传。自是之后，颜氏子孙皆盛之后矣。”颜盛定居孝悌里，传至四世颜含，颜含“少有操行，以孝闻，其兄病，含乃绝弃人事，躬亲侍养，足不出户十有三年，世人视其居为‘孝悌里’” 。（《晋书•颜含传》）。孝悌里后也被称为孝感乡。
又如廾四孝中“仲源割股”的故事，相传唐德宗年间，安徽望江县徐仲源事母至孝，母亲李氏左眼红肿，整日流泪不止，并且疼痛难忍，久之便双眼失明，远近医生也束手无策。一日在请医生途中，听两位老人说，如果母亲生病，如药物不治，用亲子身上肉炖汤喝能治。徐仲源回到家中，毅然在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块肌肉炖烂，将汤慢慢给母亲喂下。母亲喝下汤后，不久眼病就慢慢的好了。他母亲平素最畏打雷，每逢雷雨天，仲源便紧贴着母亲，左右护持，不让母亲吓着，母亲去世以后，便安葬在住宅南边，每逢打雷下雨时，他便奔往墓地，伏在母亲坟墓上，连呼：“仲源在此、仲源在此”。他的孝行也感动了上天，以后每逢雷雨天，闪电和雷声总是绕过墓地上空，就再也没听见雷声了。当时的县令麴信陵得知此事，便上奏朝廷，德宗皇帝听了深为感动，便敕封他住宅所在地为昭贤里，所在乡为孝感乡，=-098对徐仲源的孝德加以表彰。
这些故事虽然十分荒诞，但确是中国古代“孝德”文化的价值取向。据此可知，取“孝悌”或“孝感”之地名，应有二个要件，一是“孝悌”之行迹，二是为世人所认同。
查检典籍，湖广麻城孝感乡并无这样的得名背景，名自何来不得而知。据古史时代“地（名）随人迁”的原理，湖广麻城孝感乡得名，是否得名于琅琊临沂孝悌里亦或孝感县侨寓麻城之民所带来？这个猜想并没有史实证据。内江《黄氏族谱》载：“明洪武初，以四川乃近西隅夷地，非德化不能测也，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诏饬行专差逐遣。凡明初来者皆麻城孝感乡人也。”那么“惟孝感乡人民可以化之”就是一个谀词了！
明代是否有“奉旨填川”问题
翻阅四川许多老家谱,大多写有自湖广麻城县孝感乡“奉旨填川”的记载。如内江《周氏族谱》云：“洪武出治．四川空虚。我圣祖仁皇帝遂下诏旨今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填实四川。我祖奉命襁负其子，入川于红合乡落业。”又如隆昌《韩氏族谱•序》云：“吾祖早自山东……迁……孝感乡。不意元纪锖乱，明祖龙飞，适值陈友谅混乱，高祖洪武击周克郑……元主北道，遂将麻城著土之民，诏令入川，吾祖……于洪武元年入川．．．．”。不仅这些家谱对“奉旨填川”言之凿凿，而且又有“官方”榜文的佐证，如民国《泸县志•艺文志》载崇祯时任泸州分巡佥事吴登启《招民榜文示》称“迨我国初，亦移麻民孝感之民，以实富、荣二邑。”《内江县志》亦有这样记载：“内邑旧户，祖籍多属楚麻城，邻邑亦然，今多不识其故，沿称明洪武二年，奉诏迁麻城孝感乡实蜀事”。如比，“奉旨填川”之事看似无疑了。
明季湖北移民四川的高潮在洪武、永乐二朝，而洪武、永乐二朝对此缺载。现对《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食货志所载明朝移民情况摘录如后。
《明史》卷二•太祖本纪。
洪武三年（1370）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无业者田临濠，给资粮牛种，复三年。”
洪武四年（1371）六月，“徙山后民三万五千户于内地，又徙沙漠遗民三万二千户屯田北平。”
洪武九年（1376）十一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
《明史》卷三•太祖本纪
洪武二十一年（1388）八月，“徙泽、潞民无产业者垦河南、北田。”
洪武二十二年（1389）四月，“徙江南民田淮南。”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洪武年间，还曾“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
“屡徙浙西及山西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又徙登、莱、青民于东昌、兖州。又徙直隶、浙江民二万户于京师充仓脚夫。”
“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应天十八府州富民万四千三百余户，……徙其家以实京师。”
《明史》卷六•成祖本纪
永乐元年（1403）八月，“徙直隶江苏等十郡、 浙江等九省富实北京。”
