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积微翁回忆录》看杨树达先生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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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树达先生是著名的汉语语言文字学家。湖南长沙人。字遇夫，号积微，晚更号耐林翁。1898年入长沙时务学堂，1900年入求实书院。1905年赴日留学，肄业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1911年回国，曾任教于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1937年应湖南大学之邀，回到家乡任湖大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从此没有离开，终老于长沙岳麓山下。1947年被聘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毕生从事汉语语法和文字学研究和教学。长于金石、甲骨和古文字训诂、音韵及汉语语法、修辞等。30年代发现形声字声类有假借现象，并收集到声联义的例证数百条。著有《汉书补注补正》、《论语疏证》、《词诠》、《马氏文通刊误》、《中国修辞学》、《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等20余种；撰有《形声字声中有义略证》、《说中国语文之分化》等论文百余篇。

本人湖南人，曾就读于杨先生执教过的大学，平日师友闲谈间，多有涉及杨先生的旧闻逸事。我虽对先生毕生从事的专业不甚了了，但却对其一生经历颇感兴趣。《积微翁回忆录》是先生一生日记的辑录，从15岁开始记起，直至晚年，除偶有散佚，大体保存完整。惜乎此书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就再也没有重印过，我苦苦求此书数年而不得，市面上已很难见到。幸运的是，我找到了网上读书园地，终得此书，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如果说，我们平日里在杨先生的大著如《高等国文法》和《积微居金石论丛》等见到的，是一个治学严谨、平实、细密、无征不信的国学大师的形象，那么，在先生的日记体自传《积微翁回忆录》见到的，则是一个虽力戒湘人之狂谰，其持身则不脱湘中名士之孤傲的完整学人形象。

先生在其日记的开始部分提到，自己出身贫寒，祖父是从乡下来到长沙城的小贩，至其一代，家族中未有读书之人。少年杨树达希望进入当时由湖南提学江标创办的实学会，但苦于学费无所出。开学的日子，算学教习讲授开方术，杨树达笑谓其兄：“此不甚易乎”。此语惊动主事者，遂得以免费入学。后来杨先生又考入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时务学堂。时务学堂是由湖南巡抚陈宝箴与黄遵宪、熊希龄、谭嗣同等人合力创办，中文总教习就是著名的梁启超，而与杨先生同时考入的学生中，就有后来被称为“护国将军”的蔡锷。

