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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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日本人

三七生

一、内心

日本人喜欢用大字形容自身，比如大和民族，以及天皇陛下是天照大神的后裔。这与日本领土远离大陆的狭长瘦弱形象及日本人一贯的身材矮小的真实情况正好相反，“大”是一种心理补偿。日本人无论向内看还是向外看时，在谦卑的外表下都藏着一颗自高自大的心，但自高自大之下却掩盖着深埋在潜意识中的自卑心理。这是日本人充满矛盾的内心世界，日本民族正是借着这种矛盾的张力推动着自身的发展壮大，直到向岛外疯狂扩张的。
一个日本人将本民族比喻成漆器，并说“剥掉日本人的外皮，除掉它的漆层，露出来的是海盗”，接着又说：“但请不要忘记：日本的漆是珍品，是制作工艺品的材料。它不是掩盖暇疵的涂料，没有丝毫杂质，至少与坯质同样精美。”这真可看作日本人心理的完整展示：真实的自我并没有高贵的出身，这是容易令人自卑的事，尤其是对重视名誉的日本人来说。但在日本人，自卑正可化作动力，在对不体面的形象加以掩盖文饰的过程中，日本人是一丝不苟的。所以“经年累月，漆坯上的漆层涂得越厚，作出来的漆器就越贵重”，于是，日本人就最终成了高贵体面的大和民族，并最终肩负长兄的使命化作“大日本皇军”浩浩荡荡地“进入”了那些他看作小弟的邻邦。这时的日本人也再次露出漆层下面深藏在骨子里的真实面目：海盗的本质。愚昧，野蛮，疯狂，残忍，且不讲道理。
令人绝望的是，在那场战争结束５６年之后，这个国家的行政元首还决心参拜供奉着那些侵略者幽灵的“靖国神社”，而且时间选在８月１５日，５６年前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投降的日子。他是要代那些沾满鲜血的刽子手忏悔吗？绝对不是，因为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中，“他们有祈祷幸福的仪式，却没有祈祷赎罪的仪式”。忏悔是良心的自省，是对自身罪恶的救赎。而日本人虽也喜爱良心一词，却缺乏真正的良知，对罪恶也没有过清醒的认识。比如南京大屠杀，一些日本人否认它，可能并不是因为以为那是罪恶，也许只觉得大家都说不好，于自己的面子上很不好看，才拒不承认。这是这个民族的可悲之处。

二、耻感

但日本是知耻的民族，有他们独特的耻感文化。其他民族当然也懂得羞耻，内容却与日本不同。日本人不会因罪恶而感羞耻，他们的羞耻感来自别人的轻蔑。为了不遭到别人的轻视，他们很强调自重，自重的核心则是对现实世界中一切公共法则的认同。其内容包括：遵守“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各种繁琐礼仪的要求，能够忍受痛苦，在专业及技能上维护自己的名声。对于毁谤或侮辱必须洗雪，洗雪的方法可以是对毁谤者进行报复，也可以是自杀。可见日本人是将名誉置于生命之上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是日本人的思维方法。只要得到别人的认同死不足惜，这种本末倒置的态度是日本文化的独特之处。
中国也讲知耻近勇，但耻的是自己的过失与不足，日本人耻的则是对自己名誉的破坏。中国把听到侮辱和诽谤就神经过敏看做是“小人”之态，日本则把对名誉的敏感看作高尚理想的一部分。中国人讲实至名归，名不副实则可耻。日本耻的则是事实对名誉的破坏，所以不惜欺世盗名。
比如孔子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以实事求是做为面对自身的态度。日本的教师则说：“教师名份的情义，不允许我说不知道。”意思是，即使他不知道青蛙属类，也必须装作知道。即使只靠在学校学了不多的基础英语，也不能容忍别人来更正他的错误。其他身份的职业也是如此。在日本，这种自我防御非常根深蒂固，因而不能当面过多地说别人专业上的失误，这既是一般礼节，也是一种明智。为了避免造成羞辱以至引起有关名份及情义的问题，日本人制定了各种礼节以求缓和，努力把事态控制在最低限度。
这样对虚名的不余遗力的维护是不是这个民族骨子里缺乏自信心的表现？
另一方面，为名誉不受攻击，他们也会力求名实相符，将担心化作动力，执着进取，这也许正是这个民族得以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的原因。

