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杂谈

谦谦

陈布雷杂谈

被时人称为蒋介石的“文胆”、被蒋介石称为“当代完人”的陈布雷堪称传奇式的人物，他由一个上海滩的名记者到成为国民党最高统帅的第一枝笔，期间经历自然有其曲折复杂之处。然对于这样复杂的历史人物，大陆史家或由于史料缺乏或由于政治原因对其着墨不多。笔者在阅读一些相关史料之后，对其人其事感慨颇多，故愿以引玉之砖，对其着墨，所写文字不在能引起他人注目，只在兴趣而已。
陈布雷原名陈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而布雷两字是他“在杭州浙江高等学堂求学时，因脸形圆如面包被同学戏称为bread，陈乃以bread之谐音‘布雷’署名撰文于是时始”（《民国人物传》第八卷 76页），正是由于其布雷之名在当时舆论界影响颇大，所以其原名罕为世人所知。下面笔者试从四个方面来对这一民国时期一风云人物作一粗线条勾勒。

慎独存诚  居家无愧孝友慈
陈布雷在家中居长，16岁丧母，25岁丧父，父亲死后，继母罗氏在堂，弟妹九人，皆未成年，最小的妹妹出生不到一月，整个家庭需要他来支撑；陈氏是一个大家族，家族公益之事如本村水利、治安施舍等也需要其一并承担。家庭、家族事务全部落到他身上，为此他辞去原在宁波效实中学教师职务，摒绝一切笔墨书籍，在家丁忧。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今而后乃知书生这无用，我往日在学校所学者，到乡里理家一无所用，而乡人所谓克家之条件，我却无具备”（王泰栋《陈布雷传》 第250页），诸此种种，对一个文弱书生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他能做的是要做到一切应该做到的：主持好大家族的事务，料理好继母和弟弟、妹妹们的衣食起居，挣出自己妻子儿女六人的糊口之资。其实最让陈布雷煞费苦心的是对弟、妹们的教育，虽然他看到“几年来家产收入，包括田产和合资股息收入，应付全家日用及诸弟、妹学费，入不敷出”（王泰栋《陈布雷传》 第251页），但他笃意认为“父母早逝，作为长兄，对弟妹教养、婚嫁应尽心竭力，责无旁贷” （王泰栋《陈布雷传》 第251页），就这样在他的资助下，他的弟妹皆受高等教育，即使对同父异母的六弟、七弟、八弟、小妹也一视同仁，帮他们完成学业，（六弟就读上海同文书院，七弟也进过同文书院，后留学日本，八弟也留学日本，小妹中央大学美术系毕业）。弟弟妹妹们的婚姻他也极为关心，从议婚到筹办物品到新房布置，他事必躬亲，如五弟训恕结婚时，他把自己最好的一间房子收拾一番作为新房，每一个弟弟、妹妹身上都有他的心血，直到1946年，最小的妹妹陈玲娟在上海结婚成家后，陈布雷才如释重负地对自己的妻子说：“现在诸弟妹均已成家立业，我总算没有辜负先父的临终嘱咐，也就可以安心了” （王泰栋《陈布雷传》 第252页）.对家人他确实做到了如朱家骅所说的“居家无愧孝友慈”。
陈布雷在待人接物上也给他周围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虽身居显要之职，却十分注意砥节砺行，与国民党的一些权贵诸如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之流避而远之，而对于一些有才华之人如沙文若、郭沫若却是极为推崇，与报人、学士也有较多联络。在郭沫若50寿辰时，他亲自做庆祝发起人，作诗祝贺：“滟（）奔流一海派开，少年挥笔动风雷；低徊海（）高吟日，犹似秋潮万来。搜奇甲骨著高文，籀史重征张一军；伤别伤春成绝业，论才已过杜司勋。刻骨辛酸藉断丝，国门归棹恰当时；九州无限抛雏恨，唱彻千秋堕泪词。长空雁阵振秋风，文士心情金石通；巫岫云开新国运，祝君采笔老犹龙。”
有笔如椽  长才济世著文章
