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交流与读后感】《西晋文学研究》译本反映出的问题

oliver197411

西晋文学研究



作者日本)佐藤利行著、周延良译
类　别：文学  
标准书号 ：7-5004-4372-2/I·758
出版社：社科 开　本：32
出版日期： 2004-6-1  页　数： 338  
装　帧：平装  版　次： 1版1次  
定　价：25 元

作者简介
   佐藤利行，日本广岛市人。文学博士。日本广岛大学中国文学研究院教授、中国学专家。出版有《西晋文学研究》、《王羲之名迹解义》、《王羲之全书翰》、《淳化阁帖译注》、《陆云研究》等汉学著作。在日本和中国汉学界有着良好的影响。
   
   周延良，山东青岛人，博士，现为天津师范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所长，天津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古典文献学丛刊》主编。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日本广岛大学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心客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汉达古文献资料库《中国传统类书电子资料库首期研究计划》聘约专家。  



内容提要:
本书有如下特点： 第一，注重无征不信的原则。在翻译此书的全部过程中，译者体会很深的问题之一就是作者无征不信的治学原则 第二，建立西晋文学研究的集团化观照视阈。西晋文学作家群的集团化形成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第三，历时性与共时性兼顾的研究思维。从西晋时期文学集团的形成看，文学集团可以是独立的，但各文学集团之间又有着诸多联系。本书比较好地把握了魏晋时期的政治、文化这两条主线，以陆机为中心，历时地、共时地考察考察和论述了西晋文学的特征和本质。本书还对西晋时期文学以及与文学有关的政治、文化事件作了深入分析与考察。本书作者是一位有成就的汉学家，在日本和中国均有良好的影响。 总之，《西晋文学研究》是一部有学术质量的著作，在西晋文学的研究领域中，不仅建立了一个很好的理论框架，而且对诸多具体问题也做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可资借鉴的见解和观点。

目录:
译者前言
序
自序
序章
一、关于西晋文学
二、西晋时代的文学集团与陆机
三、关于陆机——陆机的生平
第一章 西晋的文学集团
一、文人的集团化
二、关于西晋文学集团
三、集团的相互关联与各集团的特征
四、西晋文坛关系年谱
第二章 以陆机为中心的文学集团
一、南人集团的形成过程及其目的
二、关于吴之文人集团——陆典集团
三、南人集团的成员结构
四、有关集团的活动
第三章 陆机文学与北方文学
一、历史上对陆机文学的评价
二、历史上对北方文学的评价
三、入洛后的陆机文学
四、历史上对西晋文学的批评意见
第四章 陆机的文学
一、《文赋》所见陆机的文学观
二、《文赋》在文学批评史上的意义
终章
一、西晋文学的本——在西晋文学中陆机的地位
二、在中国文学史上西晋文学的地位
后记




【新书交流与读后感】《西晋文学研究》译本反映出的问题

（本文是我和另一合作者的原创作品，首发于学术批评网，特此说明！）




周延良先生是我们素所尊敬的学者，他在中国古代文化方面的研究功力精深，思路开阔，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和《文史》等刊物上的文章，是我们反复阅读和讨论并受益颇多的。所以，当我们阅读周先生翻译的日本佐藤利行著的《西晋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发现其中有不少错误时，觉得非常惊讶。由于我们日语水平接近于零，也无从核对佐藤利行的原著，因此无法判断书中出现的大量错误到底是源自佐藤利行本人，或是出自翻译者的误解，还是出于印刷校对者的误植。这本书作为中日学术交流的成果，无疑有其问世的价值，但其中出现了许多常识性错误，我们就不为尊者讳，以免贻误读者。以下分类择要予以列举，并由此对学术著作的翻译问题略作评论。



一，张冠李戴

如第57页，“贾谧之母是西晋元勋贾充之女午，父韩寿是贾充之子贾黎民的嗣子”。查《晋书•贾充传》，“及薨，槐辄以外孙韩谧为黎民子，奉充后”。原来郭槐把女婿韩寿的儿子韩谧过继给早死的儿子贾黎民，改名贾谧，作为贾充的后代，并非韩寿是贾黎民的嗣子。

