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的四支先遣队

帆帆

史延胜　

   

   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先后组建过4支先遣部队，分别担负宣传抗日、牵制敌人对苏区的进攻、为主力红军长征探路、策应和配合主力红军北上以及开路先锋等战略任务，为中国工农红军顺利实施战略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遭到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从苏区的西南方向突围，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在这次战略转移之前，中央决定派出一支部队，举起北上抗日的旗帜，从中央苏区的东部出发，向闽、浙、赣、皖诸省国民党后方挺进，到闽浙赣皖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建立新苏区，发展反日运动。以调动敌人北上，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
   1934年了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下达训令，决定以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6日，红七军团由瑞金出发，在红九军团的掩护下向闽中前进。7月 29日，红七军团攻占闽江南岸的尤溪口。翌日，攻占樟湖坂，并于当晚北渡闽江，占领黄田、谷口。8月1日，占领水口，召开“八一”纪念大会，正式宣布红七军团对外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名义活动。随后，北上抗日先遣队按照中革军委“继续彻底地破坏进攻我红十军及闽北苏区的敌人的后方”的训令，在闽浙赣皖边界广泛活动，创建新苏区，取得了一定战绩。11月4日，红七军团同闽浙赣苏区的红十军会师，合编为红十军团，原红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改编为第二十师。1935年1月中旬，红十军团在返回闽浙赣苏区选中，在德兴港头村被敌军截为两段，先头部队在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突出敌军包围。回到苏区；主力部队被合围于怀玉山中，激战至下旬，大部牺牲。方志敏、刘畴西等被俘后英勇就义，曾洪易向敌人自首投降。2月27日，红十军团突围部队改编为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治委员，王蕴瑞任参谋长，黄富武任政治部主任，由上饶灵山地区出发，向浙南进发，在该地区坚持游击战争。抗战开始后该部被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历史关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北上行动，历时6个多月，行程5600多里，沿途且战且走，先后进行了30余次重要战斗、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芜湖以至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对于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推动抗日运动发展，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以及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次战略行动失败的原因，客观上是敌人力量的暂时强大，主观上则主要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进军虽然失败了，但作为第一支从中央苏区出发向敌人腹地进击的主力部队，在一定程度上掩护了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特别是以方志敏等为代表的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已成为我军战史上英勇悲壮的光辉一页。

                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红六军团

   在红七军团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旗帜北上的同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决定派红六军团西征，拟与红三军取得联系，执行中央红军长征先遣队的任务，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
   1934年7月，党中央和中革军委指示：将湘赣边区的红十七师和红十八师改编为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的先遣队突围西征。基本任务就是先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发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苏区。并同活动在贵州东部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取得联系，吸引敌人改变部署，辅助中央苏区反“围剿”作战，同时也为准备转移的中央红军探索前进的道路。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从江西遂川横石突围，踏上西进的征途。10日抵达桂东县的寨前圩，在这里召开了庆祝突围胜利和誓师大会，任粥时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领导机关。誓师大会是红六军团长征史上重大的历史事件，它拉开了红军长征的序幕。
   为完成中央和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他们连续行军作战，跨越赣、湘、桂、黔四省达5000余里，突破几倍于己的优势敌军的包围、堵截和追击，作战环境异常艰苦。经过两个月的长途跋涉，于1934年10月到达黔东根据地，与贺龙领导的红三军在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两军在四川酉阳南腰界召开庆祝会师大会。会后，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番号，这两支红军的会合，宣告了长征先遣队的胜利。
   1934年10月15日，红军占领黎平县城。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渡江后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决定强渡乌江，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革命根据地。1月初，中央红军强渡乌江。7日占领遵义。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纠正了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从此摆脱了战略上的被动。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红二十五军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退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鄂豫皖省委即集中分留各地的原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的2个团和红二十七师的3个团。重新组成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继续坚持大别山斗争。
   1934年8月，中革军委派粤赣军区红二十二师师长程子华到鄂豫皖苏区，向鄂豫皖省委传达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红二十五军主力要进行战略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和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实际。省委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由于此前中央苏区的红七军团已经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省委决定：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红二十五军主力在战略转移行动中，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约3000名指战员从河南省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部队从信阳以南的东汉河至柳林间越过平汉路，进入鄂豫边的桐柏山区。该地区靠近平汉路，又面临汉水，回旋余地小，难以立足，遂继续向北转移，进入河南西部的伏牛山区。但部队进入伏牛山区后，发现这里已有敌人的驻军，面对敌重兵，红军只好沿着伏牛山麓，改向陕南进发，在半年时间内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连续粉碎敌两次“围剿”后，为继续调动敌人，迫敌退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红二十五军自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就与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但在长征途中总是千方百计寻求党中央的信息和指示，力图策应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行动。当得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后，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省委全面分析形势，认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胜利会师还将要继续北上创建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这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新的形势和特点，红二十五军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是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省委决定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同时确定将鄂陕边、豫陕边两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留下的武装力量。8月初，红二十五军攻占甘肃两当、天水等县城，引起敌人极大震惊，急调部队回援。这时，我军又大胆向敌纵深挺进，从新阳镇强渡渭河，攻克秦安县城，威逼静宁，切断了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红二十五军如一把尖刀，直捣敌后方，成其心腹大患，以有力的行动钳制和吸引了大批敌军，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策应了主力红军在川西的行动。
   1935年 9月 16日，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之后，这支部队东进北上，声东击西，打通了陕甘边和陕北两苏区的联系，使两块苏区连成一片，并在20余个县建立革命政权，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至此，红二十五军完成了被称作“小长征”的历时10个月、途经5个省、转战近万里的战略转移，成为第一支完成长征的红军主力部队；特别是在远离党中央的情况下，孤军艰苦转战万余里，有力地牵制了敌人的重兵集团，配合了红四方面主力作战，策应了中央红军北上．与陕北红军一起发展和巩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为中央将革命的大本营奠基在西北发挥了战略支撑作用，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最终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遵义会议后长征的开路先锋——中央红军先遣队

