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程亚文：“学者”政治家的悲剧

“学者”政治家的悲剧

   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苏联会不会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会不会继续维持？两极格局会不会终结？在戈尔巴乔夫下台和苏联解体后，人们一直没有停止过询问这些问题。一个曾经有过无限荣光、主宰过半个地球的大帝国，顷刻之间化为历史，难免会引来人们无限的感伤、嗟叹和猜测，人们又不能不把疑问聚集在帝国的领导者身上，特别是最高掌权者在其中的作用。是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晚期苏联帝国的命运，全系于戈尔巴乔夫一身？无疑，低估领导人物对国家、世界与历史的影响，是错误的，在某些关键时刻，他们可能加速历史中本就存在的那些活动因素，从而看起来，像是他们“创造了历史”，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戈尔巴乔夫，俄罗斯和苏联历史中本身就已存在的机缘，又会不会因这样那样的催化剂，导演出类似的过程与结果呢？后者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因此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戈尔巴乔夫，看起来又并不太公平，虽然它很省事。


   一、“理想主义”政治家

   如果一定要从领袖人物的精神气质的角度来透视苏联解体，那么，戈尔巴乔夫身上鲜明的理想主义色彩，或许注定了他的国家及他个人的最后失败。

   戈尔巴乔夫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契尔年科老迈而逝、戈尔巴乔夫继任成为老大苏联帝国的掌门人后，正值盛年的戈尔巴乔夫，发现自己的国家已经积弊丛生、衰像流溢：“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百分之十六，而是百分之四十！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不是百分之六，而是百分之二十。两百五十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两百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更为可怕的是，这个国家积焉已久的官僚体制，已经高度利益化集团化，早就失去了自我创新和自我改造的动力。改革！这位帝国的新掌权者，感觉正处在一个国家历史的转折点，而自己的使命，就是去推动转折。

   一个丧失了活力的国家，通过变革发奋图强恢复青春，自然是需要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许多时间里，戈尔巴乔夫——这位超级大国的最高领导者，一次次成了媒体的宠儿，他以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和动作，如“新思维”、“公开性”、“多元化”，等等等等，给他治下的人民带来了惊奇，也让整个世界对他刮目相看。戈尔巴乔夫意在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起一个新世界。他觉得，一个封闭的社会是不正常的，因此他破除了舆论宣传的控制，让报纸杂志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他认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排除政治暗箱，因此他不遗余力，将政治局的决策过程公之于众；他认识到，民主不应当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因此他破天荒地将苏共的权力移交给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他还思考着，中央集权是反现代文明主流的，因此他积极推动权力下放，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威。

   戈尔巴乔夫的这些努力令人惊讶，有哪个君主、哪位政治家会愿意自我放弃手中的权力呢？但戈尔巴乔夫的确做了，看不出来他有多少被迫的成分。他这样做，合理的解释便只能是他自己内心的信念，即对一个自由、民主、人道、透明社会的理想与期待。他希望在挥舞着理想的旗帜、描绘着美好社会的蓝图的时候，一夜之间，苏联国家就由他心目中的“丑小鸭”变成“白天鹅”。“天翻地覆”，多少人都这样去向往，戈尔巴乔夫也不例外。

   戈尔巴乔夫的理想主义冲动并不仅限于国内的政治改革，他发现自己所面对的世界同样是不完美的，这种不完美的场景同样需要改变。在他当政期间，“全人类利益”成为他口中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语。而他对“全人类”的理解是：“必须把整个社会、各个社会阶层的利益，而不是某一个阶级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而且，要“承认世界范围的全人类利益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他还提出：一个国家的安全不能建筑在其他国家的不安全上。1990年，他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便说：“我从这里的论点出发：一个现代国家，如果在国内国际事务中奉行将本国人民利益与国际利益相结合的方针，它就值得声援。”

   正是在戈尔巴乔夫的宽容、谦让甚至是穿针引线式的努力，世界政治的版图的确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苏联实现了从阿富汗撤军；美苏签署削减弹道导弹条约；原先苏联的那些卫星国，纷纷脱离了帝国的控制，在经历动乱后成为“民主”国家；分立四十余年的两德实现了统一。戈尔巴乔夫从这些变化中，赢得了一时的国际赞誉。但与此同时，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苏联帝国，却也逐渐在此过程中分崩离析。他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与他所泛泛而言的“全人类利益”实现结合了吗？