第108页，“嵇绍是嵇康的父亲，嵇喜的伯父，代表北人说话。”众所周知，嵇绍是嵇康的儿子，嵇喜的侄子。

第67页，引《晋书•贾谧传》叙述贾谧骄奢淫佚之事后指出“惠帝作为贾氏的外甥，掌握着极大的权势”。其实贾谧才是惠帝的外甥。

第133页，“在孟玖曾经着意取代其父亲邯郸令之际，遭陆机强为反对而未果，因此心甚怨恨之”。查《晋书•陆云传》，“孟玖欲用其父为邯郸令，左长史卢志等并阿意从之，而云固执不许，曰：‘此县皆公府掾资，岂有黄门父居之邪！’玖深忿怨”。另《世说新语•尤悔第三十三》第3则，刘孝标注引《机别传》，“又黄门孟玖求为邯郸令于颖，颖教付云，云时为左司马，曰：‘刑余之人，不可以君民！’玖闻此怨云，与志谗构日至”。《晋书》和《机别传》虽然稍有差异，但都明确记载这个反对的人是陆云而不是陆机。

第203页，提及《寡妇赋》乃潘岳所作，而紧接着下页说，“可以推测，此赋当为陆机入洛之前的作品”。前后矛盾。

二，官职、年号和书名错误

如第36页，引《晋书•冯紞传》，“二子播、熊。播字长秋”云云。查《晋书》，当为“播，大长秋”。“大长秋”，官名。

第44页，引《晋书•成公绥传》，“泰始元年卒，年四十三”，而第45页却说，“绥死于泰始九年四十三岁时”，两者必有一误。查《晋书》，作“泰始九年卒，年四十三”。

第119页，“陆机作为秘书监虞濬所请，为著作郎，也作《晋书先制断》”。先不说“作为秘书监虞濬所请”文意不通，《晋书先制断》应为《晋书限断》。

第198页，引钟嵘《诗品》评论潘岳的话，“《翰林笃论》，故叹陆为深”。“《翰林笃论》”，当为“《翰林》笃论”。

三，引文错误

如第3页，引《文心雕龙•明诗》中的几段话，其中“序酣宴”当作“叙酣宴”。 “唯取昭牺之能”，当作“唯取昭晰之能”。“何晏之徒，率多浮签”，当作“率多浮浅”。第4页的“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兢也”中的“兢”当作“竞”。（以上据詹鍈《文心雕龙义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版改。）

第10页，引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遗风余烈，事极江左”。查《宋书》，作“事极江右”。《文选》中此文亦作“江右”，其下李善注曰，“江右，西晋也”。

第30页，译者引《太平御览》，“张华荐成公绥曰：窥见处士东都成公绥，年二十五”云云。第45页，同样引此文却作，“张华荐成公绥曰：‘窃见处士，东郡成公绥，年二十五’”云云。数句之中，就有“窥见”与“窃见”，“东都”与“东郡”的不同。

第73页，《为贾谧作赠陆机》诗，其四，“南吴伊何？僣号称王”。其中的“僣”字显然是“僭”字之误。查《文选》，此诗李善注引《字书》：“僭，假也。”

第91页，引《世说新语•容止》，“潘安仁、夏侯湛并与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并与美容”，当为“并有美容”。

第105和132页，均引《世说新语•方正》，“士衡正色曰：‘我祖、父，名播海内……’”。而116页，引此文却作“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查《世说新语》，后者为是。

第161页，引《世说新语•任诞》，“张季鹰……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实时一杯酒。’”查《世说新语》，“实时”当作“即时”。

第166页，引《晋书•戴邈传》，“邈，字望之。少好学，尤精《汉》、《史》”。查《晋书》，作“尤精《史》《汉》”。

第180页，引陆云的《答大将军祭酒顾令文诗》中第五章，其中少了第三联“惠音聿来，琼华玉艳”。

第197页，引秦嘉妻徐氏《答嘉书》，“高山岩岩而军是越”。 查《文选》，作“高山岩岩，而君是越”。

第200页，引潘岳诗，“齐都无遗声，桐响有余谣”。查《文选》，“桐响”，当作“桐乡”。

四，对史籍的引用和理解多有错误

第15页，“《吴志•陆逊传》载，逊，字伯言，本名议世”。查《三国志》，原文作“陆逊字伯言，吴郡吴人也。本名议，世江东大族。”可见陆逊本名应为“议”，而非“议世”。这从陆逊字“伯言”也可印证，古人名、字往往意义相关。下文，“逊……后历任东西漕令史、海昌屯田郡尉等职”。其中“东西漕令史”当为“东西曹令史”，“海昌屯田郡尉”当为“海昌屯田都尉”。下文，“孙权命陆逊为大都督假节督统朱然、潘璋、宋谦、韩当、徐盛、鲜于丹、孙桓等五人，攻蜀国刘备大军而破之”。其中“五”字后脱漏一“万”字，导致语义不通。朱然等共计七人，何言五人？下文，“掌荆州、豫章三军”，当作“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下文，“赤鸟七年，代顾雍为丞相”，“赤鸟”系“赤乌”之误。

