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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壯悔堂文集  侯方域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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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林文集 顧炎武 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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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的编纂与体例
     出自http://www.cnindex.fudan.edu.cn/zgsy/2004n2/daiyi.htm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的编纂与体例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序言

戴  逸

   

一九八二年夏，为要了解清代书籍、史料、档案的存佚、整理情况，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四位同志到南方各省进行局部地区的调查。他们回到北京以后告诉我，听湖北省图书馆的同志介绍说：北京有一位同志，以业余时间研究清人诗文集，孜孜不倦，搜罗极广，伏案著录，已达十年。这个消息引起我极大的兴趣。经过打听、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位同志，他就是人民日报图书馆的柯愈春同志。

我对此很感兴趣，这是因为我治清史多年，接触了一些清人诗文集，知道其内容的丰富与可贵，对于清史以及中国文化遗产的研究甚有价值。清人诗文集，浩如烟海，分散庋藏各地，有些还是未印行过的稿本、钞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可贵的书籍，不免水渍虫蚀，霉变损坏，正从人世间佚失。我十分希望对这笔浩翰的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摸底，以便进一步整理、辑录，但此项工程极大，非少数人、短时间所能蒇功，没有想到柯愈春同志单独一人，并以业余时间，已在从事这一工作，其坚韧不拔、勤奋刻苦的精神，实可令人敬佩。

以后，我和柯愈春同志多次晤谈，听他讲了编写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并阅读了部分初稿。此书搜罗广博，编次有序，著录明晰，叙述扼要。我将他的部分初稿和其他同类书籍粗略地作了比较对照，柯愈春的成绩远远超过同类书籍之上。

我以前一直弄不清楚存留在世的清代文集究竟有多少?五十多年前，王重民先生编《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仅收书四百二十八种；张舜徽先生著《清人文集别录》，收书六百七十种，其自序称“所得寓目者，才一千一百馀家”。郑振铎先生性好聚书，节衣缩食以至典物举债，竭力搜求，所得清人文集八百多种，并多次慨叹收藏清集艰难；陈乃乾先生从清人文集中录成《清代碑传文通检》一书，所见清人文集极多，他说：“南北各大图书馆所藏的清人文集，当在三千种以上。”徐世昌所辑二百卷本《晚晴?诗汇》，是迄今最宏富的清人诗选，收诗人六千一百家，应是接触到了相当多的清人诗文集；孙殿起的《贩书偶记》与续编，著录清人诗文集约有四千种；《清史稿·艺文志》著录的别集一千六百八十五部，加上武作成《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所收二千八百九十部，两者合计为四千五百七十五部(其中尚应剔除辑录古人的散佚文集及重复著录者)；邓之诚先生去世前一年，撰成《清诗纪事初编》一书，据他本人所藏顺、康时诗文集，著录作者六百人，所写介绍多有得之言。关于清集数量最多的记载，是东莞伦明，藏清人集子，几乎达到万种，不到三十年，都转卖散失(《周叔?六十生日纪念集》)。这一记载是否确实，有待查考。外国人也早已注意到了清人文集的价值，七八十年前，日本有位藏书家搜集清代顺康以至嘉道时期的集子很多，有“清诗万卷楼”之称(叶德辉《藏书十约序》)。日人西村元照於一九七二年编成《日本现存清人文集目录》，收录诗文别集二千六百五十馀家。

以前，已有不少人对清代文集进行收集或著录，而柯愈春同志的工作，自一九七二年正式开始，他寒暑无间，辛勤劳动，白天上班，夜深人静，或节日假期，别的同志正在休息游览，他却怀抱遍览清代别集的宏愿，独坐书城，目索手抄，著录存世的清人诗文别集约二万家，撰成《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一书，所得远远超过了前人。他按作者生卒年代排列，其中有的一人数种、十数种以至数十种书，如按种数计算，现存清人诗文集不下数万种。真是浩瀚广博，洋洋大观，使我们得以探测清人诗文别集的全貌，为学术研究提供可靠的线索和丰富的资料。

诗文集，亦即古代目录学中所称“别集”，是由个人的作品结集而成，通常包括论文、散文、游记、序跋、诗词，有时也包括奏疏、书信、公牍等等。一个人所著各种内容、各种体裁的作品几乎都可以纳入别集之内。马端临《文献通考》将别集析为诗集、歌词、奏议三门。乾隆间修《四库全书》，馆臣以为“奏议皆关国政，宜兴诏令并为一类，不宜别之于集”，于是移奏议入史部；又认为“歌词体卑而艺贱”，亦从别集类分出，而另立词曲类。

个人作品的结集，始于汉代，现存最早的《扬子雄集》、《蔡中郎集》、《诸葛亮集》、《曹子建集》、《嵇中散集》都是后人掇拾遗文补编，非作者自编或当时编成。自编诗文集始于江淹及萧衍父子，唐宋以后，编纂文集之风大盛。不少学者和藏书家也注意到了这类书籍的价值，有意识地收藏或著录前代及本朝人的诗文集。宋僧文莹收宋初至熙宁间文集二百余家；清初曹溶撰《静惕堂宋元人集书目》，载宋人自柳开以下一百八十家，元人自耶律楚材以下一百十五家之书。清初，黄守羲、吕留良、吴之振、张自烈均注意收集宋明人文集，吴之振家产富裕，所得尤多，合吕留良所藏，刻成《宋诗钞》，收录诗人百余家作品，张自烈藏书三十万卷，其中明人文集很多。

诗文集之所以受到重视，正因为它有独特的价值。诗文集反映个人的思想、知识、行为以及所见、所闻、所感，上至军国大事，下至身边琐事，包含的内容很广泛，既是丰富的历史生活的记录，又是珍贵的文化遗产的宝藏。由于作者众多，他们的出身、地位、经历、职业、思想以及居住和活动地区不同，而诗文集中所收，或为文章，或为诗词，或为奏议，或为书信，所以内容的涵盖面十分宽广，涉及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民情土风以及许多人生活、思想的各个方面。

前人也有瞧不起文集的，认为文集的内容“参差庞杂”、“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亦泛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文史通义·文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认为除了少数人的文集，其余均可淘汰，因为“天地英华所聚，卓然不可磨灭者，一代不过数十人”。又认为“有明以后，篇章弥富，则删艹雉弥严”，理由是“阅时未久，珠砾并存”(《四库提要·别集序》)。基于这种认识，四库所收明人别集只有二百部，而清人别集，除皇帝的御制诗文外只有四十部。

固然，文集数量很多，其价值高下各有不同，应作具体分析，但四库全书之所以“删艹雉弥严”是从卫道者的立场出发。在他们看来，天地间的圣贤就那末寥寥数人，天地间的道理也只有儒家经典上所说干巴巴的几条，其他的人物和言行都不关重要，没有传世的价值和必要。意见多了、思想活跃反而莫衷一是，有碍圣道，这是卫道者的逻辑。尤其是他们认为异端旁门的作品更是摒弃排斥，如一代才人汤显祖，被认为“才与学皆不逮”，风靡晚明文坛的公安派被认为“矜其小慧，破律而坏度”，“相率而趋纤仄……论者比之诗妖”，思想界的怪杰李贽更是“狂悖乖谬，非圣无法……罪不容诛，其书可毁，其名亦不足以污简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别集类和别史类，存目)。所以汤显祖的《玉茗堂集》、袁宏道的《袁中郎集》、谭元春的《谭友夏集》只列存目而不录其书，李贽的诗文则在存目里也找不到。四库馆臣们囿于时代的偏见，看不到在大量的诗文集中包含的珍贵思想和史料、丰富的民情和风俗以及人们真实的悲欢离合的感情。

更多的学者文士重视诗文集的价值，如顾炎武晚年，曾经自编诗集十二卷，诗中都有记述史事的自注，准备日后交给他的朋友王炜，他担心王炜不重视，亲自对他说“此史也!”可惜这个本子没有传世(王炜《鸿逸堂稿》)，现存的《亭林诗集》是顾炎武身后由他外甥徐乾学提供的。徐乾学是清朝显宦，对于涉及时事的原诗和自注，必多忌讳，当有大量删削。黄宗羲则说过“以诗补史之阙”，杜?也提出“诗可正史之讹”。譬如清代顺康雍乾时代发生多次科场案、文字狱，大批官吏、知识分子遭到杀害或流放，许多案件的始末，正史中很少涉及，在别集中却有详尽的叙述。又如民间疾苦，人们耳闻目睹、感受极深，写得很生动深刻。汪洪度的《菜人市》，诗序说：“岁大饥，人卖身割肉于市，曰菜人。有客此乡者，赘其家，其妇忽持钱三千与夫，劝速归，己含泪而去。客怒不言，寻复踌躇，迹妇所往，已断手臂悬菜人市矣。向所持钱，乃以身售价助夫归途费者。”康雍间的诗人金埴描写监狱中的黑暗惨酷，其《哀东狱》诗序中说：“埴尝过山东州县，稔闻狱卒率以闸版拘囚人，于夜终夕不令转侧，罪之轻重勿论也。”如果将这些诗歌?编成书，那将是反映社会弊端和下层生活的触目惊心的历史图幅。还有清代的很多官吏文人被流放到东北、新疆或其他边地，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不废吟咏翰墨，将自己惊险坎坷的遭遇，哀怨悱恻的情感，奇特新鲜的见闻写成诗文，从中可以领略塞上雄浑壮阔的山林草泽，认识到人民和知识分子的深重苦难以及边疆地区的劳动和斗争生活。

诗文是一种很好的史料，可以证史、补史。如康熙时，郭?参劾明珠、余国柱，这是当时的重要事件，但《清实录》内未载郭?的劾疏。蒋良骐编《东华录》从郭?的《华野集》中录出补入。又如郑成功坚持抗清斗争，清军造船备战，百姓苦于工役，吴嘉纪的《邻翁行》中写道：“闻道沿江防敌兵，造船日夜声丁丁，工师困惫不得歇，张灯把炬波涛明。监使还嫌工弗速，如霜刀背鞭皮肉，内烂肠饥死无数，抛却潮边饱鱼腹。”形象地描述了清廷对人民的役使和虐待。又沈德潜的祖父沈钦圻的集子内，载《秦良玉遗像诗》，诗中说：“勤王兵残势穷蹙，子丧弟死一身独，连斩六贼力已殚，拔刀自刎身不辱。”秦良玉与张献忠战于四川，原来良玉是在“子丧弟死”的战场败境中自杀身亡的，与后修《明史》说她病死于家完全不同。沈钦圻与秦良玉是同时代人，他的说法应较可信。

清人诗文集同前代的别集一样，大部分已亡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总序中叙述历代别集亡佚的情况说：“隋唐志所著录，宋志十不存一，宋志所著录，今又十不存一。”据柯愈春抄录方志所载清人诗文集书目，发现目前未见存世的，亦多至十之八九。清人诗文集大量亡佚，究其原因大约有三：一是自然淘汰。有名的诗人文士或有钱的达官贵人，他们的集子容易刻印。一般知识分子即使编写成集，很难刻印，故很多集子只有稿本、钞本，没有行世，便已亡佚。二是朝廷禁书。乾隆朝编修四库全书的同时，禁毁大批书籍，种数几乎与四库所收书相等，其中大量是“国初人伪妄诗文”。有些诗文集，朝廷并未禁毁，但作者的后人恐内容有违碍，惧怕招祸，自行焚书毁板。三是毁于兵燹。清中叶以后，战争频仍，如川楚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各地少数民族起义，还有历次的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社会动乱达一个半世纪，战争中被毁的书籍也不在少数。

将清代诗文集中有价值的部分钩稽辑录，分类编次，提供利用，这是古籍整理的一项任务。郑振铎先生在《清代文集目序》中早就谈到：“专治一经一史或一专门之学者，其亦必将有取于斯无疑也。辑序跋，则可自成一书；辑碑传，则可补缪、闵诸集；收诂经之文，则可成一弘伟之诂经之钞；录论史之作，则可集为史学史之资料。大抵竹头木屑，无不有用。”实际上这一工作早就有人在做，魏源为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所辑均清人文章。当代如钱仲联主编《清诗纪事》、谭其骧主编《清人文集地理类?编》、张玉兴编《东北流人诗选注》，都是从清人的诗文集中搜寻和甄选材料，分门别类，录编成书的。

柯愈春同志半生精力尽萃於《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一书，这是一项巨大而有意义的工程。还有一点值得提到，他从方志艺文、公私藏书目录、清人笔记日记及诗话等书中录出大量清人别集，并全面调查我国各地图书馆所藏的清人诗文集，注意了解港台及日本、美国等有关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在进行这番追踪寻迹，比勘核对的工作后，大体弄清了清代诗文集存佚情况和庋藏地点。这种方法在《隋书·经籍志》中已开其端，柯愈春将其运用于此书，不但便于我们寻踪利用，也使我们对清人别集现存的情况，有所了解，因而增加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中叙述多而议论少。作者谨慎立言，本来没有什么不对。但本书还有一个引导读者利用清人诗文集的任务，如能对书籍的源流、内容、形式、作者的经历、思想作更详细、准确的分析、介绍，那就更好了。当然，这样的要求，工作量就要大大增加。柯愈春只有一个人，而且业余从事于此，条件又有许多限制，仅将清代别集眼过手摹一遍就需要艰巨的劳动和坚毅的恒心。《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已为进一步的整理、利用打下良好的基础。我相信：在这一基础上，柯愈春同志和其他学者们将会继续前进，为发掘清人诗文集这一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宝藏做出贡献。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后记

柯 愈 春

   

这是一部资料性质的书。正因为如此，其中的字字句句，动笔都要有根有据，不能说没有难度。三十年来，日日夜夜，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被这部书占去了。遇到不少嘲讽与冷落，碰上种种困难与挫折，风风雨雨，笑笑哭哭，几次想舍弃罢休而不甘心，真可谓骑虎难下。如今全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此景此情，犹如产后的母亲，一眼看见自己亲生的儿子，无论是聪明还是痴傻，总是从心眼里发出疼爱的喜悦。

四十年前，作者就读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师事系主任徐家麟先生。徐先生指导我撰写毕业论文《章学诚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论》，专门研究图书提要，借给我一本他自己的读书笔记，其中有一段说：“正史为一代之史，方志为一地之史，宗谱为一族之史，个人别集则是一人之史。”并特别提醒我，清人别集以往没有进行系统整理，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徐先生留学于美国哈佛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曾任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主任，任内于清人诗文别集多所搜罗。徐先生的这番议论，是他治学的心得，也是我萌发整理清人别集的缘由。