三、历史

有一个传说，说日本人的祖先是秦始皇派到东海寻找长生不老之药的徐福带领的五百对童男童女，但这只是有的人的说法。可是，在日本本土有文字的历史中却找不到对远祖的记载，在这一点上用“数典忘祖”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日本有文字的历史是从七世纪开始的，当时的日本采用了中国的表意文字来记述它自己那种与中国完全不同的语言，在此之前，日本没有文字。同时，天皇还大量引进令日本使节赞叹不已的唐代的高度文明来充实日本的事业。比如日本从中国大规模引进佛教，作为“保护国家的至善”宗教，并仿照中国式样建造了许多壮丽的佛教伽兰和僧院。此前的日本无论官方还是私人都没有巨大的永久性建筑。天皇还仿照中国的京城建造了新的奈良城，并采用了使节们从中国学来的官阶品位和律令。
但日本所采纳的官位制，在中国是授给那些经过科举考试合格的行政官员的，日本却授给世袭贵族和封建领主，使之成为日本等级制的组成部分。日本也未能接受中国那种世俗皇帝的观念，日语中称皇室中的人为“云上人”，认为只有这个家族的人继承皇位才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他们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天皇的权威是不可侵犯的，天皇本人是神圣不是凡人。所以，日本历史上一次也没发生过像中国那样的改朝换代的事。
但这并不意味着天皇真的实际统治着整个日本，八世纪末叶贵族藤原氏掌握了实际的行政大权，把天皇赶到后台。之后封建领主们纷纷起来反对藤原氏的统治，整个日本陷入内战。最后，著名的源赖朝征服了所有的对手，以“将军”的身份成为全国的实际统治者。直到十六世纪内乱再起，德川家康击败所有对手成为新的将军。从１６０３年到１８６８年的２６５年间，日本实际在德川家族的统治之下，直到天皇与将军“双重统治”被废除，近代时期开始，幕府统治才宣告结束。
在这期间，天皇只是象征性地对将军进行封赐，在政治上毫无权力，只是如汤加的神圣首领一样是“军事将领的某种政治犯”。但在日本人的定义中，天皇的地位在等级制度中仍是至高无上的，即使只是一个象征。这是日本人的精神需要。
１８６８年，倒幕势力取得胜利，宣告王政复古，“双重政治”结束。新生的明治政府在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却拒绝一切废除等级制的思想。“王政复古”使天皇位居顶峰，废除了将军，简化了等级制。不论是政治、宗教或是经济，明治政治家们在各个活动领域中都明确规定国家和人民之间“各安其分”的义务，政府掌握在等级制上层人物手中。普选产生的众议院代表国民的意见，但对任命，决策或预算等则没有丝毫真正的发言权。
国家对学校的规定十分严密，每个学校在同一天都用同样的教科书，上同样的课，每个学校每天早晨都在同一时间，在同样的广播伴奏下，做着同样的早操。
在宗教领域，国家把一种宗教置于管辖之下，奉之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特殊象征，这种受到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在学校里，国家神道成了神代以来的日本历史，和对“万世一系的统治者”天皇的崇拜。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家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
国家神道受内务省神祗局管理，它的神官、祭祀、神社等费用均由国库开支。其十一万多座神社遍布各地，从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大神宫直到特别祭典时司祭神官才进行清扫的地方小神社。在国家神道的大祭日里，天皇要亲自为国民致祭，政府各部门放假休息。
与神社不同，对祖先的崇拜是在家庭房间里的“佛坛”上进行的，那里只设立六七个最近去世的亲属灵牌。曾祖父曾祖母的墓碑上的文字即使已经无法辨认，也不再重新刻写，三代以前的墓地甚至会被迅速淡忘。在日本，没有祭祀远祖的仪式。可以说，日本实际上是一个很容易忘本的民族。
但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一些日本人却表现出了例外，他们似乎对那些双手沾满鲜血的历史罪人的灵牌情有独钟，即使不是本家也要去拜一拜，时间还往往要选在他们那场侵略战争失败的纪念日，比如这次小泉纯一郎的一意孤行。这说明直到今天许多日本人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罪恶，日本的右翼势力也迫不及待地以篡改历史的方式极力证明着这一点。
“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是日本人的格言，只要这样，日本人就会感到“安全”，他们的“安全”是由于视等级制为合法，这是日本人人生观的特征。但当日本人要把这种等级制下的“安全”的公式向外输出时，就遭到惩罚了。日军官兵到了各占领国遭到当地居民反对时，他们感到很吃惊：我们是奉天皇陛下的圣谕来帮你们建皇道乐土的，你们怎么会不欢迎呢？大日本不是给了你们一个地位了吗？尽管很低，但总是整个等级制中一个地位嘛。等级制即使对低层的人来讲，不是也很理想吗？你们为什么不“各安其分”呢？你们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虽然日本人会在等级制下各安其分毫无不满地生活，但是别国的人却没有这样的人生观与生活方式，等级制是不能输出的，尤其是以武力来推广。那些大言不惭的主张在别国看来，实在是狂妄之极，甚至比狂妄还要恶劣，以至万分愤慨。
但有的日本人却认为自己发动的战争是正义的。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只有日本是惟一的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的国家，也最了解“各得其所”的必要性。因此，它应该帮助落后兄弟之邦。“大东亚”诸国是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其次是英国、俄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内驱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万国均应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立其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即使战败，日本也没有在道德上排斥“大东亚”的理想，日本的战俘很少指责日本对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所怀抱的目的。在日本看来，最大的不幸在于那些被日本占领的国家没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这一理想。
日本至今仍然有人怀抱着这样的理想，为了美化当年的行为，他们不惜篡改历史教科书，愚弄后人。他们自命崇高、狂妄自大，实际上是非不明，善恶不分，顽固不化，死不改悔。
甚至带有自大，妄想，被迫害等颠狂患者的典型特征。
连历史都不敢正视，这是这个民族的悲哀。

