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理想》挑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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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夜无眠，唯以写作自娱
给《理想》挑刺
署名：陈晓涛
在朦胧诗开始席卷全国的八十年代初，流沙河先生“独辟蹊径”，生产出了一首说教意味甚浓的《理想》，二十年之后，这首诗居然能够“脱颖而出”，入选人教版新课标的七年级语文课本，喜乎？悲乎！
经常看见诗人流沙河的字眼，但我印象中的流沙河先生似乎是位散文家，经常会在《杂文选刊》上发点牢骚，在《当代文坛》上谈点文学。
流沙河先生的诗歌我也读过几篇，但都没有什么印象了，有一篇好像是《就是那只蟋蟀》，比起余光中先生的《乡愁》来，简直就不是一个档次的！据说他的《庄子现代版》卖得不错，可惜我没有看过。
让学生读《理想》的时候，听不出一点诗的味道，只觉得他们是在喊口号：“饥寒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明。离乱的年代里，理想是安定；安定的年代里，理想是繁荣。……”现在的媒体充斥着99.999999%的虚假医疗广告，我们的课本也不例外，“理想”就是一剂万能的良药，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比喝了脑白金还有效！
诗歌是一门最具特色的语言艺术。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它要求语言相对精练，句式相对整齐，有一定的节奏，最重要的是诗歌要押韵——我认为这是诗歌与其他文学样式最本质的区别。
不能说分行排列了就是诗歌，随便写一段文字分成行都可以名之为诗歌。在我看来，很多现代诗歌只能算分行排列的且标点符号不规范的散文；而现在许多刊物上登载的叫人看不懂的分行文字，只能算堆砌起来的不着边际的垃圾。
如果是诗歌，就堂堂正正的名之为诗歌；不是诗歌，就不要打诗歌的幌子，不然我们老祖宗创造的精华文学体裁的艺术美将荡然无存，流传了近五千年的文学样式将在我们这一代手上变成文字垃圾。
关于是否是诗歌，许多人认为，只要抒情了，分行了，就可以称作诗歌了。因为五四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一家之词，认为古代的诗歌标准太限制人，主张诗歌的大白话性。所以，现在不少人以为什么样的文字都可以称为诗歌，谁都可以写诗歌。我大概属于少数派，我承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先进性，但五四以来关于诗歌的主流认识，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认为：五四以来的诗歌之所以缺乏生命力，主要就是所谓的新诗失去了诗歌最本质的东西——这些所谓的新诗实际上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反动。
《理想》的前两节，还琅琅上口，第三节开始，就读不出韵来了。流沙河先生出生于1931年，应该接受过传统文学的教育，古文功底还是颇深的。我估计先生开始创作《理想》时也想押韵，但推敲起来太费力，有碍于公式化思想的表达，所以到后面，先生就着力在表达口号上用笔，没有在押韵方面刻意雕琢。恰恰这样，使本作品失去了应有的味道。建议先生再下点功夫推敲推敲，让这篇作品全都押上韵，带上音乐美，成为像样点的诗歌。
这首诗创作于改革开放初期，经历了长时间思想禁锢的诗人在思维方式上难免会打上时代的烙印，作为一个晚辈，我本不应该苛求和调侃先生。如果流沙先生看到我的这篇文章不以为忤，则幸甚矣。

附：《理想》全诗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
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
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
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
　
饥寒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
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明。
离乱的年代里，理想是安定；
安定的年代里，理想是繁荣。
　
理想如珍珠，一颗缀连着一颗，
贯古今，串未来，莹莹光无尽。
美丽的珍珠链，历史的脊梁骨，
古照今，今照来，先辈照子孙。
　
理想是罗盘，给船舶导引方向；
理想是船舶，载着你出海远行。
但理想有时候又是海天相吻的弧线，
可望不可即，折磨着你那进取的心。
　
理想使你微笑地观察着生活；
理想使你倔强地反抗着命运。
理想使你忘记鬓发早白；
理想使你头白仍然天真。
理想是闹钟，敲碎你的黄金梦；
理想是肥皂，洗濯你的自私心。
理想既是一种获得，
理想又是一种牺牲。
　
理想如果给你带来荣誉，
那只不过是它的副产品，
而更多的是带来被误解的寂寥，
寂寥里的欢笑，欢笑里的酸辛。
　
理想使忠厚者常遭不幸；
理想使不幸者绝处逢生。
平凡的人因有理想而伟大；
有理想者就是一个“大写的人”。
　
世界上总有人抛弃了理想，
理想却从来不抛弃任何人。
给罪人新生，理想是还魂的仙草；
唤浪子回头，理想是慈爱的母亲。
　
理想被玷污了，不必怨恨，
那是妖魔在考验你的坚贞；
理想被扒窃了，不必哭泣，
快去找回来，以后要当心！
　
英雄失去理想，蜕作庸人，
可厌地夸耀着当年的功勋；
庸人失去理想，碌碌终生，
可笑地诅咒着眼前的环境。
理想开花，桃李要结甜果；
理想抽芽，榆杨会有浓阴。
请乘理想之马，挥鞭从此起程，
路上春色正好，天上太阳正晴。