陈布雷首为世人所知是他的文章。陈布雷在浙高学堂毕业后，应聘为《天铎报》撰述记者。陈布雷甫入报社,适逢武昌辛亥革命首义发生，思想进步,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陈连作《谭鄂》十篇,以天干为序按日刊布,这些文章以极大的情歌颂武昌起义的成功与革命的进展,称起义军为“鄂省同胞”、“武汉昆季”、“革军”,称武汉“居天下之中,明星高拱,光芒遂被于八表”,“将与之华盛顿、法之威色黎同为世界史上一至足纪念之胜地”,断言清政府“途穷日暮,计无复之”,“旬日之内,足以夺政府之魂魄”。而尚未光复之少数行省则“事机一熟,其继起亦复非难” （《论临时大总统之选举》(1911年12月14日《天铎报》)。这与沪上报纸多称义军为“逆军”有天壤之别。陈布雷吹响斗争的号角,以自己犀利的笔为这一革命摇旗呐喊，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响应武昌起义,扩大革命战果,加速清廷的灭亡,“凡吾同胞,诚不以撑地指天之大任,专以诿诸一部分之人,而转置身于事外;诚以吾民有东崩西应之势,即政府有左支右绌之危,成败之机,争此一线也” （《论临时大总统之选举》(1911年12月14日《天铎报》),告诫国人:“鄂事成败问题,关系吾四万万同胞之生死;鄂事万一无幸,期吾同胞万劫无回复之日”（ 《论临时大总统之选举》1911年12月14日《天铎报》）。
陈布雷的文章在当时不仅思想激进，言他人所不敢言，而且常常富有预见性，这一时期的陈布雷虽然刚走出校门,但由于他熟读经史,长于思考,关注时事,故而在文章中常常表现出深邃的现实洞察力和令人惊异的历史预见力。如上所述,武昌起义的硝烟未散,陈布雷不仅已对形势的发展作出了准确的预测,而且以精粹的语言指明了事件的意义。此外,总统选举前期,陈布雷发表了新国家应以孙中山为总统,黄兴与黎元洪为军政之辅的政见,马上被事实所验证。陈布雷对未来的准确把握来源于对现实的周密分析。其一,清政府在起义面前的表现已证明自己气数已尽。正当革军“循步就矩,欲以全军实力,一决雌雄之际”,“擅水陆兼程之得,挟以上临下之势”的官家军旅却“出假降之下策”还“以奇计自诩”,结果转战半日便败退,封疆大员瑞澄临阵脱逃,两方一勇一怯,一智一愚已判然分明。其二,革命已为人心所向。陈布雷在文中十分强调这一点,如“革军之所凭依,谁不曰既得地利,复得人和”(《谭鄂》辛)“响应之捷,如影随形。固由地理得宜,亦专制政体有以导人心之向背。盖此后之事,其战域范围,已非复鄂省所能阻矣。”(《谭鄂》癸)对袁世凯,陈布雷尤能洞察其奸。武昌起义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统兵驻京津。得到外国侵略者支持的北洋军阀首脑袁世凯一面从清政府接管政府权力,一面伪称赞成共和。革命派既无足够的实力与之抗衡,且不少人对袁世凯尚抱有幻想,终于让其野心得逞。而陈布雷在1911年12月26日已撰文指出,“袁贼停战之计划,原欲以老我戎机。……今养兵不动,坐令军人有干政之渐,而予袁贼以离间之机。……和议者实尸其咎,奈何民国当局犹有所蔽而不悟耶?”他以太平天国固守金陵,不思进取,引起内讧,最后导致失败为鉴,提醒革命者“从容暇豫之时,必为衅隙丛生之会”。(《宴安鸩毒》)遗憾的是陈氏不幸而言中,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果然被袁世凯所窃取,而同盟会也很快分裂为多个利益集团。
他的文章表现出另一个特点是气势如虹,感情充沛,极富煽动性。陈布雷在《天铎报》时期所作评论,长短不拘,内容各异,但其文气之酣畅淋漓则是一贯的。其文均一事一议,绝无旁枝逸节,开门见山,不事虚功,层层深入,一气呵成。而语言运用又十分娴熟,论革军击节称赏,欢欣鼓舞;谈国内外敌人则嬉笑怒骂,挥洒自如。《第一次选举总统志喜》(1911年12月29日)一文仅150字,但对总统选举的意义之揭示十分充分。“专制恶魔……垂垂没入地平线下。万丈光芒中事共和国之国徽遂飞扬涌现于天表。……一部念四史,……罔非独夫罪恶之纪载……自今以往,讴歌朝觐,悉准民意,……慨自禹创世袭数千年后始复有公天下之可言。”梁启超在满清大势已去之时,又主张君主宪和立孔子为教主,陈布雷以《梁启超之匪夷所思》一文痛加挞伐,“今复以九五之尊,奉之宣尼之裔,萃政教于一途,开东西之创局……使梵铁根宫中之罗马教皇闻之,必跃然而起曰:吾道于今为不孤矣。”再如《袁世凯听者》一文,揭穿袁世凯耍弄政治手腕,意欲取消临时政府的阴谋,陈警告之:“今生今世休再作此亡想,倘不死心归顺,愿提刀勒马一战耳。”