四、尚武

日本是一个尚武的民族。在古代日本，皇室和宫廷贵族之下有五个等级，士、农、工、商以及贱民。但其中的士并非中国所谓的“学而优则士”的经科举考试做上官的文人，而是可以佩刀的武士。农、工、商属于庶民的范畴，武士则不然，相对于前者，他们是一个有特权的阶级，他们的权利充分体现就是他们的配刀。武士的佩刀不单纯是装饰，而是其特权和阶级的标志。他们对庶民有使用佩刀的权利，这在德川时代以前就已经形成传统。德川家康所颁布的法令中规定：“对武士无礼，对上级不逊的庶民，可立刻斩杀。”当然，在这之前，德川的名臣丰臣秀吉已经用著名的“缴刀令”完成了武士与其他阶级的分离，并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只有武士才有佩刀的特权。武士不从事生产，他们每年从大名那里接受俸禄，过着寄生的生活。但奉禄并不能使他们富裕，所以他们的信条是，俭朴乃最高的美德。
武士当然不是白吃饭的，他们的刀也不只是一个象征，他们的刀是用来杀人的。要杀死一个被缴刀的庶民当然很容易，但需要对付一个同样持刀的武士，就要看谁的技术更高了。所以，对他们来说修养是必要的。
相对于刀术，武士们更注重精神的训练，这一点上他们受中国传来的禅宗的影响很大。铃木大拙在《禅与精神分析》中就举了很多武士特殊能力的例子。比如走近一道门，敏感的武士会觉察到藏在门后的凌厉的杀气。经过这样的修养，就会磨掉“身上的锈”，使自身变成一把锋利的刀常用的说法。
虽然有高超的武艺，武士却不同于中国武侠小说中的侠客。侠客们是非分明，嫉恶如仇，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即使依附官府，也是独来独往，形踪莫测。日本的武士则是以封建领主“大名”的家臣的身份存在的，名义上受大名的供养。所以，他们首先要做到对主人的忠义，一切是非善恶都以此为前提，这是等级制度上上下下每一个安分守己者一致的观念。
曾选作小学语文课文的日本民族叙事诗《四十七士物语》便进述了这样主题的故事：
在一次仪式上，被任命主持仪式的大名浅野侯因没有向在幕府中枢任职的大名吉良侯赠送重礼，吉良侯就故意让不熟悉仪式的浅野侯在举行仪式时穿上了完全违反仪式的服装。浅野发现自己被愚弄侮辱，便拔刀砍伤了吉良的前额，后被众人拉开。他因受辱而向吉良复仇是一种公认的德行，但在将军殿上拔刀则属不忠。所以，在等最有才智最忠诚的家臣大石回来，双方久久注目凝视告别之后，浅野在自己的宅邸切腹自杀。之后，浅野的封地被没收，家臣也成了无主的浪人。
之后，大石卧薪尝胆，经过周密的调查与策划，在三百多名浪人中选出四十七名情义坚定的武士，刺滴指血，盟誓为主君复仇。然后他们佯装不懂情义的人，每日饮酒作乐以蒙蔽吉良，为此他们遭到了众人的唾弃。在做出种种巨大牺牲之后，他们最终在吉良大宴之后的一个风雪之夜，冲进了吉良的府第。又经一番争斗，他们终于以主君浅野侯切腹用的刀砍下了吉良的首级。最后他们带着两度染血的刀和被割的首级列队走向浅野的墓地。
