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红色教育”是一场荒唐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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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课时小学生唱着《儿童团之歌》，手握红缨枪站岗值勤；学生偷拿家中的钱上网吧，学校开批判大会；老师和学生都拿起当年的《毛主席语录》，苦学“老三篇”；校园内被种上一片片向日葵、玉米等农作物，一至六年级的小学生在这儿每周接受4~6节露天教学；故意让学生抢苹果，体验弱肉强食的激烈竞争。郑州某小学校长释德全称这是红色教育，要坚持下去。（《时代商报》6月15日）

　　可以肯定，该学校的“领导核心”应该是一批罕见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极具激情，敢于坚持自己的另类教育理念。如果不是矫揉造作的话，我倒十分欣赏他们的品质和人格，但却不认同他们的行为。因为其间透露出某种“卡里斯马”倾向。

　　“卡里斯马”本义为蒙受神的点化而获得天赋的神性人物。西方社会学认为，“卡里斯马”一开始是一种领袖的人格魅力，它来源于富有原创性和感召力的领袖，而它在后来的发展中，则演变为一种“具有神性的传统力量”。以此来审视我们的社会现实，就会发现，这种“具有神性的传统力量”是在革命年代形成的，在和平时期继续发展，到“文革”中被推至极致。换而言之，就是一种浓厚的“领袖情结”。

　　可以总结出红色教育中的关键词：《毛主席语录》、批判大会、弱肉强食。这些词在什么时候最流行，想必对历史稍有认识的人，都知道。以肯定和鼓励性的方式，把这些关键词融入小学教育中去，其实是对历史的一种不负责态度——丧失了批判的立场，没有了怀疑的精神，而留下崇拜式的模仿。对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说，还有什么比教会一个孩子独立思考，教会他们具有理性和宽容精神重要？利他主义和节约精神固然重要，但是健全的人格和批判意识，何尝不更重要？

　　“卡里斯马”解决不了现代化过程中的问题，现代社会需要的是公民精神。况且，“卡里斯马”本身就要求人们牺牲自己，去成全社会和他人。这与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现代社会要求赋予所有人对等的权利和地位，牺牲和奉献只能基于人性中的美好闪光，而不是靠外在强加的“卡里斯马”教育。教育必然需要“立德”，但是脱离了当前的社会语境和当前的社会需要去“立德”，则近乎闹剧。


对学生进行“红色教育”的校长是屠夫

作者：孙立忠
走进校园，墙壁上到处是“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等标语；上下课时小学生唱着《儿童团之歌》，手握红缨枪站岗值勤；学生偷拿家中的钱上网吧，学校开批判大会；老师和学生都拿起当年的《毛主席语录》，苦学“老三篇”；校园内被种上一片片向日葵、玉米等农作物，一至六年级的小学生在这儿每周接受4至6节露天教学；故意让学生抢苹果，体验弱肉强食的激烈竞争。这就是郑州市二七区张魏砦德全学校搞的另类特色教学。该校校长释德全称这是“红色教育”，要坚持下去(6月15日《大河报》)。

　　重新拿起《毛主席语录》、动辄开批判大会、言必称“又红又专”，真让人不知“今夕是何年”，更让那些过来人以为“犹恐相逢是梦中”。校长称“我从小就接受这种教育”，今日照搬过来，大约是因为反复咀嚼甘之如饴。但教育是有着一些普适性规律的，不能因个人的好恶而任意违背。我们如今所进行的教育，其目标是培养公民，而非臣民。所谓现代公民意识，就是体现现代政治秩序和法治观念的民众意识，包括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公德意识、环境意识等诸多方面，其核心是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就在这强制推行“红色教育”之下，有何民主可言？学生的民主意识从何生发？大批判的方式，连成年人都不能承受，何况孩子？这难道不会让孩子的心灵受到严重伤害？就在这批判声中，学生的权利何在？其权利意识又如何培养得出来？

　　“人们通常把教书育人的老师喻为灵魂的工程师，其实做得好了就是工程师，做得不好，无形中就成了屠夫，因为他毁的毕竟是一代人啊”，你听，这位校长说得多么动听，可是我倒真的很担心他已经做起了屠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