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军到底是谁断送的？

0402040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与入侵外敌交战时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它又是近代史以至现代史上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首当其冲的是多年惨淡经营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一切后果由此蔓延扩展。战争双方装备实力与最终结局反差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深思。

　　北洋水师是一支付出了巨大投入的舰队。有人统计，不算南洋海军和广东、福建水师，仅建成北洋海军就耗银3000万两。另有统计说，清廷为海军的总投资在1亿两白银上下，等于每年拿出300多万两白银用于海军建设，平均占年财政收入的4%强，个别年份超过10%。这样的数目与比例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谓不高。

　　北洋水师在装甲和火炮口径方面一直保持优势。排水量7335吨的“定远”、“镇远”两舰是亚洲最令人生畏的军舰，属于当时世界较先进的铁甲堡式铁甲舰。黄海大战中，“定”、“镇”两舰“中数百弹，又被松岛之十三寸大弹击中数次，而曾无一弹之钻入，死者亦不见其多”，皆证明它们是威力极强的海战利器。

　　火炮方面据日方记载，200毫米以上大口径的火炮日、中两舰队为11门对21门，我方记载此口径火炮北洋舰队则有26门，优势更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也有92∶50的优势。日方只在中口径火炮方面以209∶141占优。当然因为中口径炮多为速射炮，所以日方在火炮射速方面的优势还是明显的。但因为大、小口径火炮北洋舰队的优势同样不小，所以不能说火炮全部是日方占优。
　　再看看船速方面的差距。就平均船速说，日舰快1.44节，优势似乎不像人们形容得那么大。有人说北洋舰队将10舰编为一队，使高速舰只失速达8节，不利争取主动，那么日本舰队中也有航速很低的炮舰，其舰队失速亦不在北洋舰队之下。

　　流行的说法是，北洋海军自1888年后未添船购炮，已难以一战。但从以上可看出，不论就哪一个方面说，北洋舰队也远未到不能一战的地步。1894年5月下旬李鸿章校阅北洋海军，奏称：“北洋各舰及广东三船沿途行驶操演，船阵整齐变化，雁行鱼贯，操纵自如……以鱼雷六艇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于驶行之际，击穹远之靶，发速中多。经远一船，发十六炮，中至十五。广东三船，中靶亦在七成以上。”“夜间合操，水师全军万炮并发，起止如一。英、法、俄、日各国，均以兵船来观，称为节制精严。”

　　若不是出于此种自信，清廷不会在这篇奏折上奏两个月之后毅然下诏对日宣战。

　　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仗吗?

　　舰队是实力相当的舰队，结局却是一边倒的结局。多种资料证明，北洋海军在一片承平的中后期，军风被各种习气严重毒化。

　　《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总兵以下各官，皆终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馆。”提督丁汝昌则在海军公所所在地刘公岛盖铺屋，出租给各将领居住，以致“夜间住岸者，一船有半”。对这种视章程为儿戏的举动，李鸿章以“武夫难拘绳墨”为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到对日宣战前一日，他才急电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旧时称低级武职）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样规定不得酗酒聚赌，违者严惩。但“定远”舰水兵在管带室门口赌博，却无人过问；甚至提督也侧身其间：“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见海军提督正与巡兵团同坐斗竹牌也。”

　　清廷兵部所定《处分则例》规定：“官员宿娼者革职。”但“每北洋封冻，海军岁例巡南洋，率淫赌于香港、上海，识者早忧之”。在北洋舰队最为艰难的威海之战后期，“来远”、“威远”被日军鱼雷艇夜袭击沉。“是夜‘来远’管带邱宝仁、‘威远’管带林颖启登岸逐声妓未归，擅弃职守，苟且偷生”。

　　章程规定的船制与保养也形同虚设。舰船一是不保养，一是挪作他用。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谈过一段对中国舰艇的观感：“中国水雷船排列海边，无人掌管，外则铁锈堆积，内则秽污狼藉，业已无可驶用。”舰队后期实行行船公费管带包干，节余归己，更使各船管带平时惜费应付，鲜于保养维修，结果战时后果严重。“致远”、“靖远”两舰截门橡皮年久破烂，一直未加整修，致使两舰在海战时中炮后速即沉没。

　　至于舰船不作常年训练而挪作他用，则已不是海军的个别现象了。“南洋‘元凯’、‘超武’兵船，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并不巡缉海面”；北洋以军舰走私贩运，搭载旅客，为各衙门赚取银两。在这种风气下，舰队内部投亲攀友，结党营私。海军大半闽人，水师提督、淮人陆将丁汝昌“孤寄群闽人之上，遂为闽党所制，威令不行”。黄海之战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闽党之首刘步蟾则被人们称为“实际上之提督者”。总教习琅威理“督操极严，军官多闽人，颇恶之。右翼总兵刘步蟾与有违言，不相能，乃以计逐琅威理”。“督带粤人邓世昌，素忠勇，闽人素忌之”；“‘致远’战酣，闽人相视不救”。这支新式军队的风气如此之快就与八旗绿营的腐败军风无二。

这支军队为啥听不到真话？

　　舰队腐败风气的发展很快发展为训练中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平日操练炮靶、雷靶，唯船动而靶不动”；每次演习打靶总是“预量码数，设置浮标，遵标行驶，码数已知，放固易中”；“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空给观者以威力强大的假象，博得官爵利禄的实惠。最后发展到1894年大阅海军时，“定”、“镇”两艘铁甲舰305毫米主炮的战时用弹仅存3枚(“定远”1枚，“镇远”2枚），只有练习用弹“库藏尚丰”。虽然“前此一年，鸿章已从汉纳根之议，令制巨弹，备战斗舰用”，却一直没有落实。而这时战争已迫在眉睫。与备战如此相关的事宜既不见刘步蟾、林泰曾两管带向丁汝昌报告，又不见丁汝昌向李鸿章报告。不管北洋舰队内部提督、总兵、管带之间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其全军覆灭，“定”、“镇”两舰到底有几枚305毫米主炮战时用弹，人人讳莫如深。就此一项，北洋舰队大口径火炮方面的优势立成乌有。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海战中两舰之主炮在绝大部分时间内，一直在用练习弹与敌舰作战。

