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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5按：《读书》的影响力自不必说，但近来她的魅力大减，原因是多方面的。以下调查反映了部分事实。文章长了点，耐心读，相信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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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调查报告
鸡年春节刚过，2月12日，在文化思想类网络论坛中颇有影响的世纪沙龙上，一个帖子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帖子标题是《关于更换《读书》主编的呼吁书》（以下简称《呼吁书》）。署名“另我”。
《呼吁书》对近年来的《读书》杂志提出尖锐批评：
从98年起,《读书》离“思想解放”越来越远。也没成为它自己标榜的“公共论坛”，基本上成了“新左”阵营……现在的《读书》几乎看不到什么争鸣文章……
帖子呼吁：
《读书》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读书》，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一面旗帜（至少曾经是这样）,不换主编（汪晖——编者注）,《读书》没希望。
帖子甚至给出了接任汪晖的具体人选：陈平原和徐友渔。
该贴发表后，一场围绕一本杂志的大论争就此展开，截至记者发稿，该帖观战人次已达5542，其间甚至发生删贴之争乃至激于意气的的攻击谩骂。
一本普通的32开的并不厚的杂志,何以牵动了这么多读书人的情感和神经?就此，《外滩画报》（以下简称《外滩》）记者寻访了与之相关的诸多人士，试图追寻中国第一思想文化杂志在时代沉浮中自身命运的变化。
关于一本杂志的情感与记忆
很多老读者还记得1979年4月《读书》首期的辉煌，当期篇首文章，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一文喊出了历经浩劫的读书人的心声。自此，《读书》即以“思想解放的旗帜”得到广大知识界人士的认同和期许。
然而，经历26年的风雨，这面旗帜似乎有些黯淡。越来越多的人对她感到不满、失望。这些不满和失望主要有两类：文字风格上的晦涩难懂，成为曲高和寡的学术讲堂；思想立场上的“同人化”，用许多批评者的话来说，《读书》已经渐渐成为以主编汪晖为首的“新左阵营”。而今年年初，一篇名为《<读书 >不再飘扬的思想旗帜》（作者杨文凯），更加勾起诸多读书人对《读书》的复杂的情感和记忆。
至今陈明还记得《读书》从3.7 毛、4.2毛、 5毛、 5.5毛一路涨价到今天6元的历程。1979年，陈明还在湖南长沙读高二。一天，上海来的老师向同学推荐了《读书》。于是，他冒着毛毛细雨去邮局买了一本。“那时读《读书》，似懂非懂，更多不是知识上，而是思想、心灵、精神上的沟通。有种外省人对国家思想中枢动态的好奇心。” 26年后，陈明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原道》主编。
《读书》在时间中见证了中国思想界的分化。前任《读书》编辑部主任吴彬在接受《外滩》采访时，称每隔五年《读书》就有一些变化：“1979年—— 1984年，什么都破除的五年。1985年——1989年，文学寻根的年代。1990 年——1995年，反思80年代问题，重新建立学术规范的年代，也产生了文化低谷，那几年发行量只有5、6万册。1996年——1999年，知识界开始分化，出现众声喧哗，意见和意气之争。”
对《读书》成长有记忆的人，也见证了这种分化。“80年代的《读书》与我本人是比较契合的。我那时处身在思想成长的阶段，而且整个思想界也倾向于思想解放，大家都要去否定一些东西，所以是有共识的。当时的《读书》把西方思想引进来，为中国思想提供能量。80年代末出现思想上的萧条，南巡以后又有了起色。到了90年代，全球化问题、西方理论对中国学界的冲击等，这使很多人有了各自的方向。我自己也在寻找一个思想方向。也就是说，80年代，大家一起划船时，是共同否定一些观念，要离开一个地方，但是上了岸以后，大家各奔前程的时候，差异表现出来了。我非常清楚地经历了这个变化过程。” 陈明说道。