当时读张舜徽先生著《清人文集别录》，见该书收录清人文集数百种，以为清人文集大约只有这个数目。后来分配到人民日报图书馆工作，跑了北京的一些著名图书馆，开始接触一些清人别集，发现清人诗文集十分丰富，远非数千种所能限制，令我十分惊讶。1972年中美建交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黄宗忠与上海图书馆孙副馆长到美国访问，回国后到人民日报社作报告，重点讲美国《纽约时报》电脑储存数万人物传记的情况，引起我极大兴趣。由此得到启发，想起了清人别集的事。如果将清人别集储存于电脑，供人随时查阅，岂不是一件很有益处的活动。那时好多人把电脑说得很神，我更是怡神向往，但不知电脑是个什么样子。整理清人别集是项重大科研课题，我写报告希望集体承担而不可能，于是硬着头皮上了马，正式开始为此书搜集材料。当时我过的是夫妻两地分居的单身生活，需要为枯燥的业余时间找点趣味，此后在人生旅途中出现一些挫折，又需要找点精神寄托，于是将所有业余时间投入了这项工作。

1982年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戴逸先生从湖北省图书馆副馆长徐孝宓先生处得知，北京有人早在从事清人别集的系统整理工作，几经周折，戴先生找到了我，立即派清史研究所的鲁素先生(已去世)与我联系。此后戴先生经常约我到他家长谈，我得到他多方面的指导与帮助。他帮助我申请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资金，到日本访问又将西村元照研究清人别集的油印专著送给我参阅，又向我索取部分样稿以便商定编写体例，又向中华书局前总编辑李侃先生推荐此书。为了确保我的写作时间，戴先生与我的老师及上级、原人民日报图书馆馆长谢兴尧先生联系，希望调我到清史所工作，因住房等具体问题无法解决，调动未能如愿。

所有的图书馆都是白天开门，星期天闭馆休息，这与我的业余时间产生矛盾。我请求调到报社总编室上夜班，夜班的主要任务是看报纸大样，这样我可以将业余时间安排在白天和非假日。每天深夜工作四五个小时，睡够后就到柏林寺(北京图书馆古籍书库)及其他图书馆去读清人诗文集，风雨无阻，从不间断。夜班辛苦，按规定每年有两个月的时间外出调查，我尽快完成写一篇报道文章的任务后，没有心思去观赏名山胜景，抓紧时间跑北京以外地区的大中型图书馆，先后在江苏、上海、浙江、湖南、广东、山西、陕西、四川、湖北等地查阅清人别集。仅在复旦大学图书馆读原嘉业堂善本书，就有一个多月。为了加快提要的撰写速度，经报社领导批准，我提前两年退休。因无钱支付大量的阅读费用，我又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打工近一年，帮助清理古籍，接触该馆所藏数千种清人集子。几十年来，我手摸眼读清人别集万种以上，平均每天用于此书的时间不少于四小时。

阅读原著是撰写图书提要的基础。北京各图书馆所藏清人别集，如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的藏书，尤其是清前期、清中期的善本、孤本，我几乎都浏览过。外地的一些图书馆，如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常熟图书馆、苏州图书馆、绍兴鲁迅图书馆及广东中山图书馆等省市馆所藏的古籍及善本别集，我也都去调查阅读过。

撰写提要时，尽量吸取《汉书艺文志》以来中国传统文献学著录图书的长处，特别重视《四库全书总目》中网罗古籍的某些优点。为顺应时代的要求，提要中重点注意了以下几个方面。通过书中序跋及诗文叙事时所涉年代，考证作者生年，以便全书按年代排列时有所依据，已知著者生年中大约一半生年是我读原著后考证所得；为了全面了解作者生平，搜集了大约十五万清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出有集子传世的人物一万余人，注重各自的个性及生平特点，尤其突出人物的经济活动，丰富了全书的提要内容；搜集地方志中艺文志著录的清人别集十余万种，与现存清人别集进行对比研究，可以发现诸家别集的完整程度及存佚情况；将读书时发现的集外诗文及其他遗篇佚简，附记于有关提要之后，以供研究者追踪求索；综合分析同一作者诗文别集各本异同中，我花了十分艰苦的劳动，为写一篇二百来字的提要，经常要翻阅两三种别集原书，有的还是善本，先是汰除诸家图书馆的重复著录，剔去有完整别集存世的分集残帙，选用完本足编，然后用几句精炼语言作概括的介绍与论述；对各种资料按人进行排比研究，订正诸家目录及其他专著著录中的谬误数百处，其中包括作者姓名、书名、卷数、出版年代及叙事等项；除按一般读者查阅需要编制《著者姓名索引》及《书名索引》外，又摘出提要中的序跋者、编刻者、评注者、交游者、私家收藏者及其他有关人物，编成《人物索引》，有集外辑佚及互相补充之用。提要中力求言之有物，避免空泛议论。

在一次学术会议上，我结识了南开大学教授冯尔康先生。1986年，冯先生向中华书局综合编辑室主任冯惠民先生推荐此书，冯先生委派编辑李肇翔、朱振华来我处约稿，后来商定先出清初部分。不久中华书局以为这样不利于发行，希望全书完成后一次性出版。书籍有了约稿，是我坚持完成此书的重要动力。近年中华书局出版此书有些困难，于是改由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出版过程中，得到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领导及北京古籍出版社杨璐先生的全力支持。稿中原有清人别集简目一千余种，因无参考资料而未写出提要，拟删汰不用。杨先生提出删去未免可惜，建议留存，以利来者。今遵其意，并致谢意。

作者认识到此书有两点不足之处。一是此书体例是严格按著者生年排列，未能考证出确切生年的作者，排列时推算生年很不准确；二是有些集子的收藏单位距京遥远，而我个人的经济能力实在有限，目前不能前往调查阅读，只好将这类集子权作简要著录，未能写出提要。我打算利用有生之年，再作增订。一个人的精力太渺小了，希望将此书写得更加理想而不可能，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足之处肯定不止于此，希望专家们帮我教我。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凡例

   

○本书收清代有诗文别集传世者一万九千七百余家，四万余种。诸集皆以全国各大中型图书馆所藏为主，见于诸家著录而估计此书尚存者亦酌情收录。生平有集而未见传世者当另辑佚目。

○诸集作者上起明末，下迄民初。其中少数明代人物入清后有所活动、有所创作或对清初政权有所影响者，以及清亡后尚在世间而在清末有所活动或有创作者，其集皆在著录之列。

○全书按作者生年排列。凡生年不详者，依其卒年、科第、交游、世系及成书年代等推出大致生年，排入有确切生年作者之后。生年相同者依作者姓名笔画顺序排列。

○题中书名力求标出足本或定本。为求简明，所传诸集凡一人数种，或十数种，甚至数十种者，皆在文中介绍，不再一一标题，只在全书所附《书名索引》中分别列出，以便检索。

○每书收藏单位大体注明一家，以北京地区为先。版本不同者分别标出。凡收藏单位不详者，力求注明资料来源。

○作者未见之书，凡转述或摘引他人提要内容时，一律注明原书作者或书名，以示尊重。

○本书与传统目录专著在写法上稍有不同之处是，提要中介绍作者时尤重时代背景，考镜诸书版本时侧重刻书源流，评述诗文得失时注重文献价值。

○地名悉依旧称，个别难解地名加注今名。

○据《四库全书总目》有关别集的分类及界限，本书仅收个人诗文集，并定书名为《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

○全书后附《著者姓名索引》、《书名索引》及《人物索引》。著者姓名以晚年常用者为准，原名或别名用互见之法标出。《书名索引》收录范围限于存世诗文别集，异名亦予标出。《人物索引》包括序跋者、编刻者、评注者、交游者、私家收藏者及其他有关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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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这是国内第一部文集篇目分类索引。全书着录了四百二十八种清人别集，十二种清人总集中的所有文章篇目。其中学术文部分包含经史子集四类，汇集了清人文集中有关经史诸子、宫室冕服、婚丧郊祀、田制名物、山川地理、古迹名胜等主题的篇目；传记文部分则侧重於收集历代名人生平传记、墓志碑铭、赠序寿序等主题的清人文章篇目；杂文部分则收录了清人文集中关於书启、碑记、诗赋、杂文等内容的文章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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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诗文集丛刊》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
  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 ... 3/23/2005/5021.html

2005年1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教授、北京大学原副校长何芳川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王兴康编审、总编赵昌平编审、中华书局原总编辑傅璇琮编审和来自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日报》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山东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共二十四位著名学者济济一堂，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参加了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合举办的《清代诗文集丛刊》编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副主任朱诚如教授、成崇德教授，出版组孟超编审、文献组陈桦教授、黄爱平教授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丛刊》副主编何芳川教授主持，《丛刊》主编纪宝成教授宣读了《清代诗文集丛刊》编纂委员会组成名单，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感谢与会专家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指出文献整理是一项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事业。纪宝成教授表示在项目开展过程中，还会碰到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困难，但是有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的大力支持，有戴逸先生的精心指导，有在座各位专家学者的严格把关，同时发挥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学术力量，依托两校图书馆的资源优势，依靠项目组全体成员的共同努力，一定能保质保量地完成这项大规模的文献整理项目，向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也向子孙后代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戴逸主任指出，《清代诗文集丛刊》规模宏大，预计所收文集3000种以上，总字数逾六亿字，总册数逾八百册，大体相当于一部《四库全书》。他说，许多人没有见到过清人诗文集的全貌，我们这次大规模地把它整理、影印，公之于世，让大家看到这3000多种诗文集，这对学术界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可以为今人乃至后代的学者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料，也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对文学、史学、哲学以及整个人文科学，甚至自然科学，都有重大的意义。

《丛刊》项目组成员、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主任沈乃文研究馆员介绍了工作计划和项目进展情况；与会专家通过了何芳川教授宣读的编纂委员会章程，并就项目工作计划和编目体例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最后，纪宝成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提出这部《丛刊》要兼顾史料价值、学术价值以及文学价值，并如期、高质量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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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
  http://www.xiangyata.net/data/articles/c01/512.html
何龄修
2004-10-12 00:59:32 阅读 710 次
刊《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摘自社科院历史所“清史学科”网页

案头摆着三巨册新买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以下简作《提要》)。近年来我已减少买书,但对工具书情有独钟,作为例外,仍注意购进。这是《人民日报》社柯愈春先生撰著、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全书五十八卷,我逐字逐句读了书序、后记、开头十卷,其他各卷和索引随手翻阅过,今据此试作评论。

　　　　　　　　　　　　　　　　　　　　　一

　　我在求学期间读过数十种明清人诗文集,参加工作后又读清人别集,多少了解其史料价值。但清朝灭亡已近一世纪,清人别集有多少种?始终是个未知数。任何权威学者没有做过有把握的回答。《提要》独立回答了现存数的问题。据著者本人在《凡例》中统计,“传世者一万九千七百余家,四万余种。”[1]这真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回答。人们初知此数都极骇异其多,继而又为终于明白了“家底”而高兴。这是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回答,其中最主要的是有遗漏,也有重出、误出,可能还有虽经著录而实际已佚的书,但这些情况相对这么大的总数说来不会出入太多。《提要》著者搜罗比较广泛,深入到县市级图书馆(如绍兴鲁迅图书馆、天水市图书馆等)、高等学校分院图书馆(如江西师范学院井冈山分院图书馆等)和著名藏书家(如黄裳等),并注意“诸家著录而估计此书尚存者”,还采及日、美等图书馆藏书。所著录的书许多经过目验。这是纯粹汇集各家目录,综合编辑成书所不可比拟的,是全书科学性的重要保证。采取这种方法撰述目录巨著,在清朝有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当代有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纪谢二书经受住了长时间考验,袁书也颇受好评,柯著《提要》直追三书,而工程更加浩大,将为著者奠定中国目录学史上的地位。
　　摸清存世清人诗文集比较确切的总数,为诗文集写出提要,就为有关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一块可靠的指路碑,成为编制有关软件的准确信息来源。科学意义重大。这是《提要》的第一大贡献。著者允诺贾其剩勇从事另一项巨大工程,即“生平有集而未见传世者当另辑佚目”。谢氏《增订晚明史籍考》也设有“佚目”,称为“未见诸书”,尽量开列作者、书名、卷数、著录者等重要事项。“佚目”出,有关专题系列目录更成完璧,一以窥见著述的隆盛,再则提供寻踪觅迹的线索。嘉惠学术,其功决然不小。我深信柯愈春先生有此能力,再创辉煌。
　　《提要》内容最有价值的部分,我认为是探索每位作者的诗文成集刊刻源流,辨别版本异同,介绍庋藏情况的部分。我初读《提要》中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孙奇逢《夏峰集》、张明弼《萤芝全集》、释读彻《南来堂诗集》、余绍祉《晚闻堂集》、王猷定《四照堂集》等条时,就惊喜不已,其中清楚地说明每位作者的诗文何时结集,是否刊刻,如何续编、补编和合编,各集书名,何人作序,有何评介,何人主持刊刻,刊刻时间,各集之间异同,是否传世,庋藏何处,甚至有否残缺,是否孤本等有关问题,有时还涉及诗文传承、派别等重要问题,都尽可能有所说明。以后逐条读来,我觉得总有收获,给人以益智之乐。这些都属于传统目录学的重要内容,《提要》在这方面下了苦功。以钱谦益为例,虽有《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这样分别明清两代的大集为主干,但版刻众多,此外还有《投笔集》、《牧斋文集》、《牧斋诗钞》、《绛云楼文录》、《绛云烬余录》、《牧斋书启》、《钱牧斋尺牍》、《钱牧斋文钞》、《晚年家乘文》、《牧斋外集》、《有学外集》、《牧斋有学外集补遗》、《牧斋集外诗》、《牧斋集外文》、《牧斋集外诗补》等等,更有书名同而卷数、内容有异的小集,使人眼花缭乱,如坠五里雾中,而且庋藏各地,登录、比较最为烦杂、琐细,没有十二万分耐心,没有绵密的分析能力,是理不清端绪的。所以我认为近二万条目中的这部分内容,是《提要》的第二大贡献。
　　当然,《提要》对近二万名作者大都做了简单的生平介绍,有许多做了诗文评论,有一些还揭示内容要点。这些都具有参考价值。诗文集作者有一部分声名显赫,不难写出生平。但多数默默无闻。我对明末清初人物多少知道一些,但一卷一卷看来,许多人仍是“初会”。理清其中一些人生平(即使很简单)无疑有很大难度。考出许多人的生卒年代,更是一份吃力的工作。《提要》著者未必长于诗古文辞研究,不像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评介诗词有自己的尺度,因此《提要》评介诗文多转述集序、诗话中语,其中不乏颂谀之文,骈辞?藻,而且众人笔下,角度不同,眼界各异,在一部书中难起统一的辨析文艺的作用。这部分内容可以说介绍了一些说法。至于揭示内容要点的条目,占的比例较小,但很有用。这几方面也是《提要》的一种贡献。
　　附录索引三种,《著者姓名索引》、《书名索引》是必备的、全书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成份,具有关键的工具作用。《人物索引》是《提要》条目中提到的人物姓名索引,包括诗文集序跋者、编刻者、评注者、作者交游者、私家收藏者和其他有关人物姓名。其中交游者和其他有关人物涉及内容,但条目中提及这两种人并没有统一体例和严格标准,多少带有随意性,损害了这个索引的价值。特别需要强调指出,三个索引缺少最重要的部件:检字表。令人遗憾的是,甚至吝惜得不在书眉上做些标注。索引的利用效率不能不大打折扣。
　　总起来看,《提要》毫无疑问是难得的好书。先师邓恭三(广铭)先生首倡打开史学之门的四把钥匙论,规定目录学是其中的一把。我看,《提要》作为目录学巨著,是开启清人诗文集史料宝库的钥匙。有志于清代诗文、清史、清代人物研究者,都应当人手一把,检读清人诗文别集,按图索骥,无疑会非常方便。
　　自看到此书后我就对著者深怀敬意。要知道,要把分散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的有关单位和个人手中近二万名作者的四万余种书综录在一起,写出诸书提要,写成五百余万字,靠的是个人业余的人力、工薪收入者的剩余财力,工程的浩大,力量的微薄,简直不成比例,不可思议。我看,单是心中萌生这个著作冲动,就非得有实实在在的愚公移山的精神、铁杵磨成针的意志不可。这不是一般的勤奋刻苦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这是学术领域一场凯歌行进的万里长征,其艰苦卓绝,百折不回,只有实践者自己述说得清楚、领会得深刻。人们感觉得到的是,微薄的物质力量在这里变成了伟大的无坚不摧的科学力量。我很奇怪,著者为什么没有向本单位《人民日报》社申请立项,请求援手。《人民日报》社有许多有学问的领导人和学者,应该能同情和赞助这项重头的文化工程。但他竟然没有,自始至终只是个人默默地坚持不懈地进行。著者是一位脚踏实地的学者,一位一点不知张扬的学者,一位这样学者的典型。真正的学问都是脚踏实地的学者完成的。他在学术界树立的榜样,值得我们大家好好学习。