   二、现实世界的诘难

   戈尔巴乔夫是从愿望而不是从现实来考虑问题和制定政策的。这一点从他的回忆录中仍可见一斑。在他的理想中，苏联社会是差强人意的，而美利坚民族的利己主义思想，大概比苏联还要严重，“因为，比如说，很难让美国人相信，说他们应该对国际社会的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不仅是因为美国这个国家比其他国家富有，而首先是因为它消费的资源比别的国家要多几十倍乃至几百倍，其大量工业废弃物严重影响着世界的气候”。戈尔巴乔夫期望在他的面前，出现一个理想世界。他也把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作为他努力的方向和目标。然而现实的世界又如何呢？

   当为着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不息”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没有料到，他的那些西方朋友，是在用现实主义的态度考虑着自己和自己的事业。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克劳瑟默在苏联局势动荡、戈尔巴乔夫地位岌岌可危时写道：“由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每一天，就是使苏联进一步垮台的的一天。我们的最高利益，就是帮助他继续掌权。他在击退(保守势力)方面所作的事情，比(国务卿)杜勒斯所能梦想的还多。”〔2〕戈尔巴乔夫的大胆改革，曾经受到西方的热烈喝彩，在他所到之处，上至政治家下至青年学生，都对他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这也给了他继续改革的决心和意志。戈尔巴乔夫也曾多次访问美国，被里根与老布什奉为上宾，他也把后者视为值得打交道的“朋友”。按照那个专栏作家的推崇标准，美国就是为戈尔巴乔夫树立一个千百吨重的丰碑，也不为过，在与苏联集团争霸、并将其摧垮的过程中，谁能比苏联自己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起的作用大呢！然而，一旦时过境迁，使用价值降为零，谁还来看重你、记得你？

   在与那些精通权术的政治家的争斗中，戈尔巴乔夫节节败退：在国内他输给了叶利钦及其他苏联的葬送者们，在国外输给了里根、布什、科尔等“文明世界”的首脑。1989年，在两德统一前夕，苏联政府还把自己的政策基调放在维持德国分裂上，认为这更符合苏联的利益；当时的德国总理科尔也一再向戈尔巴夫保证：西德无意与民主德国在短期内统一。然而，在保证“只过了两周”后，科尔便“在联邦议会上提出了在联邦的基础上统一德国的计划，并且作为实施这一计划的先决条件，对改变民主德国的内部制度提出了一系列实际上是最后通牒的要求”。戈尔巴乔夫被重重地欺骗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戈尔巴乔夫显然没有深刻领会自己的所谓“理想”，对自己的国家和本人意味着什么。在下台之后，他似乎仍然对此察之不详。在朝花夕拾的回忆中，他对过往时光的经历和现实世界一再表达的是遗憾：“情况非常复杂，要为生存而斗争，为解决许多全球性问题而斗争，为和平和有尊严的未来而斗争。”戈尔巴乔夫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当作“遗憾”，也就说明，更多时候他是沉浸在自己制造的空中楼阁中，而不愿意承认和面对现实的局限。实际上，一个美满的世界从来只会存在于想象中，而不可能在人类生活中真正出现，那么，面对一个充满复杂、残酷与斗争的现实世界，就几乎永久是人类生活之常。

   戈尔巴乔夫基于未来而不是基于现实的理想主义，由于没有现实的土壤作为依托，他的落败实无悬疑。不过，人们更应该看到的，是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些后果大都与他的愿望背道而驰。最需要提起的是两个方面：其一是苏联消亡对原苏联民众的伤害，它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的俄罗斯及其他国家。在当年的“公平”社会消失之后，今天的俄罗斯社会贫富极度分化，民众的健康水平严重下降，社会吸毒和各种犯罪率迅速上升，人口在近十余年里每年减少一百二十万。统计表明，转轨之后出现的商业精英的百分之五十八、政治精英的百分之七十一，平均数可能是百分之六十一，基本上是来自前苏联的官员，富豪控制了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国内经济〔3〕。再一个就是原苏联版图上的一些国家的战争与内战，在苏联解体后一直此起彼伏、绵延不已。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战争及车臣战争就不说了，格鲁吉亚的内乱同样令世人侧目，而所谓“中亚破碎地带”及其中的国家、种族、文明间的紧张关系，也成为当下世界的一个动乱之源。