第16页，介绍陆抗，“吴•建兴三年称奋威将军，此后的太平二年，督柴桑，以征北将军攻略寿春，破魏将诸葛诞。”此处有几处重大史实错误，笔者不得不先引《三国志•吴书•陆逊传（附陆抗）》原文，“建兴元年，拜奋威将军。太平二年，魏将诸葛诞举寿春降，拜抗为柴桑督，赴寿春，破魏牙门将偏将军，迁征北将军”。可见，陆抗拜奋威将军，在建兴元年而非三年。击败的魏将是“魏牙门将偏将军”，而非“举寿春降”的诸葛诞。此战后陆抗因军功“迁征北将军”，而非先为征北将军，再投入战斗。

第17页，介绍张昭，“张承之父张昭是熟读《春秋左传》的学者，孙策为长吏抚军郎将，对其创业颇有贡献”。此句首先翻译有问题，感觉仿佛孙策担任了“长吏抚军郎将”，其实“孙策”后缺少“任命”等谓语，导致语义模糊。其二，“长吏抚军郎将”，应该为“长史、抚军中郎将”。
此外，书中由于校对粗疏而带来的醒目错误，几乎每页都有，兹不一一列举。


五，文理难通的翻译

此书翻译问题非常严重。前人对译作有“信、达、雅”的要求，而此书文理难通之处比比皆是。下面仅举数例。

如第1页，“公元290年，武帝司马炎死去，惠帝司马衷即位。以后，在陆机遇害于惠帝太安二年（303）后的十四年间，是西晋文学的第二个阶段，此时是政治混乱的时期”。读完，感觉这个第二个阶段是指陆机遇害（303）后的十四年间，其实由下页可知，第二个阶段是指289~303年。

第20页，“时，陆机虑及救过自己的命，品行甚谦，以其才德思之，必使晋室隆盛，故与其弟云委身成都王颖。”陆机何以自己“救过自己的命”？还认为自己“品行甚谦”？“虑及”后面缺少宾语“成都王颖”。

第31页，“与以张华为中心的文学集团相关的其它集团，有与集合了很多人才的杨骏为中心的文学集团是可以想象的”。笔者不知如何分析其句子结构。

第42页，“在泰始初年之际，张华本未以魏之人才身份集会了蜀、吴人士，之后，张华自己则成为文人集团的中心”。究竟张华“本未集会”还是“集会”了“蜀、吴人士”？

第44页，“晋司州顿丘县虽未及成公绥，而是魏国出身的文人”云云。此处“出身”当为“出生”且不表，单是“晋司州顿丘县虽未及成公绥”就令人费解。

第65页，“此后，《晋书》记载着‘河桥之役’失败的陆机因牵秀诽谤陆机于成都王颖”。不知所云。

第95页，“此表叙述了陆机参与大将军的军事，表达了对作为平原内史的成都王颖的感激之情”，成都王颖何曾做过“平原内史”？陆机上《谢平原内史表》，是表达对成都王颖任命自己为平原内史的感激之情。

第155页，“其后，为束皙的创业稳固了基础”，这一句与上下文叙述顾荣的事情毫无关系。

第158页，“孙皓深为记恨之，担心亲近的孙皓受谗言，拷问有病的贺邵，遂杀之”。“担心亲近的孙皓”云云明显不通。

第266页，“司马冏以陆机为中书省之务，怀疑九锡文、禅位诏书必是陆机所为作而被捕”。读后感觉似乎是司马冏被捕了，其实应是陆机被捕。

几点感想

周延良先生是功底深厚的学者，他署名翻译的《西晋文学研究》译本出现了如此多的问题，是学界应该引以为戒的教训。由于《西晋文学研究》日文本我们未曾了解，翻译的过程我们也无缘得知，我们仅就以下三点略作反省：

