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中国制度再阐释--覆侯运辉

equality

来源：《新青年·权衡》杂志 　　发表日期: 2006-7-19  

　　Reexplanation of Chinese Institution: Answer Hou Yun-hui

　　这系列文章有三篇解释国内的地区竞争制度：《第二阶段的工业发展》、《让我先覆高斯》、《马歇尔的注脚与中国的运情》。读者反应佳，但到今天似乎还没有一个完全明白。高斯读了《第二阶段》的译文，认为重要，要求澄清。一位同学读了《覆高斯》，呼精彩，要我解释文内提到的马歇尔注脚。《注脚》一文施尽看家本领，以为浅白易懂，殊不知侯运辉给我电话，说搞不清、解不明马氏注脚的重要性。

　　侯夫子读经济出身，对分析的直觉感受了不起，他不懂，其它说懂的不大可信。中国的地区竞争是难得一见的重要经济现象，花了两年解通了，认为是浅的，但侯夫子说不懂。我想，整个解释差不多用尽自己四十多年的经济学思维，认为浅外人不会那样看，还是从头细说一次好了。分点说，要加起来，读者一点也不要放过。

　　(一)说过好几次，古时的中国，与中世纪的欧洲，“租”与“税”是同义的字。郡主让农民使用土地，收的是租，郡主跟着提供公众服务，租称为税。今天的世界，有些税其实是租，有些不是。我的看法，算是租的税，有两个特征。其一是抽取的人一定要提供某些资源给交税者使用—尤其是土地的使用。其二是使用者有没有钱赚也要交“税”给业主。这样看，中国今天最重要的税项—增值税—其实是租。可以说，中国今天的地区制度是古税制现代化，历史没有出现过。

　　国家是土地的业主，在用家竞争下，增值税的总收入愈高对经济整体愈有利。这只不过是说如果中国的所有土地是我的，要争取土地租值的极大化，我必须想尽办法提升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率。

　　今天反对政府加税或要求减税的言论，皆一知半解。反对增加的应该是那些算不上是租的税，例如遗产税，盈利税，侯夫子的个人收入税，等等，皆非租也，抽得多对经济有不良影响。经济学者高举人头税，也胡涂，因为人头税怎样看也不是租。侯夫子与一块地的一个分别，是没有业主可以支配怎样使用他，抽他税多不知他会躲到哪里去。人头税的困难是找不到头，类同。

　　(二)说过无数次，私有产权不需要有私人所有权，但要有使用权、收入权与转让权。一九八五年我建议中国把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前者为国有，可保社会主义的形象，后者为私有，可推行以私产为必须局限的市场运作。这与邓主任说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是英雄所见略同的。

　　不是我的发明。香港土地的所有权归政府，买地只是以合约购买长期使用权。今天在中国买地也是以合约购买使用权，期长一般五十年，与香港的差不多。绝对不用担心到期政府会乱补地价，因为如果续约价过高，杀一儆百，整个经济会塌下来。中国今天买地是买使用年期，使用有产出要再交增值税，后者其实是租。地价与税(租)有密切关连，增这边要减那边。下文可见，大致上，中国的处理实在好，是神来之笔。

　　(三)七十年代末期兴起的承包责任制，协助后来两权分离的出现。承包的上缴虽然是租，其实也是税。八十年代，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县等的层层承包出现。开头用固定金额上缴，很头痛。不同经济情况的地区不可能上缴相同，常有吵闹，而更重要是前程难料，固定金额吵之不尽也。这是后来转用以税率分成(即佃农分成)的原因。一九六七年我以规避风险来解释佃农合约的出现，但因为风险无从量度，后来转用讯息费用高，前途难料，不容易预定固定租金，来解释分成。这与中国的承包转用分成制是一致的。承包是把权力下放，今天下放了很多。毛泽东帮了一个大忙：他把下面的土地产权铲除得一乾二净，权力放下去没有多大阻力，地区制度于是由经济压力逼出来。