杨先生后来考取留学日本公费名额，求学五载，于1911年回国，先在长沙几所学校任教，不久北上到北平，先后执教于北京政法专门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清华大学。关于这一时期的经历，先生在日记中着墨较多，其中不乏三十年代北平学界掌故逸闻，录其一二：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六日：“检斋（按：即吴承仕）近日颇泛览译本社会经济学书，闻者群以为怪，交口訾之。一日，一友为余言之。余云：‘君与余看新书，人以为怪，犹可说也；若检斋乃太炎弟子，太炎本以参合新旧起家，检斋所为，正传衣钵，何足怪也？友人语塞，无以难也。”吴承仕为太炎意门生，但为其他同门兄弟排挤，杨先生常为其抱不平。这里说的，就是杨先生认为章的学问本来就新旧杂陈，所以吴承仕也看新书实不足怪。不过杨先生自己对当时的“新知”是有些颇不以为然的，还是这个吴承仕，有次找他讨论《诗经》里头“抱布贸丝”的“贸”字，认为那个年代没有货币，以物易物，因此只说“贸”。要等到有了货币，才有“买卖”两个字。杨先生在当天的日记里是这样说：“检斋近日颇读经济学书，故悟及此。”他也不好说什么，只能把老朋友的新见解归功于经济学，这种没有文献根据的揣测，他一贯的态度是姑妄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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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由清华入城，车中遇刘叔雅，谓余云：‘我对于遇夫（按：杨树达字遇夫）先生钦佩之至！ ’余以其语无端，则云：‘吾辈老朋友，君何为客气如此！’渠乃云：‘近读学报大著，实属钦佩之至。不佩服者，王八蛋也！’余闻言，乃知其为近出学报文字而发，而其出语出人意外，错遌不知所答。在彼或出至诚，而其态度之神妙，又不能不令人大吃一惊矣。”这里的刘叔雅就是刘文典，是个性情中人，留下了不少有关他的有趣故事。一是他在做安徽大学校长的时候，蒋介石召见，他称蒋为“先生”而不是“总裁”，蒋不快，言语间起了冲突，他竟然冲着蒋的鼻子骂他是“新军阀”，蒋气得要枪毙他，后来被保释。二是他任西南联大国文教授时，很看不起教现代文学的沈从文，有次学校决定升沈为教授，他大骂道：“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可以拿四百块钱，我可以拿四十块，朱自清可以拿四块，沈从文四毛钱也拿不到，他可以当教授，我岂不是成了太上教授”。抗日时期的昆明常有日机骚扰，所以有所谓“跑警报”这一说，有一天跑的时候，他看到沈从文也在跑，忍不住又大骂：“我跑是为了保留国粹，学生们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的希望，他跑的是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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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黄季刚家人致讣来。……哀启云：‘季刚没，自伤垂老无成。’近日学人谈及季死，均谓季生时声望虽高，百年后终归岑寂。据哀启似季亦自知之矣。按清儒学问本分两派：皖派江、戴，主实事求是；吴派惠氏，言信而好古。皖派有解放精神，故能发展；吴派主墨守，则反之。戴弟子有王、段、孔三家，各有创见。惠弟子为江声、余萧客辈，抱残守缺而已。俞荫甫私淑高邮，太炎师荫甫，实承皖派之流而益光大之。季刚受学太炎，应主实事求是，乃其治学力主保守，逆转为东吴惠氏之信而好古。读《诗》必守毛、郑，治《左氏春秋》必守杜征南，治小学必守许氏。于高邮之经学，不论今古文家法，惟是之从者，则力诟之，此俗所谓开倒车。世人皆以季刚不寿未及著书为惜，余谓季刚主旨既差，虽享伏生之年，于学术恐无多增益也。” 杨先生对于黄侃的学问还是推崇的，不过他有认为黄侃虽然“博”，但却缺乏自己的观点，太拘泥于其老师章太炎的学术看法，对于黄侃一向自诩当代小学第一人更是不以为然，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如此评论：“季刚于《说文》烂熟，然其所推论之孽乳先生多出于悬揣，不足据信。大抵此君读书多而识解不足，强于记忆而弱于通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清华大学南迁，杨先生也带领全家回到故乡长沙。虽然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力邀他去昆明的西南联大，抗日战争结束后也邀他北上回清华，但他都没有应承，而是选择在家乡的湖南大学任教，从此没有离开过湖南。期间日寇攻陷长沙，他随湖大西迁湘西，日记中时有苦闷之语，但更多的是，每迁移一地，安顿下来后就与诸生论道，在动荡中继续自己的学问研究。杨先生很受学生的尊重，在他的日记里，就记有学生们在他62岁生日时为他填的曲：“但凭那数茎白发，换取了摩天声价。一领旧宽袍，两支粗布袜，拄杖儿不怕溜滑。叔重以来几万家，都吃这杖儿一顿打煞。”

1949年后，杨先生的学术地位仍然受到了尊重，他也因为与毛泽东的“师生之谊”受到了特殊的照顾，毛每次回长沙也几乎都接见了他。这个时期的杨先生对新社会是充满期望的，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自留学以后，五十年来，日望国家进步，终不可得。今解放不及两年，国力日强，社会有正义、有是非；乡村赌博绝迹；流氓地痞，予以清除；游子无业，施以改造。古称尧天舜日，恐亦不过如此。古人称：“朝闻道，夕死可矣。”余虽未能闻道，然衰年及见国家社会有此景象，虽死无恨矣。”不过他也受到了一定的政治冲击，1952年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群众向他提了六条意见，他花了十天时间写思想检查，最后在历史系全系师生大会上宣读，从他的日记中看到他的检讨是这样的：“余向历史系师生检讨。平生最大的错误，为应日本人之请续修四库提要一事。因好利之故，丧失民族立场，最可痛恨。次之则反对学生运动（抗日运动除外）。李毓尧长湖大，学生反对，余竟为李缓颊。及军人入校干涉，余始力助学生，则事已无及矣。他如强调业务、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皆极端错误，急需改正者。”检讨后，群众代表依次和他握手，祝贺他过关，杨先生如释重负。