浪人们的行动震撼了整个东京。曾经怀疑过他们的亲朋们争先恐后地与他们拥抱，以示敬意。大藩的诸侯沿途也热情款待。他们把刀和首级供在主君墓前，并念诵了祷文。
他们报答了主君的情义之后，还要向幕府尽忠。最后幕府令四十七士切腹。小学课本中这样写道：“他们为主君报仇，情义坚定，应为永世垂范……于是，幕府经过再三考虑，命令他们切腹，真是一举两全之策。”四十七士的故事不断传布、翻译并被拍成电影而广泛流传。四十七士的墓地长期成为圣地，凭吊者留下的名片使墓地周围变成一片白色。
这个故事表现出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及与之并行的价值观。对这种价值观的认同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穷兵黩武政策提供了民众支持与思想基础。其中透出的对死亡的迷恋一度塑造了日本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
十九世纪末的东京，梁启超在街上漫步正遇到日本军营新兵入伍老兵退役交替之际，感到“其为荣誉，则与中国入学、中举、簪花时不是过也。”更令梁“矍然肃然，流连而不能去”的，是其间为入营者题写的标语——祈战死。日本军歌中有一首叫《海行》的，头两句是：“海行水渍尸，山行草生尸。”之后的海军招魂祭祀之歌，干脆便以《水渍尸》为名字。其间弥漫的血腥气令日本兵兴奋不已。
日本兵以战死为荣，以投降为耻，所以在战场上他们很少被俘。如一个日军战俘所说：“既然已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献给胜利的祭坛，如果不是壮烈牺牲那才是奇耻大辱。”所以在北缅会战中，战败的日本兵被俘与战死者比例为１４２比１７１６６，也就是１比１２０，这１４２名被俘者中，除少数以外，在被俘时都已负伤或已昏迷。而在西方军队中，阵亡者如果达到全军兵力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罕有不停止抵抗的。其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４比１，从中能看出西方人和日本人对生命的不同态度。与生相比，日本人似乎对死亡更向往更迷恋，这也许来自他们的“人死之后就成了神”的观念的影响。
日本兵在战场上似乎根本就不把自己当人。所以，他们不像人那样怕死，也不像人那样求生，发起狂来，比起禽兽犹有过之，如神风特攻队偷袭珍珠港的自杀式轰炸。又如在南京大屠杀中，他们的行为集杀人狂、色情狂、迫害狂于一身，表现为长期精神压抑变态的总爆发。这是武士道精神与军国主义双重训练的结果，其间表现出的是人性中最阴暗最险恶的一面。
日本人的尚武精神来自他们骨子中好斗的海盗本性，如果不能以和平的文化精神变化他们的气质，长期的压抑只能会导致更猛烈的爆发。近来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重新抬头及日本青年对士兵的向往都在对这种担心做着明确的注脚。

