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奋斗，尽我所能”——追忆严耕望先生（无终找到的帖子，呵呵）

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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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奋斗，尽我所能”——追忆严耕望先生刘健明


　　
　　我于八十年代得机经常回内地参与学术会议及访问，与内地学界往还甚多，当时内地学界对台湾及香港学界的了解不多，但研究中国中古史的学人都极为推重严耕望先生，胡如雷先生更指定研究生必须熟读严先生的《治史经验谈》。但由于先生的著作都在海外出版，他又不喜多谈自己的为人与生活，内地学人仅知悉他是一个治学笃实谨严、功力深厚的学人，对他并不十分了解。他们知道我曾受业于先生门下，都希望我能介绍一下先生的为人及学养。由于先生平素不喜别人为他作宣传，我自问学养不足，不敢言先生的学问，故一直以来都没有多谈先生的情况，仅因人情而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撰短文，介绍先生的生平及著作。１９９６年，先生病逝于台北。先生用了近五十年时间撰写的力作《唐代交通图考》终无法完成，实为中国学术界的重大损失。追忆先生的为人，或可加深内地学界对先生的了解，故撰此短文，以作悼念。
　　我在１９７５年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便从同系学长处得悉先生是研究中国中古历史地理及政治制度史的权威，曾撰《两汉太守刺史表》（１９４７）、《唐仆尚丞郎表》（１９５６）、《秦汉地方行政制度》（１９６１）及《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１９６３）和《唐史研究丛稿》（１９６９）等书。但至１９７９年，我考入中文大学研究院，始有机会选读先生的中国历史地理课，此科涉及众多地理名词，是一门异常难教的学科，不过先生此时专研历史地理，心得甚多，如肯用心听课，获益甚大。先生讲授此课，偏重于人文地理，与前人侧重疆域沿革及政区变迁有异，先生本有编写国史人文地理的计划，搜集唐代人文地理的资料甚多，他近年撰写有关唐代人口的论著，颇能纠正过去学术界单以正史地理志所载户籍作统计的流弊。不过先生感到研究中古交通的学人不多，而弄清交通路线，才可对政令的推行、政情的沟通、军事的进退、经济的开发、物资的流通，及文化宗教的传播、民族感情的融和、国际关系的亲睦有较深入的了解，遂决意完成《唐代交通图考》一书，他原先构想此书可以二十万字便可完成，不料工作下去，竟会费时四十多年，撰写近二百万字，仍未能定稿。其主要的原因是先生既要对史料作深入的考辨，并希望通过有系统的整理，对中古时期的交通情况有深入而广泛的了解进而对国家的盛衰，地方的开发和民生的调剂，有确切的掌握。但因要兼顾的范围较广泛，此书终未能撰就，故先生有关国史人文地理及唐代人文地理的研究，仅撰了数篇论文而已。不过由于先生有撰写国史人文地理的构想，他论述唐代交通时便没有局限于交通路线或个别道路、驿站的讨论，而能注意各地方的开发与社会经济及文化的变迁，既有精密的考证，复有较宽广的视野，故能建立规模，与一般专治交通史的学人稍异。这种分析视域，亦可见于先生讲授历史地理课时，能从国史变迁的角度来加以探讨。
　　我从历史系一些老师及学长口中，知悉先生以穷尽史料、考证精微闻名于学界，当时有学长更带开玩笑的口吻对我说：先生考证的精细，纵然没有到过的地方，其准确度可作旅游指南。我阅读《唐史研究丛稿》时，却感到先生除精于考证外，更佩服先生的通识，例如先生以政务官及事务官去解说唐代六部与九寺的关系，纠正杜佑《通典》以为六部与九卿是职权重复的误解。这绝不单是先生熟读史料之故，而是具有高度史识和熟悉现代政治学的表现。及至上先生历史地理课时，先生不是照读讲义，而是在讲授时，介绍自己的研究经验及体会，《治史经验谈》中提及治史要注意的原则及一些具体规律，我都在课堂中亲聆教益。先生不善言辞，但讲课有深度、有启发性，实因他具识见，与一般考据名家有别，可惜先生的著作较专门，读者不多，不少人只知先生读书仔细，考辨深入，却没有注意先生的学术成就绝对在当代考据名家之上。先生的训导中，令我最难忘怀的是先生教我们不要固执，要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以自己不断因新证据而修改从前的看法来勉励我们。先生当时已是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及世界有名的中国中古史权威，他这种追求真知的精神，实在是令我们深深敬佩的。
