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研究中的两张皮

不要在这里弄虚作假，这次就小小惩戒一下算了。——颠倒梦想
我国许多的外语大家，无一不同时是国语大师。许多“前辈语言学家如赵元任、罗常培、陈望道、林语堂、王力、吕叔湘, 都是中外兼通的。他们本来精通国学, 又把外语研究和汉语研究结合起来。在他们那里, 没有两张皮, 只有一条龙。他们“大多学兼中外, 治国学的, 如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 多数也是外语的高手; 治外语的, 如吴宓、许国璋、杨宪益等, 也在国学上有深厚的根基。文学家大多兼翻译家, 如鲁迅、郭沫若、林语堂、茅盾、巴金、冰心等; 而翻译家也往往兼从事创作与研究, 如季羡林、朱光潜、卞之琳、曹靖华、杨绛等。钱钟书以治西文而成国家之泰斗; 朱生豪以学中文而奏译莎之绝响, 时隔多年, 犹使人向往不已。
还是吕先生说得好，一个人只有懂得外国的语言，才能更好地懂得本国的语言，一个人也只有懂得本国的语言，才能更好地懂得外国的语言，没有一面镜子，人是不能知道自己的容貌的。翻译既是对比的方式，又是对比的结果。对比语言学对语际翻译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我国不少语言学家都撰文重谈了中国语言学的“两张皮”现象和解决“两张皮”的中长期策略，如王宗炎、刘重德等老先生，中年语言学专家钱冠连、王菊泉、刘润清、连淑能、扬自俭、潘文国等诸先生。2002年，20多名大陆和香港资深语言学家和博士生导师云集广州暨南大学，参加“语言学科建设高级专家座谈会”，也探讨了“两张皮”的实质问题 － 语言研习人员 “知识面窄”等问题，对语言学硕士生博士生的“外语能力”、“通才教育”、“信息交流”、“院系协作”等问题进行了研讨，并提出了解决存在问题的相应对策，为中国语言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譬如，华中师大语言学系对学生提出的“两个意识”（“世界意识”和“现代意识”）、“五个要求”（会研究问题、会外语、会电脑、会分析语言文字现象、会鉴赏文学作品）就是好例子。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值得我们外语教师深思和重视，他们的艰苦努力和学者风范值得我们学习。
尽管汉语是母语，我们不时还是有“汉语语言和文化‘底气儿’不足” 的问题，仍需补课，需要进一步学习和提高。譬如说，“现代汉语”有“欧化的”现代汉语、“土生的”现代汉语与“经典的” 现代汉语之分，我们应该向当代一大批学兼中外的语言大师如鲁迅、朱自清、老舍、巴金等的作品中学习和运用“既不同于古代汉语、又不同于外语, 也不等同于汉语口语”的书面经典语言，在教学和研究中带头使用这样地道的经典语言。因此，我们要象王先生提倡的那样，“大力提倡母语意识，废除在翻译中只注意和尊重外语，而忽视甚至无视汉语的‘不平等条约’”……在外语界掀起一个学习和研究汉语的热潮……不仅要有自觉学习提高的意识，而且在外语界内部互相学习，主动、虚心向汉语学人学习……只要肯学习，总会有进步。”

书乡访客

引用第2楼fenglong88于2006-07-20 12:35发表的“”:
语文研究的前辈张志公先生就是英汉双语研究的杰出人才。但张先生的理论虽然深刻，但在实际教学中无人过问。

80年代时,很多院校的中文系现代汉语课程用的就是张志公教授主编的教材.现在不知道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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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语言和文化‘底气儿’不足

这可能是源于中国学术界整体在世界范围内的弱势吧

slough98

swell姐谈得深刻。但当前的形式语言学较之以往大大加强了对语义的研究，如louselice兄谈到的《形式语义学引论》从广义上也属于形式语言学的范畴。从Chomsky标准理论中分化出的生成语义学对语义的研究相当细密。但对语义的研究也存在不同理论方法，形式学派基本上是以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观点来进行语义研究的，从纯粹客观化的角度来进行语义分析和处理。而认知功能学派的研究则是把意义放在了人与世界的主客体互动关系中加以考察，更为全面深入。至于说到形式语言学的假设，尽管至今没有被实证，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乔氏假设的巨大理论勇气。
目前，各学派之间的融汇贯通已成大势所趋，许多形式学派的学者深谙功能研究，而功能学派的学者也大力借鉴形式学派的成果。张敏先生在《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对形式学派有过相当公允的一段评价：如果没有形式学派的研究，许多语法现象我们根本不会去注意。提出问题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形式学派大量地“造句子”，同时也的确发现了许多前人没有发现的问题，这也是它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