五、艺术

与尚武精神可以相提并论的是日本民族的崇尚艺术。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就是用菊与刀作实物象征来阐述日本文化的类型的。菊是花的一种，盛开于秋季，不与百花齐放，以菊来概括日本艺术的独特风格是很恰当的。
说到日本艺术，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要算浮世绘，在十九世纪末浮世绘曾对以梵高为代表人物的后期印象派画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也因此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现存江户时期的浮世绘作品近百分之九十被收藏在波士顿、纽约、芝加哥、巴黎和伦敦的美术馆，由此可见西方对日本这一古老画种的重视程度。
从本质上说，无论在材料、形式还是画法上，浮世绘都很明显地受到中国画的影响，尤其是从唐代一直盛行到清末的工笔兼小写意的仕女画的影响。浮世绘在日本本土流行时并非正统主流，这种绘画原是些江湖艺人为迎合下层百姓口味借以谋生的手段，类似中国民间流行的木刻版画。但浮世绘所描绘的对象，却无论从内容到精神上都体现着鲜明的日本特征。以喜多川歌 为代表的画家们最常描绘的对象——艺伎，最能体现日本艺术的风格。
“艺伎”就是以音乐、舞蹈、花道、茶道等技艺包装起来的“艺术化的妓女”。日本人似乎依然保持着原始时代对“性”本能所怀有的质朴感觉和坦然从容的态度，所以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妓女的形象有其神圣的一面。艺伎更是被许多日本人当作艺术家来崇拜。
前两年一本叫《一个艺伎的回忆》的小说曾高居《纽约时报》书刊畅销榜长达六十个星期，这部小说之所以有这种异乎寻常的魅力，是因为其中展示艺伎生活的回忆可以看作日本色情文化的百科全书。如书中写道：“女人表演‘溪中之舞’实际上就是表演某种脱衣舞。她假装是一步一步往溪中走去，为了不让和服弄湿，于是把下摆一次又一次地往上提，直到让男人最后看到他们想看的东西……”还进一步披露从和服的领口露出的脖子具有“性”的意义：“日本男人对女人脖子的感觉就同西方男子对女人大腿的感觉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女子穿和服，脖领低到可见头几个脊椎的缘故。”这个秘密被喜多川歌 的一幅名画《妇人相学十态·轻浮之相》印证着：画中的女性从和服里露出脖子直到肩膀。
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文学艺术的成就与他们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日本人性心理和性道德观中将对“性”的感觉“艺术化”有关。对性的这种态度不仅是日本民族的个人意识，而且是一种“集体意识形态”，活跃在东南亚的“南洋姐”就可以看做这种国家意识形态的产物。中国人熟知的《望乡》中的阿崎婆即来自其中，作者山崎朋子在重访东南亚几国之后明确指出：“海外妓女曾经成为日本侵略亚洲的先遣队”。她们的“性”成为日本侵略别国的工具。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对待慰安妇问题的不同态度，也可以部分地用性道德的差异性来解释。
还有一件真事可以用来解释日本人观念中的艺术的性变态倾向。也是在几年前，一个日本男人在法国将他的女友杀死，并切成小块保存在冰箱里，准备一点点地吃掉。被起诉后他的解释是，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表达对女友的爱。所言正与传说中的罗刹的行为动机一致。审判结果法官以精神分裂为由宣布他无罪，但为安全起见，这人被送回了日本。回日本后，他不但未受歧视，反而成了风云人物屡上杂志封面，甚至很多日本人称他为“真正的艺术家”。这件事使人更清楚地看到了“艺术”在一些日本人的内心深处意味着什么。
与此相类，令日本著名导演大岛渚获得国际声誉的影片《感官世界》讲述了发生在１９３６年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位叫阿部定的艺伎与情人终日在酒馆中以性爱度日，并互相勒紧脖子以获取快感，最终阿部定错手勒死情人，遂将他的阳具割下带在身上。这部电影将大岛渚一向探索的“性与死”命题推到极至，使他得到了惊世骇俗的名声。性的极度放纵的变态表达就这样由生活方式过渡为艺术主题，成为日本人无法回避的苦痛。
传统的和歌、俳句、歌舞伎等艺术形式可能已不容易被现代的日本人所理解，但在依旧盛行并声名远播的插花与茶道的迹近琐碎的种种讲究中，仍然能看出日本人一脉相传的另一爱好：修饰。比如准备参加菊展的盆栽菊花，每朵花瓣均经过栽培者的细心修整，并且常用看不见的金属线圈维系，以保持形姿。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人对表情的培训：日本的一家企业为让员工能随时保持笑容，每天让她们在规定时间内口衔一根筷子进行训练，以使口轮咂肌保持上翘的姿势。对于这种对美的追求行为，本尼迪克特的概括也许更加准确直接：伪装。
另外，日本的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源氏物语》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两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不同程度上继承了其情感细腻的叙述风格。川端康成用“雪月花”来概括日本文化的特殊性。大江健三郎认为，川端康成独自的神秘主义是与禅的领域相关的。禅自然来自中国的影响。但恰如川端康成津津乐道的日本禅僧良宽６９岁时恋上２９岁女尼所作的和歌：日日盼望她来到，今日得见复何求？这种情感却正是中国禅僧力求超越的东西。
雪月花，没有风行其间，也就少了一股生气。但这也正是日本文化独特的地方。