   三、改革，及其限度

   对于政治家来说，有高尚的道德理想当然不是坏事，没有理想和热情的政治家肯定不是好的政治家，然而，仅仅在道德上高尚、有理想主义冲动，却远不足支撑起一个好的政治家的基本素养，一个政治家是否合格称职，归根结底还是要询问他所有决策的结果，而不是他在行为过程中的个人品德。如果不能产生国家、社会和民众所需要、确实能够造福于一个时代的业绩，他所有所谓高尚的情操、超越的理想将都不过是花拳绣脚。换言之，如果这些有意无意的政治做秀反而给一个国家带来了灾难，那么，这样的政治家同样不能免于指责。对政治家的评判从来就不是看他是怎样做的，而是看他做了什么，尽管古希腊的柏拉图和古中国的孔子，不约而同地都把“哲人王”作为国家统治者的衡量标准，但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里所主张的像狮子一样凶猛、像狐狸一样的狡黠的国家治理者，事实上才真正构成历史的有力推进剂，即他们的成功与失败部分塑造了我们见到的这个世界，并且已经坚实地成为我们思考与把握当下未来的主要精神资源。

   道德，不是套在政治家头上的紧箍咒，绝对化的理念所产生的，往往是反道德的结果。在深明这一层道理的人们当中，那位既做过出色的学者、自身又曾经是一位亨誉世界的政治家的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对此就感慨甚深。作为一位同样运筹过一个超级大国的内政外交的人，这位智者在卸职之后如是说：“一个局外人，从绝对观点考虑问题，他是从概念上来判定是非的。而一个政治领导人却没有这样舒服的事。他很少能够不分阶段就达到他的目标。任何一个局部的步骤，从德行上来说，本来就不会是完美无缺的，但是，没有这个局部，就不可能有接近于完美的德行。”〔4〕在基辛格眼里，“如果说历史有任何教育意义的话，那么其教育意义就在于：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而“是否愿意照这条良好的路线走，是标志着学者——或者任何局外人——的道德观和政治家的道德观之间的区别”〔5〕。基辛格似乎说中了戈尔巴乔夫，后者恰恰是按绝对概念来行事，以打破平衡而不是设法建造平衡为实践纲领，他更像学者、局外人而不是政治家。“政治家的责任是对一个瞬息进行斗争，而且不要追求永垂青史”〔6〕，但戈尔巴乔夫分明是在为“永垂青史”而强制了每“一个瞬息”，他忘记了具体的历史过程里自己的国家和人类的难以跨越的局限。作为一位政治家，戈尔巴乔夫因此不能说名副其实。

   一个无视权术、只有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是“一个高尚的人”，但却不适合于担任国家领导者的大任。道德理想是政治家心灵中永恒的天道，政治家要永远为这个心目中的天道而奋斗，但这个天道，是作为抽象的原理而不是作为具体的行为准则来展现的。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的是，太在意历史过程中的道德性，事与愿违，自己实际上扮演的是永恒天道的仇敌。

   政治家命中注定的是，首先考虑的事情是行动。行动自有行动的逻辑，它会与思想的逻辑有所重合，但又并不完全等同，甚至可能相去遥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曾一心希冀建立起国际联盟的美国前总统威尔逊，在参予巴黎和会之后曾深有感触地说：会思想的人不会行动，会行动的人不会思想。思想和行动为什么不能处在同一空间呢？那位因“水门事件”而黯然下台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对此所作的总结乃是：政治是一门艺术而非科学，它无法以确定的准绳作为指导。

   戈尔巴乔夫是一位好的思想者，直到今天，他所提出的那些国内国际的美好设想，还不能说是错误的，相反，它们依然值得人类去永远追求，但作为一个行动者的戈尔巴乔夫分明又并没有理解什么是政治。在他的手中，政治，成了一个至少可以在思想上确定的物质。“民主”、“自由”、“公正”、“人类和平”，当思想家们描绘出一个个关于人类社会的“应然”时，戈尔巴乔夫把它们绝对化为当下行为的准则，率先在思想上“超前”了，然而他的国家如何呢？