1，我们相信，这本书是没有经过严格的学术审查。一则，根据《西晋文学研究》译本里佐藤利行的序，首都师范大学研究中心“为了本书的刊行而立研究项目于中心”，而首师大校方“给予了项目的经费支助”。而国内学术界出版著作的情形，现在已经到了有钱就可以出书的地步，所谓的学术审查多半是走个形式。又因为《西晋文学研究》未附任何其他专家的学术审查意见，因此我们的判断应该是八九不离十的。二则，这部学术著作之被翻译为中文，有关各方只是关注其文化交流层面的意义，如石川忠久在《序》中所说的，“为日中两国的学术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因此，在相关人员看来，学术价值的审查似乎就不是很重要的了。通观全书，对于《西晋文学研究》学术价值的探讨，仅有译者周延良先生在序言中的褒赞。这不免使人疑问，没有其他专家的严格审查，就匆匆地将这本书翻译过来推向中国学术界，这是负责任的态度吗？我们一直在想，如果在翻译前进行了严格的专家审查，或者在翻译稿付印前请有关专家把把关，《西晋文学研究》译本就不会出现这种令人难以卒读的情况了。应该切实执行学术著作出版审查制度，这是《西晋文学研究》译本对学界的警示。

2，我们相信，周延良先生对《西晋文学研究》的翻译工作并没有尽心尽责。《西晋文学研究》中译本的错误之多之离奇是明显的，许多错误根本不是周先生这样水平的学者所应该犯的。但白纸黑字，错误明摆在书中，我们只能认为周延良先生未能尽心尽责以致如此。这种状况所以出现，看过周延良先生学术论文的读者不难明白：与周先生对学术论文的精心打磨相比，《西晋文学研究》的翻译工作似乎显得过于漫不经心。像我们这些学界后辈几眼能看出来的诸多问题，周延良先生能看不出来吗？但或许，周先生根本就没去看，这实在耐人寻味。为什么周延良先生对《西晋文学研究》的翻译工作显得如此漫不经心呢？原因也许在于：在重视原创的中国学术界，翻译国外学术著作进行的工作，不被大家所重视。但中外的学术交流，如果没有一些学术作品的优秀译本，则学术交流的深入程度和美好前程，实在令人怀疑。应该将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的重要性与个人的著述同等对待，这是《西晋文学研究》译本给学界的另一个提醒。

3，我们相信，《西晋文学研究》译本未曾经过具有专业素养的编辑人员的加工。《西晋文学研究》出现了大量的硬伤，如第135和179页的《毛是•大雅•烝民》，显然是《毛诗•大雅•烝民》之误。第196页的《孔子家•与执辔》，当为《孔子家语•执辔》。又如第15页脚注2，《吴函相陆逊铭》当是《吴丞相陆逊铭》之误。第107页和160页都出现了“三骑常侍”的官职。第177页，又出现了“散骑长侍”的官职，其实都是“散骑常侍”之误。
这样的错误如果偶一出现，还可以解释成疏忽，但在《西晋文学研究》译本里，这样的硬伤几乎每页就必然出现，有的时候甚至一页中多处出错，其难于卒读的状况，只有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如果本书经过具备专业学术素养的编辑人员的审核，这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我们怀疑，《西晋文学研究》译本在出版社里，根本就没有经过责任编辑审核这道程序。在买卖书号逐渐成为风气的出版界，交易过程的利益权衡逐渐成为编辑人员的关注焦点。但是我们必须要问，难道编辑人员只是出版著作这一行为的牟利者，而无须对其承担任何社会责任？让具有专业素养的编辑人员切实参与到学术著作出版的审查过程中，这是《西晋文学研究》译本给学界的又一个启示。


   虽然周延良先生翻译的《西晋文学研究》没能得到我们的好评。但我们认为，周先生在翻译《西晋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可是这些有益的工作，由于书中出现的大量错误而被无情地遮蔽了。我们希望，周延良先生能够正视书中的（包括原著中可能有的）错误并加以修订，从而使自己的劳动成果最终以良好的面貌呈现于学术界。

hufucopy

好文啊。

偶对西晋不熟悉不敢妄评,纯顶.

第161页，引《世说新语•任诞》，“张季鹰……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实时一杯酒。’”查《世说新语》，“实时”当作“即时”。

怎么引文也会出错啊.汗

oliver197411

周延良老师没有认真核对引文吧，责任编辑也没有好好把关的缘故。此书错误实在太多，看到一半终于忍不住拍案而起，写下此文，^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