——流沙河《理想》

czilong

楼主说得好－－我记得有位著名作家 说自己不敢“碰”诗词，因为诗词是文字的精华，是最高的文学艺术。

现在诗词、诗歌都让“市场经济”给强奸了－－暂且让市场经济作枉死鬼，使我们 劳苦大众都能成为诗人、词人。但是出现这种情况，反而能够促进诗词的发展；这与目前大学生从 象牙塔里面走出来，从社会精英的身份贬为 农民工的情形有少许 相通之处。请放心，诗词在文学中国历史上走了几千年都没有 绊脚，何况区区这几年、几十年。

说到《理想》入选课本，我觉得还是有好处。因为这篇文章的 入课更多的是因为它还是能够激励年轻人理想的发散，给人一种前进的冲动。这也是教育的一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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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些旧文上来编教材，兄弟们不妨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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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上此课时，给学生们讲了流沙河的《草木篇》，感慨万千

　寄言立身者，勿学柔弱苗

　　——唐：白居易

白　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藤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它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梅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睬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1956年10月30日成都
　　(选自《星星》195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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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分子”

　　——读谢泳《没有安排好的道路》　
余杰　

　　谢泳的新作《没有安排好的道路》，是一本为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正名”的著作。近十多年以来，谢泳一直从三个独特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传统：一个人（胡适）、一本周刊（《观察》）和一所大学（清华大学）。以前，我读谢泳的《教育在清华》，不禁感叹作者能够对原始材料作如此细致入微的爬梳，而议论则做到了“有一分资料，说一分话”。谢泳虽然身在山西，似乎是“处江湖之远”，但他的治学态度却比某些“居庙堂之高”的学院派学者还要严谨。另一方面，谢泳显然又不是“为了考据而考据”，他最终是想勾勒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和心灵世界，并且通过对“道路为什么没有安排好”这个问题的探讨，发掘出可以让今天的文化人汲取的思想财富来。在我看来，以对清华校史的描述和对清华精神的理解来说，恐怕今天百分之九十九的清华教授和清华学生都远远无法与不是清华人的谢泳相比。这固然是谢泳的骄傲，但何尝又不是清华的悲哀呢？　　

　　除了探讨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的胡适的学术贡献、政治倾向、处世态度和心路历程之外，谢泳还比较了四十年代末胡适的学生辈们不同选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不同结果。钱理群曾经在《一九四八：天地玄黄》一书中论述了“左”、“中”、“右”三派知识分子在历史大变局面前的彷徨和决断。其实，最艰难的并不是如何在“好”与“坏”之间作出选择，也不是如何在“好”与“更好”之间作出选择，而是如何在“坏”与“次坏”之间作出选择。（意识到这样的处境者极少，比如胡适就先去了美国，后来才返回台湾。）换言之，在还没有作出选择之前，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便注定了悲剧性的命运——“自由”之于中国，依然是一种“奢侈品”。　　

　　梳理二十世纪的文化史，我们会发现，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几乎都是在二十世纪的上半叶完成的。在后半个世纪里，许多具有成为大师的潜力的作家和学者，最后都未能成为大师。或者像沈从文那样，文学生涯戛然而止；或者像冯友兰那样，学术水准直线下降。学者陈徒手在《人有病天知否》一书中对诸多大师或“准大师”的命运进行了真实而又令人心碎的描述。谢泳则更为直截地指出，一九四九年以后，选择留在大陆或者回到大陆的年轻的人文学者，如王瑶、赵俪生、周一良等人，虽然具备了相当的学术天分，但最后都未能成为第一流的学者。与之相反，选择移居台湾或美国的杨联陞、何柄隶、殷海光等人，却做出了更大的学术成就来。　　
看看二十多年后的流沙河，再读读《理想》与《草木篇》，我的学生懂了更多
　　以王瑶先生为例，最能够代表其学术成就的《中古文学史论》写于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时期。政权更迭之后，王瑶由清华调入北大，由古典文学研究转向新文学研究。尽管他以《新文学史稿》开创了现代文学研究的先路，但是在浓厚的意识形态氛围的束缚下，他无法在《新文学史稿》中淋漓尽致地发挥自己才华。他那敏锐的文学感觉和深厚的思想能力，都只有吉光片羽的闪现。再以后，随着文艺界成为“文艺战线”，硝烟味与血腥味越来越浓烈，王瑶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由和条件。七十年代末，王瑶重新登上讲堂，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他的学术研究能力没有得到完整的恢复，但他却培养出了一大批学界俊才——钱理群、赵园、凌宇、吴福辉、温儒敏、陈平原……他们都成为八九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这或许多多少少能够给王先生带来一丝的安慰吧？　　