2000年，长江《读书》事件将郁积的“差异”爆发出来。当年度，汪晖以《汪晖自选集》一书获得首届长江《读书》奖之著作奖。他因身兼学术委员会召集人和《读书》执行主编的双重身份，受到众人质疑，后出现百位中国学者“长江读书奖风波”大讨论。在授奖辞中，汪晖表示将自己的奖金拿出来给其他同人办杂志。
“不怕晦涩，怕的是言之无物”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王达三将《读书》的问题归结为“四宗罪”，即“立场偏左、文风矫作、表述西化、问题脱节”四个方面：“立场偏左，使它包容性降低，甚至参入了门派之争或意气之争；文风矫作，不仅是语言晦涩的问题，更主要的是诸作者底气虚弱；表述西化，使它成为西方思想知识话语的跑马场，给人一种挟洋人自重的感觉；问题脱节，使它的一些作者拿西方的理论来强奸中国当下的场景和语境。”他在接受《外滩》采访时表示，不希望自己心目中的《读书》成为西方思想知识话语的传声筒，“二道贩子的命运既可悲又可怜！”
除去立场偏左的问题，后三宗罪更多与时代、当下学者通病有所联系。《读书》早期文学译介的清新风格是让很多读者至今难忘的原因。80年代末期开始就有人陆续对《读书》文风提出批评。1991年第8期，当时主编沈昌文还在读者来信指出矫情、老气横秋等问题。到汪晖接任执行主编以后，文风问题越发突出，至今争吵不休。
《外滩》记者查阅了25 年来的《读书》杂志，前两任主编陈原与沈昌文更为注重专栏、老作者和文学。金克木、吕叔湘、张中行、董鼎山、黄裳、王蒙等在《读书》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如董鼎山开设了“纽约航讯”、“纽约通讯”、“西窗漫笔”等专栏介绍美国文学。1983年，一位读者统计，文学类文章比例在《读书》占到60%。沈昌文任职的十年，延续此特点，开设了大量专栏介绍各国文学：冯亦代在“西书拾锦”专栏发表了81篇文章；吴岳添的“远眺巴黎”写了58篇关于法国文学的；李长声的 “日知漫录”、“东瀛孤灯”介绍日本文学和见闻；俄罗斯文学则有蓝英年的“寻墓者说”。此外，诗歌有王佐良的“读诗随笔”；音乐有辛丰年的“门外读乐”，李皖的“听者有心”；美术有尹吉男的“独自扣门”；翻译有董乐山的“译余废墨”；经济有樊纲的“现代经济学读书札记”；思想有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等等。这一时期，为增强思想性和可读性，沈昌文引介了新学人，如赵一凡、钱满素、张宽、崔之元、汪晖、樊纲和刘军宁等人（《阁楼人语》，作家出版社，沈昌文，第22页）。总的来说，“沈昌文时代的《读书》，文章很少直接针对现实，风格没有以前那么尖锐了（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8月）。”
到汪晖、黄平时期，作者专栏淡化，到现在已经没有踪迹。很多老作者因年事已高、去世等缘故少写或不能再写了。《外滩》记者统计，金克木在《读书》上共发表过113篇，冯亦代发表了199篇，黄裳108篇，董鼎山101篇，王蒙有90篇。至今还能在《读书》上看到文章的只有王蒙、黄裳以及坚持每期画漫画的丁聪。金克木、陈原、冯亦代等创办《读书》的老先生都已经先后逝世。《外滩》记者在三联书店遇见89岁的丁聪。问及漫画事宜，好开玩笑的丁聪说： “我真的已经画不动了，有人批评我是懒惰。”老作者群逐渐消失，逐步影响到文风以及思想的改变。
文学类文章大量减少，学术化倾向明显，思想类、政法类、建筑、考古、人文地理、国际关系一类文章增多。如1996年左右几次关于考古的座谈会、 2001年先后组办了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的座谈会等。这一转型也招致了不少批评，认为过于专业化，学术化，导致看不懂《读书》。网络上一个自称在读研究生就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中国图书商报书评编辑肖自强不赞同很多对《读书》的批评逻辑。他认为主要问题在于现代前沿的表现形态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的争论更多地牵涉到价值的选择和立论，更多一些人文科学，90年代所讨论的问题更富有技术性和操作性，更多一些社会科学。在80年代，人们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要不要市场化”、 “要不要全球化”和“要不要宪政化”等，而在90年代，这些问题就转变成“怎样市场化”、“怎样全球化”、“怎样宪政化”等。求解之道也因此更显得具体、复杂、琐碎和枯燥。”