和一般的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相比，杨先生在政治上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少的。不过一贯不太过问政治的他，这时候也感觉到新社会里那种无形的政治压力，需要谨言慎行。从杨先生1953年写就的回忆录中我们看不到湖南大学历史运动的全貌，也就完全可以理解了。比如曾国藩的曾孙、电机系主任曾昭权教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不肯批判先曾祖而宁愿从科学馆跳楼自杀一事，我们竟在回忆录中看不到一点反响，这就是杨先生自律的最好例证，因为谁都知道作为国学大师的杨先生对一代硕儒的曾国藩持尊敬态度。

真正让杨先生感到不快的是学界的三个人：

第一个是杨荣国。杨荣国是解放前夕从桂林师范学院来到湖大的。对于杨荣国的学问，杨先生在日记里这样评价道：“引金文、甲骨文错误百出”，并且写信给李达校长，要求杨荣国为自己的错误向读者道歉。但杨荣国不但不道歉，后来还当上了湖大文学院院长。杨先生又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详细叙述他对杨荣国的看法，毛在接到杨树达先生的信后，并未马上回信。后来有人告诉杨老先生：“今日教授，当以思想为主。”杨先生这才明白毛泽东没有马上回信的原因，于是在日记里写下“自悔孟浪，遂再奉书”，解释原由，求得毛的谅解。接连收到杨老先生两封信后，毛才回信：“违教多年，最近两接惠书，甚为感谢。所论问题，先生在第二封信里已作解决，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的。”杨先生不知道，杨荣国三十年代中期参加共产党，来湖南大学前，曾因从事地下反蒋活动被捕，而此时还是领导湖大的秘密五人小组的成员，他的高升是必然的。1952年院系调整时，传说上面有意任命杨荣国先生为新成立的湖南师范学院院长，杨先生于1953年1月25日“作书与马夷初部长，言湖大文学院院长杨荣国学识低劣，万不可任之为师范学院院长”。杨荣国最终到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后来有人评价说，他在湖大害了杨树达，又到中大来害陈寅恪。文革时，杨荣国成了批儒尊法的先锋，大出风头，为四人帮的理论打手，今天他已被公认为政治而学术的反面学者典型。

另一个是谭丕模，也是解放前夕从桂林师范学院来到湖大的，也是地下党员。在杨先生心目中，他和杨荣国都是学力不足的教授，在日记中评价他是“连中苏条约极粗浅之文字都看不通”的人，可是解放后，他当上了中文系的系主任，成了杨先生的顶头上司。他在中文系大力改造，让那些老教授靠边站，而从外面招入了很多教现代文学的人，一心想把湖大中文系改造成“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那个样子。杨先生并没有和他发生正面冲突，尽管谭丕模在背后同学生的确说过要压一压杨树达先生的“嚣张气焰”，他沉默地从中文系转到了历史系，不过我们可以从他后来的日记里看到他的愤懑：“谭丕模连中苏条约极浅之文字都看不通，亦评为六级。余提议应减，无人见信也。凭心而论，余评最高级，决不为少，而与杨荣国、谭丕模同级，则认为一种侮辱也。”52年院系调整后，谭丕模调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

第三个是郭沫若。郭沫若所从事的学术专业与杨树达先生的非常相近。郭对杨先生曾经很尊重，在致杨先生的信中如此写道“就整个言之，我兄于文字学方法体会既深，而涉历复博，故所论列，均证据确凿，左右逢源，不蔓不支，恰如其量。至佩，至佩！”不过解放后，由于郭的地位上升，他和杨先生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杨先生解放后的著作，篇篇都需要在出版前交由郭领导下的科学院的审查，其实杨先生并不反对审查，尤其是郭也是和他同专业的人，令杨先生愤怒的是，郭对自己的学问有成见，对著作的出版故意拖延，甚至把审查任务交给不懂学术的管理人员，他在日记中控诉：“心有成见，必欲推翻余说，遇有可违之助者，乃急不暇择也。余往言：做学问必须诚意正心，信也。”“《积微居甲文说》去年三月寄科学院，请再审查。事将一年，杳无消息，因缄陶孟和问之。今日得陶复书，云：“审查人员迄未交还，院方亦未追问，犹为奇怪。官僚主义，值得深切检讨”云。”“前以《金文余说》寄请郭沫若审定，渠只读书序，退还，云事忙未能全读，乞谅云云。既不延请学较裕之人置院中审查稿件，己又藉口事忙不审，可谓虚负院长之名矣！”“科学院对于审查稿件轻视之，信任诸少年不学者妄为评陟，余吁请再审《小学述林》时，曾予以讽戒。院中不省。前感于《金文余说》妄评事，愤不能忍，故上书主席言之。今日得毛公复云，已将余缄交院，请其注意。明知此事将开罪于人，然若院人稍有天良，必当力图改进，公审查之责于天下人，则余虽为人疾视，为学术计，仍所甚愿也”。