永乐二年（1404）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永乐三年（1405）九月，“徙山西民万户实北京。”
《明史》卷七•成祖本纪
永乐十四年（1416）十一月，“徙山东、山西、湖广流民于保安州。”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永乐年间）“选应天、浙江富民三千户充北京宛、大二县厢长，附籍京师。”
从这些记载看，明代移民集中在洪武、永乐年间，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向南北二京和朱元璋故乡凤阳迁移的内聚型移民，一类是自狭乡到宽乡的开发型移民，一类是戍边卫所移民。其规模在数万和数十万之间。而这与湖广麻城县孝感乡毫无关涉，更遑论“奉旨填川”之事了。亟待填实四川的明初，洪武、永乐二帝未曾下旨麻城县孝感乡民入蜀，明中后期四川丁口渐实，更不可能诏饬孝感乡民填川了。所谓“奉旨填川”在没有挖掘到新的史证前，只能作为一个“谜”而存疑。有些于洪武四年前迁入四川的家谱称“奉旨填川”，亦有不可理喻的矛盾。一是洪武四年前四川尚不在朱元璋行政管辖之内，此时填川无异资敌，此事其时是无人敢为的。二是有谱文或文章释为是明玉珍所为。查《明氏实录》不见有诏令麻城孝感乡民迁蜀记载，更何况湖北江汉平原及以东地域从未在明玉珍大夏政权版图内，何能诏令别国之民实川？那么，“奉旨填川”背后的真实历史是什么？
孝感乡的历史地理方位问题
麻城县孝感乡的历史地理位置，由于成化年间裁撤孝感乡，和嘉靖年间析设黃安县，其地理位置已模糊不清。欲界定其大致方位，须综合人文条件和地形条件才能有较符合历史的判断。
光绪 《麻城县志前编》之“疆域•乡镇” 载：麻城县在“明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成化间并为九十四里，并孝感入仙居为三乡。嘉靖间析太、仙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这里需作特别说明的是里甲制度。
明代全国正式推行里甲编制的年份为洪武十四年，如《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四年正月)是月，命天下郡县编赋役黄册。其法以一百一十户为里．一里之中，推丁粮多者十人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十人，管摄一里之事。城中日坊，近城曰厢，乡都曰里，几十年一周，先后则各以丁数多寡为次，每里编为一册．册之首总为一图，其里中鳏寡孤独不任役者，则带管于百十户之外．而列入团后，名曰畸零。”显然里甲是个赋役单位，与人丁数相关，而与地域大小无逻辑关系。麻城县在明前中期人丁呈下降趋势，麻城县在洪武二十四年在册130里， 15809户 ，每里平均122户（据光绪《麻城县志》卷三、卷十）。成化年间为94里，至嘉靖年间仅74里(据《麻城县志•前编》卷一)。由于人丁减少，裁地僻人稀的孝感乡并入仙居乡是必然的选择。仙居乡位于县西，孝感乡既然是因为户口少才初并掉的，就不可能更靠近县城，而应该在仙居乡的西部。
柝出麻城等县土地人口另置新县，是出于当时治安情况的考量，故在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麻城县监生李大夏等上书朝廷请求建县：“本县金场、姜家畈，接壤黄冈、黄陂边隅地，近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头山、牢山等寨；地僻民顽，官难遥制，盗贼出没，数被劫杀。乞于姜家畈设县治，保障地方。”（《读史方舆纪要》）又见载于光绪《黃安县志》“艺文•两台疏”。《两台疏》称：〝监生秦钺、李大夏等奏称：本县（指麻城县）迤西地名金场、姜家畈，黃冈县地名中和乡，黃陂县地名两河口，各偏一隅，地近河南信阳、光山、罗山等州县，路通牛山、老山等寨，俱离府县各二三百里。地僻民顽，官难遥制，賊\盗剽掠无时。乞于切要姜家畈建设县治，始得弥塞盗源，保障地方……〞这与地方志中称该地“地僻民顽”的人文条件和“四距皆山，中有平原”的地形条件都相符合。所以仙居乡的西部划
入黄安县时，原孝感乡地就改属黄安县了。葛剑雄先生在《碎石集》（学苑出版社 1999 90-91页）中提到：
1991年，我的研究生李懋军以明代湖北人口迁移为硕士论文的课题，我让他特别注意寻找“麻城孝感乡”。他在湖北和四川的调查中花了—番功夫，以后又仔细研究了有关史料和历史地理环境，终于发现孝感乡就是今天麻城市的邻县红