　　　　　　　　　　　　　　　　　　　　二

　　我一直认为,史学著作最容易出错。《提要》涉及大量史学内容,必然出错。我听说,谢国老《晚明史籍考》初版发行后,收到读者来信,指出其中的错误。谢老去找好友刘盼遂谈。刘老说,不必紧张,真错了就改,改了就好。刘老对《晚明史籍考》充满信心。谢老改了,《晚明史籍考》成了备受称赞的极具学术价值的大著作。真正富有科学生命力的著作,不是一蹴而几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学术创作不变的法则。《提要》是价值极高、错误也多的著作,两方面都很显著。我对此一点不觉得奇怪。此书也是初版,刚刚问世嘛。这么大份量的一部书,靠一个人的力量完成,如果没有许多错误,才真是奇怪的事情。但错误多虽然可以理解,对著作的科学性的要求并不能降低。我要坦率地说,著者面对这一浩大工程,建设的决心和毅力有余,准备则不足。很明显,这一工作涉及明清历史和制度上的大量问题,在科学的道路上自始至终荆棘密布,险象环生,难关久攻不克,只能成为悬案的现象也不会罕见。著者对此可能估计不足。依我看来,邓恭三师所说的四把钥匙,著者因受图书馆学系专业训练,版本、目录之学本色当行,这把钥匙应不在话下,其余年代、职官、地理之学等三把钥匙相对逊色,这在著作中明显表现出来。
　　《提要》《后记》中检查全书还有两大不足,一是没有查出全部诗文集作者生年,以致条目排列次序不完全准确,二是有的藏书地方距京遥远,财力不足,难以查阅,缺少这些书的提要。著者表示要对全书再做增订。两大不足反映了著者心中突出的遗憾。著者当然知道书中还有其余的失误、脱漏、可疑之处。今就我所见各点稍加条列,供增订参考。本文不是一份勘误表,只集中引用前十卷中的例子,加以说明。其他各卷的事例,如将汪振甲《夕秀斋诗钞》以同一书名,汪振甲、汪援甲不同作者名重复收入,又如将一位卒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的明人蔡复一的文集[2],收入卷四十三“生于嘉庆六年至十年(1801—1805)”的作者诗文集系列中,就不在本文多涉及。
　　下面是分类条列的事例和说明。
　　(一)年代
　　此处特指年代学上的问题,其他年代问题另谈。年代学问题在明清史上比较简单,但著者恰犯了一个错误。《提要》卷六收“生于万历四十四年至泰昌元年(1616—1620)”的作者的诗文集。但本卷在生于万历四十七年至泰昌元年之间,没有生于万历四十八年者。《提要》著者显然认为,紧接万历四十七年己未之后的庚申年就是泰昌元年。这是误解。庚申本是万历四十八年,但到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就去世了。太子常洛于八月朔继位,确定“以明年为泰昌元年”。这位泰昌皇帝不泰不昌,病躯不胜烦剧,只在位一个月,九月朔又弃世。皇长子由校嗣立,“从廷臣议,改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为泰昌元年”[3]。所以庚申七月前为万历四十八年,八月后为泰昌元年。
　　《提要》卷六收入标明生于泰昌元年者共二十九人。我只就手头资料检查了七人,就发现只有毛先舒、赵进美确实生于泰昌元年,沈谦、孙枝蔚、张煌言、魏际瑞四人则生于万历四十八年,不是《提要》所说泰昌元年。沈谦的儿子圣昭,说父生于万历四十八年正月十九日[4]。孙枝蔚生万历四十八年四月,所谓“四月过从日正长”、“清和风景日初长”,其子匡也说父“生于前明万历庚申”而不是泰昌庚申可证[5]。张煌言生于万历四十八年六月十九日(或初九日)[6]。魏际瑞“以万历庚申六月二十有四日生”[7]。杨思圣出生甚至不在这一年内。其余二十二人恐怕还有十余人不是泰昌元年生。
　　(二)职官制度
　　首先是职官名称。明清人嗜古成癖,惯用一些前代大体对应的官名称呼当代职官,除了古称,有时还使用别称、尊称、简称等。古称与明清官名虽说对应,但职权未必完全相同,因此并不十分确切。《提要》作为科学著作,应该使用当时职官本名,不应袭用史料中非正规的名称。如宋之韩《海沂诗集》条,说“康熙四年官泸州别驾”,清代无别驾,别驾指府、州所设通判,应称泸州通判。顾岱《青霞草堂诗》条,说“初官滇郡司马”,清代无司马,郡司马指府同知,滇郡司马应为云南府同知。张云翼《式古堂集》条,说“由京卿官廷尉”,清代无廷尉,廷尉应作大理寺卿,大理寺卿也是京卿之一,不是以外的或更高的职官,应明写由什么官迁大理寺卿。
　　其次是关于阁部的称呼。史可法《史忠正集》条说:“弘光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称史阁部。”短短一句,说明著者忽略可法任南京兵部尚书还是先皇帝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的事,还可能意味着著者并不了解他为什么被称为史阁部。阁部是阁与部堂官的合称。明朝制度,天顺、成化以后,内阁渐重,朝廷多以尚书、侍郎等部堂官入直为大学士,大学士也多仍兼部堂虚衔(兼尚书衔者多,奉命掌部务者则有领部的实权),这就是阁部。但这样的阁部只是一种泛常的尊称。到明末,阁部成为应用较多的一种称呼。那时战争频繁,朝廷常派大学士督师出镇、作战,他们本官大学士,往往兼尚书衔,称为阁部或督师阁部,在人们印象中有了一种特殊的军事意义。清廷以王、大将军、将军督师,阁部的称呼从而消失。清末,曾国藩督师,有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等许多职衔[8],也不见恢复使用阁部称呼。由此可见,史可法只有“改兵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9],至江北督师,才“称为史阁部”,单任南京兵部尚书是没有资格称阁部的。
　　此外,有一个问题也与职官制度有关。《提要》以为范凤翼“字异羽,一字勋卿,又作玺卿,号太蒙”,其实,凤翼称“勋卿”,是因他崇祯年间曾任职光禄寺少卿(汉晋设光禄勋,掌宿卫宫殿门户之事,列诸卿之一,明清以光禄寺卿、少卿附会之),又称“玺卿”,是因他天启年间曾任职尚宝司少卿,勋卿、玺卿是他官职的别称,不是他的字。
　　(三)地理
　　《提要》涉及的,主要是地名的问题。地名是历史性的,行政区划经常变动,地名多半跟着变动,行政区划不变时地名也可能因其他原因更改。因此,史学著作中标写地名是一件很复杂的工作。有的学者大名鼎鼎,但他的著作所记地名却错乱可笑,使人感觉其知识的缺陷。著作家既然经常跟地理打交道,就得有一些一贯的科学的原则。最好是标写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地名,加注今地名。介绍古人籍贯,明清进士有题名录,根据本人填写履历制成,真实可靠,非进士就用他出生时的地名。有人完全用今地名,比如介绍曾国藩是湖南双峰人,曾是湖南湘乡人,但包括他的出生地荷叶在内的湘乡县西南一大块,现在已划为双峰县,所以似乎不算错。不过仔细想想,双峰作为县名,不仅曾在世时不曾有过,死后整八十年才出现,说成他的籍贯,总觉得不大踏实。此外,古人作文爱用古地名,近则秦汉唐宋,远至《禹贡》《春秋》,任意使用。著作家在阅读、利用史籍中地理材料时,不勤加查对而随手袭用,就会发生问题。最常见的是清代行省名与前代州县名混合搭配。每见这种地名,我总想起钱谦益穿小领(满装,清制)大袖(汉装,明制)的奇装异服,被人讥刺为“两朝领袖”的故事。我怀疑钱谦益穿两朝混合式样服装只是一个古老的政治笑话,而两朝混合地名则是实实在在、经常见到的。
　　《提要》常常使用古地名、地名别称等,造成许多混合搭配使用的问题。其中使用频率较高的混合搭配地名有“安徽新安”、“福建晋安”、“江苏金陵”等。安徽是清代省名，安徽省不辖新安县,“安徽新安”是没有的地方,地理志查不着,地图上找不到。新安作为古地名,历史上多次出现,地点不同。隋初曾在新安江流域、祁门、婺源等地设新安郡,所以也是徽州府诸县的一个古地名。至于被《提要》列为“安徽新安人”的作者究属何县,还须进一步考查。福建是明清省名,福建省没有晋安县,晋安是西晋所置县,隋改名南安,明清相沿不变,应作福建南安。江苏是清代省名,而金陵还是战国时楚国邑名,秦设秣陵县,即明应天(府城)、南京,置上元、江宁二县,清二县名沿袭不变。此外,“江苏海陵”,海陵是泰州古名;“福建绥安”,福建没有绥安县,实为建宁;“河南雍丘”,雍丘是春秋时宋国属邑,后属战国时魏国,后晋改杞县;“辽宁襄平”,这是民国时省名与秦代县名混合搭配,襄平在明代为辽东都司城,也称辽阳,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始设辽阳县;“山西平水”,平水是临汾的别称;“山西高梁”,高梁是春秋时晋国属邑,在临汾东北;“江苏毗陵”,毗陵是西汉县名,治所在明清常州府武进县,毗陵就是指武进;“湖北孝昌”,明湖广、清湖北都没有孝昌县,孝昌是孝感古名;“浙江吴兴”,吴兴是古郡名,治所在浙江湖州府乌程县;“浙江四明”,浙江没有叫四明的府州县,四明是宁波府的别称;“浙江浦阳”,浦阳是浦江的古名,明清浙江只有浦江县。这些事例充分说明,《提要》中这类混合搭配地名现象多么严重。
　　从多数情况看,《提要》是采用清代的地名,但实际上也用了许多民国的地名,全书没有贯彻统一的原则。比如,“浙江温岭”,温岭是民国四年(公元1915年)由太平县改名的;“江苏泰县”,泰县也是民国地名,清代称泰州;“江西婺源”,明清婺源都属徽州府,在明为南京直隶,清先后属江南、安徽,民国时从徽州府划拨江西;“直隶沧县”,沧县是民国地名,清代为沧州。还有一种画蛇添足的做法,在清代地名上戴一顶民国帽子,即将江苏通州写作“江苏南通州”,京东也有通州,当独立提到通州,有时为区别南北而加南字北字也无不可,但作为正式地名,南通州是没有的,南通是民国地名并改州为县。可见,清代、前代和民国地名混用,很不科学并必然造成混乱。
　　地理方面还有其他问题。
　　有的条目介绍作者籍贯,采用省事的办法迳写作者“自署”地名。这好像很确切,其实不尽然。举例说,陈上善“自署颍川人”,其籍贯无疑是河南禹州、许昌一带,实际上不是,查施闰章为陈集作《序》说:“陈子元水,吴人也而家豫章。”[10]他是江浙人,住在江西,颍川不过是他的族望而已。又如,钱尔复“自署武原人”、释蕴上“自署桃溪人”、范良“自署黄澥人”、韩象起“自署洪崖人”、张之隆“自署龙门人”,这些武原、桃溪、黄澥、洪崖、龙门之类各在什么地方?黄澥似是黄海之滨,淮安、凤阳一带?龙门是山西河津还是河南洛阳?带给读者的仍是一团困惑。
　　有的作者出身军籍,明朝户籍制度复杂,不少人籍与贯分离,出自军籍者写明籍字比较合适。如冯如京“山西振武卫人”,作“山西振武卫籍”更合实际,而且这个山西不是行省布政使司,而是都司,因为军籍的管理属于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卫的系统,不归布政使司。与此相关连,佘(《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误作余,《提要》沿袭此误)一元“直隶山海卫人”的“直隶”二字也有点讲究,因为直隶一方军政是由北平行都司掌管的,佘一元实为“北平山海卫籍”。清兵入关后,五军都督府、都指挥使司没有了,佘一元是顺治四年进士,于是成了“直隶山海卫”,后来陆续撤消各地卫所,军人有的入旗籍,有的入民籍,军籍也就废除了。
　　还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做一专门讨论。《提要》介绍余正元为“河南睢阳人”。唐张巡、许远守睢阳,睢阳声名大振,明初并入归德州(后升府,治所在商丘),睢阳一名就成为历史。余正元是进士,查《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也作河南睢阳民籍。我怀疑,科举考试写三代履历,能填一个久已取消了的地名在上面?《商丘县志》等书也查不到余正元名字,后来在《河南通志》上查得,作“睢阳卫人”[11]。这就对了。其人为睢阳卫军籍。《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为什么错,我始终弄不明白。《提要》也说汤斌是“河南睢阳人”,但《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准确地作“河南睢阳卫”,也是军籍。军籍废除后,有些史书将卫的所在地作为其人籍贯,汤斌作睢州人[12],也是相适应的处理办法。李遥同样作“河南睢阳人”,检《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实为河南睢州。这些情况说明,不管原是军籍还是民籍,《提要》的写法都不妥当。
　　还有一些写错了的或可疑的或难以查实的地名。如说黄毓祺等“起兵行塘以抗”,许多史籍都是这么写的,但科学问题不靠民主集中制解决,而要由实践、由事实检验。江阴没有“行塘”,有竹塘[13](又作竹堂[14]、筑塘[15]、祝塘),“行塘”可能是因竹、行二字形近致误。又如说倪之煌为“江苏临清人”,临清在山东,这里如非省名有误就是县名有误。如临清不误,则应作山东临清州。又如说于?为“山西宁海人”,清代山西无宁海县,山西也不邻海,例不以海字入地名,此处很可疑。再如说白孕新为“山西榆关人”,宋起凤灵丘知县任“后调乐阳”,季麒光“由内阁中书出为梅溪知县”等等,这榆关、乐阳、梅溪都在什么地方?山西有榆枣关,在盂县城北(现名御枣口),榆关是不是榆枣关?即使是,“山西榆关”的写法也不对,因为榆枣关不是州县。还有的条目把地方行政级别搞错。如说,陈殿桂“选山西浑源知府未赴”,但浑源为州,没有升格为府。
　　《提要》每一条都牵涉地理,但其中存在地理知识的失误和疑点较多,看来好像都是小纰漏,无伤大雅,实际上归根结柢仍然是科学性的问题,不能小视。
　　(四)生卒年
　　《提要》著者很重视诗文集作者的生卒年代,根据生年分卷排序。实际上,凡著作涉及人物系列时,依通例都是少长有序的,即使按类(类有各种标准)分人,在类下仍注意序齿。但这从来是著者自己掌握,大体如此而已,并不明著生某年入某卷,因为许多人生年是查不清的,不必自背包袱。《提要》高张旗帜,大书某卷收“生于某年至某年”者之集,表明著作态度的诚实和老实,但无可否认,同时也增加更大的难度,在生卒年上留下问题,一为考出的生卒年有的存在失误或不足定论,二是没有考出的有的完全可考。
　　关于存在失误或还可商酌的,先引《提要》考证结果,次述不同意见。一,徐“石麒生于万历六年(1578)”,据谈迁说石麒实生万历四年[16];二,张“慎言生于万历六年(1578),卒于顺治三年(1646)”,据谈迁说慎言卒于顺治二年秋[17],又依《明史》云卒时年六十九推知生万历五年[18];三,黄“毓祺生于万历七年(1579),卒于顺治六年(1649)”,但《县志》云死时年六十一[19],则生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四,陈“昌言生于万历十八年(1590),卒于顺治四年(1647)”,但其家乡存有族谱,知昌言实生于万历二十六年,卒于顺治十二年[20];五,郑元勋“卒于顺治三年(1646)”,实则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五月二十五日为扬州士民误害死[21];六,陆“圻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据圻女陆莘行说,圻生于万历四十二年九月初五日[22];七,陈“廷会生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卒于康熙十八年(1679)”,但其家乡《县志》说他死时年六十一[23],则生于万历四十七年;八,杨“思圣生于泰昌元年(1620)”,而魏裔介所撰思圣《墓志铭》说他“生于故明天启元年八月二十日”[24];九,林“时对生于天启三年(1623),卒于康熙二十年(1681)”,据时对《荷牐丛谈自叙》,末署“辛未夏杪七十七翁拾遗氏茧庵述”,辛未为康熙三十年,则时对应生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李聿求说他死时“年九十一”[25],则卒于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十,舒“峻极生于崇祯八年(1635),卒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但说其《韦园诗集》“卷三有其康熙三十三年所作《读刘三幼陵壬辰见遗三札序》,谓‘壬辰予年二十有七,逾今四十三年’”,可见峻极生于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自顺治九年至康熙三十三年,恰四十三年,又“享年七十有一”,则卒于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十一,王“晫生于崇祯九年(1636)”,但条目述“王晫为张潮撰《张山来五十序》,成于康熙三十八年,时年六十有三”,说明晫实生于崇祯十年; 等。这是一些普通的失误或疑点。因为《提要》只提供生卒年结论,没有写明资料依据和考证过程,所以不能进行分析、讨论。
　　还有两例错误突出,需要特别说明。一,说沈“廷奎生于万历二十年(1592),卒于顺治十三年(1656)后”,但条目提到,“诗题中有‘辛亥余年二十’句,《丁卯除夕》诗云‘行年三十六’。诗止于丙申,当为顺治十三年。《吊玛将军》诗序云:‘甲午秋,王伦寇山东……’”使我们知道所考沈廷奎生卒年代的失误。因为发生所谓“王伦寇山东”事件的甲午秋,是乾隆三十九年八月,所以沈廷奎出生在康熙五十一年壬辰(公元1712年),卒于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公元1776年)以后,《提要》著者仅因不知道王伦起义史事,而将沈廷奎生卒整整提前两周甲子。二,佚名《任川独学甲午杂集》条,据其中文云“苏东坡有‘白发苍颜五十三’之句,余生癸卯,届乙未之岁适当其年”,断言:“癸卯即万历三十一年,乙未则顺治十二年。题中‘甲午’乃顺治十一年。此集作者为金侃。金侃卒于康熙四十二年……俊明子。”如相信这一论断,我们就会发现:金侃生万历三十一年,卒时高龄百有二岁,此点从不见记载,这犹可解说;金侃为俊明子,而《提要》说“俊明生于万历三十年”(这个生年很确切),于是俊明两岁生子,老子先年生,儿子次年生,则绝对荒唐。我们只能说,不是金侃生卒年有误,就是此集作者不是金侃,或两者都误。这两例都牵涉干支纪年。干支纪年,六十年一循环,需要特别慎重对待。我不知道著者确定两例中干支的具体年份的根据,也不知道他在第二例中肯定“此集作者为金侃”的理由,也就不能作进一步分析。但是这类失误是很显眼的,影响著作的质量。