　　我在研究院二年级时旁听先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课，时先生已专注于唐代交通及人文地理，对政制史已没有更深入的研究，但先生教导我们从史事研究政制的发展，开启了我以后研究政制的方向。更令我难忘的是，先生虽已是名家，但他不单对前辈学人的优劣有深入的了解，他亦深知后辈的得失。先生在讲授政制时便指出台湾某一政治学者出版了多部政制史的专著，可惜没有深度。后来我阅读这位学者撰述较佳的断代制度史时，仍发现他阅读史料异常粗心，故时有显著的错误。先生在《治史经验谈》告诫青年后学不要只重视翻查论著索引或拼命找寻新方法和新史料，而应从基本资料下苦功，“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有些学人因此认为先生只是埋首书房，专注于个人的研究及过分看重正史，实则先生对学术界的成绩还是比较注意的。他劝诫后学不要浪费过多时间于翻查目录，强调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夫在精研普通史料，实因他痛心现代学术界有不少学人只懂书名，不认真阅读全书或不知书本的得失，或希冀找寻新史料及新方法以便迅速可以扬名，先生是针对这种现象而希望年轻后学避免犯此等毛病。先生的研究虽专精，但他对学界的动态仍是大体可以掌握的。
　　有次先生嘱我代办事务，事情办毕便与我饮茶午膳。在午膳时，无所不谈，言及某一当代史学大师的一本政制讲稿时，我指出此本讲稿有不少错误，并举出其中例子。先生很耐心地听我的发言，然后向我指出此书稿确有缺点，但此书稿有极高识见，必须重视。先生更指出我们在追求学问时，不单要注意别人研究的缺失，更重要是欣赏别人的长处，才可以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先生的忠告，对我以后治学起了极大的影响，使我逐步明白找别人的错处不难，吸收别人的优点不易。有些学者天资聪敏，很快便能指出某些名家的缺失，在学术界露出头来；但他们在往后的研究中，不单没有改进，反有今不如昔的弊病，恐怕是他们只懂挑剔别人的错处，不懂得吸收别人的长处，结果不能与时并进。先生的提点，令我终身受用。
　　先生出身农家，物质欲望不高，生活异常简朴，平时饮食以简单为尚，生活支出主要是购书，其他用度不多。每天仅看一份报章及一节电视，都是观看新闻及社会事务部分，其他时间都在看书，持之以恒是他坚守的原则。 七十年代时，他在中文大学的研究生取得可观的助学金，他以为自己的研究生不必多花费，建议给他们的助学金可减半，此事当然没有成真，但可以反映他的生活态度。先生因钱穆先生的邀请来香港任教，但因钱先生创办的新亚研究所与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不能融和，只能维持独立经营，先生为免加重新亚研究所的财政负担，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时，坚持义务到新亚研究所任教。及至他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以后，他才愿意接受新亚研究所的薪俸，这和他五十年代在台湾生活穷困但仍坚持不去兼课或撰写通俗的稿子以赚钱的行为一贯，这些都可以看到先生治学不甚固执，但做人甚重原则。
　　先生离开中文大学以后，我和先生见面的机会大为减少，每年春节到先生在九龙笔架山的笔耕室拜年外，其他时间见面不多。（先生待人宽厚，对客人执礼甚恭，我们以学生身份往访，先生都要亲自送客出门，故拜访先生不多，恐怕会影响先生的读书。）不过由于在上庠讲学讲授的是隋唐五代史及中国政治制度史等课，每年都会翻读先生的著作。近年来我对先生的学术成就有更深的体会。先生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指出，他若不到香港，《唐代交通图考》当可写成，但可能无现今的精密，整体学术规模更不会有现今这般大。先生因要专注此书，可能无法完成国史人文地理及唐代人文地理两项计划，这当然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不过《唐代交通图考》前五卷的出版，可说是当代学术界不朽的志业，此书涵盖面极广泛，任何中国中古的研究者都可能受惠。先生明白科学的研究工作，是在不断辛劳中一点一滴地慢慢积累起来的，不能存一丝松懈，故尽可能做到最好，不能为求赶快完成而放宽标准，这是先生做人的根本原则。而更重要的是：先生的学术成就，不单证明先生能早定大计划，按部就班地专心工作，故能创作此规模弘大的学术著作；更证实先生所持学术研究与人生修养有密切关系的说法。先生不追逐名利，不追求权势，一心力，惜时间，才能专心工作；先生立志远大，他的学术工作不是猎取高位权势的工具，而是为学术界作出贡献，故他能坚持“工作随时努力，生活随遇而安”，故无论在顺境逆境中都能安然处之，不怨天，不尤人，勉力工作，始可进行此划时代的巨著。当然《唐代交通图考》因先生的要求较高，而无法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但本书所建立的规模及所显示的功力，已是当代史学中必能传世之作品。一般人推崇先生为人忠厚，学养湛深，但多忽略先生此种献身学术的崇高品德及他的学术著作中凝聚了个人的人生修养。