安县城关镇一带。……四川泸州《王氏族谱)中发现了一个重要证据。该谱载
有三世祖王仁义作于明景泰七年(1456年)的序，在其中“湖广黄州府麻城县孝感乡”下注明“嘉靖中改为黄安县”。谱中另一篇序作于清康熙四年(1665年)，此谱虽刻于民国三年，但这条注至迟不会晚于康熙四年，也就是说离孝感乡划归黄
安县最多才一百年，其正确性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证明以上的推断是正确的。
葛剑雄先生断定：“黄安(今红安)县的东南部即原孝感乡地。”四川富顺县《郭氏族谱》（不分卷）在谱序中对祖居地“楚之麻城孝感乡”后夹注云：“孝感乡，嘉靖改为黄安县。”因此，再次可以确证，孝感乡大部在今红安县境内。我在《寻根圣地：湖北麻城孝感乡》一文中，对孝感乡位置的判断与葛剑雄先生的意见大致相似。
综上所述，湖北麻城孝感乡籍的四川等省市人，如果视点仅放在今麻城市，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个误区和误导；如果无视原孝感乡地大部在今红安县的史实，也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个数典忘祖的笑话！
“麻乡约”是否与麻城县孝感乡移民相关问题
关于“麻乡约”的研究，并未见到个案的或专题的研究资料，所能见及的资料，散布于学朮著作和论文中。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中，最早见于记载的，是人民邮电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中国邮驿史料》（楼祖诒著）。为陈述的方便，现将有关表述摘录如后：
《中国邮驿史料》：
据四川人传说，‘麻乡约’起源于明初。当时四川省的移民，多是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移民思念家乡甚切，每年约集同乡，推出代表，还乡一次，携帶家乡产品回来，久久成为习俗，建立了固定组织”。
《 四川方言词典》（王文虎 张一舟 周家筠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第215页）“麻乡约” 词条：“麻乡约”读音 mo’x，ong’yuo’。
一，麻指湖北麻城县。麻城乡约的简称。旧时，四川境内的湖北麻城移民每年推选办事公正，讲守信义的人作代表回老家探亲、送信，这种人被称为 “麻城乡约”。
二，麻乡约大帮信骄行的简称，是清代末叶至民国期间西南规模最大的一个民间运输行业。经营客运、货运、送信三种业务。清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四川纂江入陈洪义创立，至1949年行务结束，延续近一百年，影响甚大。因陈洪义热心公益事业，办事公正无私，加以脸上又有麻子，当时人尊之为麻乡约。后即以此为其企业名。
《简明集邮词典》 （ 陈焕彪 翟宽 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7 第255页）：
“麻乡约”词条：在我国东南各省出现民信局的同时，西南各省出现的民信局，称为“麻乡约”。相传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住四川开垦的农民，由于想念家乡，相约每年推同乡回乡几次，来往带送土产和信件，后来就形成专业的民信局。它是请代西南地区一家规模较大的民间邮交企业。1852年(咸丰二年)创立。
《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 笫10页）：
“麻乡约” 麻乡约是由纂江县号坊乡陈家坝出生的陈洪义(又名陈鸿仁)个人艰苦奋斗创立的运输汇兑行。相传清初湖北麻城孝感乡大批移民来川定居，因怀念乡里，每年推选人员回原籍探望乡亲，往返带送土产信件，由于担任送信送物的人办事负责，遵守信义，人民称之为“麻乡约”。麻表示麻城；乡约，是当时农村中负责调解纠纷的人员。陈幼时家贫，二十岁左右在纂江、重庆间下苦力，以抬轿谋生，后在川黔道上当伕子。因他肯实力，常与人义务挑东西；在同伙中又爱排难解纷，办事公正，垫钱垫米，亦所不惜，犹如乡约一般；他的面部恰有麻子，群众遂称他为“麻乡约”。陈后来声望日高逐渐成为封建把头，大约在咸丰二年(1852)组织起以“麻乡约”为名的运输行(当时又叫“脚店”)
……
从这些比较权威的资料中，我们可梳理出以下问题：