对于文风晦涩，他的看法是：“我个人的感觉是，现在的《读书》如果有缺点，就是言之有物的文章少了。现代的学术条件和学术训练，使文章容易写了，但也容易使作者少了对一问题、一材料所作的久久的思索。知识有了，材料有了，思索没有了，这是这个快节奏时代的通病。言之有物的文章，如果有点晦涩，读者也要叫骂，我只能说这个读者太不向学了。因此不怕晦涩，怕的是言之无物。”
“现在不看了，我看不懂”
对《读书》的部分批评还来自于思想倾向，不仅仅是文风问题，批评者主要集中在知识分子群体。例如网络上批评主编没有兼容并包，未将杂志继续办成知识界的 “公共论坛”。这成为批评的要害。主编汪晖的学术背景和立场倾向，成为争论最大的话题。一些知识分子认为甘阳、崔之元、旷新年、王绍光、韩毓海等人的文章在《读书》数量上有所上升并且放在了显要位置。经记者调查：1979年以来，崔之元共计发表23篇文章，甘阳13篇，朱学勤8篇、刘军宁6篇、何清涟5 篇、徐友渔3篇。1998年以后，朱学勤、刘军宁的文章基本上没有了；这些学者的文章少发或没有发表，是因为《读书》不予以发表还是作者拒绝供稿？背后原因无从知晓。而甘阳、崔之元平均1年发1-3篇文章，基本放在封面予以突出，这可能也是造成非议的一大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汪晖、黄平时期的作者数量明显增加，更加多样化了。一般作者在每年《读书》出现频率都平均只有1-2次。特例有几次，2002年张鸣出现过 9篇、李庆西8篇，2000年摩罗8篇，以及冯象的“政法笔记”。1997年以后，更为频繁出现了这样一批作者：温铁军、冯象（20篇）、夏勇、强世功、李昌平、季卫东、卢周来、李小江、戴锦华、吕新雨、吴文光等。
在汪晖、黄平时期，《读书》关注当下问题也有所增加，尤其是三农问题（8篇）、全球化（17篇）、政治法律问题明显增多，女性主义、大众传媒研究也有所增加。 “讨论当下问题必须承担风险，因为这些文章都是为应对正在发生的当下现状写出来的，许多结论性看法，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 吴彬说道。
此外，批评者也经常会将《读书》三任主编进行比较，看其办刊风格有何不同。《读书》先后经历了三代主编的更替：1979～1986年，陈原；1986～1996年，沈昌文； 1997年至今，汪晖、黄平。
《外滩》记者试图找到主持《读书》杂志的前两任元老，范用和沈昌文。范用因为年事太高、身体欠佳拒绝采访；对于现在的《读书》，范用在2004年 11月的“文汇读书周报”表示还是每期都看，印象是“有好文章，只是有的文章太专。总的印象，如今的《读书》拔高了。” 但范用在去年8月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则表示“现在不看了，我看不懂”。第二任主编沈昌文表示自己也不愿多谈，目前的老先生更多关心另一本杂志《万象》。二位先生不约而同向记者推荐了吴彬——《读书》工作最长的编辑。
吴彬跟过《读书》三代主编，她认为“可能”出版家办杂志和学问家办杂志的确有很大的不通。“过去的主编（陈原、沈昌文）就是出版家，他不会把自己放在尖锐的思想观点冲突之中，不会参与学术之争，没有自己的既定的观点，能接受各种立场的文章。现在的主编都是学问家（黄平和汪晖），他们有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观点，这些不可能不在选择稿件的过程中产生影响，哪怕是想避免可能都做不到。所以不同主编的确存在编辑风格上的一些不同。”