在杨先生的晚年日记中，他对时局愈加沉默，更多的是通篇的读书感受和治学思路。直至他逝世，我们再也看不到那个曾经大胆直言、颇带一点湘人火气的学人形象。今天的湖南师范大学（老湖大52年分拆出来的）校园内，立有一尊杨先生的白玉雕像，也有了一个以先生命名的二级学院，不过对于大多数这个校园内的今人来说，有关杨先生的故事已是相当的陌生，而要找寻这位昔日国学大师的足迹，可能只能去那些故纸堆里了！

还是二三十年代出人才。后来被称为大师的，几乎都是那个时候扬名立万的。再往后十年二十年才成名的，大多数也就“名人”而已。即如湖南，“惟楚有材”，现在也数不出几个“名人”了，“于斯不盛”了。悲夫！这可能跟环境有关，但是现时这种教育制度（跟科举有的一比），出“考才”的概率比出“人才”大多了。“大试”是不少，年年都有分数高得令人咋舌的“高考状元”；但是大师在哪里？某坛曾有人说“看看汤一介的老爸怎么样”，天哪！汤一介在他那一辈人中可以算是人才了，汤用彤可是大师呢！现在的人怎么说话这么颠颠倒倒的？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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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第1楼aieshu于2006-05-04 14:07发表的“”:
还是二三十年代出人才。后来被称为大师的，几乎都是那个时候扬名立万的。再往后十年二十年才成名的，大多数也就“名人”而已。即如湖南，“惟楚有才”，现在也数不出几个“名人”了。悲夫！这可能跟环境有关，但是现时这种教育制度（跟科举有的一比），出“考才”的概率比出“人才”大多了。“大试”是不少，年年都有分数高得令人咋舌的“高考状元”；但是大师在哪里？某坛曾有人说“看看汤一介的老爸怎么样”，天哪！汤一介在他那一辈人中可以算是人才了，汤用彤可是大师呢！现在的人怎么说话这么颠颠倒倒的？呜呼！

汤一介本人倒是很清楚与其父在学术上的差距的，他曾经在纪念汤用彤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的文章里写道：“我父亲去世也已二十九年了。我作为他的儿子和学生虽也有志于中国哲学史之研究，但学识、功力与我父亲相差之不可以道里计；于立身行事上，也颇有愧于“家风”。”

汤用彤先生为人温润，一团和气。二、三十年代的北平学界，学人之间或因学术上的争论、或因政治倾向上的歧见，多有不合。但各派人物都与汤先生交好，就是因为其不喜争论，性格敦厚。汤先生较为肥胖,圆圆的脑袋,慈眉善目,戴着一副圆镜片的眼镜,予人一种圆润而非圆滑之感，又因为其是研究佛学的国学大师，人送绰号“汤菩萨”。钱穆先生在他的《忆锡予》一文中说：“锡予之奉长慈幼，家庭雍睦，饮食起居，进退作息，固俨然一纯儒之典型”，“孟子曰：‘柳下惠之和’，锡予殆其人乎”，“锡予一团和气，读其书不易知其人，交其人亦难知其学，斯诚柳下惠之流矣。”

汤先生的好脾气，有一个流传较广的故事可以佐证。北平北大时期，胡适学风与汤用彤迥异。胡适一直倡导“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汤用彤不以争出子午寅卯的口气相逼胡适，只是说自己胆小，“能做到小心求证，不能做大胆假设”。1937年，两人一次畅谈中，汤用彤说：“颇有一私见，就是不愿意说什么好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胡适知道汤用彤研究印度佛教成就斐然，便玩笑说：“我也有一私见，就是不能说什么坏东西都是从外国来的。”二人会心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