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宾开辟的道路ZT

ys2005

雅各宾开辟的道路


◇wenjunq

《前沿周刊》



人类脱离动物界以来，它的历史并非马克思先生的“历史唯物主义”所描述的历史，那个“历史决定论”从本质上说不过“历史宿命论”罢了。人类的全部历史只是一部从兽性到人性、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史。本帖舍去漫长的发展过程不谈，只讨论从美国独立战争引发法国大革命以后，雅各宾之路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至于为何一场因美国独立而起的大革命，竟然会沦落成暴政乃至拿破仑复辟，本文亦不探讨。革命为自己树立的敌人空前庞大：除了最后胜利者之外的一切敌人与战友；一切非革命的制度；以及一切非革命的观念与生活方式。基于理性的狂妄比非理性的狂妄更残忍，它将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投入革命的油锅，企图从根基上煎熬整个社会。这狂妄使革命为自由而起却走向自由的反面。因为，自由的要义就是让个人选择自己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只要这种变化是渐进的、平稳的、不至于给民众带来重大的不适应；只要它们不过暴力强加，没有人会抵制这些领域的变化。但如果通过政治权力体系、以暴力强迫、甚至从肉体上消灭的手段而进行的社会、思想、宗教、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革命，则是强迫个人改变自己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用政权暴力及其所能够调动的一切资源，来重新安排人们的信仰、价值和生活方式，这就从根本上背叛了自由原则。


美国独立

北美独立战争的故事中国人很熟悉了，即使毛泽东在最激烈反美的时刻，也还记得华盛顿是个革命者，故不打算复述那个故事。然而美国的独立战争却不是那种传统的“革命”：新皇帝打倒旧皇帝，然后把脂粉全都涂抹在自己脸上，污水全都泼到旧皇帝头上，接着继续专制。华盛顿功成名就之时，拒绝了别人的拥戴，回家打理他的庄园去了。行前丢下一句话：“我们的命运将涉及未来世世代代的亿万男女的命运。”这话说得朴实无华，然而为历史所证明；不似列宁，吹嘘“苏维埃是民主的最高形式，……客观上它必将成为全世界劳动者的政权形式。”结果却被历史所抛弃。苏维埃制度所创造的唯一奇迹就在于：它居然还可以存在七十四年，而且人们为处理它留下的垃圾还不得不辛苦许多年。这证明了人类是多么可悲，竟然可以容忍一个邪恶的权力作祟如此之久！

华盛顿的说道不是自吹什么伟大光荣正确就可以望其项背的，马克思也说，美国《独立宣言》是人类“第一个人权宣言”；美国是“最先产生了伟大的民主共和国思想的地方”；他还说：“自从巨大的搏斗在美国一展开，欧洲的工人就本能地感觉到他们阶级的命运是同星条旗连在一起的”。引这些话并非想为马克思添彩，而只是复述给那些自诩马克思主义者听的，免得他们老是数典忘祖。除了上述之外，美国的开国元勋们还是人类推翻殖民主义的“始作俑者”；第一部《宪法》的制定者；第一个“三权分立与制衡”政权的实行者；第一个新闻、出版自由实行者，杰弗逊名言：“倘若要我来决定我们是应该有政府而没有报纸，还是有报纸而没有政府，我会毫不迟疑地选择后者。”1800年，杰弗逊当选总统，人类首次自愿、和平地向政敌移交政权得以实现。总之，这是从旧世界传统中分娩出来的一个“怪胎”，彻底反传统的“新意思”，比那个自吹“开辟人类新纪元”的“一声炮响”要新鲜多了。

美国人其实在奉行“中庸”原则。有人会跳：“中庸”是中华文化瑰宝！也许没错，可惜不全，亚里士多德也把“中庸”当成最高道德标准。只是中国人不过喊喊而已，一天也没有“中庸”过。真正实行的只是以邻为壑、你死我活、落井下石、指鹿为马之类套路。倒是美国人崇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加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美国开国便奉行精英政治，找不到也懒得去找“五百年才出一个”的“大救星”来拯救芸芸众生。55位宪法制定者中，31人受过大学教育，多数是学者和科学家，两位大学校长和三位教授。他们完全没有“解放全人类”的宏伟志向，更没有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他们甚至连陈腐的蓄奴制度都没有废除，还忘记了权利法案，经反对派抨击后才以“修正案”补充之。他们只知道“制衡”：把大家的眼前利益均衡一下，互相妥协，取一个大家都过得去的方案便当宝贝。不过它确实是个宝贝：“权利法案”被补充确立了妥协的规则。美国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一致与冲突并存的政府；鼓励非暴力和理性争论的政府；允许政敌挑战并保护少数的政府。它立即搞得满世界不得安宁：殖民者从此岌岌可危；独 裁者从此芒刺在背；专制制度天经地义的时代行将就木了。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奉行的其实也是欧洲文明的延续。首先是英国，1640年开始的“长期议会”导致了国王与议会间战争，两次内战的结果都是议会一方获胜，国王查理一世被推上断头台。然而共和国并没有带来民主与自由，克伦威尔的护国主专制比国王的专制更严厉，于是导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最终完成英国革命的不是排山倒海的群众性暴乱，而是策划于密室、王室与议会妥协的“光荣革命”。1689年初，君主立宪制度确立起来，国会颁布了《权利法案》，1701年颁布《王位继承法》，妥协与制约巩固了民族国家的政权，以英国移民为主体的美国立国先驱们，无疑有着“光荣革命”的思想基础，兼之启蒙运动三杰思考“光荣革命”提出的政治理想，美国革命选择孟德斯鸠主张的“三权分立”政体就有坚实的社会基础。换一个角度说，正因为制定《宪法》及其《权利法案》的领袖、学者、律师们把少数派乃至个人的权利放在革命事业的中心，美国革命才得以持续性地完善、发展下去。