　　然而，王瑶先生依然是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的。作为弟子的陈平原痛切地感受到了老师的遗憾：“王先生喜欢以是否具备‘大学者的素质’，来品鉴师友乃至晚辈。偶然听他感叹‘某某本来具备成为大学者的素质’时，一脸惋惜与悲悯，颇有代上苍鸣不平的意味。先生当然清醒自己已经达到什么学术境界，也明白自己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年轻时的理想。我常常猜想，先生晚年面对众多恭维时的心境：志得意满中，定然不时掠过一丝苍凉。”显然，王瑶在对他人严格的评述之中，也包含了对自己更为苛峻的体认。　　

　　学者夏中义在《九谒先生书》中，专门有一章题为《清华薪火的百年明灭——谒王瑶书》。他认为：“耽误先生未成‘大学者’的要素应说有二：一曰‘外伤’，二曰‘内伤’。‘外伤’指有共和国史以来的非正常变故，‘内伤’则指深入先生之骨髓的‘政治至上’意识。尽管先生自一九八六年始已着意‘告别体制’，但某种价值心理定势仍顽强地驱动先生尾随东林儒士，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势必怠慢含英咀华的读书声。”而在我看来，“政学不分”以及“热心时政”并不足以对学术造成致命的伤害。胡适、蒋廷黻、吴国桢、傅斯年、殷海光等人参与或议论国民党政权，远远比留在大陆的王瑶这批知识分子参与或议论共产党政权深入和广泛。但是，胡适他们的参政议政并没有湮没他们的学术成就，为什么王瑶他们反倒会“一无所有”呢？如果放眼西方的话，无论是萨特还是福柯，无论是费正清还是乔姆斯基，大概都是“政学合一”的、“不纯粹”的学人。如果大学和研究机构都变成等级森严的衙门和“单位”，如果每个知识分子的生存都必须依赖于工资、户口和粮食本（据说，一九四九年之后到六十年代末，从来没有领取过官方的工资、而靠自己的稿费生活的知识分子，只有巴金和傅雷两个人），那么文学和学术的巨著又岂能像馅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呢？一九八六年，晚年的王瑶先生突然元气淋漓，他如此言说鲁迅：“鲁迅先生是真正的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呢？他首先要有知识；其次，他是‘分子’，有独立性。否则，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他说的又岂止是鲁迅呢？然而，在“计划经济”、“计划政治”和“计划文化”的时代里，“独立”谈何容易？　　

　　于是，知识分子便成为“优败劣胜”体制的牺牲品。谢泳还谈及一个语言学家王力的小故事。一九七四年，王力参加编写商务印书馆的《古汉语常用字字典》。那是一个文盲领导学者的时代，组长是一个识字不多的青年工人，指挥王力干这干那。七十多岁的王力每天挤着公共汽车在北京东城和西城之间来回奔波，有一次还被从公共汽车上挤了下来。王力一直保持着沉默，谢泳解释说：“他的沉默，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对一个可耻时代的控诉，但那样的屈辱，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打击是毁灭性的，长时间的这样生活，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也许在王力先生的记忆中，这算不得什么，因为还有比这更可耻的事在时常发生着，但我们从这一件小事当中，可以感觉到一个时代是如何以它最下流的方式把知识分子的尊严打掉的，这样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人类的耻辱。”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王瑶先生所憧憬的“分子要独立，知识不变质”逐渐成为可能，王小波就是新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辞职给他带来了心灵的自由，对他的语言风格和思维方式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虽然王小波不堪生活重负而英年早逝，但他实现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在生命形态上与胡适那代学人的“对接”。王小波之后，更多的年轻人都开始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因此，我愿意与谢泳一样，对我们自己的未来抱一种乐观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