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艾芜《南行记》的浪漫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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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艾芜《南行记》的浪漫主义色彩

摘要：本文基于“浪漫主义”相关理论，阐发了作为创作方法的“浪漫主义”的基本特征。进而分析《南行记》中所写的边地的奇丽的景观、奇特的人物、奇异的传奇故事，理解艾芜这部早期代表作品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和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
关键词：浪漫主义，《南行记》，奇，主观抒情


艾芜被鲁迅誉为“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他一生著述颇丰，写有500多万字的作品。文学史一般将其创作分为两个阶段。早期创作阶段是从1931年在上海发表《人生哲学的一课》到抗日战争爆发前。这一阶段，艾芜出版有短篇小说集《山中牧歌》、《南国之夜》、《南行记》、《夜景》，中篇小说《春天》、《芭蕉谷》，散文集《漂泊杂记》等。其中，其代表作《南行记》以其独特的异域情调、传奇的人物形象和强烈的抒情色彩受到人们的喜爱。
对于艾芜的创作特点，文学评论界长期以来都有争议。有些评论家认为，艾芜忠实于生活的本来面目，创作包含有现实主义的因素，但是其特色是浪漫主义的；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艾芜从一开始创作就是一位坚实的现实主义作家，一切的浪漫都与他的小说无缘。
一、对“浪漫主义”的基本认识
事实上，要了解分歧产生的原因，首先要对“浪漫主义”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浪漫主义”本身是多义的、难于界定的。正如梁实秋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一文中写道的，“据我自己研究的结果，我觉得浪漫主义的定义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无益的。”[1]
“浪漫主义”一词缘于古法国字“罗曼司”（romance），由英语中的“浪漫主义”（romanticism）演化而来。而在中世纪，“浪漫”一词又是指与拉丁语相区别的新的口头语言。正因为“浪漫主义”一词首先并非作为专门的艺术批评术语出现，所以，这种词源学层面上的因素便构成了其涵义界定的困难。从而直接地导致了后来对于“浪漫主义”涵义理解的多样化。
“歌德：浪漫主义是病态的，古典主义是健康的。布吕纳介：一场给古典主义摒弃之物以光荣的运动。古典主义是优美的规则，即蕴藏在适度之中的完美；浪漫主义是想象活动中规则的破除，即不适当行为的激化。是文学自我主义的盲目的大发作。费尔柴尔德：一种企图在有限中寻找无限，对真实与不真实加以综合的愿望。神学上常称作泛神论激情的东西在艺术上的表现。卢梭：回归自然。雨果：文学上的自由主义。奇异与悲剧或崇高风格的相互渗透（为古典主义所忌）；生活的全部真实。谢林：古典的倾向向过去学习，浪漫的倾向轻视过去。费尔普斯：感伤的情调。不明确的渴望。主观性，对于别致事物的热爱，逆动精神（反对它紧前面的东西）。卢卡斯：心灵中一种较少自觉的层次上的解放；一个如醉如痴的梦想。古典主义为自觉的心灵所控制。尼尔森：与理性和真实感相对的想象。”[2]
基于此，朱光潜先生对理解“浪漫主义”设立了一些基本原则，并为学界广泛认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文艺流派运动，应该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在精神实质上有区别的两种文艺创作方法分别开来。”[3]即作为浪漫主义的流派、思潮运动要和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要区分开来。在把握作为创作方法的“浪漫主义”时，则可以从几个角度去把握：首先，是它的主观抒情性，浪漫主义者要在创作中表现自己的主观体验；其次，“浪漫主义”的魂灵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即人的自由与民族的解放，因而它又具有较强的个性化色彩；再次，浪漫主义作家往往描写自然、歌颂自然，尤其是奇异的异域风光。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创作方法，浪漫主义必须以现实主义为根基。浪漫主义是从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升华出来”的，若把浪漫主义“当成是上天入地，刀山火海，装疯卖傻，以为这种虚妄的东西越多，就越能构成浪漫主义，这完全是一种误解。”[4]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文学作品中通常都是交融的，互不可分的关系。艾芜的《南行记》一方面会表现出现实主义倾向，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特色。