六、性格

本尼迪克特在对日本进行详细研究后发现，使西方人感到诧异的日本男子行为的矛盾性是日本儿童教养的不连贯性造成的。他们深深记得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他们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就是神，可以纵情恣意，甚至可以恣意攻击别人，似乎一切欲望都能得到满足，这种记忆虽几经涂饰，仍然留存意识深处。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性，使他们长大成人后，既可以沉溺于罗曼蒂克的恋爱，也可以一变而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既可以沉湎于享乐和安逸，也可以不计一切而承受极端的义务。谨慎的教育往往使他们行动怯懦，但他们又能勇敢得近于鲁莽。在等级制下他们可以表现出极为驯服，但却又很不轻易接受上级的驾驭。他们非常殷勤有礼，但却又保留着傲慢不逊。在军队里，他们可以接受盲从的训练，但却又顽固不易驯服。他们是坚定的保守主义者，但却又很容易被新的方式所吸引，例如他们曾学习中国习俗，继而又吸取西方学说。
日本人性格的二元性造成种种紧张。对这种种紧张，日本人的反应并不一样，但每个人都要对同一个基本问题作出自己的决定，即如何协调儿时那种纵情无虑处处受人宽容的经验与后来生活中那种动辄关系到自身安危的种种现实之间的矛盾。一些人像道学家那样，一丝不苟地约束自己的生活，惟恐纵情无虑会与实际生活发生冲突。正因这种纵情无虑并不是幻想，而是确曾有的经历，这种恐惧也就更加严重。他们态度超然，墨守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并由此认为自己就是能发号施令的权威。有些人则更加意识分裂，他们害怕自己心中郁积的反抗情绪，而以表面的温顺来加以掩饰。他们把思虑耽溺于日常琐事，以防止意识到自己的真实感情。他们只机械地演习那些基本上毫无意义的生活常规。另有些人，由于对儿时生活感情更深，长大成人后面临社会对他们的一切要求，感到严重焦虑，他们试图更加依赖别人，但年龄已不允许。他们感到任何失败都是对权威的背叛，从而动辄陷入紧张激动，凡不能以常规处理的意外情况都使他们感到恐惧。
如果不是感到过度压力，他们在生活中会表现出既能享受生活乐趣，也能保持幼年所培育的注意不刺伤他人的情感。后来所受的各种束缚是为了与伙伴协调一致，义务也是相互的。尽管在某些事情上，个人愿望会受到他人的干涉，但在一些规定的“自由领域”中，感情冲动仍可得到满足。日本人一向以陶情于自然乐趣而闻名，诸如观樱、赏月、赏菊、远眺新雪，在室内悬挂虫笼子以听虫鸣，以及咏和歌，俳句，修饰庭院、插花、品茗等等。这些绝不像一个深怀烦恼和侵略心理的民族所应有的活动。在日本还未从事那种不幸“使命”以前的幸福时代里，农村闲暇生活的活泼愉快，工作时的勤勉绝不逊于现代任何民族。
但是，日本人的自我要求却非常之多。为了避免遭受世人疏远和毁谤等重大威胁，他们必须放弃刚刚尝到甜头的个人乐趣，在人生重大事情上他们必须抑制这些冲动。自尊（自重）的人，其生活准绳不是明辨“善”，“恶”，而是迎合世人的“期望”，把自己的个人要求埋葬在群体的“期望”之中。这样才是“知耻”而谨慎的善人，才能为自己的门庭、家乡和国家增光。如此产生的紧张感非常强烈地表现为一种巨大力量，使日本成为东方乃至世界一大强国。但对于个人，这种紧张感则成了沉重负担。人们高度紧张，惟恐失败，惟恐自己付出巨大牺牲所从事的工作会遭人轻视。