　　先生不喜应酬，也不愿意到处开会和讲学，避免浪费研究的光阴。内地很多学术团体和学会，都希望能邀请先生访问或出席学术会议，然而先生都坚拒所有的邀请，主要的考虑是害怕一旦参与其中一项，其他活动便很难拒绝。先生在最后两年因经常头眩而无法工作，《唐代交通图考》第六卷仅差一文便可完成，但始终不能撰就。先生由于没有回到内地，对地方性著作无法多加注意，更无法进行实地调查或利用地方图书馆藏书，确有妨碍他的研究，如李之勤先生《西北史地研究》（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所收中古驿道及交通诸论文，及辛德勇先生《隋唐两京丛考》（西安三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论两京都亭驿条，都因先生未能实地勘察及无法追查地方史书源流，而提出与先生有不同的见解。李、辛二位先生因知悉我是先生的学生，都嘱咐我代转与先生商榷的论文，先生因《唐代交通图考》前五卷已出版，商榷的意见打算将来全书完成时再作参考及讨论，但先生对内地学人和他进行论辩，感到兴奋。先生虽没有回到国内，但仍十分关心国内学术界的情况，知我时常回去，常向我询问内地学人的近况，对内地年轻一代的学人寄望甚殷，因他们在困苦的环境中仍能坚持学业，先生认为他们能不断坚持下去，将来的成绩必更为显著，因为港台事务较多，教学负担较重，且物质诱惑较大，要埋首学术需有更大的自觉和自制。当先生得知《治史经验谈》及《治史答问》二书在内地广泛复印流传，先生感到十分安慰，他高兴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著作有读者，更重要的是他了解到国内学术研究终走回常规。
　　先生和我最后的联系，是他给我的一封信，此事最能反映先生的人格及献身学术的精神。１９９５年９月，大陆的唐史学会在武汉召开第六届年会，我应邀出席，研讨会上得读到西南师范大学蓝勇先生的论文，评论《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山剑滇黔区》，蓝先生肯定《图考》为中国历史交通地理的经典之作，但指出书中有五处地方可以商榷。（蓝先生的书评，已发表于《唐研究》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５４８—５５５页）蓝先生在文末提出先生从事唐代交通研究的三个不利因素：对大陆出现的考古资料运用不够、没有实地考察和所用地图陈旧。我知道先生经常阅读《考古》、《文物》等杂志，但对地方性的考古刊物及地方出版的古籍则稍有忽略，而没有实地考察及应用地图较陈旧两项，辛德勇先生在八十年代后期亦曾向我言及，但限于条件及时间，先生始终未能克服这两个不利因素。（另一个更不利的因素是先生一生都是孤军作战，没有同水平的友人及后辈可共切磋。内地学界学人较多，要找相近研究的学人切磋互勉较易办，因此不易觉察这个港台研究者最感困惑的问题。）我回到香港以后，因为忙于教务，未及即时向先生问好，仅将蓝文寄给先生。十一月中旬，收到先生的覆信，谈及蓝文和他自己数十年研究的一些感受，信件异常珍贵，谨录其中有关文字如下：
　　蓝先生的评语多能中肯，值得参考。我写图考本自知道只能就古代文献作一番仔细的整理研究，而不能亲履各地勘察为憾！这样自必发生一些偏差，但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时间都很有限，纵然能有机会走遍全国，而一个人之力也是不可能的，必得有公家或大的团体来支持，组合一个团体做工作，而这些在我都谈不到，只能独力奋斗，尽我所能而已。港台与大陆内地隔绝，能看到内地人著作本极有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这些弱点不难想像，即以蓝先生所提到的三泉县与牛尾驿，我写作当时本已怀疑，但为资料所限，又不能亲履其地看看，自是无可如何。其实此类例子一定还相当不少，好在学问本不是一个人的事，每个人只能尽其在我，尽可能做出自己的成绩，以供大家参考，再做进一步的工作。你如与蓝先生通信，请代我谢谢他，并告诉他，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补正工夫，那是最好。
此信已反映了先生的治学精神，他的学术研究虽力求客观、科学，但是由于个人的精力和时间的限制，他只能尽力做到最好，尽其在我。但是遇到中肯的批评及不利证据出现时，他不会坚持己说；更不会因为自己的辈份及身份，而掩饰自己的可能不是，这正是一个严肃和理智的学术研究者高度责任感的表现。而他希望蓝先生对交通图考作一番补正工夫，更显出一个大学问家的襟怀。当今内地学术界希望建立严格的学术规范，开始重视学术的评论，可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易生芥蒂，先生显示的襟怀与风度，在这个学术转型时期或可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内地学术界的朋友能从先生的风范中获取宝贵的启示，不要多花费时间和精力于无谓的争辩，学术本为天下公器，学人的研究成绩最终会得到学术界众所公认，个人的荣辱得失实在不必过分重视。