　　歌舞升平中弄虚作假，战火硝烟中便代以谎报军情。

　　丰岛海战，“广乙”沉没，“济远”受伤。北洋海军首战失利。但丁汝昌报李鸿章：“风闻日本提督阵亡，‘吉野’伤重，中途沉没。”

　　黄海海战，丁汝昌跌伤，舰队失去指挥，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仓促开炮震塌飞桥所致，奏报却成为“日船排炮将‘定远’望台打坏，丁脚夹于铁木之中，身不能动”(至今我们一些学术文章还在引用这样的观点）；丁汝昌还向李鸿章报称“敌忽以鱼雷快船直攻‘定远’，尚未驶到，‘致远’开足机轮驶出‘定远’之前，即将来船攻沉。倭船以鱼雷轰击‘致远’，旋亦沉没”；实则日方舰队中根本没有鱼雷快船，“致远”在沉没前也未曾“将来船攻沉”。

　　此战北洋海军损失“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5舰，日舰一艘未沉。李鸿章却电军机处“我失四船，日沉三船”；又奏“据海军提督丁汝昌呈称……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岸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覆”。日舰竟然携一艘“装马步兵千余”的运兵船来寻北洋舰队决战，完全是无稽之谈。其为掩盖失败而说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场我方损失严重的败仗却被丁、李两人形容为“以寡击众，转败为功”；而且“若非‘济远’、‘广甲’相继逃遁，牵乱全队，必可大获全胜”。清廷也以为“东沟之战，倭船伤重”，“邓世昌首先冲阵，攻毁敌船”，“沉倭船三只，余多受重伤”，由此给予大力褒奖。一时间除参战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进自我欣慰的虚假光环。不能战，以为能战；本已败，以为平，或以为胜；严重加剧了对局势的错误判断。

　　虽然北洋海军上报击沉的日舰后来纷纷出现在围攻威海的日舰行列中，但直至全军覆灭那一天，谎报军情未曾中止。1894年11月，“镇远”舰在归威海港时为避水雷浮标，误触礁石，“伤机器舱，裂口三丈余，宽五尺”。管带林泰曾见破损严重难以修复，深感责任重大，自杀身亡。这样一起严重事故经丁汝昌、李鸿章层层奏报，就成了“‘镇远’擦伤”，具体是“进港时为水雷浮鼓擦伤多处”，具体损伤状况则瞒而不报，以致清廷信以为真，下谕旨称“林泰曾胆小，为何派令当此重任？”

　　有的谎报军情使作战计划都发生改变。1895年2月，一鱼雷艇管带王平驾艇带头出逃，至烟台后先谎称丁汝昌令其率军冲出，再谎称威海已失。陆路援兵得知此讯，遂撤销了对威海的增援。陆路撤援成为威海防卫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敌，军风至此，军纪至此，不由不亡。

　　为何说先进的武器本身不是战斗力？

　　北洋舰队的覆灭震惊中外。英国远东舰队司令曾评论说，北洋海军“观其外貌，大可一决雌雄于海国”。他只看到了这支舰队的外貌。亲历战斗全过程的洋员泰莱对这支舰队评论如下：“如大树然，虫蛀入根，观其外特一小孔耳，岂知腹已半腐”，可谓切中要害之语。

　　应该说舰队广大官兵作战异常英勇，包括外籍雇员对此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其宁死不退、誓与军舰共存亡之气概对今人仍是极大的激励。

　　但对军人来说，胜利没有替代品。至今仍有人以为北洋舰队败于船速炮速，败于经费不足。同是战斗舰，只备有一两枚主炮实弹去作战的海军有再强的兵器也归于无用。同是鱼雷艇，我方管带王平等人驾艇冒死冲出港外争相逃命之时，日方艇长铃木贯太郎却率艇冒死冲入港内，创下了世界近代海战史上鱼雷艇首次成功夜袭军舰的战例。其中之差距是多拨一些经费就可弥补的么？单就军事来说，甲午战争中最令人铭心刻骨的结局莫过于庞大的北洋舰队整体覆灭的同时，对方舰队竟然一艘未沉。就此一点，任何经费短绌方面的探索、船速炮速方面的考证，以至对叛徒逃兵的声讨和对英雄壮烈的讴歌，在这个残酷事实面前皆成了苍白无力的开脱。

　　甲午之败，腐败使然，有政治的腐败，更有军事的腐败。可以计算一下，在日本联合舰队开炮以前，我们自己内部有多少人参加了埋葬这支舰队的工作。他们有的本是海军积极的筹建者，为此上下呼吁，四处奔走；有的则是舰队指挥者和战斗参加者，最终随战舰的沉没而自杀身亡。他们的悲剧又何尝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在那个政治腐败、军纪废弛的社会环境中，一切都因循往复，形成一个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锁链。政权建立了军队，又腐蚀着它；军队维护着政权，又瓦解了它。它们本想极力避免但结果却加速了那个无法避免的过程。在这其中，它们互为牺牲品。

　　对当今的军人来说，一个再大不过的教训就是：武器本身并不是战斗力，哪怕是再先进的武器。任何武器的效用皆要通过人去实现。从这一点上来说，北洋海军之失败实属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