　　关于《提要》没有考出的作者生卒年代,我们可以做一点补充或提供一点线索。有些补充反映出作者提到的《提要》的一种不足:排卷不准确。举例说:高弘图生年不详,“入清当近八十”,则生年更在隆庆六年前,但弘图幕客谈迁说弘图死时年六十三[26],则生于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二,陈上善生卒年都不详,列入卷一显然被作为最迟生于万历二十三年的作者,但条目引康熙二年(公元1603年)施闰章序称“今陈子年且六十”,则生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或稍后;三,;罗伏龙列入卷四显然被认为生于万历三十四年至三十八年的作者,但条目说他“卒年五十二”,伏龙死于顺治二年扬州城破时,则生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四,张丹生卒年已有成说,生于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卒于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27];五,赵湛生卒年待考,其《玉晖堂诗集》卷一连续有数题,《诫子诗》勉子读书习字,孝养祖母、母亲,有“别汝未两月”、“岂不畏远游”等句,是出门远游月余后寄回的诗,中有“我年四十一”句,接着有《游吴门舟中杂咏》、《壬子清明游虎邱……》[28],壬子为康熙十一年,是这一年或稍前赵湛四十一岁,其生在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或稍前;六,孙治列为卷四“生於天启元年至五年(1621—1625)”的作者,治实生于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卒于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29];七,张晋、张谦是两兄弟,晋为兄而谦为弟,二人诗文集排列次序颠倒,晋生卒年明确,谦《得树斋集》有孙枝蔚《序》,称“牧公今年二十一岁”,并提到“亡友”晋[30],晋死于顺治十六年(公元1659年),此《序》最早作于这一年,则谦最早生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谦父行敏死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31],谦最晚生于这一年。
　　此外,还有一些作者生卒年代虽仍待考,但可断定《提要》排卷或排列次序有误,需要调整。举例说:一,吕愿良列入卷七“生于天启元年至五年(1621—1625)”的作者中,但愿良子宣忠如有集,正可列入此卷,因为他生于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32],而愿良最晚也只能生于万历三十几年;二,吴山为“卞琳妻”,被列在吕愿良同卷,但卞梦珏为“琳女,母吴山”,却反被列在母前,入卷五“生于万历三十九年至四十三年(1611—1615)”的作者群中,三,张惟勤被列在吕愿良同卷,但其集中“有明末清初冯铨乙丑序二篇”,此乙丑只能是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因下一个乙丑为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而冯铨早已死于康熙十一年,则惟勤最晚生于万历中后期,曾否入清也待考;四,林时跃被列为“生于崇祯四年到八年(1631—1635)”的作者,时跃为“时对兄”[33],时对作“生于天启三年(1623)”,实为万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时跃应列在更前。这些从《提要》体例说都属于硬伤。
　　(五)生平
　　《提要》因体例关系,介绍作者生平比较简单,因此,仕途经历、事迹都应选择其意义和影响最大的,官职一般还应举出其最高的或最后的。从这样的视角考察,《提要》关于作者生平的介绍有的有误,有的有缺漏。试举数例:一,张镜心“代蓟辽总督,加兵部尚书”,实际上镜心蓟督没有赴任,加兵部尚书是总督虚衔,都不必提及,只有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他在两广总督任上曾阻止英国兵船窃据海南岛的企图,是镜心最值得一提的大事[34];二,陈昌言被误为“浙江瑞安人”,实为山西阳城人,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进士,由乐亭知县行取浙江道御史巡按山东;三,王文奎生平介绍简略,实则他游学关外时被掳降清,供职内院,任内弘文院学士,入清后历任保定巡抚、内弘文院学士兼礼部侍郎、漕运总督,后降调,顺治十七年补陕西粮道,卒于任上[35];四,堵胤锡在崇祯年间“官至湖南长沙知府”,“南明时官兵部侍郎”,事实是崇祯十七年春胤锡已升任武昌兵巡道,永历三年(公元1649年)三月以总督直省军务、少傅兼太子太师、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持节督师”[36];五,陶汝鼐出仕履历,只提到“官广东新会教谕”,实际上弘光时曾任职于翰林院,改兵部职方郎,任监军,又改检讨[37],而最重要的是顺治九年他被李定国在衡山约见,与闻李定国军与湖南士民联络、配合的各项活动[38],次年罹谋反大狱,备受酷刑,几乎被杀害;六,傅山入清后最惊心动魄的经历,是牵连进顺治十一年宋谦反清案,九死一生;七,刘孔和并不是顺治二年“以抵抗李自成起义军被杀”,而是崇祯十七年十月因讥讽刘泽清吟诗被害[39];八;梁以樟、吕愿良等都是史可法扬州督师幕府幕客,幸脱一死而作遗民,这是他们生平大节;九,张晋“未知何事系狱”,晋实因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江南乡试同考官,主考方犹、钱开宗被讦告受贿,酿成江南乡试科场案,受牵连被绞死,不止系狱而已;十,嵇“永仁生于崇祯十年(1637)”,“弘光时官中书舍人”,弘光时永仁才八九岁,自然没有“官中书舍人”之理,原来“明福王建藩时有官中书舍人讳廷用者,公[永仁]考也”[40],《提要》误将父冠子戴了。
　　(六)诗文集著录
　　这有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体例。个人著作都可入集,如钱谦益刻《牧斋初学集》,除诗文外,并将《太祖实录辨证》收入,李学颖编《吴梅村全集》,甚至将传奇、杂剧收入,即使增收《绥寇纪略》等书,也无可厚非。但《太祖实录辨证》如果单行,当入乙部;传奇、杂剧单行,也就入集部词曲类;其他都酌情分部归类。假定不这样分,则除合著外所有典籍都成诗文别集了,恐怕不大妥当。《提要》将张凤翔《抚畿疏草》、万应隆《三峰传稿》等都列为集,这些书都单刻单行,依例应分别入史部诏令奏议类、传记类,不宜更改成例。又所谓诗文集不管是单刻单行,还是编入丛书,都应独立成书。这也就要求篇(文)、首(诗)有一定的数量。《提要》将包捷《包惊几诗》列为一集,说“此集辑入《启祯两朝遗诗》”。《启祯两朝遗诗》是诗总集,不是丛书,每人选诗少者一首、数首,因诗以存人。包捷诗所选仅七首、共合一页,列为一诗集,未免过于单薄,而且《启祯两朝遗诗》收有诗篇者约三百余人,其中入清者不少,仅抽出包捷诗列集,也很奇怪。无独有偶,所谓郭宗鼎撰《清诗大雅》也不是郭宗鼎的诗集,乍见此条我怀疑个人诗集绝不能题此高自标榜、夸张的书名,一查,果然是汪观选清初诗总集,可惜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中心正搬迁新馆,不能到文学所检看原书,估计郭宗鼎不过是入选作者中的一位,绝非整个书都是他一人的作品。《提要》的《凡例》申明“本书仅收个人诗文集”,则诸书自属阑入,否则在体例上应引起质疑。
　　体例上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一个人如果有多种诗文集,以什么立项?《凡例》说:“题中书名力求标出足本或定本。”这是一个很好的标准,但实行时有失误,多数是调查研究不够,也有的是没有坚持贯彻既定的标准。《提要》完全没有利用《四库禁毁书丛刊》的材料,导致多处未能“标出足本或定本”。如说陈函辉“今仅存《寒光集》三卷”,不知《四库禁毁书丛刊》收有其《小寒山子集》(崇祯刻本)十四卷;说文德翼《求是堂文集》“惜遭禁不传”,不知此集(明末刻本)十八卷,已收在《四库禁毁书丛刊》;说揭重熙只存世《诗集》一种,不知《四库禁毁书丛刊》还收有《揭蒿庵先生文集》(乾隆二十七年鹳玉斋刻本)十卷;说方其义诗文“今存《时术堂遗诗》不分卷”,不知《安徽艺文考》所录康熙刻本《时术堂遗诗》六卷收在《四库禁毁书丛刊》;祝祺《朴巢诗集》漏举《续集》(清初刻本)一卷,不为全璧,不知《四库禁毁书丛刊》所收为最完整。《提要》还收有蒋兴俦《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荷兰人高罗佩编),并提到日本人浅野斧山编《东皋全集》、陈智超编《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陈编晚出,最全,较高、浅二书增诗六十首、文(包括书信)四十一篇,为已知足本,但不以此标目而用高编,令人费解。附带说明,将心越署名蒋兴俦极不正确,兴俦是僧名,蒋是俗姓,僧名俗姓合一使用很出格,心越父蒋兴孝(宗谱作兴?),心越作蒋兴俦,乔梓近乎昆仲,也为传统礼俗所不许[41],错误虽是高罗佩造成,《提要》未免失于鉴别。
　　其次是遗漏。藏书分散,遗漏是很难避免的。《提要》给人的印象,东北省市(如东北三省、大连市)、西部诸省(如西北、云贵川等)图书馆藏书罕见著录,倘遗漏这些省市藏书,则对作者数和诗文集总数定会发生一些影响。此外,列举一二作者具体姓名、书名,是希望知情者提供稀见书目或指示线索,使收录更加完备。据我所知,一,福建莆田人郑郏撰《郑皆山诗集》,不分卷而分礼、乐、射、御、书、数六部,存七律、五律二体;二,郑经撰《东壁楼集》八卷,永历二十八年(公元1674年)刻,日本内阁文库藏;三,福建福清人释隆琦撰《新纂校订隐元全集》(日本人平久保章编),日本开明书院1979年版;四,山东曲阜人贾应宠(凫西)撰《澹圃诗草》,曾独立成集,被丁耀亢删去十之七八后,编为应宠的笔记杂著《澹圃恒言》卷四,抄本,或可成为寻找其《诗草》足本的线索;五,四川盐亭人陈书撰《鹃声集》一集、二集、外集,蒙文通收集整理,盐亭县印刷厂油印,蒙默、高翔等均有收藏;六,旗人特普钦撰《黑龙江将军特普钦诗文集》(李兴盛等编),特普钦或作张氏,镶红旗汉军,或作镶白旗、族属不详,其集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这是关系诗文集作者人数的遗漏,也是重要的遗漏。
　　已列入的作者,其诗文集也有重要遗漏。举例说:一,张慎言只标其《勺水庵诗集》一卷,实际上《山右丛书初编》收有他的《洎水斋文钞诗钞》(文三卷诗五卷),经李蹊校注以《泊水斋诗文钞》(增诗文辑佚)为名(辨洎为误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二,祁彪佳只标其《林居尺牍》,并提及《未上疏揭稿》,实际上有《祁忠惠公遗集》(刊本)、《祁彪佳集》(铅印平装)、《祁彪佳文稿》(影印精装三大册),而遗稿存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亟需整理者尚多;三,王光承只标其《镰山草堂文集》,实际上丛书《艺海珠尘》收有《镰山草堂诗合钞》二卷;四,陈子龙以《安雅堂稿》、《湘真阁稿》标目,也提及《岳起堂稿》等诗文刻本,却忽略《陈子龙文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影印平装本),收《陈忠裕公全集》文部分、《诗问略》、《兵垣奏议》、《安雅堂稿》、附《论史》;五,钱曾只标其《钱遵王诗稿》,指出他著有“《今吾》等八集,已刻三集,今皆稀见”,但所列集名只有七种,据谢正光教授《钱遵王诗集笺校》(香港三联书店1990年版),钱曾没有《提要》所列《怀春集》,有《怀园小集》(亦名《笔云集》),另有《提要》缺载的《夙兴草堂集》共七集,已刻者仅《今吾集》一种。上述诸例说明,《提要》对丛书和新印古籍重视不够。我甚至觉得《提要》很忽略这方面的资讯。这就必然带来不利的后果。
　　将诗文集作者一人当成二人重复著录,我在《提要》前十卷中也有发现。吴六奇,卒谥顺恪。《提要》将六奇《忠孝堂文集》标目立条,又将其《吴六奇书札》以吴顺恪为撰者别立。《吴六奇书札》藏广州中山图书馆,我怀疑该馆登记撰者为吴顺恪,《提要》沿袭此误。
　　(七)史事
　　史事的问题,有的已在前面交待过,这里再提几处。一,《提要》说,韩洽“所作《?篥行》,记顺治十八年金人瑞等讦吴县令,遂起奏销案”。金人瑞(圣叹)讦吴县知县任维初,酿成哭庙案,奏销是另案。二,又说王益朋“授吏科给事中”,“尝密疏劾闽镇马俊宝”,但王益朋上此密疏时为户科给事中,被劾者为福建随征左路总兵马进宝(马逢知),是进军福建时领兵作战的总兵,不是福建总兵(即闽镇)也不叫马俊宝。三,又称方以智、陈子龙等“主盟复社”,已觉得勉强,说他们是“东林魁首”实在不确切。方以智因粤案牵连被捕,在押往当地受审途中死于江西万安(我倾向方以智自杀说),这是以智结局,应该述及。四,说杜浚的诗文,“现存《变雅堂文集》不分卷,当是自刻……刻于康熙初”。但杜浚穷困已极,经常无钱米生火做饭,顺治十八年“中秋无食户双扃”,“中秋日一粥,闭门睡”大觉[42]。康熙初何来厚资自刻其集?五,说郑鸿逵为“芝龙弟,崇祯十一年随兄入楚镇压李自成起义军”,不知何所据而云然?郑芝龙降明后,以海防游击一直在东南沿海作战,积功至总兵,没有到内地作战,崇祯十五年明军在松锦之战中惨败,一度有调郑芝龙“海师援辽”之议,也没有成行[43],何来郑鸿逵随兄征楚?而且崇祯十一年李自成“窜伏商洛山中”,“势衰”,“谍者或报自成死”,直到“十二年夏”才又“出收众,众复大集”[44],十一年何须调海师入楚作战?我怀疑这是别处的错误说法,《提要》失于核查。《提要》还说到张煌言《祭建国公郑羽长鸿逵文》称“飞熊上将,汗马元功”。按煌言此文,《乾坤正气集》本、章太炎印本张集都没有“鸿逵”二字,丁氏钞本妄加。建国公郑羽长为郑彩,彩字羽长,鸿逵《及春堂集》有七律《赠鹭门浯铜游郑羽长》,可证羽长不是鸿逵本人。黄节整理张集,盲目追随丁氏,铸成此错,又被《提要》沿袭下来。
　　(八)文字表达
　　文字表达方面的瑕疵,有的是模糊,有的是自相矛盾。举例说:一,说陈名夏“后律身不慎,晚节毁坏”,陈有两次大的“律身不慎,晚节毁坏”,一是降清,一是卷入清廷党争,进谏被杀,两次意义大不相同,《提要》所指不明确。二,关于揭重熙的活动,作“清军下江南,重熙据兵抵抗,授佥都御史”云云,始终不讲谁给他授官,实际上先是隆武授以江西巡抚(佥都御史是其兼衔),后由永历授以阁部督师抗清,顺治八年冬被清兵杀害。三,介绍张克家,忽然冒出“所作冢子孝廉状称,康熙十三年七十岁”句,不知何意,何人当年七十岁,使人摸不着头脑。四,说李瑞和为崇祯七年进士,历推官、御史以“丁艰归”,卒于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又说他“家居四十四载,竟不出”,丁艰归最早也得在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后,到瑞和死还不满二十年,何来家居四十四年呢?五,王?,既说是“庭族弟”,又说其“族弟王庭”,究竟谁兄谁弟?六,张“穆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卒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则寿止七十七岁,又说他“年八十余尚健在”,怎么可能?七,毛“如瑜约生于万历三十九年(1611),卒年不详”,又说他“卒年七十四”,则约卒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还说“不详”就显得多余了。《提要》的条文有的较长,有的很短,但都出现了一些表述模糊、矛盾的现象,说明工作量太大,照顾不周,也说明文字的打磨、推敲不够,无疑需要改进。
　　(九)其他
　　前述八类以外的问题,归纳为“其他”。计:一,引文句读有误,如郑二阳《益楼集》条,引陈维恭跋,作“卒伍用命流寇,屡经大创”不可解,这里或者是排版致误,应作“卒伍用命,流寇屡经大创”。二,将二人字、号混而为一,如张采“初字乾度,改字天如,又字受先,号西铭……与同里张溥友善,号娄东二张”,其实采字受先,而初字乾度,改字天如,号西铭者都是张溥。三,推论疑有误,如陆圻《威凤堂文集》条,引洪?《答人》诗,推论陆圻“其子寅万里寻父不得,寅与洪?往来甚密,此诗当为答陆寅而作”。但诗一开头“君问西泠陆讲山”就不像对子言其父口气,也不像往来甚密的里人间问答口气。四,忽视讳改,如白胤谦“又作白允谦”,孔“胤樾亦作衍樾”,实际上都是避雍正(胤?)讳改,出现在雍正继位以后。讳改很多,不必一一提及,应据名从主人原则处理[45]。五,评述片面,如朱鹤龄《愚庵小集》条,称“鹤龄以高节名世,与钱谦益同郡而薄其为人,《书元裕之集后》一文,专责谦益而作”。这是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脱胎而来,但读《愚庵小集》卷四《闻牧斋先生讣二首》、《投赠钱宗伯牧斋先生二十五韵》,尤其是卷十《与吴梅村祭酒书》,便知四库馆臣此等处属于附和乾隆的拍马文章,钱、朱关系并非一帆风顺,朱在牧斋生前投赠之作固不必据,牧斋身后朱所作诗文应代表真实感情,将其推崇、敬重发为心声,是考察、评论应全面,不然可能曲解古人,误导读者。此外,排印错别字很多,有的是很重要的字,可能引起理解上的困难,不必细举。
　　九类实例说明,《提要》纰漏较多,如果我增加复检条目,相信还不只此,有的性质严重,订讹补漏,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这点值得著者和读者都给以足够的重视。我们希望看到此书更加完美,成为垂诸久远的传世名著,在学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