   1991年10月，世界银行行长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在听了后者对苏联艰难改革的情况介绍后说：“……这是一种倾向的一个部分。但是你们这艘船船体又大，乘务人员又比较复杂。”与小国家不同，一个超级大国要想实现转型，它转变的半径也会比一般国家要大几个倍值，这是苏联国家的“实然”。然而戈尔巴乔夫似乎并没有对这个“实然”有充分的认识和尊重。苏联解体之后，他在思索苏联改革失败的原因时仍这样写道：“我们在摒弃一种官僚行政的制度，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另外一种民主的、法治的制度。”在他眼中，“一种官僚行政的制度”与“一种民主的、法治的制度”是截然对立的。在用这种绝对两分的观念来指引苏联改革的时候，不言而喻，戈尔巴乔夫所做的工作，是“另起炉灶”，而不是“创造性的转换”，因为他没有领悟到改革的限度。

   实际上，指导戈尔巴乔夫展开其行动的那些准则，在具体的时空中都是成问题的。1991年3月，在“社会力量、民族力量和政治力量放手进行斗争的时期”，苏联国家已因内讧而面临四分五裂的危险，原先是“总书记”、此时已为“总统”的戈尔巴乔夫，为保存国家的完整性，竟乞灵于了“公民投票”。他以为，“全民公投”式的“现代合法性政治”，将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和本人的政治前途提供救命的稻草。几次公民投票，虽然“主张整体联合的力量毫无争议地、令人信服地战胜了分裂国家、搞垮国家的力量”，戈尔巴乔夫不无忧伤地写道，“但这并没有阻止住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别洛韦日密林聚会”。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希望保留苏联的“公投”结果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在一个国家成为一个国家之后，是选择统一还是分裂，无论在古代或是在今天，通行的准则都不是由投票来决定，主权问题是不能“民主化”和随意讨论的。然而戈尔巴乔夫又是如何思考和如何做的呢？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戈尔巴乔夫的另一种观念也曾为世人高调称道。他说：“要承认全世界范围的全人类价值高于个别一些国家的利益。”在1991年的新年祝酒词中，他还说：“在考虑明天的时候，我们不能把自己的命运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分离开来。”戈尔巴乔夫所主张的“全人类利益”使他获得了199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他在任上果断停止阿富汗战争，无可置疑是一善举，但问题是，当“自己的命运”都已经无从谈起的时候，所谓“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于自身又有什么意义呢？在“命运”的时刻，作为政治家，难道首先不是要对自己治下的国家和民众负责，为他们的福祉而奋斗吗？一种无视“自己的命运”的国际主义或者世界主义，尽管听起了高尚纯洁，但如果这样的超迈理想，是以某一个国家的牺牲作为前提，谁又该为这个国家的牺牲作出补偿呢？一个相互关联的世界当然不能缺少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但这些“主义”只能在每一个国家的合法利益都得到充分保障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否则，它就不过是一团幻影，华而不实，百损无益。

   戈尔巴乔夫的失误，也许又并不在于是因为有太多“理想”盘旋于他的头脑，而关键的问题可能是：在理想主义的冲动折磨着一个人的精神时，他是否能够又以现实主义的意志予以清醒地调节。例如，同样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威尔逊，在他首先提出建立国际联盟的设想后，其国家却出人意料地并没有参与一战之后国际联盟的建设工作。一种单纯的理想主义注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尼克松深有感触地提醒政治家们，宣称，值得实践的不是百分之百的“理想”，也不是百分之百的“现实”，而是“理想的现实主义”或“现实的理想主义”。


   四、“集权”的可能性

   作为一个执掌着权柄的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真正领悟“权力”这两个字的含义。政治家不能理解权力在这个世界的存在意义，它的结果是致命的。正如那位倡导在必要时刻要懂得“节制”之道的俾斯麦、在老年的时候一度忧心于新继位的腓特烈皇帝的自由主义热情一样，苏联国内的那些意识到苏联国家安全的人，也曾经深深忧虑于戈尔巴乔夫政策对苏联的可怕影响。

   似乎可以试着去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悲剧英雄，至少他正视了晚期苏联社会存在的那些问题。他的悲剧在于，他所选择的改革路径并不恰当，致使改革不能在苏联继续下去，最后葬送国家本身。或许又应该说，他致力于改革的决心、勇气与所选择的方向，都是没有疑问的，关键乃是在于，在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他没有以现实主义者的态度，想方设法控制住改革中的诸多变数。当然，似乎还可以说，对于痛入膏肓的晚期苏联而言，其实根本已无路可走，什么样的改革路径因此都已不重要，最后的结局都是死路一条。

