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是什么引起樊纲与温总理的“网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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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引起樊纲与温总理的“网争”？
www.hexun.com 【2006.04.30 10:02】 来源:南方网


   【作者：丁言】


　　经济学家樊纲和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都是网民，两个人职业不同、性格不同、爱好也不同，但是，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网缘”很好。大家喜欢樊纲，是因为他温厚、理性与特立独行；人们喜欢温家宝，是因为他温和、亲民

与开明务实。樊纲因不随风、不逐流经常出入于国家高层的专家决策圈。经济学家樊纲经常出入各类网上论坛，与网民对话交流，解答网民疑惑，是一个典型的网上“腕爷”。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经常在闲暇时上网浏览，倾听网民声音，了解社情民意，网民们都把温家宝总理当作温恭、善解人意的网友。2006年4月，经济学家樊纲与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网争”，就是在这样的友好、平静的气氛中，针锋相对地呈现在亿万观众面前。

　　一

　　经济学家毫不客气地告诉网民：你们不能代表民意。 2006年4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邀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就反思政府与市场、改革与发展、开放与创新的关系发表看法，樊纲称“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如果中国所有利益群体都在网上了，那么中国最大最难的一些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因此政府也不能光看网上的东西，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不能仅以网上的舆论来左右自己的政策。”[1]（《21世纪经济报道》2006-04-03）

　　政治家却面向全国的受众正面回应了经济学家（包括网民）说：网络是“民意直达高层的直通车”。2006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总理会见中外记者时说：“两会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单是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和央视国际网不完全统计，给政府提出的意见和针对总理本人提出的问题就多达几十万条。我从群众的意见中感受到大家对政府工作的期待和鞭策，也看到了一种信心和力量。” 他还动情地告诉记者们：“他们对国事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我。他们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他把公开肯定了网络这种“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沟通方式。[2] （《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网络舆论 民意汇入中南海》2006年04月《半月谈》）

　　二

　　经济学家樊纲从网民的数量和成分上，计算出网上民意的“水分”。经济学家是理性的、不讲道德的，它从经济收入，消费习性的角度把一亿网民分解出若干个群体。他认为，“网上一些人其实也是既得利益者，有的还正在面对有可能损害他们既得利益的改革，有一些不满。他们现在不是真正需要政府救济的，需要政府救济的人还没有上网的能力。真正的穷人的利益诉求会很不一样。”[3]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04-03）经济学家从网上不同利益诉求声音中，计算出富人与穷人声音“很不一样”警告政治家要理性的辨别，否则，网上“民意”就会蒙蔽政府的眼睛，使政府迫于网上压力而失去理性。

　　政治家温家宝总理却从网民自由的、真实的表露中，找到了“民意直达高层直通车”沟通方式。政治家在分析数字材料上显然不能用经济学家的精密计算，因为在“有的凭空编造统计数据，有的授意、指使下级虚报、瞒报、统计数据，有的甚至直接篡改基层上报的统计数据，有的还规定上报统计数据必须由党政领导研究决定”[5]（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人民网北京10月29日讯）中，很难听到真实的数字。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2004年10月29日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统计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介绍，“从近年来全国查处的各类统计违法行为来看，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约占60%。”他说：“不少企事业单位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按需报数’，或者按照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意图报数。……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和经济利益，有的要求按计划上报统计数据。……在统计上弄虚作假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也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腐败行为。”[5]（人民网北京10月29日讯 ）可见，政治家不相信数字，但是，从数字的大小上，可以判断出数字的水分，对于政治家来说，数字不是计算出来而是判断出来的。

　　三

　　经济学樊纲担心政治家受网民左右。樊纲说，“网民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但中国更大的利益群体在网的外面，多数的农民、民工都不在网上，不是网民能够代表的，所以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6]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04-03）经济学家不承认利益是可以代表的，既然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和农民工都不在网上，网上的特殊群体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人的天性，它不可能自觉地弥补市场经济的天然缺陷，发出超越市场经济规律的道德诉求。樊纲警告政治家，若不能用政治与道德的眼光，透视出网民的经济本能，发现网民的经济动机和政治嗜好，不能善良的认为网民的呼声是公共情感，就不能有效的辨别网上的种声音是利益集团的，还是亿万还不能用自己的嘴巴讲话农民的声音。所以，“不是说使网民高兴了就等于大家都高兴了。”[7]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04-03）

　　政治家知道了政府只有学会了倾听不同声音，把不同利益群体的公平博弈纳入法治轨道，政策才不会被任何人左右。温家宝总理说，“我从群众的意见中感受到大家对政府工作的期待和鞭策，也看到了一种信心和力量。”[8] （《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网络舆论 民意汇入中南海》2006年04月《半月谈》）网络虽不是法定的议事机构，但却是个以自由的言论为特色的媒介平台，她虽不要求按比例规定上网人数、发言时间，但却是一个与议事机构有相同功能，都可以推选或自愿担任代言人。为此，国务院把2000年以来的200多期国务院公报悉数搬上网站，破天荒地把直播间设在了中南海的会议室，多次直播国务院的专题会议；政府最高层会议同步直播，文件上网，不仅体现政府对人民“知情权”的尊重，更体现了政府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的诚意。新华网总裁、中国政府网负责人周锡生认为：“互联网一小步，政府改革一大步”，[9]( 《瞭望》 网上议政催生民意生产力2006年03月13日) 政府网的开通，以实际行动表明了推进政府管理方式创新的决心。