有时他们会爆发积愤，表现为极端的攻击性行为，攻击的原因往往是察觉到自己受到侮辱或诽谤。这时，他们那危险的自我就会向诽谤者发泄，如不可能，就只好向自己发泄。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击的复仇可能性较大。到了近代，法律、秩序以及处理相互依存的经济制度，把复仇行为打入了地下，或者把它针对自己的胸膛。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的反应很敏感，因而极易恼恨自己，而不去恼恨别人。一种结果是，把它当作鞭策，激励自己去干“不可能”的事，另一种是让它侵蚀自己的心灵。
近代的日本小说一再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如何在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之间辗转不安。这些小说中的主角厌烦一切，厌烦日常生活，厌烦家庭，厌烦城市，厌烦乡村。日本人所特有的这种厌倦是一种敏于感伤的疾病，他们把被摈斥的恐怖引向内心，不知如何自处。正如一位作家所说，日本的人物小说所暴露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在那里，人们情绪爆发时就像有毒的气体在飘荡。
现代日本人施于自身的最极端的攻击行为就是自杀，借用培根的话来说，他们是把自杀当成最喜欢的“刺激性事件”。具有国际声誉的日本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与川端康成都是以自杀的方式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三岛采取的是传统的剖腹方式；川端则创造性地用了口含煤气管的方式，别具现代性的创意。当他们对表达厌倦也产生厌倦时，自杀是他们共同的选择，虽然方式不同，借口也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至今仍活跃着的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还在以生命不懈地书写着自己的厌倦，“努力驱除自我内心的恶魔”，但不知他感到最终厌倦时，他将如何面对自己的选择。
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绪摇摆是从强烈的献身精神一变而为极端的厌倦。在顽强努力与极端消沉之间，情绪摇摇不定，是日本人一贯的状态。
无论对个人还是民族，这种缺乏稳定的情绪摇摆都是一种悲剧的性格。

fireball

客观的说，我们需要学习日本人的有很多！
我们民族的也有很多性格在别人看来是缺陷，我们研究日本人应该更多的学习他们的优点，只有干仗了才利用他们的缺点。

travis

后三条太长，没看。不过从前三条看来，中国人一点儿都不比日本人差。或者不如说，任何有800年历史以上的民族，大概都有那些特点。

huuhhuuh

引用第1楼fireball于2006-07-23 11:47发表的“”:
客观的说，我们需要学习日本人的有很多！
我们民族的也有很多性格在别人看来是缺陷，我们研究日本人应该更多的学习他们的优点，只有干仗了才利用他们的缺点。

同意！学习是主要的。

slcky1018

别看别人了,看看中国人自己有多少弱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