   在这里，我们且不去说，一个不谙权力真义的政治家是如何导致了他的内外政策的失败；而要说的是，在专注于国内政治的时候，政治家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权力呢？

   在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已不复存在后，戈尔巴乔夫还在喃喃自语：“我们在创记录的短时间内进行了自由选举，建立了议会，实行了多党制，使组织反对派成为可能——一句话，使社会有了政治自由。”戈尔巴乔夫把这些视为自己的政绩。的确，在他主宰苏联的那些岁月里，苏联社会实现了权力下放和权力转移，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央的权力逐步弱化的同时，苏联议会、各政党和作为地方的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州的权力得到了提升。一个极权的社会有无必要放松权力的神经？答案应该不言自明。从这点来说，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弄错，一个通管一切的政府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不正常的。然而，一个软弱无力、没有权威、一切都管理不了的中央政府，是否又正常呢？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理想无疑是“小政府”，可惜，在弱化一个“大而强的政府”的过程中，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心目中的理想政府，其实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尽管建立温和谦恭的“小政府”，不仅是戈尔巴乔夫，也是芸芸大众们的经常性愿望，尽管人们一再相信，“小政府”才反映了人类的政治正义，可是历史给予人们的是另一种解答。现实世界就是现实世界，一种绝对“好”的文化是人类所无法生产的，一种相对合理的政治文化，在晚近以来的人类历程中则是这样铺展的：诸多无政府状态的、无中央宏观控制能力的地方性乃至帝国性的政权逐渐被整合或被瓦解，诸多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行动有力的政权逐渐走上前台并主宰起人类政治生活的版图。“现代社会始终并且必然是集权的，这是因为维持秩序只是一个机构或者一群机构的任务，而不是分散在全社会里的。”〔7〕一位叫厄内斯特·盖尔纳的英国学者如是说。而德国哲人马克斯·韦伯，也早就说过类似的话：现代民族国家乃“权力集装器”。

   一个集权的社会似乎不符合人们的愿望，然而事实毕竟就是事实。在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曾言有所衷地说：“我喜欢美国人和他们那种自然、大方、民主、坚强的性格，当然还有他们对自由的崇尚。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差别太大，别人想要适应它谈何容易。”就是这个美国，这个“小政府”理想的产生之地，戈尔巴乔夫心目中的政治圣域，在政府权力的变迁上，所走过的又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戈尔巴乔夫恐怕会大跌眼镜。

   在美国独立战争刚刚结束的二百余年前，当时还是作为独立“国家”的北美十三块殖民地，包括杰弗逊在内的美国革命的政治精英们，就曾经坚持要在北美大陆应当建立起“小政府”。事实上这样的“小政府”也一度在北美大陆建立起来过，那就是在独立战争之后，北美十三块殖民地根据大陆议会通过的《邦联条例》，组成了松散的邦联制国家。这个理想化的“小政府”其命运又如何呢？后来的历史人所共知，美国革命的政治精英们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与斗争，还是在北美建立起了统一有序的联邦制中央集权国家。关于这一点，法国哲人托克维尔慧眼独具，他所说的这句话直到现在仍应该引起我们的反思：“美国不仅是一个共和国，而且是一个联邦。但是在美国，国家权威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当时欧洲一些君主专制大国还要集权。”〔8〕作为例证，他还特意指出，在欧洲的西班牙，某些省份有权制定本省的税法，而这些权力按其本质来说是属于国家的；而在美国，只有国会有权调整各州之间的商业关系。

   美国后来建立的政府机制，绝对不是什么“小而弱的政府”。考察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历程可知，与人们的想象显著不同，世界上最“自由、民主”的一个国家，它的历史不是一个逐渐弱化政府权力的历史，而是一个不断加强政府权力的历史。

