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冲击：港校触动计划体制最后一个堡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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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后，中国的高等教育可能已经完全融入全球化。当一个填报志愿的学生苦于不知在北大、清华与哈佛、牛津之间如何选择时，老师一定会跟他提起2006年7月——内地高等教育融入全球化的青涩起点。“港校冲击论”占据了整个7月的公共话语空间，专栏作家兴奋地叫嚷“内地名校将被港校扫成二流”，公众和媒体激愤地借港校发泄对内地教育的不满，不少高考状元弃北大而奔向港校，甚至连教育部门也理性和开明地期盼港校扮演鲶鱼角色，推动内地高教改革。那些牛惯了的名校，被舆论空前地孤立。
   这个难熬的7月，内地名校在招生开放的阵痛中，强迫着自己去适应竞争，在被孤立的舆论空间焦虑地捍卫“一流”的名号。

   上个周末采访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院长陈家强教授时，陈教授谈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三年前，港校也曾受到过北大清华的冲击！当时北大、清华到香港招生，受到当地学生的热烈追捧，许多香港优秀的学生都为面试做认真的准备，这时媒体就开始报道“港校受到北大清华的冲击”。面试过后，一个可能算是香港成绩最好的学生，面试中未能答出一道数学题，这愈发引起媒体的焦虑：香港的学生就是不行，香港教育有很大问题——“北大清华冲击论”一时成为公共问题，从形式上看很像今天内地对港校招生的反应。

   这个事实，似乎给内地名校找回了一点面子：冲击是相互的。我们当年不也冲击过香港那些大学的地盘吗？不过，细细品味可以感觉到，当年内地高校对港校的冲击只是暂时和形式性的，是香港舆论对外来物一种大惊小怪、过度敏感的应激反应。而如今港校对内地高校和教育的冲击，则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是“一国两制”的制度安排下，两种大学制度一次正面的碰撞。

   我一直在想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此次内地公众对港校的来临，表现出如此一边倒的热情，如此强烈地贬损自己的名校，仅仅是仰慕港校的大学体制吗？不是，公众很大程度上是在借力挺港校，发泄对内地许多年教育积弊的不满。

   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表达的是对高考决定论的不满。房改是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把二老逼疯——表达的是对教育高收费和乱收费的不满。博士一走廊、硕士一礼堂、本科一操场——表达的是对学历泛滥和就业难的不满。这些不满，在此次港校内地招生中找到了一个突破口。当许多平民与网友跟着精英幸灾乐祸地高呼“内地名校将被港大扫成二流”时，他们其实并不恨北大清华，更不了解港校，只不过是表达一种意气和情绪，这种情绪给“倒内地名校”涂上了一层非理性的狂欢色彩。有所得必有所担当，那些名校，一方面最多地享受着教育体制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一方面也为教育体制背负着所有的骂名。

   其实，人们一直对教育的种种弊端进行批判，但实质性的教育改革一直渐而不进——考试应试化、学术行政化、资源集中化呈现出超稳定结构，来自内部的批判和刺激越来越失去作用。这时，只能指望来自外在的冲击了。港大内地招生，无疑是一种带着强大冲击力的外力，公众通过毫无保留地力挺港校，来刺激那些被体制惯坏了的高校。

   正如有专家所称，我们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中国陈旧计划经济遗留下来还未得到充分改革的最后一个“计划经济堡垒”。在今天各行各业都已市场化，都已经具有相当竞争程度的情况下，从资源分配到招生安排，这个领域仍充满着浓厚的计划色彩。饱受“计划经济最后堡垒”之苦，公众对突然降临的“自由选择”，自然会表现出了一种狂热的追捧。

   据报道，今年北京市两位高考文理科状元已被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录取，她们将在香港科大商学院攻读环球商业管理课程——基于北京的特殊地位，“北京状元”的选择非常耐人寻味。内地高校应从“愤然回击”的意气之争中走出来，以学习的姿态面向港校。

   两种大学制度的直接碰撞下，“学什么”，媒体已有详尽的分析，这里笔者只想举一个例子。“抢”走今年两名北京状元的港科大，是一所从建校至今只有15年历史的大学，这靠什么在短时间内就创建出了世界一流的商学院？仅有财力支持是决不行的，靠的是教授治校、通才教育、学生自治、多元生源等先进的大学管理制度。对于舆论热炒的“冲击内地高校论”，该院院长陈家强教授接受笔者采访时称，这绝非内地招生本意，本意是想借内地学生冲击香港学生，借生源多元化提高香港的国际化水平——我想，内地高校更需要学习这种开阔的视野，以互利和共赢的眼光来看待“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