一是凡言“麻乡约”皆曰“相传”、“椐传”，作为学术研究是不能采信的，仅可作为一种参考备存而已。对所能见及的资料捡索，有起源于明初说者，亦有起于咸丰二年者。起于咸丰二年说尚有近代经济史类资料的佐证，而起于明初说是很难找到有力证据的。湖广麻城县孝感乡人思乡心切，每年约集同乡，推出代表，还乡一次，这在移民中是件大事，返乡不仅是探亲，更重要的是祭祀祖先。这等大事何不见载于家谱？若是久久己成习俗，且建立了固定组织，方志中又何以缺载？
二是据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流寓异地》，载雍正四年户部议定办法：由于外来客籍的增多，川省统治者对有关地方安宁的户籍制度不得不严密管理。雍正四年户部复准：贫民入川垦地，“该督抚将姓名籍贯开造移询各原籍，限文到三月内，备造清册回复川省，核实稽察。其素非善良者逐回。如实系安分贫民无力佃耕者，酌拨地亩，给予牛具籽种耕垦。……其散住各府州县佃耕者，责令佃主出结；贸易者市邻出结；依附亲故者亲故出结，寄宿寺庙者留宿地主出结。仍与土著同编入保甲，互相觉察，……仍令该地方官不时稽察。” 雍正在五年四月十八日四川巡抚马会伯奏折中批曰：“凡入川落业穷民，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即缴四川地方官衙门，安插入甲” （《雍正朱批谕旨•批马会伯奏折》）雍正初年清朝政府对移民户籍巳有严格管理，不可能再出现附籍冒籍现象，这意味着
乡党观念在行政力量干预下将逐渐淡化。那么，在百余年后的咸丰初年，成立“麻乡约”这样一个民间经济组织，还须借助湖北麻城孝感乡移民的影响力吗？而湖北麻城孝感乡移民的影响力果真有那么大吗？
三是“麻乡约”的得名，以为麻表示麻城；乡约，是当时农村中负责调解纠纷的人员，故称之为“麻乡约”。这个说法是过于牵强的。合理的说法是：“麻乡约”的创始人陈洪义为人仗义，排难解纷，办事公正，救助弱者，犹如执行乡规民约一般；加之陈洪义又有一张麻脸，人们便昵称他叫“麻乡约”。由于陈洪义声望日高，
“麻乡约”名播西南，于是在創办民信行时，取名“麻乡约”是顺理成章的。没有证据证明陈洪义祖籍是麻城孝感乡，時至咸丰初年，他还需要借助麻城孝感乡名义吗？
据此，所谓相传“麻乡约”与麻城孝感乡的关联，是一个讹传误传而已。
关于孝感乡移民及其寻根问题
中国人重史。因此，寻根问祖是中国人永远割舍不断的历史情结。生在异乡为异客的孝感乡民的子孙们，发思古之幽情而寻根问祖是理所当然的。据可见及的资料记载，从北宋至晚清，不断有孝感乡民徙川，而二个高峰期分別在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历史上麻城孝感乡究竟移川多少人口，是无法统计清楚的。
历史上移民有二个主要流向，一是向省内州县移民，二是向四川移民。另还有少量向云、贵、陕、豫等地移民。
向省内州县移民一般称之为“麻城过籍”。 称“麻城过籍”者如：
“自元季兵祸，土著几尽。明洪武初，陡黄(陂)麻(城)人充实之。于是凡麻城过籍来者，均于堂屋塑土主张七相公祀之。”（《安陆县志 》武汉出版社 1993 笫737页）
“(元末) 兵燹以来,晨星而列雁户者又几何,闻之老父,言洪武初大索土著弗得,惟城东有老户湾屋数楹,而无其人。鸟兔山之阴穴土以处者几人而无其庐舍,徙黄麻人以实之,合老妇孺子仅二千余口,编里者七。”（道光《安陆县志》）
“明洪武年间，因‘经元末之战，此盖战场也，戎马踩踏，化为兵火之墟，而无复畛畦之迹’(清同治《应山县志》)，境内几无人烟。据本县流传的族谱所载，其始祖均于明朝上中叶由外地迁入，大部分为麻城移民，他们插草为标，划地结庐，劈山开田，筑园树桑，认贡纳赋，子孙繁衍至今。民间所谓‘麻城过籍’即由此而来。”(《应山县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90 第90页)
“云梦县境大半为河滩湖沼．干百年来逐步自北向南移民拓垦，繁衍人丁。南宋以后开垦加快，现在的云梦人很多是明朗初年迁入的垦殖者的后裔。族谱反映，明初洪武年间的大批移民，或是‘麻城过籍’自鄂东北迁入扩散，或是江西移民从江汉湖区辗转入境。” (《云梦县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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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至明初乃至明中期，麻城以及麻城孝感乡向鄂北、鄂南、江汉平原等所在州县亦有大量移民，那么，麻城以及麻城孝感乡还有多少丁口可向四川移民?