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需要怎样的“黄金书”？

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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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后，最高售价可达两万元的天价“黄金书”被禁止出版发行。新闻出版总署表示，少数出版单位片面追逐利润，在出版图书时选用黄金材质为载体，严重背离图书作为精神文化产品的社会功能。
   美国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写过一本《启蒙运动的生意》，从中我们了解到，法国启蒙运动的文化成就，是与那些“杰出的商人”和“伟大的商业”分不开的。考虑到追逐利润与自私自利是人类更广泛的特征，所以在推销思想与知识方面，以谋利为业的书商往往比思想家们更有热情。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看到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不是声誉日隆的狄德罗，而是出版商庞库克及其合伙人。正如《生意》一书所写：“以高风险博得高回报，这是启蒙运动出版活动的前提。”

   笔者回顾这段历史，目的是想强调商业对于文化传播的重要性。从这方面说，我们并不反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支配书籍生产的市场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惟利是图”对于我们社会的长久进步来说未必全然是件可以被指责的坏事。

   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我们对“黄金书”的批评。

   自古以来，中国人习惯拿“书籍”与“黄金”相提并论。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归根到底，就是说书籍对于中国古代的老中青很重要，可以满足他们的两大快意平生事———“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在崇尚知识的今天，书籍所承载的意义不仅关乎个体的幸福实现，同样关系到人类整体性的进步。正是在此基础上，英国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对知识普及满怀希望，并提出“通过知识寻求解放”的口号。相较之下，以“黄金”之名自诩的“黄金书”着实乏善可陈。

   显然，这些天价“黄金书”对于普通市民甚至“中产阶级”来说并无意义。从本质上讲，那些以“99.9%黄金制成”、售价高达两万元的“黄金书”，不过是把黄金做成了书本的模样，而有机会将它们摆在家里的人，闻到更多是“金臭”，而不是书香。进一步说，即使是如媒体批评的“用于行贿”，这些黄金也算是“缺斤短两”，只是打上了知识的招牌后，它们便变得更加值钱了。

   然而，明显人都知道，“黄金书”横空出世，背后更大的利益驱动是“书籍搭台，腐败唱戏”。如广告所称，这是“送给政界人士的礼品”。此时，“黄金书”里的“书”就像“注水肉”里的水一样，表面上仿佛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实际上因为“以次充好”、“效用相悖”而受到了蔑视。因为知识以传播为目的，以让更多人分享与认同为效用，并不需要黄金来提升自己的价值，遑论充当黄金的奴仆、给黄金抬轿子？

   此外，从传播角度说，古人写好书要“藏之于名山”，目的是呵护真理（知识）的种子，等着有朝一日开花结果；而现在出版商把好书“藏之于黄金”，显然多此一举，因为这些“经典”流播天下，早已家喻户晓。即使是为了“可以珍藏几百年”，在电子信息如此发达的时代，这也不过是个不堪一击的噱头；而那些所谓“限量发售”，在某种意义上说，更是“以黄金埋葬书籍”。

   如上所述，在十八世纪，一个天才的狄德罗身后有许多天才的书商，资本加速了知识的传播，并促进了经济与文化的繁荣。与此相比，我们今日所见的“黄金书”，可谓萎缩不堪，因为“黄金深处”并无可以与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媲美的、可开今天风气之先的新思想、新乡土。从这方面说，事实上我们并不反对“黄金书”，而是需要货真价实的“黄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