1921年他担任上海《商报》编辑主任,用“畏垒”的笔名撰写政论文,他勤奋笔耕，夙夜孜孜不倦，每周撰写社论五篇，星期日作一短评。其论评先重政治，渐及文化、工商、社会、国际时事等，文笔犀利而富有感情，为时人及报坛所称重。“他诛伐曹锟贿选，刚健有力；为鲁案对日直接交涉事，与《中华新报》笔战旬日；哀悼孙中山先生逝世，撰《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以驳《时事新报》之谬论;“五卅”惨案起，更每日撰论鼓吹呼号。”（《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出版社出版 第八卷 第68页）商报声誉渐增，颇为广大知识分子及青年所喜爱，发行量日广，社会影响甚大。中共中央主办之《向导》周刊也常转载陈布雷所写之评论并加以评注。难怪一代文豪郭沫若对其文章景仰备至而赠诗日：“高山长水仰清风,翊赞精诚天地通。湖海当年豪气在,如椽大笔走蛇龙”从此布雷之名响彻京沪杭。
陈布雷如此雄建的笔力、如此出色的文章，早为蒋介石所赏识，更加上其性格温和谦恭，同为浙甬同乡,因此蒋介石特地派遣邵力子先生到上海与陈布雷联系,希望能够为他所用，也就是从此开始，被邹韬奋称为“我国现今第一流政论家”逐渐成为蒋介石的首席幕僚。
陈布雷在成为蒋介石的代笔者后，很难再象以前一样为文如纵马驰骋，随心所欲。但有一篇文章却也淋酣畅地表达了他一腔爱国热血,即《抗战周年纪念告告军民书》这篇文章文告有6000多字，开头是说抗战以来，日寇暴行和军民奋战形势，“壮丁青年惨遭杀戮，多数同胞流离痛苦，至于老弱妇女受到敌军兽行惨不胜闻的凌辱屠杀，尤为历史上未有的惨毒。但是从抗战开始到如今，我们民心士气越打越强，前线将士英勇的牺牲，后方民众热烈的奋斗，举国同胞民族意识的发扬，已经使国际上观感完全改变，把中华民族的荣誉地位极大提高，使暴戾骄横的敌寇惊惶无措，进退失据……要达到抗战胜利，摧毁敌寇暴力，协同作战和团结精神，更是十二万分重要……一切言论动作，完全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前提，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为目标，除开国家民族的利益外，一些不夹杂丝毫的渣滓。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当前的命运只有一个，不奋斗，即灭亡，能团结，即有前途，生死利害既是绝对的共同，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若我们在目前情形下求和平，其结果无非使 子子孙孙永为奴隶，永做牛马。就是保存了国家的形式与名义，其祸害比亡国还要残酷。大家要知道，我们今天所受痛苦、残杀的灾祸，就是甲午以来亡清皇室以至袁世凯畏敌苟安，不顾民族百年祸福所留的遗毒，前人所种的恶因，到我们这一代受到了这种惨毒的恶果。如果我们今天还不下`拼民族的生命来争民族的生存的决心，还要蹈从前以苟安心理来鼓励侵略疯狂的覆辙……..`”。文章虽长而不觉其冗杂，气势旺盛，通体不懈，读来让人为之振奋，表达了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严正立场和坚决抗敌的意志。
我们不能说他的文章能够改变中国多少，能够给中国带来多少希望，但勿容讳言我们从孙科的一句“长才济世著文章”的评价中也能领略到陈布雷的文章在时人心目中的份量。如果要说，孙科的话不能作为论据，周恩来却说过这样的话让陈布雷的外甥翁泽永转达：对他的道德文章，我们共产党人钦佩；但希望他的笔不要只为一个人服务，要为全中国四万万人民服务。

