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情人节：神圣与荒唐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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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七夕，似乎比往年热闹，把“七夕”变成“东方情人节”的努力，正在一些地方变成现实。杭州举办了“七夕相亲大会”，有2000多男女参加，一些青年男女在古装打扮的“月老”撮合下，进行了成功的“速配”(7月30日《今日早报》)。南京举办的“东方情人节·万人相亲会”，为时两天，吸引了万余人参加(7月29日新华网)。更有意思的是，一批专家学者聚会河北邢台，通过了保护“七夕”文化的邢台宣言。认为“七夕”文化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勤劳勇敢的品质和坚贞不屈的爱情观，对于构筑和睦家庭、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7月30日新华网)。

　　如此的七夕，有它不可承受之重。七夕的文化内核，细剖起来，也就两个东西：一是牛郎织女的故事，一是七夕乞巧的风俗。把这样的七夕扯到了“和谐社会”，仿佛有些神圣，只是这样的神圣，距离荒唐，也就一步之遥。

　　只因自由恋爱受到专制的迫害，七夕才成了“金凤玉露一相逢”的日子。天上有鹊桥相会，牛郎织女两大星座竟夜经天，给仰望星空的人们以无尽的遐想；地上有泪洒相思，那夜的雨水露滴，据说都是牛郎织女喜极而泣的热泪。所谓“东方情人节”，就是由此而来。秦观那“两情若在久长时，又何必朝朝暮暮”的诗句，更让人有足够的理由，把七夕扯到了“情人”上。问题是“情人”本不是传统文化允许存在的东西，牛郎织女最终只能隔河相望，只能一年见上一面，里面就包含着对自由恋爱天不经地不义的惩罚。牛郎织女的故事充满了斗争，斗争的结果，也只是一年见一面，这实在说不上是什么胜利。非要拿七夕来祝福爱情或是鼓励斗争，恐怕都是既不吉利也不和谐的。

　　再从古代的风俗看，七夕不过是个女儿的乞巧节，这从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就可看出，所谓“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记载的就是这个风俗。唐人有诗：“七夕今朝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更是传神地写出了七夕那夜的乞巧情景：少女们祈求织女赐巧，一手持绣花针，一手拿五色丝线，看谁穿得快、穿过多。女红是古代女子的看家本领，肯定不是今天女孩喜欢玩的东西，真要动员女孩子们来借月乞巧，怕也会只剩下几份滑稽。

　　其实，多一个节日，多一份热闹，不钻牛角尖，倒也不妨将七夕过成一个“情人节”。不就多了一个送花传情的机会，多了一个烛光含情的机会，多了一个相亲结缘的机会，何乐而不为？只是不要弄得那么神圣、那么庄严，以“保护”名义发表什么“宣言”，让人觉得仿佛要跟“2.14”的情人节争个高低似的。因为较起真来，将七夕定为“情人节”，神圣不多，荒唐倒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