　　这里专为《提要》的增订工作献其刍荛。
　　此书的改进,首先有赖于著者个人努力,而学术界也应给以关注。读者和学者可以从旁协助,提出意见,进行评论。著者在《后记》中曾提到在撰著过程中得到南开大学教授冯尔康的帮助,假使当初也请他审看一部分书稿,一定会减少失误。
　　著者提到的两大不足,其实并不是最烦难的问题。原来分卷办法可以继续保持,以免过分牵动大局,但要抹掉卷题生于某年至某年字样,并对个别条目稍作调整。所缺少的部分提要,可以商请有关藏书单位学者依统一体例撰写,在条目后注明撰写者姓名,付给应得的稿酬,不必《提要》著者风尘仆仆,四处奔波。
　　索引应增加部件,笔画、拼音、四角号码三份检字表必不可缺少,以适应不同读者使用。
　　最难在改善条目内容,这需要大量查阅、分析、研究、考证。先征求和听取意见。《人民日报》社、北京古籍出版社和其他有兴趣的单位可以组织一些座谈会。在听取意见的基础上,条分缕析,择善而从,查阅资料,反复研究,再进行增订工作。
　　已有初版书发行、利用,增订本的出版不妨更慎重一些。
　　我的评论[46]和建议不一定对,供《提要》著者参考,也希望读者和著者批评。
　　预祝更新更好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面世。


注释：

[1]柯愈春:《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引自本书者不注。李灵年、杨忠主编:《清人别集总目》也是一部目录巨著,稍后于柯书进行编纂,但出版则早于柯书年余,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也指出:“收录近两万名作家,所撰约四万部诗文集。”
[2] 蔡复一在《明史》卷二四九,列传第一三七,中华书局标点本册21有传。
[3]《明史》卷二一,本纪第二一,《光宗》,中华书局标点本,第294页。
[4]沈谦:《东江集钞》附录,沈圣昭:《先府君行状》。
[5]孙枝蔚:《溉堂后集》卷六《丙寅七言律诗》,《生日酬汪季甪见赠诗次韵》、《附〈汪季甪原韵〉》,孙匡《后集序》。
[6]张煌言:《张苍水集》附录,全祖望《年谱(一)》、赵之谦《年谱(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03、209页。
[7]钱仪吉辑:《碑传集》卷一三七《文学》上之中,魏禧:《先伯兄魏祥墓志铭》。
[8]《清史列传》卷四五,《大臣画一传档后编》一,《曾国藩》,中华书局标点本,第3549—3550页。
[9]《明史》卷二七四,列传第一六二《史可法》,第7018页。
[10]施闰章:《施愚山集》,《文集》卷二,《诗文序》二,《适余堂诗序》,黄山书社1992年版,第93页。
[11]雍正《河南通志》卷四五,《选举》二《进士》。
[12]《清史列传》卷八,《大臣画一传档正编》五,《汤斌》,第518页。
[13]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卷四,《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孙静庵:《明遗民录》卷四《邓大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2页。
[14]高宇泰:《雪交亭正气录》卷四《丁亥纪》,《黄毓祺》。
[15]赵曦明:《江上孤忠录》。
[16]《谈迁诗文集》卷三《文》,《传》,《冢宰徐忠襄公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云石麒顺治二年死,死时“年七十”,推知。
[17]《谈迁诗文集》卷三,《文》,《书》,《寄张藐山先生(丁亥)》末自注。
[18]《明史》卷二七五,列传第一六三,《张慎言》,第7039页。
[19]光绪《江阴县志》卷一六《人物》一,《崇祀忠义传》,《黄毓祺》。
[20]马甫平编校:《黄城陈氏诗人遗集》《陈昌言》,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21]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甲申四月五月事》,《高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页。
[22]节庵辑:《庄氏史案本末》卷下,引陆莘行《老父云游始末》。
[23]康熙《仁和县志》卷一八,《人物》,《高隐》,《国朝》,《陈廷会》;康熙《钱塘县志》卷二一,《人物(儒林)》,《国朝》,《陈廷会》。
[24]钱仪吉辑:《碑传集》卷七七,《国初监司》上,魏裔介:《四川布政使杨公思圣墓志铭》。
[25]林时对:《荷牐丛谈》。李聿求:《鲁之春秋》卷九,《寺院》一,《林时对》,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95页。案:康熙二十年时对肯定在世,除《丛谈自叙》作于康熙三十年外,《丛谈》卷四《郑芝龙父子祖孙三世据海岛》条还说到康熙二十二年癸亥郑氏内附事。
[26]《谈迁诗文集》卷三《文》,《传》,《相国高公传》,第151页。
[27]刘辉校笺:《洪?集》卷一《啸月楼集》,《寄题张祖望先生村居》笺,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3页。
[28]赵湛:《玉晖堂诗集》卷一《五言古》,《诫子诗》等。
[29]孙枝蔚:《孙宇台集》首,陆嘉淑:《孙宇台先生遗集序》;卷一四《传》,《外大父母传》。
[30]孙枝蔚:《溉堂文集》卷一《序》,《张牧公得树斋诗序》。
[31]张晋:《张康侯诗草》附录一《有关张晋生平与著作之资料》,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7、166页。
[32]查继佐:《国寿录》卷三《诸生挂扶义将军印吕子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16页,云:“乙酉,鲁王监国绍兴,宣忠年二十有二矣。”
[33]李聿求:《鲁之春秋》卷二○,《清节》,《林时跃》,第187页。
[34]《明史》卷三二五,列传第二一三,《外国》六,《和兰》,第8437页,误为和兰(荷兰)犯境。〔美〕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区宗华译),卷一第二章有叙述,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30页。参见张轶东《中英两国最早的接触》,载《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
[35]《八旗通志初集》卷一九八,《名臣列传》五八《镶白旗汉军名宦大臣》,《王文奎》;《清史列传》卷四,《大臣画一传档正编》一,《沈文奎》,第228—232页。
[36]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二下,《永历三年(接前己丑)》,《堵胤锡始末》,第399、408页。
[37]孙静庵:《明遗民录》卷七《陶汝鼐》,第51页。
[38]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卷第三○《密庵先生陶汝鼐》,《日华歌(有序)》,附录《岣嵝杂著》;民国《宁乡县志》,《故事编》第一○《先民传》,《陶汝鼐传》一一。
[39]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甲申四月五月事》,《刘泽清》,第31页。
[40]钱仪吉辑《碑传集》卷一一九《忠节》上之下,《嵇永仁》。
[41]释兴俦:《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陈智超:《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并参见陈智超《东皋心越的家世》,载《中日关系史研究》2001年第4期。
[42]参看何龄修《关于柳敬亭的生年及其他》,载《清史论丛》第3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
[43]邵廷采:《东南纪事》卷一一《郑芝龙》。
[44]《明史》卷三○九,列传第一九七,《流贼》,《李自成》,第7955、7956页。
[45]名从主人,是处理有关问题的比较重要的原则。如山东新城人王士?,死于康熙五十年,在世时一直叫王士?,我写作时总是按此原则写这三个字。士?死后十余年雍正即位,他的名字被讳改为王士正、王士祯,正、祯二字常见,我的一篇小文收入《陈廷敬与皇城相府》,为图省事也被改排成王士祯。其实我们今天大可不必沿袭此类讳改。
[46]我和《四库禁毁书丛刊》编委会同事朱宪先生,曾就《提要》进行电话讨论和面对面讨论,本文吸取了他的一些意见,特此致谢。