　　四

　　经济学家在假设中实现社会公正的梦。樊纲认为如果“中国所有利益群体都在网上了，那么中国最大最难的一些问题也基本上解决了”，[10]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04-03）这里的网显然是指政治博弈的地方。经济学家脱离社会实践的理性有时相互矛盾，有时也显得天真幼稚。事实上一个把所有人都纳入政治过程的政治机制至今没有出现，将来也不可能出现。正像樊纲说，“我不太同意所谓‘好市场、坏市场’的观点。市场就是市场，但它本身有问题的。…… 我们对市场经济要有一个现实的态度，不要指望实现了市场机制，大家就过上天堂般的生活。市场有市场的问题，人类一直都在寻找完美的体制，迄今为止还没有找到。现在有人跳出来说他知道一个十全十美的制度，我说这是一个基本的无知。” [11]（樊纲：《没有完美的经济制度》 21世纪经济报道2006-04-04）把现实问题，寄托于假想的人人都参与的网上或其他政治参与中，也同样是一个“基本”无知。

　　政治家要解决现实问题。温家宝总理说，“他们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12] （《中央领导高度重视网络舆论 民意汇入中南海》2006年04月《半月谈》）政治家如果告诉大家，你们的现实问题，将来都会解决的，那么，它就永远成为不了政治家，因为面对现实，解决现实问题是政治家首要任务。我国的经济改革是政治转轨基础，由于市场经济的不完善性，政治民主化进程也困难重重。在政治表达还没有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各个利益群体权利十分不平衡的政治框架里，政治家通过什么渠道获得真实信息，平衡各方利益是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温家宝答应认真考虑网民的建议，并没有否定现有政治表达通道的有效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网上的不同声音将改变政治上一个声音说话的局面，它将以一种特殊的形式，不合法度的方式，渐渐的走入政治高层的决策程序。

　　五

　　经济学家教父式的影响中国政治的手段和方式已告终结。当今中国，经济学是一门显学。社会公众对经济学家寄予厚望，希望他们是客观经济规律的探索者，是社会正义和良心的守护者。但是，但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各个利益主体都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这种利益博弈过程中，强势群体特别是某些利益集团无疑处于支配的地位。他们可以利用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能量，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施加影响，对社会公共舆论的倾向施加影响。经济学家在利益重组过程中，并没有顶住利益的诱惑，也没有坚守“不道德”职业道德，过多的干起了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等应该干的事情，过多的从“理性场”进入“道德场”，甚至开始在政坛上扮演其改革“守护神”，在经济上扮演救世主的角色。2005年，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厉以宁在人代会中接受记者采访时，号召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互联网的压力”，[13]（厉以宁《“顶住互联网”高论背后》2005年03月18日人民网）如果说，在以互联网为主体的媒体带动下，一场“反思改革”声音，反思主流经济学垄断改革话语争论，在一边倒舆论语境中展公开，预示着主流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的风雨飘摇，那么，樊纲的“网民不能以民意代表自居”的愤怒，宣告了经济学“显学”时代的结束。

　　中国政治家逐步摆脱了对专家话语的单向依赖。中国历代政治家都把“国富民强”作为奋斗目标，为此，政治家尝试过各类学说和主义。改革开放后，经济学推崇的《国富论》把中国重新从政治国家带到了世俗国家，重新把政治理想从天上带回了人间，政治家逐步学会了听别人讲话，按照专家意见办事的习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部分任何一部分地区利用政策的优势率先富裕起来，但很大一部分人和大部分地区却因无偿支持改革，勇敢地承担起全社会的改革风险，却被无情的边缘化了。社会实践告诉政治家，经济学是一个叫你富裕的理论，但决不是救济穷人的武器，是一个事后纠错的理论，但决不会自动地避免错误。在2005年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 ，我想起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一句话，“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温总理提出的‘穷人的经济学’，是一个关乎社会发展公平与和谐的问题，这对传统经济学以增长方式带动效率提升的‘富人理论’是一种挑战”。[14]（《解析温总理的“穷人经济学”》2005-03-16《中国青年报》）政府学会了倾听不同声音，学会让穷人脱贫，学会让社会公平与和谐的发展理念，它开启了与市场经济相互配套的民主政治建设的话语时代。

　　经济学家“不讲道德”时，冷静、理性，一针见血；政治家“不讲道德”时，奔放、冲动，目空一切，反之亦然。（编辑：东雪）

　　（作者曾任《市场经济导报》副总编，《文明与宣传》杂志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