   美国为什么最终还是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问题值得今天的人们深思。我们的思考可能有两种方向，一种是伦理主义的，一种是历史主义的。按照伦理主义的道德化构想，无论如何，美国建立强大政府都是一种丑恶。然而，一个弱小的政府真的就是一种“善”吗？历史总是与人们的良好意愿唱反调。在美国作为一个邦联制国家且政府弱小的那些年份，横亘于美国社会的，不是旧大陆军的起义，就是农民骚乱，独立后的北美新国家，没有一天得安宁，民众无日不在动乱中。一个缺乏基本秩序、民众权利也因此无法得到保障的社会，当然也不符合人们的理想，于是，在普遍的无序中，联邦主义开始在美国兴起，麦迪逊、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开始致力于把美国建设成为统一有序的联邦制国家。这不能不被视为一种必然，反映了历史本身的意志。结果，他们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后来的美国历届政府，即便是在如杰弗逊这样的民主共和党人执政时期，也都将联邦党人所信奉的国家原则，贯彻到了政府机构的设置中。美国今天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与美国建国后建立起中央集权体制密不可分的。

   “美国最初建立的第一个邦联之所以未能存继下去，也是因为它的政府过于软弱。”〔9〕托克维尔的这句话，表明了一个历史主义者的远见。一个软弱无力的政府几乎可以认为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不能履行政府存在的最基本的理由：维持秩序。而不能维持、建立秩序，则又意味着无法有效地保障民众的权利，甚至还会产生一些“不道德”的后果，如战争、冲突与社会动乱。

   历史常常会背离我们的愿望，即美好的假设不能保证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在“小政府”的问题上，放弃单纯的伦理主义，而树立起宿命性的历史感，多从结果上来考虑善恶因缘，也许是需要的。德国哲人马克斯·韦伯对此早就明了于胸，在他的视野下，意图伦理曾给人类世界制造了无穷痛苦。这是对的。历史是操作性的，它并不一味服从于高尚道德的安排。戈尔巴乔夫的“人类情怀”与“小政府”情结，在道德上无可挑剔，然而，因中央权威受到削弱而导致的苏联解体，到底给这块大地上的人们以及整个人类世界带来了什么呢？苏联解体事实上是打开了盛满“罪恶”的潘多拉魔盒。一个极权国家的中央权威受到削弱，本身没有什么，如果一个政权不能顺应民意、取得民众的认同，那么，该倒台的政权还是应该倒台，但是，如果一个政权的倒台，带来的是战争与冲突，那么，小而弱的政府的理想主义追求，实际上却又是“不道德”的。

   小善之下，往往隐藏着真正的罪恶。对戈尔巴乔夫未能有效维持苏联中央政府的权威并导致苏联解体，未来历史将会有新的价值判定。其实，回顾冷战结束以来那些牵动世界的大灾大难，又有多少与政府无力没有关系呢？

   或许应该这样说：“小政府”即使存在，也并不等于弱政府；极权政府的权力转移和权力下放，实际上有着它的限度。如果视强有力的政府乃是一种“恶”，那么，这是一种必要的“恶”，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它所追求的是相对的合理性，是为产出所必须付出的成本。有此小恶，才能防患大恶，否则，一个国家冲突乃至战争不止，不仅这个国家的民众受苦受难，它还可能外溢，对整个人类造成苦痛。尤其是对于多种族、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大国来说，建设强有力的中央政权，维护国家的权威与秩序，乃是无可奈何而又必须的选择。也因为中央政权软弱、大国解体可能造成的危险，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就曾指出：大国解体并非人类政治的常态，它是“不道德”的。

   对“小政府”的追求只能代表着人类的一种理想，而不能作为一种现实选择。我们往往因为过于迷恋道德的外衣，而给自身制造了铭心刻骨的灾难。这是一次次深刻的教训，它要求我们谨慎地对待一切表面看来美好的假设。今天，我们从俄罗斯总统普京重新致力于树立中央权威、加强中央政府权力的的举措中，又不难体会到历史意志的不可违背性，即俄罗斯人用“彼得大帝”来形容他们的新领导人普京。而“彼得大帝”对俄罗斯的历史意味着什么呢？

   注释：

   〔1〕〔2〕司马达：《戈尔巴乔夫失落岁月空悠悠》，《联合早报》(新加坡)2003年9月25日。

   〔3〕“经济学家李建民：俄首富被捕与安大线无关”，news.sohu.com,2003年10月31日；《普京新年盛赞俄新出生人口增长》，《联合早报》(新加坡)2004年1月1日。

   〔4〕〔5〕〔6〕(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70、70、71页。

   〔7〕(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8〕〔9〕(法)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28～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