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杨绛的一世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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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杨绛的一世情缘

孔庆茂  

一见钟情

   1932年春，杨绛考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读外国文学业。在此之前，杨绛还在东吴大学读三年级时，她的母校振华女中校长为她争到了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奖学金，打算送她到美深造。在那个时代，出国留学一件非常风光的事，对于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杨绛却犹豫了。她以前常听父亲说起留学的事。穷人家的孩子留学等于送出去做“人质”，全力以赴，供不应求，好比给外国的强盗捉了去，由人勒索。如此这般，还不如在本国较好的大学里学习自己喜爱的文学。以过慎重考虑，杨绛告诉父亲不想到美国留学，想报考清华研究院读文学。

   后来她果然考上了清华，还因此认识了钱钟书。她的父母便开玩笑说：“阿季（杨绛）的脚下拴着月下老人的红丝呢，所以心心念念只想考清华。”那时，清华大学的女生还不多，研究院里的女高材生当然更少。女生要在大学里找个男朋友，真是太容易了。而杨绛非常独特，她不像一般女大学生那样爱打扮，她衣着朴素，甚至显得有些土气。可她毕竟是大名鼎鼎的上海大律师杨荫杭的女儿，名门闺秀，又是美国教会大学毕业，比起国内一般国立私立大学来，东吴大学的毕业生气质上更神气。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自然深受男生的爱慕。了解当时清华的人说：“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她仍芳心未许，或许是天意，她等待一个人--等待着后来相识的钱钟书。

   杨绛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不久，就知道已是三年级本科生的钱钟书的赫赫大名了。钱钟书名气真大，新生一入校便都会知道他。但他的架子太大，一般低年级的学生根本不敢冒昧去拜访他，所以许多新生都有觉得他很神秘，更想一睹他的风采。

   1932年春天，在一个风光旖旎的日子，杨绛结织了这位大名鼎鼎的同乡才子。杨绛初见钱钟书时，他穿着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钱钟书的个头不高，面容清癯，虽然不算风度翩翩，但他的目光却炯炯有神，在目光中闪烁着机智和自负的神气。而站在钱钟书面前的杨绛虽然已是研究生，却显得娇小玲珑，温婉聪慧而又活泼可爱。钱钟书侃侃而谈的口才，旁征博引的记忆力，诙谐幽默的谈吐，给杨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人一见如故，谈起家乡，谈起文学，兴致大增，谈起来才发觉两个人确实是挺有缘份的。1919年，8岁的杨绛曾随父母到钱钟书家去过，虽然没有见到钱钟书，但现在却又这么巧合地续上“前缘”，这不能不令人相信缘份！而且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又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都被前辈大教育家张謇誉为“江南才子”，都是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真所谓“门当户对，珠连璧合”。当然最大的缘份还在于他们两人文学上的共同爱好和追求，性格上的互相吸引，心灵的默契交融，这一切使他们一见钟情。

   正是“当时年少青衫薄”的时候，这位清华才子与这位“清水芙蓉”的南国佳人相爱了。他们没有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而是在学业上互相帮助，心灵上沟通理解，文学成了他们爱的桥梁。钱钟书的名士风度，才子气质，使他们的恋爱独具风采。他隔三差五地便约杨绛写诗，有一首竟融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入诗，他自己说：“用理学家语作情诗，自来无二人。”其中一联：“除蛇深草钩难着，御寇颓垣守不牢。”他把自己的刻骨相思之情比作蛇入深草，蜿蜓动荡却捉摸不着；心底的城堡被爱的神箭攻破，无法把守。宋明理学家最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钱钟书却化腐朽为神奇，把这些理学家道貌岸然的语录“点石成金”、“脱胎换骨”，变成了自己的爱情宣言，这种特殊的恋爱方式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吧。

   有谁不愿去怜爱这样的才子呢？这位南国佳人很快就被钱钟书这支独一无二的爱情神箭给“俘虏”了。

   1933年夏，钱钟书从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获得了文学学士学位。清华校方早有意让他留校或在西洋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约在三四年级时，罗家伦校长特地将他叫去，把破格录取他的经过告诉他，言下之意希望他留下来，但他一概谢绝了。