yuatian

谈清人著述的目录与版本
    http://www.cnhistory.net/004/004/005.htm
辛德勇

《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第8期

　　过去劝人读书，常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可是，实际读书，却首先需要讲究方法，要走对入门的路径，并不能不问青红皂白，随便抓住什么书，便埋头傻读。上书山要阶梯，下书海要有舟航，岂是仅仅“勤”、“苦”二字所能了得？所谓版本目录之学，就是读书的梯航。中国古代典籍，汗牛充栋，读古人书，尤其需要借助版本目录学知识。广义的目录，应当包括版本项目在内；而在与版本相对应时，狭义上则也可用以指称除版本之外的书名、卷次、作者等书籍著录的基本内容。
　　在我国古代典籍当中，清代因为时代最为晚近，而且印刷术较之前代大为发达，出版物流行范围广泛，传世文献也最为丰富。正由于传世文献数量庞大，时至今日，一直没有人编纂过一份大体完整的清代著述目录；至于版本的研究和著录，就更是无从谈起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所能利用的比较全面地著录有清一代书名目录和版本的书籍，似乎只有孙殿起编纂的《贩书偶记》和《贩书偶记续编》。
　　民国时期，孙殿起在北京琉璃厂经营“通学斋”旧书铺。《贩书偶记》著录的古书名目和版本，均为孙氏营业过程中亲眼所经见，而且这个书店实际出资的后台老板，本来是曾执教于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的版本目录学名宿伦明（字哲如），孙殿起随时可以得到他的指点，所以，此书所记述的内容，相当可靠。不过，作为一名经营古籍的书店掌柜，孙殿起个人在肆间阅书的视野，毕竟有限；加之《贩书偶记》的著录体例，是不收录《四库全书总目》已收的书籍和非单行本书籍。因此，这部古书经眼目录所著录的内容，远不能反映清代著述特别是书籍版本的全貌。
　　民国初年，在纂修《清史稿》时，仿正史定规，编纂《艺文志》，当时主事诸公，依循旧史艺文经籍志惯例，但标书名，不记版本。此后，大陆有武作成纂《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台湾有彭国栋纂《重修清史艺文志》，也都墨守成规，踵循故事，一律不去标注版本。
　　秉承古人成法，本身似亦无可非议，而时代的发展，事实上已迫切要求，在编纂古籍目录时，要尽可能注明书籍的版本；不然，将无法满足学术界的需要。对此，民国时的版本目录学者范希曾，在评价《清史稿艺文志》时，曾经批评说：

　　史志例不注板本，其著录之书，已刊未刊，及稿本、传抄本之存于何许，俱无从考见。徒存其目，为效有限。此实自来撰史志者之通病。然唐以前书，国有专藏，大抵皆系写本，无庸分别。故汉、隋诸志不之言。宋、明印刷已盛，传本易考，而当时著录家，注板本之风未盛，即清初犹然，故撰史志者，亦未之及，情亦可谅。愚独怪清以来补撰诸史艺文、经籍志十数家，及今编清史稿者，亦无一有意于此，诚大惑也。畏难也？畏渎史体也？意莫可知。然斯举实大有造于学者，应创例为之耶？[1]

事实上，要想创例为之，确实是一件相当艰难的工作。其困难之处，并不在于发凡起例，难就难在清代著述过于庞多，比较全面地将书名、卷次、作者载入书目，已经令人望而生畏；若再更求普遍著录版本，其所需花费的精力和时间，真是不易想象了。
　　学习或研治古代文史，最实用的版本目录书籍有两类。一是选精拔萃的引导性目录，二是有书必录的著述总目。前者要求作者高屋建瓴，关于清代的著述，曾见有朱师辙著《清代艺文略》，时下已罕能有人，具备相应的学识。后者需要穷年累月，广搜博讨，现在也没有多少人，肯下苦功夫，做这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基础工作。
　　朱师辙是最后改定《清史稿·艺文志》的主事之人，他在《改纂清史艺文志说帖》中，曾论及艺文志收书范围云：

　　编正史艺文志，与编图书馆书目不同。图书馆书目，有书即录；艺文志则不能将一代之籍，尽行收入，故必须加以审定。[2]

可见，《清史稿·艺文志》虽然为有清一代的著述总目性书目，但严格说来，与历代正史经籍艺文志一样，并非有书必录，而是有所别择汰选。所以，后人指摘《清史稿·艺文志》的疏误，并不责求其一一著录无遗，而是批评它遗漏许多本不应当遗漏的重要著述。
　　后来武作成编述《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增补清人著述一万多种，数量与《清史稿艺文志》原书基本相当而约略过之。然而，武氏却没有说明增补的原则，似乎其纂述宗旨，与《清史稿艺文志》不同，已是所见必补，不再甄别去取。彭国栋著《重修清史艺文志》，收书数量不如武作成书而体例近似，好像同样是有书即补。
　　沿承这一路数，近年王绍曾又主持编纂《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一书，至200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面世。此书主旨，在为《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两书拾遗补缺，所以，不再著录这两部书已经著录过的书籍。除此之外，凡见于国内外公私簿录著录者，编者无不采集，累积有年，绩效甚巨，全书共著录清代著述五万四千多种，数量空前，超过《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两书收书总数一倍多，虽然名为“拾遗”，实际恰似反从为主。
　　若将《清史稿·艺文志》、《清史稿艺文志补编》以及《清史稿艺文志拾遗》三书，视同一书，并储合用，单纯就载录书名、卷次、作者而言，目前虽大体上已经比较接近清代著述总目的程度，但由于清人著述数量过于庞多，还是有相当一批当今确有传本存世的书籍，由于各种不同原因，轶出于上述三书之外。所以，今后还需要在此基础上做很多增补。
　　另外，从《清史稿艺文志》到《补编》和《拾遗》，所著录的书籍，不同程度地都有相当一部分条目，著录者是仅仅依据各种书目而未见原书。主持《清史稿艺文志》修改定稿的朱师辙，当年已经特别指出过这一缺陷，而这一点在《补编》和《拾遗》当中，应当更为严重和普遍，或者说依据现有书目间接著录，就是这两部书的基本编纂方式。这样，不可避免地就会一些有因袭前人书目错误而误标书名、卷次和作者的情况，这也需要读者在使用过程中注意，不可胶执盲从。
　　只著录书目编纂者并世实有的书籍，应是《清史稿·艺文志》这类目录书籍著录书籍的一项原则。范希曾批评《清史稿·艺文志》的疏失，曾就此论述说：

　　书本未成，或已成而亡，空张其目，在方志经籍，此病最甚。《志稿》（德勇案：指《清史稿·艺文志》）不收已佚之书，得使后来推知撰志时，其书已隐昧弗显，实为本志特色。……著录存书，不特已刊也，凡稿本传抄本，知其确在，亦当入录。……惜《志稿》于此尚未精尽。[3]

《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对其出处依据，没有说明，今已无从审辨是否有可靠依据，能够证明其所著录的书籍，在当时确实存在；《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则逐条一一标注有所援依的书目，略一翻检，即可发现其中尚存在一定问题。
　　这主要是引据了一批20世纪二十年代的古旧书店营业书目，如《文奎堂书庄目录》、《抱经堂旧书目录》、《苏州来青阁书庄书目》、《文学山房书目》、《来熏阁书目》，等等。这些曾经在旧书铺中流通的书籍，历经日军侵华、国共内战、土地改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社会动荡之后，是否依旧存世，本无从知晓，依例不应引作依据（《贩书偶记》及其《续编》，实际与此性质相同，也是《拾遗》中不当引据而引据的目录）。在《拾遗》依据征引的资料当中，还有其他一些书目，不同程度上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清代和民国藏书家的私藏书目，甚至包括清初朱彝尊的《潜采堂书目》、徐乾学的《传是楼书目》，这些旧藏的存世状况，更是难以卜知。因此，在利用《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时，需要审辨它所征引的书目，应当根据不同情况，有所区别对待。
　　除了收书种类大为扩展之外，王绍曾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其另一超越《清史稿艺文志》以及《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的显著优点，是依据所征引的书目，著录了大多数书籍的传世版本。就大型综合性书目而言，此举堪称中国目录学史上一项前所未有的盛举。
　　不过，此书在著录版本方面，也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憾。著录版本，要远比仅著录书名、卷次和作者，更为复杂，需要具备相应的版本学专门知识。所以，过去已有书目所著录的内容，往往并不可靠；理想的做法，需要延聘版本学专家，检视原书，一一辨识。可是，《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却只是由书目到书目，因而，其中必定相当程度地存在因沿用旧目而误著版本的问题；另外，还有许多版本，会因旧有书目失载而被遗漏。
　　尽管《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著录了大多数书籍的版本，可是，与之相互匹配的《清史稿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却根本没有著录这一项内容。因此，那些著录于《清史稿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志补编》的书籍，其版本情况，还完全需要另行查找。这样看来，若是从版本项目来说，目前所有关于清代著述的综合书目，距离清人著述总目的目标，都还有很大一段差距。
　　要想真正做好这项事情，似乎需要耐心细致地从头逐项做起。像时下很多文化大工程那样拉场子，恐怕并不能取得切实的学术进展。一些人正在以“国家”的名义兴办的“《清史》纂修工程”，当事者号称，要上续“二十四史”，按理说，无论如何，总应当做出一部像样的清代“艺文志”来。可是，听说主持其事的人觉得太费事，已经放弃不编。
　　幸好，学术界总有一小部分人，始终在为学术建设，默默地耕耘。已经出版的《清人别集总目》和《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虽然只是别集类一类书籍，并且同样存在一些还不尽完善的地方，但是这两部书籍著录的翔实程度，在目录和版本两个方面，较之以往，都有很大进展，值得称道。遵循这样的方向，持续不懈努力，庶几可以逐渐接近编纂出理想的清人著述总目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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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朱师辙《清史述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卷一七《范希曾评朱师辙<清史稿艺文志>》，页372。
[2]朱师辙《清史述闻》卷三《撰述流弊》第五，页49。
[3]见朱师辙《清史述闻》卷一七《范希曾评朱师辙<清史稿艺文志>》，页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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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yuatian

一部清代文史研究必备的工具书
《清人别集总目》评介  http://www.guxiang.com/lishi/shi ... 03/200303270015.htm
蒋寅


