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刺客列传》之五刺客略比

slough98

《刺客列传》叙述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五位刺客的史事，从同的方面看，五位刺客均重然诺，轻生死，通过武力劫、杀当时权力炙手可热的人物。从异的方面看：（1）行刺目的有别：曹沫、荆轲是为了国家利益，专诸充当宫廷政治斗争的工具，豫让是为了他以前的主人报仇，而聂政是代别人报仇。（2）行刺主体身份不尽相同。曹沫是统军大将，聂政从事体力劳动谋生，而其他几人可以说都属于门客、“士”阶层这一类人。（3）行刺方式有不同。曹沫、荆轲都想通过武力达到“擒贼先擒王”的效果，但前者得以成功，后者功败垂成。其他几个刺客都是要直接置行刺对象于死地。（4）行刺结果不同。荆轲失败身死，专诸、聂政成功身死，曹沫成功且保全自身，而聂政虽未能杀死赵襄子，但却完成了他所认同的“道义上的刺杀”。（5）文武组合情况不同。如荆轲喜好读书，深通音律，在五位刺客中文气最重，而武艺平平。聂政则武艺高强，武人性格鲜明。

野樵

slough98能否再论其详？

阿杜1981

不知道楼主能否把几个人的故事在附在后面，虽然我知道一搜索就可以了，而且这些故事也都曾看过，但作为门外汉我还是喜欢看别人总结出来的，有时候收获更多。
另外，不知道是否有人考证这些故事的真实性，以及真实到什么程度。印象中颞政还有个姐姐，似乎也相当壮烈。这些故事真实可靠吗？

请指教

slough98

蒙版主和阿杜兄的关注，就再啰嗦几句。
扬雄曰：“子长多爱,爱奇也。”此言不虚。《刺客列传》充分彰显了司马迁对于“奇人”的偏爱。其笔下“刺客”之奇在于：常人多贪生畏死，而刺客轻生死；常人的报恩多不会以生命为代价，而刺客会果决地以生命回馈其恩主。日常生活中，承诺的事情往往做不到，而刺客承诺了生命从不反悔。
司马迁选取这五位刺客实际上代表了五类刺客：曹沫和荆轲均是因“公仇”而行刺，但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曹沫“执匕首劫齐桓公”的时候，统治者对这种“非常规战”没什么防备，因此曹沫能够轻易成功；而荆轲面临的困难则要大得多，因此我一直以为嬴政可能对荆轲的心理戒备是他得以在关键时刻挣脱的原因。
专诸是宫廷内部争权夺利的工具，他身上体现的功利色彩也特别重，不过这种功利是在他的下一代那里实现的：“阖闾乃封专诸之子以为上卿。”豫让是为自己报私仇，而且有条件没条件都要报。我翻译了其中一段，足以表明其志：
居顷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使形状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曰：“汝非豫让邪？”曰：“我是也。”其友为泣曰：“以子之才，委质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为所欲，顾不易邪？何乃残身苦形，欲以求报襄子，不亦难乎！”豫让曰：“既已委质臣事人，而求杀之，是怀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後世之为人臣怀二心以事其君者也。”
过了一段时间，豫让又把漆涂在身上，使皮肤肿癞，吞炭坏嗓，使声音嘶哑，这样使得别人不知道他本来的形貌，来到集市中行乞（以等待报仇的时机）。连他的妻子都认不出他来了。走在路上遇见他的朋友，他的朋友认出了他，说：“你不是豫让吗？”豫让答道：“我是。”他的朋友为他痛哭，说：“凭你的才干，投奔赵襄子做他的臣属，他一定会宠幸接近你，他宠幸并接近你，你再做你想做的事，却不是很容易了吗？何必自残形体呢？以这样的方式要达到向赵襄子报仇的目的，不是太难了吗？”豫让说：“如果投奔一个人做了他的臣属，又怀着杀他的动机，这是怀着不忠之心为君王做事。而且我这样自残形体确实是非常难的事啊！然而我之所以这样做，正是要以这样的行为使后世怀着不忠之心为其君王做事的臣属感到羞愧啊。”
豫让这里提出了刺杀手段与刺杀目的的关系问题，在一般刺客看来，只要能达到刺杀目的，便可不择手段。而手段在豫让那里具备本体的意义，他的复仇其实表达了某种精神诉求。其逻辑为：“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於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这种独特性令他的刺杀对象赵襄子也尊敬感怀，最后答应了以刺破外衣实现了象征性的复仇——拔剑三跃而击之。司马迁所选的刺客实在是奇风逼人的刺客。
阿杜兄提到的聂政是个非常值得一说的人，他的刺杀与自我关系最远，即非国恨，又非私仇，也非为了功名利禄，是代“知己者”复仇，而这个“知己者”严仲子很可能是个伪装的“知己者”。而这种类型的刺杀在某种意义上尤能展示那时刺客的思想和行事风格。刺客也有父母妻子，兄弟姐妹，《刺客列传》中只有聂政的亲情叙写得最为饱满，他的“为知己者”用有条件：先得“为亲人用”，所以他必须等到侍奉母亲直至老母以天年过世，等到姐姐出嫁才肯答应严仲子（实际上是主动去找严仲子，他认为自己也必须为严仲子用）。聂政的姐姐聂荣之刚烈绝不次于其弟，这是《史记》塑造的一个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尽管所用篇幅不多。为了让弟弟留名于世，她不惜将自己牵连进去，并因过度悲痛逝于韩市，令人慨叹。聂荣并没有像韩国人认为弟弟是不义的，破坏性的，而着重从他的行为动机来进行评判。
《史记》所用史料基本确实可信，但进行了相当多的文学加工。阿杜兄所说的“真实”究竟是指事件基本要素真实还是指每句话所说的都是历史人物真的说过的话之类？

阿杜1981

感谢slough98的详细注解。

我之所以提出真实性问题，主要是因为《史记》中描述的人物性格与目前国人的性格相差太远太远，纵然有时代变革、技术革新以及生活方式改变等诸多影响因素，但一个民族变化的如此强烈我始终是心存疑虑，始终在怀疑即便是古人他们真能做到那些事情吗。一句话就把头颅给别人，一次恩惠便赢得大海般的回报，真可能吗？我始终在疑虑。

有时候，我在纳闷，如果史书记载属实，那社会学家们应该根据这些史料来追踪下中华民族个性改变的历程，最初是什么样子，中间成为什么样子（分析其中的原因），而现在又是什么样子，通过这种追踪来预测将来可能出现的变化，即便预测不出来，也能来个回顾性研究啊。不知道是否有这种研究，也不知道国家是否允许这样的研究。

古书多有神话般的描写，存在夸张，想象力极为丰富，至于史记是否可信，难说。不说三国，水浒，以前看过一本古代的色情书，书名就不好意思说了，那牛皮吹得，真真个响啊，经常说男人那玩意儿缠在腰上当裤带，还说一做就是万次以上。万次是什么概念，起码得三个小时吧

一句话，对古代事件的真实性始终存在疑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