天人合一

呵呵，这老先生，我上楼加了蓝色字体的，如果今天，是不是学生要和老师打架了，呵呵。

彳亍

跟着天人兄，粗略学习一下
　
1.先生虽已是名家，但他不单对前辈学人的优劣有深入的了解，他亦深知后辈的得失
2.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
3.先生对学术界的成绩还是比较注意的。他劝诫后学不要浪费过多时间于翻查目录，强调学术研究的基本功夫在精研普通史料，实因他痛心现代学术界有不少学人只懂书名，不认真阅读全书或不知书本的得失，或希冀找寻新史料及新方法以便迅速可以扬名，先生是针对这种现象而希望年轻后学避免犯此等毛病。先生的研究虽专精，但他对学界的动态仍是大体可以掌握的。
4.先生更指出我们在追求学问时，不单要注意别人研究的缺失，更重要是欣赏别人的长处，才可以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先生的忠告，对我以后治学起了极大的影响，使我逐步明白找别人的错处不难，吸收别人的优点不易。有些学者天资聪敏，很快便能指出某些名家的缺失，在学术界露出头来；但他们在往后的研究中，不单没有改进，反有今不如昔的弊病，恐怕是他们只懂挑剔别人的错处，不懂得吸收别人的长处，结果不能与时并进。先生的提点，令我终身受用。
5.先生出身农家，物质欲望不高，生活异常简朴，平时饮食以简单为尚，生活支出主要是购书，其他用度不多。每天仅看一份报章及一节电视，都是观看新闻及社会事务部分，其他时间都在看书，持之以恒是他坚守的原则。
6.但仍坚持不去兼课或撰写通俗的稿子以赚钱的行为一贯，这些都可以看到先生治学不甚固执，但做人甚重原则。
7.他若不到香港，《唐代交通图考》当可写成，但可能无现今的精密，整体学术规模更不会有现今这般大。
8.先生明白科学的研究工作，是在不断辛劳中一点一滴地慢慢积累起来的，不能存一丝松懈，故尽可能做到最好，不能为求赶快完成而放宽标准，这是先生做人的根本原则。
9.先生的学术成就，不单证明先生能早定大计划，按部就班地专心工作，故能创作此规模弘大的学术著作；更证实先生所持学术研究与人生修养有密切关系的说法。
10.港台事务较多，教学负担较重，且物质诱惑较大，要埋首学术需有更大的自觉和自制。当先生得知《治史经验谈》及《治史答问》二书在内地广泛复印流传，先生感到十分安慰，他高兴的原因，不是因为他的著作有读者，更重要的是他了解到国内学术研究终走回常规。
11.另一个更不利的因素是先生一生都是孤军作战，没有同水平的友人及后辈可共切磋。内地学界学人较多，要找相近研究的学人切磋互勉较易办，因此不易觉察这个港台研究者最感困惑的问题。
12.十一月中旬，收到先生的覆信，谈及蓝文和他自己数十年研究的一些感受，信件异常珍贵，谨录其中有关文字如下：
　　蓝先生的评语多能中肯，值得参考。我写图考本自知道只能就古代文献作一番仔细的整理研究，而不能亲履各地勘察为憾！这样自必发生一些偏差，但这也是莫可奈何的事，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时间都很有限，纵然能有机会走遍全国，而一个人之力也是不可能的，必得有公家或大的团体来支持，组合一个团体做工作，而这些在我都谈不到，只能独力奋斗，尽我所能而已。港台与大陆内地隔绝，能看到内地人著作本极有限，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所以这些弱点不难想像，即以蓝先生所提到的三泉县与牛尾驿，我写作当时本已怀疑，但为资料所限，又不能亲履其地看看，自是无可如何。其实此类例子一定还相当不少，好在学问本不是一个人的事，每个人只能尽其在我，尽可能做出自己的成绩，以供大家参考，再做进一步的工作。你如与蓝先生通信，请代我谢谢他，并告诉他，若能就拙作再作一番补正工夫，那是最好。
13.……

天人合一

zhishi999111@126.com
密码zhishi999111
这个信箱是经验谈，呵呵，想下要快啊。

彳亍

有点问题是
邮件显示(6.68M)
但是下载，不足1M
？

天人合一

呵呵，需要一次一次的下载，知道达到大约5m的时候，就可以了，呵呵。

彳亍

如法炮制
搞定！
谢谢天人大哥

叮叮糖

引用第5楼天人合一于2006-06-30 23:29发表的“”:
呵呵，需要一次一次的下载，知道达到大约5m的时候，就可以了，呵呵。

天人兄，我转发到yahoo邮箱了，这个下载比126稳定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