   
   读今人所撰通论中国文章学术之书，大体前详后略，不免有虎头蛇尾之弊。心虚的不过缄默不言，含糊带过；那一等打肿脸充胖子的，还要摆出冠冕堂皇的理由，道是明清以后蹈袭陈言，殊少新创，故存而不论。明人姑且另说，至于清代文章则诚足以方驾前贤，学术更陵越百代而达到中国古代的顶峰。那些前详后略、虎头蛇尾的论著，除暴露作者于清代典籍略无知识，还能说明什么呢？当然，如果深究下去，今人论学置清代于度外，或敬而远之，也不全出于价值判断的偏颇，文献浩瀚难穷，无从下手，是一个重要原因。清代文献之多，甚至已多到无法估量的程度。随便问一位清代文史学者，清代文集大概有多少家？恐怕没人能给出一个较为肯定的数字。面对茫无涯涘的文献之海，连对文献数量都没有确切的知识，还谈得上对研究对象范围和问题边际的把握吗？若说清代文史研究目前还处在盲人摸象的阶段，未免过于苛刻，但要说已成竹在胸，大概也是盲目乐观。
   十年前，我在调查清代诗学著作，准备研究清代诗学之初，曾发愿编辑清代集部总目，著录所有见于载记的清集，无论存佚。如果我的电脑早买一年，这项工作就可以坚持下来。没有电脑，检覈之劳非个人所能胜任，不久我就断了这个念头。然而内心耿耿，一直未能释然。惟其如此，当我从陈书录学长处听说李灵年、杨忠教授主编，王欲祥、陆林、陈敏杰先生协力编著的《清人别集总目》即将完成时，不禁为之鼓舞欣抃。如今，煌煌三巨册《总目》已摆在学术界面前，这凝聚着十年辛苦的成果，值得我们享用者焚香三拜。作为一名涉猎清代文献的学者，笔者在受惠之余更想将这部重要目录向学界大力推荐。
   《总目》作为第一部全面反映现存清代别集数量、版本、收藏及作者传记资料的大型工具书，价值首先在于为我们勾画出清代别集的数量规模和收藏分布。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叙学人别集六百种，袁行云先生《清人诗集叙录》叙诗家别集三千种，见识精到，令人倾服，然而论撰数量终究有限，一管窥豹，难见全体。《总目》第一次让我们知道，清代别集传世的数量已知有四万种左右，作者近两万名。这意味着我们将处理的清代诗歌作品，是将《全唐诗》《全唐文》的每一篇或断句扩展成一部诗集、一部文集，清代诗文研究的文献边际从此可以确知，我们今后要走的路也从而变得清晰起来。我为研究清初诗学，一直在访求邹祗谟《远志斋集》，曾问过国内外许多专家，冥冥中不知是存是亡。今检《总目》所载，仅《名家诗选》内诗一卷，则全集想已不传，顿释悬念。《总目》这番盘家底的工作，可以说是给清代文史研究者吃了颗定心丸，今后无论是搜集资料，编纂选集总集，心里都有了个底，同时对研究规模和学术质量的估量也有了一个可信的尺度。  
   《总目》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是海内外公藏书目，兼及私人收藏，凡引据的目录尽量采用建国后所编的新版，保证了所收书籍现存的可靠性。每种别集除注明已知现存的不同版本，还详列收藏单位，便于就近查找。这于清代文史研究可以说是功德无量。我以前在日本内阁文库看到李宣《东皋诗史》六十卷，印象中未见著录，遂在《东瀛读书记》一文中略加介绍。今见《总目》第744页著录，南京图书馆、白求恩医科大学、中山大学、日本静嘉堂文库均有收藏，可见并不罕见，自家孤陋寡闻而已。清代别集庋藏星散，要找一些稀见的版本，每苦于访求无门。我凡到外单位看书，一一都作记录，以便日后需索可查。现有《总目》在手，按图索骥，平添许多方便。
      作为反映现存清代别集全貌的《总目》，在搜罗资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所引据各种藏目即达145种，参考书目30种，馆藏卡片还不在其列。约四万种的数量固然不能说已尽当世所藏，比如说没用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普通古籍部分）的藏书，没用到哈佛大学的藏书，肯定会使书目有一些遗漏，但相信与四万种相比，能增添的数量已很有限。因为别集的数量主要集中在著述丰富的著名作家，《总目》著录名家别集，吴梅村收25种，屈大均收29种，王渔洋收74种，朱彝尊收38种，吕留良收36种  ，尤侗收28种，汪琬收22种，查慎行收32种，方苞收40种，袁枚收80种，厉鹗收19种，孙星衍收25种，吴锡麒收50种，阮元收24种，包世臣收25种，梅曾亮收20种，龚自珍收62种，王闿运收34种，李慈铭收29种，俞樾收39种。这都是扣除重复后的数量，相当齐全。这部分内容扎实了，全书质量就有了保证。事实上，《总目》所反映的文献数量，提供的文献线索，是相当令人吃惊的。不光著名文学家的著述收罗齐备，著名学者的著述也大体罗列，祁寯藻别集光稿本就著录了12种，其他如王筠稿本、钞本著录了5种，刘宝楠稿本、抄本著录了12种，刘喜海稿本、抄本著录了6种，阮葵生稿本著录了4种，这就为编校全集提供了版本线索。
   清人别集经常随年递刻，卷数增删不定，如王鸿绪《横云山人集》康熙刊本就有4卷、12卷、16卷、27卷、30卷、31卷、32卷等多种版本，王梦庚《冰壶山馆诗钞》有嘉庆二十年刻2卷本、道光刻4卷本、64卷本、金华王氏刻76卷本、道光十三年刻100卷本五种，吴照《听雨斋诗集》从乾隆到道光有不分卷、10卷、12卷、14卷、22卷、24卷、26卷各版，还有《子良诗录》2卷本和49卷本，《总目》一一著录，全面反映了这些集子的编刻过程。值得一提的是，有些作家别集版本并不多，但在馆藏中反映的形态却很不相同。比如清初丁炜的《问山诗文集》，只有康熙间希邺堂和咸丰四年雁江景义堂两次刊刻，另外还有黄与坚、叶映榴选刻本一种，但如今存世之本却有诗集十卷词一卷、文集八卷、文集六卷、文集二卷、文集八卷诗十卷词一卷、诗文集八卷、诗集三卷文集八卷等多种形态，《总目》悉为著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问山集》流传的情形。这就像《全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多种钞本，显示出该书的流传和影响一样，对研究作品的传播与影响是极有帮助的。吴县商人亢树滋的别集有《随安庐诗集》2卷、9卷、随安庐文集6卷、随安庐诗文集9卷、13卷、随安庐题画诗2卷、邓尉探梅诗4卷、赘翁吟草3卷、市隐书屋诗稿2卷、5卷、市隐书屋文稿1卷、2卷、11卷、市隐卮言1卷、2卷等各种形态的传本26种，由此可以想见，亢氏以拥雄赀，刊刻自己的著作是多么勤，流传量又是多么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目》也是一个显示作品传播和影响的晴雨表。
   《总目》非仅收录丰富，考订也相当精审。据前言可知，编者在整理各馆藏书目时，除了剔除一些明人别集或总集误为别集的书，纠正一些书名和刊刻年代的错误外，还做了大量同人异名、同书异名的厘清工作，使大量同名作者、同名别集被清楚地区分开来，一一著录。这里应该特别提到，《总目》在这方面的考订之精，是与编者搜集作家传记资料所下的功夫分不开的。许多同名异书、同名异人与异名同书、异名同人的考定分合，只能靠作家传记提供的字号里贯生平资料来判断。如此看来，《总集》在每位作者后附以小传并列举传记资料索引，是很值得称赞的。这虽是古代目录学的传统，但在当代目录编纂中却是个突破性的创举，有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全书作者十之六七附有小传，开列传记资料目录，不仅包括各种类型的文字资料，还广罗图像材料，供读者作进一步的查考。比如名诗人王渔洋的传记资料就列举了31种文献、11种图像，如此丰富的收录，就是对专门搜集过王渔洋资料的笔者来说，也是相当详备的。正如主编所说，如果将所有这些传记资料汇集单行，就是一部清代诗文作家辞典和传记资料索引。这项工作不仅表现出编者严谨的学术态度，也体现了他们努力进行学科建设的一片苦心。
   作为工具书，《总目》的编纂体例堪称精善。它以人系书，同一作者的所有别集以诗集、文集、诗文合集、全集的次序排列，使作家毕生创作、结集、出版的大致线索，一目了然。更可贵的是，著录版本时还尽量保留了原据书目及馆藏卡片提供的有关该书序跋、题咏、辑抄、校注、编选、刊印等时间、地点和人名资料，为研究者比勘版本异同，考究编纂刊印原委提供了方便。对同一别集不同版本的编排，大致以所据资料提供的刊行时间为准，适当照顾到版本的传承谱系，也符合目录学的要求。书后所附《别集书名索引》、《别集序跋题咏辑抄校注编选刊行者名号索引》与《别集人名书名首字繁简对照索引》，相当实用。尤其是第三个索引，部分弥补了简体字排版的遗憾。当今类似索引鲜有考虑到这一点的。
      总而言之，通读《总目》后，它给我的印象是一部高质量的清代专题文献目录，一部实用的清代别集和作家传记资料检索工具书。有了它，今后清代文献寻访和搜集的难度将大大降低，而清代文献整理的水平则将大大提高。对这样一部在有限条件下编纂成的大型工具书，吹求它在著录上的偶然疏失，或不够完备，显然是不太公平的。但为免传讹，我还是想提一下，由于许多图书馆编目分类的不够严密，总集、诗文评类书经常同别集混在一起，易致误会。《总目》因数量庞大，难以一一检核，也不免有沿原目之误处。如第87页王士禄《涛音集》为王氏所选掖县人诗，第88页王士祯《渔洋古诗抄》校本17卷、《王文简公五七言诗抄》32卷、《七言诗》15卷、《渔洋山人古诗选》32卷，均为王士禛所选历代古诗，第1233页陈枚《留青新集》30卷、《留青采珍集》12卷，为陈氏所辑尺牍、应用文集，第1793页顾宗泰《停云集》12卷、第1940页郭则沄《十朝诗》24卷、《庚子诗鉴》4卷补1卷、第1966页凌霄《钟秀集》3卷，均为本朝诗选，属于总集；第184页王增祺《诗缘》4卷、第473页任（应为伍之讹）涵芬《读书乐趣初集》8卷、第716页杨希闵《乡诗摭谈》正集10卷续集10卷、第1167页张修府《湖（应作湘）上诗缘录》、第2029页黄承吉《梦陔堂文说》初稿、第2096页雪北山樵《花熏阁诗述》10卷、第2166页葛万里《句图》1卷、第1611页查慎行《查初白十二种诗评》、第2323页简朝亮《读书草堂明诗》4卷、第2363页廖景文《清绮集》8卷、第2422页鹤尔登《一草堂说诗》、第2436页戴文选《吟林缀语》，均为诗文评；第692页杨钧《草堂之灵》为笔记；第2127页日本江户钟房刊本梁纬《星岩集》，第2136页日本松本龙尺水香刊本梁益伟《星岩诗存》乃日本江户名诗人梁川孟纬所著，凡此种种均可删除。第302页叶炜《鹤麓山房诗稿》6卷、《煮药漫抄》2卷，后者的作者是另一个叶炜，光绪间人；《煮药漫抄》也不是别集，而是记述日本游历的诗话，应予剔除。另外，第1190页《絸斋诗集》作者张谦宜生卒年作（约1680-约1752），显然有问题。《清诗话续编》收张氏《絸斋诗谈》，自序末署“时康熙四十九年庚寅八月望日山南书隐老人张谦宜七十二岁自撰”。康熙四十九年为公元1710年，以此推之，张氏当生于1739年。又，第120页《临汀考言》作者王廷抡，生平不详，疑为崇祯13年（1640）进士。按廷抡字简庵，山西人。康熙三十五年（1696）由户部郎中外放汀州知府。康熙三十八年刻王渔洋《池北偶谈》于署衙，此与崇祯进士恐非一人。
   最后，我还有一点看法是，《总目》作者次序以姓氏笔画排列，固然便于检索，但却反映不出历朝作者人数和别集数量的一般情况。如果按出生年代排列，则能反映清代诗文写作的数量和发展趋势，便于研究者考察问题和确定文献范围，于文学专题目录的性质功用或许更相符合。这只是一己私见，姑妄言之。实则对目录而言，任何编排方式都有利有弊，就看编者是如何考虑的。《总目》的宗旨是以检索为主，以姓氏笔画编排的便利是不言而喻的。
   
   第17页，“干”干建邦《湖山堂集》，江西省图藏清刻本，予见武汉大学藏本作于建邦。
   第38页，马时芳《二泉遗稿》，二为平之误。
   第377页，澹湛居士年谱稿，湛为堪之误。
   第304页、第382页，叶燮《己畦集》应作已畦。
   第383页，师范字瑞人，号嘉扉，嘉为荔之误。
   第835页，李澄宇，宇洞庭，后宇为字之误。
   第874页，梁同书撰叔罗庵遗集，叔为频之误。
   第886页，留林诗钞，林为村之误。
   第891页，吴陈琰，字宇崖，宇为宝之误。
   第2203页，蒋锡仁为仁锡之误。
   第1314页，味某花馆诗，某应为梅字。
   第1498页，郑光朴，光应作先，予曾在北图阅其《声调谱阐说》。
   第1732页，荣峰诗稿，荣为蓉之误。
   第1797页，顾崇椝，顾为颜之误。
   第2363页，廖景文古檀吟香，香疑为稿之误。
   第2375页，熊士鹏生卒年由登第之年推之，明显有误。
   第2405页，潘清应为“潘清撰”，予曾阅其《挹翠楼诗话》。
   第2442页，戴彦熔《越州诗存》疑为地方总集。
   第2443页，戴渭清《竹溪诗词抄》疑为地方总集。
   第2451页，魏世效，效应作傚。

yuatian

《清人别集总目》书后
http://www.historychina.net/cns/ ... /13/2004/14098.html
辛德勇

传世中国古籍到底有多少种书？每一种书又都存有哪些版本？这是一个至今仍无法回答，且足以令我们整个民族都感到尴尬的问题。全国古籍总目的编纂据说已经启动很多年了，但至今还很缥缈。好在多少年来就有那么一些埋头实干的人，陆续出版了一批断代分类的现存古籍目录，如《唐诗书录》、《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现存宋人著述总录》等，逐渐向理清家底的方向蠕动。其实实现这一目标难度最大的障碍还是清代的著述，数量庞大，超越以往历代，其中尤以别集为夥；而且在版本研究和著录方面，不像前代著述那样有较好的基础可以利用，基本上都要从头做起，人们难免望而却步。正因为如此，近日读到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清人别集总目》一书(以下简称《总目》)，不能不使关注古籍版本目录的学者感到格外欣喜。

《总目》共著录近两万名作者的约四万部诗文集，诚如编纂者所言，是迄今为止“第一部全面反映现存清代诗文别集著述、馆藏及其作者传记资料的大型工具书”。尽管本书实际上仅仅是依据国内外部分图书馆的馆藏古籍书目和卡片汇聚而成(亦含有个别私人藏书)，还不能说已经完全达到“总目”的标准，但在目前情况下，能够在十年左右时间内编成此书，已经难能可贵．成为著录现存清人别集最全面而且也是最完善的目录，为许多相关的古代文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献学基础，相信有许多研究会借助本书的出版而得到发展和提高。在当前学术界风气日趋浮躁的情形下，我们尤其要向这些埋头基础工作、甘为他人做嫁衣裳的编纂者致以敬意。

《总目》的成就是巨大的，工作之繁杂、艰辛也是许多缺乏实际经历的学者所不易想像的。特别值得称道的是编纂者耗费很大精力，尽可能为别集的作者撰写了小传，并一一开列相关传记资料目录，以供进一步考索。其附有小传者占到作者总数的十分之六七，达一万数千人，如编纂者所言，“实际上已可视为清代诗文作家的专门性辞典和有关人物的传记资料索引，这对清代文化各学科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这一点大大提高了本书的学术价值。

正因为《总目》是这样一部具有广泛用途和重要价值的文献学工具书，我们在使用时需要充分注意到它所存在的一些不足；同时可以看到，正因为编纂这样一部书录还存在着重重困难，在短时间内还无法做到尽善尽美，本书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有待进一步完善的缺憾。对此，编纂者已经在前言中做了坦诚、负责任的交待，这是很令人感动的；但是还有一些编纂者没有提到的问题，对于读者更好地使用和编纂者今后进一步修订完善此《清人别集总目》书后159书，我感到也比较重要，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首先是编纂体例有些地方不够纯一。按照《总目》体例，本书的宗旨不在于查明清人曾有过哪些别集，而是旨在反映清人别集的现存状况，即只收确知存世的别集，不收已经佚失或存佚不明的集子。当然要彻底做到这一点目前还有困难，因为短时间内还无法一一过目查验每一部诗文集，而依据馆藏书目，如编纂者所说，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个别有目无书或有书无目的问题，不能对此求全责备。问题是按照本书的宗旨，著录时只能以整体藏书基本完好无损的公私藏书目录为依据，而《总目》书中个别地方却依据一些完全无法确知所著录书籍存世与否的书目，著录了一些书籍，如多处著录有仅见于《贩书偶记续编》的集子(像第2217页喻成龙《塞上集》，第2355页管郁《棠华书屋诗集》)。《贩书偶记续编》是经营古籍收售的孙殿起，1958年去世前在营业过程中记录下的他所经眼过手的书籍，这些书籍流向哪里以及现今还是否存世，仅仅依据书目，是根本无法确知的。《总目》附录二《别集版本著录所据书目》，分为《征引书目》和《参考书目》两类，《贩书偶记续编》列在后者当中。按照《参考书目》所开列的单子，类似的存佚无从查证的书目还有《版书偶记》、《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等许多种，编纂者特地说明在《征引书目》未涉及某书时，就要依据这些书目予以著录。可见上述问题并非出于个别编者偶然失误，而是总体编纂体例驳杂，与本书宗旨相矛盾。这一点对《总目》的整体质量造成很大影响。

要想在十年之内一一过目《总目》收录的近两万人、约四万部清人别集，仔细鉴别版本，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本书除查核部分馆藏外，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现有的古籍书目和卡片，这也是目前比较可行的办法。问题是编纂者在这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订补的疏漏和失误。