赤心谋国  为政不忘清勤慎
陈布雷一生十分复杂，从他的人生历程能及与蒋介石的关系等方面来看，他的一生我认为可划分为四个段：从1890年12月出生于浙江慈溪县官桥镇至1911年夏从杭州省立高等学堂毕业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是他的成长时期,他目睹清政腐败，民族危机日益加剧之现状，并受到《复报》、《民报》、《新世纪》新书报思想的影响，爱国思想日增，为其后人生道路的积累时期；第二阶段是从他被上海《天铎报》聘为言论撰述到1927年至南昌见蒋介石，此段可称为是其报人生涯，也是他后来认为最为得意的、最值得留恋的一个时期;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1927年至南昌见蒋介石至1934蒋介石建立侍从室，陈被任命为第二侍从室主任；从1934年到1948年陈布雷自杀为其第四阶段。虽然有人说从1927年开始，陈就开始追随蒋直至死去应作为一个时期，但我认为在1927年之后，蒋确实欲重用陈，但陈生性淡泊，不愿涉身政坛，所以并不都在蒋身边，只有蒋在有重要事情时，才把陈叫来。直至1934年，陈担任了侍从二室主任才一直留在蒋的身边。
从他的前两个阶段来说，没有人会否认他的爱国：在清政府借英款将沪杭甬路“收归国有”，引起各界反对，浙江组织浙路拒款会，陈布雷被推为学生代表之一，奔走呼号甚力；在他作为报人期间，致力于新闻事业，宣传革命，立场鲜明，为国为民鼓与呼。但他的后两个阶段，也就是和蒋介石同流以致于合污的、站到中国共产党的对立面一段时期，史学界少有所评。原因十分明显，史学界似乎有一个不成文的东西：说他爱国，可他在蒋介石的阵营，和蒋介石在一起的人怎能给予如此之高评价，除非象其他国民党的高官如张治中、李宗仁、翁文灏等人最终转向了共产党；说他卖国，却也实在无证据佐证。所以史家索性对之不评价。这样的态度是我所不敢苟同的。陈布雷的评价基调，在我看来，首先是一个爱国文人， 其可悲之处在于他在追随蒋介石的岁月里，有许多时候他的笔不能直抒胸臆，做了许多与他自己的道德原则相违背的事，正如他自己所说“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灵魂已渐成他人之体。人生皆有本能 ，孰能甘于此哉？” 这句话表明了他既依附于蒋而又不甘长此下去的内心矛盾（陈布雷致辞董贞柯函（1937年初）浙江省博物馆陈训慈藏 转引自《民国人物传》中华书局出版社 第八卷 第71页）。他之爱国例证自然很多，我在此只举两例：一是，他为郭沫若之事力劝蒋介石撤销对郭之通缉令。因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郭沫若写文章揭露蒋介石之反革命面目，而受蒋之通缉，逃至日本，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欲回国投身抗战，陈布雷通过多种方式劝蒋介石以抗日大局为重捐弃前嫌，并作精心按排 ，最终使郭沫若安然回国。二是在抗战用人之际，国民党的许多达官贵人对当兵唯恐避之不及，他却鼓励自己的家人投笔从戎，当他听说自己的侄子陈迨报名入伍时十分高兴，提笔勉励“你是我家第一个请缨入伍的志愿兵，门楣有光，我祖我父亦将含笑，长风万里，壮哉此行，练得好身手，学得好技术，报效国家，复仇雪耻，我以满腔热烈的情绪期待尔凯旋归来。”在他的激励下，其三子陈适、五子陈迈也先后报名从军。