主编之一的黄平否认这一说法，认为优秀的思想刊物主编大都是学问家。最关键一点是，既然允许汪晖当主编，就得允许一个主编办的杂志有自己的特色。 “汪晖办的杂志，当然不可能和沈昌文一样！”对于思想兼容性的问题，他认为现在的《读书》在思想上更为开放了，否认有派别之分。如，崔之元。“他是中国第一个介绍哈耶克的，包括汪晖本人，他输理不止哈耶克和德国自由主义的文章，他编辑的《文化与公共性》是最详细介绍自由主义分子的作品。难道能够简单说他们就是左的？崔之元写过警惕俄罗斯私有化《逆取顺守》的文章，当时很多人觉得俄罗斯就只有私有化这一条道路，难道当时批私有化，从今天来看就是左的吗？不能这么谈。包括所有谈警惕私有化、钱权交易，都是左的吗？完全不是这个问题。”而他认为一些作者不为《读书》写也是正常的事情，在一个分化的时代，作者当然有权利自己选择发表文章的对象。
在应该谁来办杂志的问题上，刘小枫在十年前做出这样的论断：“《读书》不像八十年代的种种团伙性的思想文化杂志那样忽而天折，除去政治—经济的原因外，还由于它不是知识界的一种团伙性杂志，而是职业出版家主持的杂志。职业出版家在八十年代以来迄今的思想—知识界的变迁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尾声
刘小枫在《读书》 15周年里曾作分析，认为《读书》的言述品质以文化闲谈和思想清议为特征，“记录了知识界中部分知识人脱离思想改造法力的过程，亦实际地推促了摆脱社论语态的进程”。而随着大众化、商业化、全球化冲击，中国知识人整体发生了分化，彼此的学问转换为思想立场上的“主张”之争，而这些影响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记录这一历程的《读书》。
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陆续出现了其他类型的思想文化杂志《天涯》、《书屋》、《万象》、《书城》等。这些分化也必然带走了一部分《读书》的读者和作者，但是《读书》发行量至今还是位居第一，其他四份杂志多在月发行量3万册上下。从发行量上看，除了80年代末的低谷外，《读书》依然未被超越。
在虚拟和现实世界受到诸多批评，吴彬承认原因之一在于很多中年知识分子的青春记忆是跟随《读书》一起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到现在还报有很大的期望。“记录时代的面貌还是《读书》的责任。既然《读书》已经承担了20多年的责任，成为了全面反映知识界的平台，就应该继续坚守自己的职责。”
相对于很多激愤的批评者，陈明多了些宽容和理解：“中国知识界可能一直存在问题，早期大家看到的都是浪花，忽略了下面的激流。大家批评《读书》，可能是情绪放大，带了很多记忆的温情和老读者的预期。一些人是不是还在希望《读书》象80年代那样承载了所有读书人的梦想，代表所有知识分子的立场呢？这在现在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应平和的理解它。当下传媒和网络渠道变多了，分化是成熟的标识，《读书》的份额自然要缩小。我们抱怨的是，《读书》这个平台有了很多资源，继承了很多精神遗产，应该做更大更多的事情。大家对它的要求也就很高。我们批评它，不是想一棍子打死它，而是希望它更好。”
读者群、作者群、编辑群如血液般不断循环于其体内，《读书》变了，但似乎还在延续点什么。2005年3月，第312期《读书》上，我们又看到了王蒙的名字。那位1979年4月第1期《<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琐谈》以及《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的作者又写下了新的话题——《莎乐美、潘金莲和巴别尔骑兵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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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6 13:33:43
发表于 2006-5-6 20:39: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