这首先是存世书目收集不全的问题。编纂者在前言中对于这方面的不足已经做了交待，况且馆藏书目又多未正式发行，确实不宜网罗无遗，所以对此本不必苛求，需要以后不断增补。但有一些已经公开出版并且非常著名的书目，譬如像著录郑振铎藏书的《西谛书目》，是由版本学名家编纂，20世纪印年代初就已经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广泛公开发行，本来很容易看到，《总目》却未能利用，不能不说是不应有的疏忽。郑振铎的藏书全部捐赠在北京图书馆，自然属存世书目，更为重要的是郑振铎在收藏清人诗文集方面，从现代学术研究角度看，是开一时风气的人物，连续多年化过很大气力，有一批稀见的收藏，对于编纂存世清人别集目录，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如道光刻本龚自珍《破戒草》和《破戒草之馀》非常稀见，《西谛书目》有著录，而《总目》却因未能利用此书而缺失此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如果再稍微苛求一些的话，还有像当代版本名家黄永年、贾二强编纂的《清代版本图录》这样的重要书目。《清代版本图录》虽然出版略晚(1997年5月)，《总目》当时或许已进入排版校对阶段，但此书收录清人别集种类非常有限而又确有一些罕传稀见的书籍，检核一过实际用不了一天时间。编纂者在1998年10月撰写的前言中称“直到三校时仍然在补充刚刚获得的书目”，看起来在时间上还是来得及采录的。据我随手翻检《清代版本图录》第一册，知至少有顺治十三年原刻董说《禅乐府》一项，《总目》即因未能利用此书而失收(《总目》第2171页)。虽然《总目》著录的晚出嘉业堂刻本《董若雨诗文集》也据此原刻本重刻有《禅乐府》，但其所据底本末尾有残缺；而《清代版本图录》是依据黄永年本人所藏完本，在文字说明中对此有清楚交待。董说是明清之际的江左名士，《总目》与这样的秘籍失之交臂，似乎也是不应有的遗憾。

在利用现有古籍书目方面，更为需要注意完善的是有些地方未能很好地利用编纂者已经收集到的书目。

例如《总目》征引的《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是一部版本学水平较高的古籍目录，如果没有充分的依据，就应当尽量尊重该书目的鉴定结论，而从我随手翻检到的李兆洛《养一斋文集》的版本著录情况来看，《总目》在一些地方就没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第250页著录的“《养一斋文集》二十卷、《补遗》一卷、《续编》六卷、《诗集》八卷”，本来是“清道光二十三年维风堂活字印本”，可是《总目》(第784页)却著录中国人民大学所藏上书为“道光23年维风堂刻本”，且根本就没有著录道光二十三年这个活字本。今案道光二十三年活字本是李兆洛文集的第一个印本，据编印者高承钰题识，当时仅“印书百本”，故传世较罕，至道光二十四年春李兆洛子慰望拟重刻《养一斋文集》时即很难觅得一本，虽然其中的《续编》亦即《文集续编》附有高承钰在“道光甲辰岁(亦即道光二十四年)上元节”所撰题识，说明《续编》部分印成在道光二十四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善本书目的著录也不够十分准确，但此本别见于《贩书偶记》著录，也是注明为“木活字本”，中国人民大学善本书目著录馆藏此本封面尚镌有“维风堂聚珍板”字样，应当说不大可能有误，若非亲经目验，确有足够证据，是不宜擅加改动的。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是错误地著录了中国人民大学馆藏的这部活字本，而是根本不存在所谓“道光二十三年维风堂刻本”。《总目》著录了四部这种所谓“道光二十三年维风堂刻本”，推测《总目》编纂者改活字本为刻本的缘由，是曾在这四部书当中亲见过一部带有道光二十三年题识的刻本，而这个本子实际上应该是道光二十四年夏亦即道光甲辰李兆洛子慰望刊本。据张式后序，此本“悉仍活字本，不更删纂”，所以一如原编活字本，开卷即可见高承钰在道光二十三年所撰题识。很可能编纂者未能细读题识中本有“用活字编排”诸语，便匆促认作是为刻本而写，所以才会无端造作出一个“道光二十三年维风堂刻本”。这样一来，造成了另一个连锁反应，便是《总目》中失收了《养一斋文集》的第二个版本亦即道光甲辰刊本。可见如果能充分尊重一些高水平的书目，本可减少许多不应有的失误。

又如嘉庆刻冯登府《种芸词》，是冯氏词作的最早刊本，虽传世极罕，但却见于《总目》征引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善本书目和《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而《总目》则未予著录。

如果说像《养一斋文集》和《种芸词》这样的书核对起来还有一定麻烦，失误或许在所难免的话，那么刘岳云《食旧德斋杂著》的情况恐怕就只能归咎于工作粗疏了。《总目》．卷末所附《别集版本著录所据书目》之《征引书目》中列有黄裳的《清代版刻一隅》，该书第398—399页，不但清楚叙述了《食旧德斋杂著》的版本源流，且还附有初刻本的首页书影。其文曰：

光绪壬午刻本。后有光绪八年王家凤跋。卷尾有“江夏王树之、钱桂笙同校”一行。此宝应刘岳云撰，刊于湖北志局，卷页数尚是墨钉。又有四川尊经书院重刊本。此则原刻也。

而《总目》对此却完全视而未见，在第536页刘岳云名下仅著录了一部清抄本《刘氏文集》和光绪二十二年“成都遵经书局”的重刻本，根本没有提到黄裳讲的原刻本。同样情况还可以举出厉鹗词集的最初刻本，即康熙六十一年刻《秋林琴雅》，在《清代版刻一隅》第118—119页也是同时印有书影和详细说明，《总目》亦失收此书。

如此一来，《总目》著录别集的全面性，即使是在所列“征引书目”的范围内，也不能不打一定折扣。

诚如编纂者所言，各种不同著录来源的文集，其条目分合问题是相当复杂的，但是这主要是针对书名、卷次都相同的情况而言，至少是书名要基本相同。《总目》在这方面不应有的疏误，则在于它有时会莫名其妙地把一些书名完全不同的书合成同一条目著录。如清中期著名诗人黄景仁的集子有道光十三年许玉彬广州刊本一种，系由诗、词两部分组成，诗集称《两当轩诗抄》，词集名《竹眠词抄》，可是《总目》第2038—2039页却把它作为一种重刻本附列在嘉庆赵希潢书带草堂刻本《两当轩诗抄》和《悔存词抄》条目下。二书不仅书名不同，且编纂者各异，内容有一定差别，特别是词集部分，许玉彬有跋特地注明其所据底本与赵希潢刻本并无渊源关系，乃是另行觅得写本《竹眠词》，据以刊行(雷梦水《古书经眼录》述李兆洛语云“词为杨荔裳方伯选本”)，应有自己独特的版本价值，《总目》虽著录了五处收藏此书的单位，可我们在《总目》上却根本查不到《竹眠词抄》这一书名!类似情况不能不给读者利用《总目》带来很大困惑，而且也不利于《总目》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误标书名，是《总目》另一项比较严重的疏误。同书异名、一书多名，甚至同一书籍同一版本在书中的不同位置，标注的书名也常常互有出入，这是古籍编目时经常要遇到的复杂问题，而别集在这方面问题尤为突出，处理起来着实不易，所以著录书名时应当有一个规范的标准，以便检索。著录者可或据卷端题名，或据内封面，等等，但不管怎样，终归要依据原书本身的一种题名，即所谓“名从主人”，不能依据藏书人随意题写的名目，更不能随意杜撰。在这方面，《总目》对有些书籍的处理，是很值得商榷的。如清末著名桐城派文人贺涛的文集仅有民国三年一个刻本传世，《总目》(第1712页)著录的也是这个版本，书名作“贺松坡文集”，可我前后见到过的六七部书却均题作“贺先生文集”，从封面签条到内封面上徐坊题写的书名、徐世昌所撰序文、目录以及各卷卷端的题名，概莫例外，没有一处题作“贺松坡文集”的地方，甚至连寒斋所蓄此书上版前的清稿本也是题作“贺先生文集”，不知道编者究竟是依据什么确定了“贺松坡文集”这样一个名字。贺涛另有函札两卷，仅有民国九年一种刻本，我所见到的这一刻本从封面签条到徐世昌题写的内封面和所撰书序、卷端题名，均题作“贺先生书牍”，可是《总目》(第1712页)却著录为“贺先生尺牍”，也是令人难以捉摸(《总目》贺涛名下另外著录有“贺先生文集诸家评本”一种，卷次及刊刻年代、地点均与前述所谓“贺松坡文集”相同，疑即《贺先生文集》之评点本，而不会是另外刻有一书)。

以上是我粗粗翻阅《清人别集总目》后，感到有必要对编者和读者指出的一些瑕疵。我对清人别集的了解非常有限，主要是根据自己印象较深的几部集子核查《总目》而妄发议论，很可能有以偏概全之失，可能也免不了少见多怪之讥。不过前面已经讲过，我的出发点是希望学术界能够借鉴已有成果的经验，逐步提高现存古籍书目的编纂水平，以期最终达到编纂出传世汉文古籍总目的总目标，彻底理清先人给我们留下的文化遗产；同时也期望《清人别集总目》这样一部具有重要价值的书目，能够在人们充分了解其某些缺陷的前提下，得到更好的利用，发挥出最大的效益。我想这也是《总目》全体编纂者的共同心愿。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4期）

yuatian

《清人别集总目》  著录了清人现存的二万名作者的约四万多种作品，所列版本力求全面，且详注馆藏，并集目录版本学著作，人名辞典和传记索引为一身。
《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  收清代有诗文别集传世者一万九千七百余家，四万余种；诸集作者上起明末，下迄民初，全书按作者生年排列。

yuatian

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

  古籍整理情况简报 出版2001年 第二期（总360期）  
　 http://www.guoxue.com/gjzl/360/6.htm
        清代文献学研究的里程碑
                ——《清人别集总目》书后

               陈祖武
   李灵年、杨忠二位先生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经编纂组诸位专家之
艰苦劳作，历时10年，克成完帙，已于近期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伏读三
巨册大著，汇现存清人别集书目、版本、馆藏及作者碑传资料于一堂，辨章
学术，考镜源流，以全新体例而超迈前贤，洵称迄今最为完整系统之清人别
集综录。把玩摩娑，爱不释手，除向二位主编和编纂组之诸位先生及安徽教
育出版社致以衷心祝贺并深切敬意之外，谨赘数语，以写状不可自抑之欣慰。
   清代文献，浩若烟海，实为前此历代之所不及。究其原因，大要当或有
二。一则中国古代社会经历数千年之发展，至清代已然极度成熟，经济、政
治、军事、文化臻于一集大成之格局。再则博大精深之中华学术，在此二百
数十年间，亦进入一全面整理和总结之历史时期。惟其如此，有清一代才人
辈出，著述如林，其诗文别集之繁富，几与历代传世之总和埒。这是中华民
族一份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必然历史依据。
故而董理清人别集，自20世纪中王重民先生之《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肇
始，尔后数十年间，前辈贤哲接武而进。邓之诚先生之《清诗纪事初编》，
钱仲联先生之《清诗纪事》，张舜徽先生之《清人文集别录》，袁行云先生
之《清人诗集叙录》等等，呕心沥血，嘉惠学林。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正是凭藉前哲时贤之深厚积累，适逢中华振兴，
国运复昌，遂有《清人别集总目》大型工具书之问世。在《清人别集总目》
的《前言》中，主编先生绍介全书编纂宗旨云：“《清人别集总目》立足于
为进一步的研究服务，本着挖掘清代文献资料的指导思想，一切従有利于研
究出发，以使用方便为准则，不受传统书目体例的限制，因而在编纂体例上
有所突破。”至于本书之编纂特点，李、杨二位先生则归纳为五个方面，一
是著录广泛，二是多列版本，三是详注馆藏，四是书传结合，五是便于使用。
笔者完全赞成李、杨二位先生的绍介和归纳，谨举书中一例，试作管中之窥。
   该书第二卷1967页著录凌廷堪诗文集云：
   校礼堂初稿文不分卷梅边吹笛谱二卷?
      稿本（上图）
       按：有清□巢南跋。
   校礼堂诗集14卷
      道光6年张其锦刻本（北图、日本人文、大阪）
       按：北图藏本有清李慈铭批并跋。
   校礼堂文集36卷
      嘉庆18年张其锦刻本（北图、粤图、人大、山大）
       按：北图藏本有清李慈铭批并跋。
   校礼堂文集36卷诗集14卷
      校礼堂全集本，嘉庆18年刻文集、道光6年刻诗集（丛书综录、旅大、
台湾史语、日本人文、京文、东文、广岛）
      民国24年安徽丛书第四期·凌次仲先生遗书影印校礼堂全集本（丛书综
录、安徽师大、安庆、日本人文）
      〔附〕凌廷堪（1757～1809），字仲子，号次仲，歙县人。乾隆58年进
士，官宁国府教授。

   事略状  戴大昌撰  校礼堂文集附传  阮元撰  揅经室二集4
   清史稿481
   清史列传68
   碑传集135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258
   国朝先正事略36
   汉学师承记7
   清儒学案小传12
   文献征存录8
   清代朴学大师列传6
   国史文苑传稿2
   清代畴人传13
   清代七百名人传
   新世说4
   凌次仲先生年谱  张其锦撰  校礼堂全集本
   凌廷堪年谱  陈万鼐撰  台北刊行中山学术文化集刊12辑
   全身画像  清代学者像传1集
   半身木刻像  凌次仲先生年谱卷首
   如上所引，本书确实做到了多列版本、详注馆藏、书传结合。集此数长，
自然也就实现了“便于使用”的初衷。至于“著录广泛”，更非虚语。全书所
录一代诗文，作者近2万家，别集约4万种，碑传资料凡16000馀通，“广泛”
二字，名副其实。尤可称道者，则是服务于深入研究的高远宗旨。李灵年、
杨忠二位先生于此说得很好：“此书的问世，或可为清代文学、文献学、历史
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提供一部必备的工具书，为《全清诗》、《全清文》的编
纂打下一定的基础。使用者一书在手，既可以従量上大致把握清代诗文别集的
概貌，同时也掌握了一把深入研究的钥匙。”（《前言》）即以前引凌廷堪别
集而言，编者所著录的丰富资料，确乎提供了深入研究凌氏学行的一把钥匙。
   《校礼堂初稿》为凌氏早年文稿之初次结集，时当乾隆六十年，一时前
辈硕学卢文弨曾为之撰序。《梅边吹笛谱》为廷堪早年词作，结集于嘉庆五
年。二书结集最早，且为稿本，弥足珍贵，自当列于最前。而上图庋藏本之
题跋者，或为陈去病先生，研究者有兴趣，当可依文风、书法等做一番考证。
想是本书定稿时间的限制，编纂凌廷堪一目的先生尚未见到王文锦先生整理
刊行之《校礼堂文集》，他日再版，补为完璧可矣。卷末所附之凌廷堪小传，
虽不过寥寥数十言，然皆确有据依，殊非易事。惟其间所涉两处记年，似可
做进一步研究。一是凌廷堪生年，究竟当依张其锦辑年谱定为乾隆二十二年
（1757），还是据凌氏自述及阮元撰传定为乾隆二十年（1755）；二是凌氏成
进士之年，《明清进士题名碑录》记为乾隆五十八年，而廷堪自述及诸多官私
载籍皆作乾隆五十五年，当以何者为准？凡此，有本书所提供的钥匙，深入研
究，门径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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