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唐司长对还是彭定康对？

lewin

信报财经新闻   2006-07-24社评

是唐司长对还是彭定康对？

　　前港督彭定康来港，新闻界「翘首以待」的，是他到底会如何品评前下属曾荫权和陈方安生，或响应谁人会更适合当行政长官等「惹火」问题，但老谋深算的彭定康以「我跟两位都是好朋友」轻轻带过，化解风波于无形，但是，他却在无意间引爆了另一场争议；当回答有关香港正在研究开征商品及服务税（ＧＳＴ）时，彭定康说他当年坚决反对，虽然没有明言，但矛头隐隐然指向正在力销ＧＳＴ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唐司长不甘示弱，在电台节目说彭定康当年的政策不符合经济原则，并批评彭定康任满后「拍拍屁股走人」，暗指彭定康留下了一个烂摊子给特区政府。口舌便结的彭定康当然不会罢休，他在稍后响应时说，自己任内当财爷的是现任行政长官曾荫权，而在他（彭定康）治下，香港有丰厚盈余，既可减税，还可以大兴土木兴建新机场，如果在民主国家，这种政府必可永久执政。

　　上述一段唇枪舌剑，是介绍ＧＳＴ出台和讨论公共财政的上佳素材，政府官员特别是财金官员切勿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故意回避争论，因为彭定康揭开的，正是一段香港财政由盛入「衰」、本地社会由奢入俭的历史转变，如果聪明和急才足够的话，唐司长不但可以借题发挥，既来一次向港英时代的总督作一次「大清算」，又可以为自己负起「不可能的任务」—推销ＧＳＴ作出一次全面的「真情表白」；但很可惜，唐司长并不能抓住这个大好时机，反而把问题说得更复杂、更含糊不清。

　　进入正题前，先摆清事实—彭定康在九二年来港履新，出任最后一位英国港督，其时任财政司的是麦高乐，曾荫权接任是在九五年，已近港英管治尾声。彭定康在九二年十月宣读他的第一份施政报告时，已经明确宣示会在任内五年把公共建设的资金增加百分之二十一，并且决定推动新机场和相关的铁路计划，而当时能够落实这个玫瑰园计划，皆因政府财政受惠于地产蓬勃，而经济环节则因为中国在邓小平南巡之后全面升温，从九二年开始，大陆的经济热带动了香港的红筹狂潮，股市一片兴旺，香港的泡沫经济，正是从九十年代初起步，在彭定康任内（九二至九七年）达到顶峰，麦高乐任财政司期间，更曾经录得近六百亿元的盈余纪录！

　　明白了这段背景，就知道彭定康年代的政策并非什么违反经济规律，而是库房「水浸」，政府有足够条件大搞建设，提供福利，并且同时降低税率；在民主国家，大洒金钱是赢取掌声和选票的不二法门，而能够同时减税，更是难以想象的德政；对当年的港英政府来说，经济繁荣是减少社会矛盾、方便彭定康推行政改方案的稳定剂，政经两利，而财政条件又充裕，彭定康的经济政策其实既合公共理财原则，也符合港英管治的目标。

　　事实上，唐司长要拆解彭定康的回应并不困难—彭定康年代有丰厚盈余，自然毌须考虑在税制上动脑筋，但时移世易，近几年香港经历大变，高地价政策一去不返，政府要为未来开拓另一个更稳定的财政来源，情况正如当年戴卓尔夫人面对英国堆积如山的社会问题但苦于财力不足，唯有逆民意开征人头税，结果几乎导致保守党下台，对此，时任保守党内阁大臣的彭定康应该知之甚详，也了解政府要开征新税源的「苦衷」！

　　无论开征新税或调高税率，都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现在看来，唐司长几乎已没有把握在议会通过建议中的ＧＳＴ；但在无望胜出的情况下，「教育公众」令港人知道香港的财政状况以及为何要推出ＧＳＴ，并且以实证证据说明ＧＳＴ引起的后遗症很多其实根本站不住脚，能够做到这些，唐司长虽败犹荣，而跟彭定康的舌战，是一次向公众释疑的大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