是否有其他州县同期也向四川移民呢?这方面记载甚多。如湖北黄陂县在元未明初之际．因避战祸“土著者多迁四川”。（ 同治《黃陂县志》卷一，天文志•风俗）元末明初，汉阳府孝感县“孝邑子弟从军入蜀”。（民国26年巴县《胡氏支谱》卷一•迁祖始祖世系）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孝感县志》所载亦为佐证：“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年）颍蔡兵起（指河南义军），聂高宗、许成僭号据应山，分其党据孝感等县。十二年，徐寿辉起兵蕲州，招应山明玉珍为元帅，孝感人多附之。十六年，玉珍率兵袭重庆，称夏王，孝感人多随之入蜀。” 民国《资中县志》卷十：“本省当元之际，伪夏明玉珍据蜀，尽有川东之地，蜀号少安。玉珍为楚北随州人，其乡里多归之。”可见同期填川者绝非麻城以及麻城孝感乡一隅之民。然而，在明初大规模填实四川的移民潮中，不少移民者称是来自麻城孝感乡， 以致民国《荣县志》有“洪武二年，蜀人楚籍者，动称是年由麻城孝感乡人川，人人言然”的叹喟。而民国《南溪县志》甚至质疑：“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言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夥。……岂若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川南若是，全川亦是如此。既然不尽是孝感乡人，必有冒籍者。
麻城孝感乡人中，有的由科举跻身于缙绅行列。如新都杨廷和，绵州金献民、高氏三兄弟，内江王亮吉等为明朝朝廷显宦，在地方上则为一方望族，受到地方官绅的青睐。托望族为同乡，少受欺凌，是冒籍之大宗。比较典型的冒籍者如：泸州《黄氏支谱》于嘉庆十九年（1814年）的“汇钞谱序”追忆其祖云：“楚公，封参议大夫。居楚邵武府建宁县楚溪上堡麻城孝感大坟坝。”民国《合川县志》记胡氏始迁祖为：“永州零陵县孝感乡。”……
冒籍者有多少？这是个永远也查不清的数字！不知真相的子孙若到麻城孝感乡寻根问祖，岂不是南辕北辙？如何鉴识是否为麻城孝感乡土著，当从风俗切入。
麻城市五脑山有帝主庙，所奉之帝主，为紫微侯张七。据传，张七系三国时西蜀车骑将军张飞转世。山志载：张七于宋神宗时降生于西蜀壁山县张氏家，行七，世称张七相公。年十七，历游至麻城，见民间多淫祠，尽毁之。祠主诉官，系狱三年。值邑中火灾，张七自知厄满当出，让人告知邑令，他能禳解。释之，跨乌骓，执朱梃，指火火灭。遂西行至相公桥，人马飞升。望者见其止于五脑山，遂立庙山麓以祀之。宋封紫微侯，明封助国顺天王。这是麻城人祭祀土主张七相公之由来。凡麻城土著必家家祭祀之，即便迁徙亦必供奉如故。如上引《安陆县志 》：“凡麻城过籍来者，均于堂屋塑土主张七相公祀之。”孝感县杨店驿乔家湾《乔氏族谱》卷一载，其先祖成德公于洪武四年率族从麻城孝感乡迁至孝感县，“村内各家神主旁，有麻城土主张七相公神位。相传前明在麻城时，倭匪滋事，土豪乘机抢掠，赖张七相公保护得全。感其德，至今供奉维虔。”麻城人在湖北、四川等地建有黄州会馆，黄州会馆又称帝主宫，祀帝主、又称福主，即张七相公。如光绪《麻城县志》所称：“凡麻城之都门会馆，既渝城、宜昌、沙市、汉口，所在城镇，会馆皆以福主为祀。”
据“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古制，奉祀福主张七相公，即是对本土文化的皈依和认同。检点填川之麻城孝感乡填川之民，其家谱竟无一记载祀\"张七相公\"者。\"张七相公\"亦不是随意可祭祀的，只有融入当地社会，接受当地文化，成为\"土著\"之一员后，方会接受祭祀\"张七相公\"。此乃区别冒籍、新民和老民、土著之重要文化标识。然移民史专家尚无一涉及此民俗者，故亦留下些许遗憾。而四川之民到麻城孝感乡寻根，诚为好事，而找错祖宗也会令人贻笑大方的。
文后赘言
明初的湖北填四川是移民史上的大事，而填川之民尤以麻城孝感乡为多。历史已经沧桑之变，例如孝感乡已纳入红安县版图，当代研究明季湖北填四川移民史，实应联合红安、黄陂、孝感、随州等地人士共同担当。而研究麻城孝感乡移民史，远远不止移民数量、移民起迄地点等问题。
2006.08.04历时半年完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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