二、《南行记》的浪漫主义特征
从以上的关于浪漫主义的理论出发来关照作品，《南行记》的浪漫主义特征非常明显。
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讲到：“凡属光怪陆离、异国情调的东西，就产生浪漫的印象。”[5]艾芜对于奇异的边地自然意象十分重视，他常常通过景物描写展示自己的内心情绪和主观倾向。
让我们先来看《山峡中》的一段景物描写：“江上横着铁链作成的索桥，巨蟒似的，现出顽强古怪的样子，终于渐渐吞蚀在夜色中了。桥下凶恶的江水，在黑暗中奔腾着，咆哮着，发怒地冲打岩石，激起吓人的巨响。两岸蛮野的山峰，好象也在怕着脚下的奔流，无法避开一样，都把头尽量地躲入疏星寥落的空际。夏天的山中之夜，阴郁、寒冷、怕人。桥头的神祠，破败又荒凉的。显然已给人类忘记了，遗弃了，孤零零地躺着，只有山风、江流送着它的余年。”[6]艾芜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对于现代文明来说十分遥远、陌生的南国世界。这个世界的自然景观是一种原生态的，不带人工痕迹的天然景致。它雄浑奇崛，又时时露出狰狞可怕的面目。
奇特的景观构成了这部作品的环境基调，而蛮荒的土地则把它的个性深深地烙在了它的子孙身上，从而孕育出许许多多野性不羁的魂灵来。对于作者来说，描写自然景观的主要作用，就是在奇异的环境中，凸现大自然的人格力量和人的自然本性。即要把自然景观当作人物形象的重要构成因素，赞颂自然，进而赞美未经现代文明玷污过的淳朴人性。这些人物之中，有“老老实实”的下层百姓，如《我的旅伴》中抬滑竿的老何和老朱，《快活的人》中的手工业者胡三爸，《流浪人》中打花鼓的母女及算命先生；有“野蛮”的强盗、小偷、盗马贼，如《森林中》的小麻子，《山中送客记》中的大老杨，《偷马贼》中的老三。这些人多半有着一副野性不驯的表情。其中的代表野猫子——《山峡中》的女主人翁，是一个在强盗窝里长大的美丽女孩。她强悍、泼辣，“她比我矮一个头，身子虽是结实，但却总是小小的，一种好奇的冲动捉弄着我，于是无意识地笑了一下，便尾着她到后面去了。她从柴草中抓出一把雪亮的刀来，半张不理地递给我，斜瞬着狡猾的眼睛，命令道：‘试试看，你砍这棵树！’我由她摆布，接着刀，照着面前的黄桷树，用力砍去，结果只砍了半寸多深。因为使刀的本事，我原是不行的。‘让我来！’她突地活跃了起来，夺去了刀，作出一个侧面骑马的姿势，很结实地一挥，喳的一刀，便没入树身三四寸的光景，又毫不费力地拔了出来，依旧放在柴草里面。”她自由、沉着，“江水呵，慢慢流，流呀流，流到东边大海头。那儿呀，没有忧！那儿呀，没有愁！……”险恶的环境使这个花一样的少女不得不过“在刀尖上”的日子。“天底下的人谁可怜过我们？！个个全对我们捏着拳头，我们是在刀尖上过日子，要是心肠软一点，还活到今天吗?……我们的学问就是不怕和拼命。”因此，对于强盗那些耍刀、说谎、行窃的本事她样样精通。她同周围的强盗一样，无视一切秩序和道德，甚至不惜把自己涂黑去报复社会。虽然这并不是人的本性，但是在这么激烈的个性后面，正是人的强烈的生存意识，和不甘苟活、追求自由的顽强精神。生逢乱世，艾芜在“野猫子”们的身上找到了中华民族不屈于黑暗、顽强奋斗的精神。所以，虽然他在遭遇马贼、遇到流民时会十分小心，但是对于这些人的态度他始终是偏爱和赞许的。
这些桀骜的“化外之民”的所作所为，构成了《南行记》中一个又一个离奇的故事，为读者展现了一种鲜有的生命体验。《松岭上》所讲述的故事堪称典范。“我”是一个买货郎老头的伙计，替货郎挑担，陪他住在孤独的林中小店中。这个“爱喝酒爱讲话的老头子”看上去那么平常，他却有着离奇的过去：他曾因财主奸污了自己的妻子而杀了财主一家，又杀了他自己的妻子及一双儿女，然后独自一人跑到这个远离家乡的松岭上。他的心是慈善的，他做生意“全不板起脸孔讲生意，活像白发的老祖父在逗孙儿孙女玩耍一样”，至“我”将要离开松岭，“老人看见再也留不住我时，干枯的眼睛上，泪也滚了出来，象老祖父似的低声泣着”。这些故事的传奇性使读者得以更深地领略到《南行记》的浪漫传奇特征。
总之，《南行记》就是一部展现边地奇景奇人奇事的奇书：其中那些故事多是以或奇丽多姿或雄浑苍莽的自然景物为背景，传奇性人物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场，展现他们倔强好强、热爱自由的个性。在这本书里，边地那鲜为人知的奇异之处被突出，给人留下了深刻的难忘的印象，产生出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三、艾芜与“浪漫主义”