　　(四)早就察觉到中国的地区竞争激烈得离奇。不是说他国没有地区竞争，而是激烈性差太远，不可与中国相提并论。两年前我找到解释的第一个要点，那是经济权力落在县的手上。没有土地不会有多少经济权力，而决定土地怎样使用是县的决策。某些城市还有些要发展的土地，但大致上，土地的使用权归县所有。有二千多个县，竞争的主角是县与县之间。

　　(五)重要的增值税，是租，从承包演变出来，没有其它看法。以一个税率征收是佃农分成。我当时的困难是所有地区的税率划一。明白为什么要划一：不这样不同地区会吵起来，而投资者会搬来搬去。问题是佃农理论说，分成率划一肯定无效率，可以导致大浪费。这样，中国的经济怎会那样急升呢？

　　(六)佃农理论有一个明显含意，那是如果佃农分成率不变，在某范围内地主或农户的投资增减可以达到与固定租金有同样高的经济效率。这就带来马歇尔的注脚。在我之前，他不让佃农分成率变动，但说如果地主投资，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率会与固定租金相等。不是全对，要看固定的佃农分成率在哪个位置，也要看地主投资的变动幅度，可能要变到负值。

　　(七)一年前与某县长闲谈中，他提到地价可以从高处下降到负值。这就让我想到马歇尔，想到地主投资，也想到如果地价可以有那么大的变幅，佃农分成率不变，或税率划一，单靠地价调整可以达到最高效率的土地使用。一时间豁然开朗，所有疑团都解决了。

　　(八)说增值税是租没有错，说以一个税率征收是佃农分成没有错，说地主或政府争取总租值的极大化对经济有利也没有错。后者，政府不能为了增加租值的总收入而垄断土地的使用，推出有垄断性的分成率，也不要大事左右土地的转换用途。这方面，有二千多个县互相竞争，虽然还有少许沙石，但算是及格有余了。

　　(九)下期写《中国的土地使用》会作补充，这里只用一个最常见的例子示范。今天算，农地转作工业用地，补偿农户加上基建(六通一平)，每亩成本大约人民币九万。昆山的地价大约每亩十五万，苏州二十万，但有些地区要免费赠送(即一亩送九万)，有些免费还不够，要以几年的税收与投资者分帐。

　　北京上头提供大概的土地使用规例，但用作什么，怎样变，是县话事。地价不论，县的收入主要靠增值税：抵扣原料成本后的产值，抽增值百分之十七，是佃农分成。县再与上头分成，把增值税的百分之七十五交到上头，自己保留百分之二十五。大约地计算过，九万一亩成本，免费送地出去招徕，投资者设厂按目前规定的最低零点八容积率，县的税收分成的回报年率大约百分之十二。不高，但免费送地也有可为，而分成率不变，搞起经济将来的税收与县的分成会增加。

　　是佃农合约的本质：作为“地主”，县非常重视投资额的多少，是哪种工业，是不是立刻动工建厂房，等等。他们争取的是增值税的百分之二十五的分成收入，其实是地租的一部分，而总租值的极大化要靠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率高。

　　上述可见，县与县之间的激烈竞争是“抢客”：招商失灵惨过败家。分成是上连串下连串，但县与县之间不连，加上因为分成租值基本上天天不同，弹性高，于是打将起来了。县的主事者工资低，但分成收入可观有奖金。更重要是土地的划分清楚，一个县的成败得失或效率高下不难衡量，主事者看为自己的企业，搞得好有满足感，而本领高的或可升职，或可转到私营或民营的机构去。

　　单从最重要的增值税看，中国的税率不高(年产一百八十万之下的小工厂，抽总产值百分之六，没有抵扣，但也称增值税)，而又因为收的其实是租，税制一流。头痛是算不上是租的盈利税(称所得税，抽百分之三十三)及个人所得税(累进到百分之四十五)。后二者，瞒税的行为严重，引起很多问题，是灾区，需要大手改革。

　　从可以抵扣原料成本的百分之十七的增值税看，县收其中百分之二十五，工业用地每亩成本九万，县的底线大约是：投资者每亩建筑费不低于四百万(建零点八容积率)，县可以把土地免费赠送，再每亩补贴五万—这样，前景不论，县的底线回报率大约与市场利率相等。也是这样算，中国的工业发展可以推到差不多所有交通方便的农村去。

　　张五常 著名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