陈布雷生性比较淡泊，他认为仕途险恶，以自己个性而言并不适合在官场中周旋，他曾数次要辞官引退，终因蒋介石对他依偎良深，他欲报知遇之恩而只有继续堪作蒋之驱使。他之居官廉洁，他对于国民党内营私舞弊、贪赃枉法的现象深为忧虑，曾委婉地向蒋介石建议建设一个国家要有清明的政治。1943年10月蒋到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当时蒋兼行政院长，副院长就是孔祥熙。蒋即出国，陈以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身份，有关要事须与副院长联系。一天，在院办公处谈毕公事，要告别时，孔祥熙突然塞给他一个信封（据孔在事后对他人说，内有一张一百万元的银行本票），说：“你身体不好，子女多，负担重，战时物价高涨，我这一点区区，聊表微意”。陈当时既把信封掷还给孔，拒绝了孔的收买拉拢。他对国民党中结派系、弄权术之徒，极为不屑。潘公展与他是《商报》旧同事，多年老朋友，但在知道潘加入CC系以后，便渐渐与其疏远。对于CC系的陈果夫、陈立夫，陈布雷少有来往，有一次二陈办合作金库，聘他为名誉顾问，且有数目可观的薪水可拿，布雷先生退还聘书，对部下说：“以往我虽反对二陈自立派系，勾心斗角但终还以为不至如孔、宋一辈人之公然贪污，现在他们办起什么信托局，并将某一银行也把持起来，搜括以肥私，可说与孔、宋是一丘之貉了”他居官不仅不搞特权，而且在生活上清苦俭约，他的副官回忆说：“抗战时在重庆的伙食尤其简单，同部属同桌吃饭，衣着朴素，人所共见，房间里家俱装饰也很简单，会客室中只有三把旧沙发，配给他用的汽车，从不许家人使用”。
油尽灯枯 心无所系一书生
陈布雷为报蒋介石的信赖和倚重,忠心耿耿，披肝沥胆为之效劳。他虽然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等显官要职,但实际上始终是蒋介石的秘书长,他的笔也只是为蒋用来为蒋介石起草文电。随着时局的变化和这种体力透支的日复一日,陈布雷越来越感到内心世界的矛盾和痛苦。他平时为蒋起草的文稿,总要被改的“不识庐山真面目”，有时明明遵照蒋的意旨写就，交给领袖审阅的时候却发现仍然需要大返工。他常常感叹道:“为根本不懂文字的人写文字,真是世界上最大的苦事。”每当他心情痛苦时,总是回忆年轻时上海滩的报坛生涯,时常对家人说,当报人那段岁月,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待抗战胜利后,一定还去当记者。他之所以如此眷恋那段时光是因为：那时他是他的笔的主人，他可以用笔作为武器去抨击他眼中的不公平，他的笔就是他的灵魂。而为“领袖”执笔的岁月，他却只余躯壳而已。
国民党军队在解放战争中兵败如山倒,国民政府统治岌岌可危，他又目睹国民党官吏巧取豪夺，民众怨声载道的艰危时局常常终夜难眠。对于积弊已久的腐状况，耳闻目睹，受刺激颇深“忧虑绝深，酿成严重心疾”，“考虑一个问题时，终觉得头绪纷繁，无从入手”，他看到蒋政权土崩瓦解的败局无可挽回,便于1948年11月12日,留下“油尽灯枯”等语的遗书,吞服安眠药自杀身亡，时年59岁。

我们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他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适应过历史潮流，为资产阶级革命鼓与呼，具有民主主义的思想，其在《天铎报》和《商报》之作品也在中国新闻界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同进他也遵循守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而他最终没有与时俱进，未能顺应历史潮流，抱着对蒋介石的“从一而终”的思想走上绝路。其道德文章可敬，其结局又着实可悲。也许正如他的儿子陈过所说：当父亲虽然也看到他所期望的抗战胜利后民族振兴的局面化为泡影，但“士为知己者死”的封建士大夫意识，使他离不开蒋介石 ……他仍然把国民党当作正统，把蒋介石看成是能振兴中国国势的领袖，为蒋介石鞠躬尽瘁，效力尽忠，这正是他的可悲之处”（《我的父亲陈布雷》 第4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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