   遵义会议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红军长征从此摆脱了全面被动，在毛泽东等指挥下不断胜利前进。1935年5月20日，红军绕道通过西昌时，到达泸沽，准备通过彝区。中央军委指定总参谋长刘伯承和红一军团聂荣臻分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带领一军团第一师的第一团、一个工兵排和无线电台，再加上肖华一个工作队，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进行战略侦察，逢敌开路、遇河搭桥，为红军北上杀开一条血路，先遣队就是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
   由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条经登相营、越西到大树堡（石棉），过大渡河便是富林（汉源），这是通雅安、成都的大道。另一条是经冕宁、大桥、拖乌到安顺场渡口，这是一条险峻崎岖的山路，而且要经过彝族聚居区。中央军委原定计划走大路，刘、聂根据冕宁地下党提供的敌情，当即向军委提出两条建议：第一，敌人显然判定我军将走西昌至富林的大道，把富林作为防守的重点，因此，从富林渡河，将遇敌主力，不易奏效，我军主力宜取西侧的小路，奔安顺场渡口。第二，仍不放弃走东侧大路的意图，请军委再令一团兵力，作为第二先遣队，经越西向富林佯动。中央军委完全同意刘、聂“改路”的意见，并派出一军的第五团，由左权、刘亚楼指挥，为第二先遣队，指向越西、富林方向，隐蔽主力意图。
   5月22日“，先遣队开始进入大凉山彝区。毛泽东嘱咐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先遣队的任务不是打仗，而是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用政策的感召力与彝民达到友好。只要我们全军模范地执行纪律和民族政策，取得彝族人民的信任和同情，彝民不会打我们，还会帮助我们通过彝族区，抢渡大渡河。为了做好过彝区的准备工作，中央做出决定，宣布废除这里的“换班坐牢”制度，打开监狱，放出了几十个彝族首领，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民族政策，解释红军为什么要借道彝区。毛泽东还亲自会见了彝族上层人士，向他们了解情况，慰问致意，还赠送了礼品。全军广泛地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朱德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红军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为盟，顺利通过了彝族区。
   部队顺利通过彝族区后，迅速抢占了安顺场，找到两只小船，由17名勇士坐着先过河，占领了渡口，先遣队各部陆续过河。但在此处架桥实属不易，为摆脱敌人的追兵，先遣队立即沿河两岸赶向安顺场以北170公里的泸定桥，飞夺泸定桥，保证了主力于6月2日全部顺利渡过大渡河。
   在红军长征的路上，巧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奇迹，都是刘伯承、聂荣臻等指挥的先遣队创下的。1935年6月14日，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先遣队基本完成了战略使命。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第6期《文史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