实际上，作者之所以能够写出身处恶劣环境下下层人物身上那些独特的个性和闪光的心灵，是因为作者亲身经历过作品所描写的那种流浪生活，对其中的滋味有过切身的体会，对人物的思想和情感都能较为准确地把握。因而他对于边地的人和事从不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总是通过一个带有强烈主观感情的“我”去表达，从而在叙述方式上也有了浪漫主义特征。对于这一点，他曾直言不讳地说：“果戈里总是把人物放在自己的对面，冷静地打量他们。……其实，我们文学、文化工作者应该带着热情和被观察者一同悲哀，一同喜悦，要在作品中把自己也添了进去，尽力沉浸到所要描写的情景中去。”[7]
另外，这和艾芜本身的个性也有关。了解艾芜的人都说艾芜似乎是一个天性喜爱幻想，想象力十分丰富的人。这和他童年成长的环境密切相关。艾芜从小就非常喜欢听祖母讲述传奇的故事，喜爱阅读侠义小说，热爱富饶的巴蜀土地。尽管当时的社会极端黑暗，他的人生道路极其坎坷，艾芜的浪漫的天性却始终没有泯灭。以至于他在客店里孤身无援、贫困不堪“夜里给那生着疥疮的同伴弄得不能入睡”的情况下，脑子里仍然爬着许多的飘渺的幻想，“连千年前被店主人逼迫的秦叔宝拉着黄彪马在街道上拍卖的悲惨事情，也热烈的艳羡过来”。艾芜青年时便离开了家乡四川，他徒步走过昆明、深入瘴气弥漫的深山峡谷、穿越中缅边境走出国门。在经过了漫长的漂泊生涯后，在尝够了“一个下层劳动者所经受的苦难和不幸”后，对于大地的热爱和对于生活的理想使他变得更加博爱了。
艾芜曾说过：“《南行记》里面的小说，可以说是在祖国南方和亚洲的南部漂泊的时候，把亲身经历以及所见所闻的一些人和事，用小说的体裁描写出来，并且采用第一人称的形式。”[8]《南行记》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他的自传一样，讲述了他早年的流浪生活和流浪过程中的情感体验。《南行记》的开篇之作《人生哲学的一课》为我们展现的一个青年流浪者形象，这一形象为艾芜后来作品中“我”的性格、视角奠定了基调。当和“我”同睡的同伴被店家赶出店外，流落街头的时候，“我”深深地同情那个身上长着疥疤的流浪者，因为“我”和他一样是生活困顿的流浪者，“我不久也会给人赶到街头去的”；当“我”受了“两次小小的挫折”时，“我”勉励自己，这些“也算不得什么一回事”，“我的肌肉，还没有倒在尘埃里给野狗拖扯、蚂蚁嘬食的时候，我总得挣扎下去，奋斗下去”，因为在“每一条骨髓中，每一根血管里，每一颗细胞内，都燃烧着一个原始的单纯的念头：我要活下去!”在种种的挫折面前，“我”发下誓言，要做生活中的强者，不能向命运低头，这是“我”的心声，也是《南行记》的开篇宣言：“就是这个世界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这种顽强与不屈的精神也正是“我”认同和赞扬“野猫子”们的基点。
生活在同一时空境地，使艾芜观察的角度、描写的姿态，不可能和鲁迅等大多数知识分子那样，用居高临下的俯视，而是一种平视中有仰视。艾芜1961年困难时期第二次从成都南下，到云南重访他当年走过的山寨；1981年他又第三次南行了，可见他对于边地和边地人民的感情有多么的深厚。由此，我们也不难推测出他早年下笔写那些奇景奇人奇事时饱含着多少深情。
同时，大概是因为他曾经满怀信心地在坎坷的生活道路上漂泊奋斗了多年、受到磨砺的原因吧，艾芜总能够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在近边发现一些明丽的色调”。我们读《南行记》时，能够很明显地感觉到一种开朗的表情和明亮的色彩，它既不同于三十年代“革命浪漫主义”作家作品所表现的狂热，也不同于当时一些资产阶级作家作品所流露的灰暗。正是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使得《南行记》中残酷的环境、离奇的事件和悲苦的人物命运都没有产生悲剧气氛，反而洋溢着一种明朗乐观的情绪和清新的浪漫色彩。
作家的艺术世界是一个圆融的整体。因此，在研究艾芜《南行记》的时候，一方面不应该忽视其现实主义的价值，一方面更要注重其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


参考文献：
[1] 梁实秋. 梁实秋批评文集[M].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8.
[2] 王作.主观自我：浪漫主义的缘起与危机[J].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1).
[3] 朱曦,陈兴芜.中国浪漫主义小说模式[M]. 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4] 孙犁.孙犁文集[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
[5] 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6] 艾芜.南行记[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7] 艾芜.文学手册[Z].上海：上海文化供应社,1949.
[8] 邓伟.艾芜与巴蜀地域文化略论[J].宜宾学院学报,20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