   清华大学留不住钱钟书，伦敦大学再次请他去英国，他没有应允。钱钟书另有选择。他父亲当时在光华大学任中文系主任，身体欠佳，便召他赴上海，到光华大学任教，这大概是钱钟书南返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钱钟书已有足够的治学能力，他的知识大都有缘于自学，他不愿再听课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华北也岌岌可危。到了1933年，学生屡屡请愿、游行，清华大学的秩序几乎不能正常维持。此时的大学生忧心国事，已无心安坐于教室之中。东北局势不安定，这是钱钟书南返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这样，钱钟书暂别仍在清华读书的心上人杨绛，来到了光华大学。可他们的书信不断，钱钟书的情书仍一封赶着一封。

“黄道吉日”缔结良缘

   1933年初秋，钱钟书从清华毕业后在家度假，还没有把他与杨绛的关系告诉父亲，只是与杨绛书信往来谈情说爱。

   一天，杨绛给钱钟书寄来一封信，不巧被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老先生看到了，老先生招呼也不打就擅自拆阅了。待老先生看到信后，对杨绛大加赞赏。杨绛在信中对钱钟书说：“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亲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老先生边看边赞：“真是聪明人语。”在老先生看来，杨绛真大方懂事，能体贴对方父母，对于不谙世事的儿子来说，杨绛是再适合不过的好女孩。老先生为自己一心只知道读书的“痴气”儿子感到欣然，他也不待征求儿子的意见，便自作主张，直接提笔给未过门的儿媳妇写了一封信，把她大大夸奖一番，并郑重其事地把儿子“托付”给她。

   杨绛也把钱钟书介绍给自己的父亲，杨荫杭先生非常赏识钱钟书。两人门当户对，甚是般配，本当就定了下来，但结婚前还多一道“订婚”礼不可少。本来，两人完全是自由恋爱的，但还得颠颠倒倒地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钱钟书由父亲领着，羞羞答答地来到杨家，见杨绛的父母亲，正式求亲，然后请出男女两家都熟识的亲友作为男家女家的媒人来“说媒”，然后是订婚。当时杨绛的父亲正值生病，诸事从简，但还是在苏州一家饭馆举办宴席，请了双方的族人至亲好友。订婚礼仪相当隆重，来了不少人，钱钟书的族兄钱穆也参加了。

   订过婚后，杨绛正式成为钱钟书的“未婚妻”，不过她还在大学，仍要回清华读书，钱基博介绍钱穆与她同行，一路照顾她。钱钟书仍在光华大学教书。不觉又是草木摇露为霜的秋天了。

   在这凉风瑟瑟的晚秋，钱钟书第一次感到离别情怀的滋味，他想起了远在北京的杨绛。他知道杨绛想家想得很厉害。要是自己在清华，在杨绛的身边，她或许能减少些思家之情的。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1934年初春，他急不可待地来到了北京，见到了心上人。半年多离别，该有多少话要向心上人倾吐呀。可是，紧紧地拥着心上人，一向口若悬河的钱钟书竟不知从何说起，只有四行热泪从两人的脸上悄悄滑落……

   钱钟书在光华大学教书一年有余，到了1935年春，他参加了教育部第三届庚子赔款公费留学资格考试。当时国民党教育况且英国退还的庚款奖励国内成绩优秀的青年到英国留学，但这种公开招考的录取名额极为有限，全国总计只有20多个名额，而钱钟书所报的英国文学只有一个名额。他报了名，他自信以他的英文水平不需要什么功夫的。据说那年清华大学许多准备报考的人听到钱钟书也去参加考试，都吓得不敢去报考了。果然名不虚传，成绩下来，他以绝对优势名列榜首。

   钱钟书立即把这一消息告诉杨绛，希望她能与自己一道赴英留学。杨绛心里知道：“这位大名鼎鼎的清华才子从小生活在优裕的家庭环境中，被娇养惯了，除了读书之外，其它生活琐事一概不关心，尤其是不善于生活自理，处处得有人照顾、侍候他。”正好那时杨绛即将研究生毕业，清华大学每年都准许送学生出国留学，唯独外国文学专业不能出国。杨绛最后作出决定，与钱钟书结婚，打算不等毕业就伴随钱钟书一同出国。此时杨绛还需要一门课大考，于是她同教师商量，采用论文形式代替，终于提前一个月毕业。

   时间仓促，杨绛来不及写信通知家里，便打点行李，乘火车回苏州。她想家想得厉害，下午一到家门口，行李还撇在家门口不顾，便飞跑进父亲屋里。

   杨绛把自己提前毕业以及和钱钟书一同出国的打算告诉父母，她的父母很赞成女儿的决定，立即为她置办嫁妆，准备与钱钟书完婚。

   1935年夏天，钱钟书与杨绛在无锡七尺场钱家新居举行了婚礼。两家按照旧时结婚的规定为他们选定了“黄道吉日”。不巧这一天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两家都是江南很有声望的名门之家，钱钟书又是长房长孙，因此，婚礼张灯结彩、披红挂绿，办得极为隆重。

   这一天，两家的亲朋好友来了许多人，连无锡国专的校长唐文治、陈衍老先生都来祝贺，还有钱钟书和杨绛的同学陈梦家、赵罗蕤等，众宾客济济一堂，喜气盈门。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从苏州赶来吃喜洒，这位从来不会打扮的姑母，自己特地精心打扮一番，穿一身簇新的白夏布的衣裙和白皮鞋非常神气地进来，让宾客大吃一惊，以为她披麻戴孝来了。结婚仪式上，钱钟书身穿黑色礼服，白色衬衣，脚蹬皮鞋；杨绛身着拖长裙婚纱，一对新人郎才女貌打扮得分外漂亮。可惜天气太热，新郎白衬衣的硬领给汗水浸得又软又黄，新郎新娘全都汗流满面，正如后来杨绛“淘气”的说法：“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婚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抓的扒手。”钱基博老先生对这门亲事大为满意，因为杨绛猪年出生，老得天先生特地把自己珍藏的汉代古董铜猪符送给儿媳，作为祥物，祝他们两人在以后的岁月里吉祥如意。

风雨同舟

   婚后不久，钱钟书杨绛即告别父母朋友，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1937年，他们的女儿钱瑗出生了，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乐趣。钱钟书“痴气”十足，有着孩子般的童心。杨绛回忆说：“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字困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回国后暑假回上海，大热天女儿熟睡（女儿还是娃娃呢），他在她肚子画一个大花脸，挨他母亲一顿训斥，他不敢再画了。”

   1938年，钱钟书杨绛携女儿提前回国。杨绛的父母先后去世，这对孝顺的杨绛来说，不啻于一次重大的情感打击。这以后，钱钟书杨绛相依为命，颠沛流离，曾一度生活艰难，钱钟书为维持这个家，不得不多代课。直到1949年，他们重返清华大学园。

   新中国成立后，他们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春天。1950年起，中央领导力邀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他应承了，为之耗费了大量的心血。此时杨绛在清华大学外文系教书，每天陪她的是那只可爱的小郎猫“花花儿”。杨绛课务并不繁重，业余时间她从事文学翻译。

   1966年，“文革”开始了。钱钟书夫妇俩也劫难逃。1966年8月9日，杨绛被“揪”了出来，3天后，钱钟书也被“揪”了出来。那时候，钱钟书在文学所，杨绛在外文所，同属学部，命运也相同。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一天，钱钟书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怪头，亏得杨绛一向是钱钟书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十”字。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当时学部的人在背后煞了眼地辩：“看人家钱钟书一对儿，越老越年轻，越老越风流！”他们在这场灾难中不消沉，不畏缩，不卑不亢地做人。

   1969年，钱钟书被下放到河南干校，临走那天，杨绛及女儿、女婿王得一拿着大包小包哭着为他送行。钱钟书不等车开就催他们回去，免得看见他们难过的样子。车子开走了，把杨绛的心也带走了。

   1970年，杨绛也下放到河南干校。下干校那天，只有女儿为她默默地送行，女婿王得一已于一个月前因军宣队批斗迫害自杀了。车子启动了，母女二人欲哭无泪地挥手作别。杨绛被安排在菜园班看菜园。她这个菜园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远，钱钟书此时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两人坐在水渠边晒晒太阳、谈谈话。钱钟书还经常写信给她，写些所见所闻、杂感、笑话和诗词。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

   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2年才结束。

   “文革”结束后，钱钟书杨绛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钱钟书夫妇俩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终日沉入自己的学问事业。被选为政协委员的钱钟书也总是因病“逃会”，不理“政事”。如今，钱钟书、杨绛都是八十七八岁高龄的老人了，对他们来说，一切的名利都如浮云，唯有时间重于黄金。他们对人生这一关早已参透，乐乎天命，任其自然。

叮叮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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