美国的立法者们并没有局限在英国的宪政格局之下，美国立国之时正是英王乔治三世在位（1760-1820），该国王具有专制野心，企图亲自统治英国。因此也给美国立国者们以警示，他们采取共和制而非君主立宪制，设立成文宪法不取英式不成文宪法，英国宪法由国会保护，美国宪法由最高法院保护；英国将管理和责任集中于立法机关，美国则将管理与责任分散于政府的几个机关；英国以多数统治为基础，美国则维系着没有一致性的统一。美国的立法者们，其思维方式令许多人不可思议。杰斐逊说：“自由政府是建立在猜疑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信任之上。”麦迪逊说：“防止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赋予各部门的主管人以必要的宪法手段和个人动机……必须用野心来对抗野心。”他还说：“如果立法、行政和司法权集于同一个人之手……即可公正地断定其为虐政。”他们信奉个人主义：“个人自由是实现社会进步的关键。人们的自由越多，发现更好的生活方式的机会也更大。”“宪法的主要作用是要消除政府对个人自由的限制。”

简言之，美式法制的基本原则是尊重并保护少数，在维护个人合法利益前提下的多数人意志，杜绝任何假多数名义对少数的压制。这条道路是分权之路，产生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成型于美国的立宪。

法兰西大革命

法国革命的故事也不陌生了，历来的议论总是把它与美国独立捆绑在一起，称之为“姐妹革命”；其实，从本质上说，法国大革命走的是一条集权之路，与美国革命背道而驰。

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曾倾囊援助美国独立战争，并派出罗尚博将军统领法军协助美国革命，目的当然只是为了削弱英国。结果，他不但被这次义举欠下的5.3亿里弗债务及其利息拖垮，而且最终和他的皇后一起被法国大革命送上了断头台。何以会如此呢？拿破仑.波拿巴在他的回忆录中总结道：“如果华盛顿是个法国人，而又生活在这样一个时期：内处崩溃边缘，外遭敌人侵略，我想他就不会是华盛顿；如果他坚持自己所为，我想他只会被认为是傻瓜……至于我，只是戴着王冠的华盛顿。只有在一个国王的议会里，有我已经说服和控制的统治者围绕着，我才会成为他那样。那时，只有那时，我才可能显示出华盛顿的温和、无私和智慧。在所有现实情景中，我除了通过专政的途径外不可能达到目标。我这样做了。怎么能因此而对我抱有成见呢？”可见，“民主不合国情”，拿破仑早就发明了。在他得势之时，躺在舒适的浴缸里问：“反对者？就像英国的那样，行吗？我还没有发现，反对者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这就是自诩为“戴着王冠的华盛顿”的法国皇帝。

法国大革命是美国独立启发出来的。以拉法耶特为首的援军返回法国之后，他们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个中主要的因素恐怕更在于打败的是宿敌英国。然而凯旋的将士们兴奋无比地宣传美国，报刊评论员塞鲁蒂写道：“在帮助美国13州夺取自由之时，我们也在为夺取自己的自由做准备。”各种协会纷纷成立，就连国王的表弟D.奥尔良也组织了“波士顿俱乐部”，探讨美国式民主与自由的问题。《独立宣言》成为巴黎最热烈讨论的文字，《法国信使报》直言：美国是“人类的希望，人类的榜样”。涌现出“启蒙运动”的法国，在美国革命胜利的刺激下，躁动是很正常的，尤其是美国的法律规定人民有权推翻企图专制的政府，这在人类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而在法国，实行的是欧洲最典型的君主专制，任何谋反者都要被处死。法国人热切地企盼革命，濒临崩溃的经济状况又导致骚乱不断。1788年7月，路易十六召开宪法大会，然而，法国的知识精英被排除在外，夸夸其谈的“文学之士”、迂腐的官僚以及第三等级的代表把持了制宪，制宪会议外则不停地发生暴力骚乱。美国人忧虑地注视着法国，曾经做过驻法国大使的杰斐逊与当时驻法大使莫里斯都对拉法耶特提出建议，大使告诉拉法耶特：以法国的情况，“如果第三等级的人们采取温和方式，他们或许会成功，但如果使用暴力，则难逃一败。”杰斐逊建议法国实施君主立宪的代议制，如果他们试图超越这项要求，他们可能会失去一切。不过当法国大革命蓬勃发展时，杰斐逊也曾积极支持革命，对它抱以极大希望。他忽略了，美国没有第三等级狂热的统治欲望，只有殖民地人民坚决的民主要求。还在1790年，莫里斯大使就断言：法国革命“以天才人物取代理性作为革命的指导，以实验代替经验，在闪电和阳光之间，他们更愿意选择前者，也正因为此他们一直在黑暗中摸索徘徊。”莫里斯的预言果然被以后的历史所证明。

法国的《人权宣言》是制定出来了，它与《独立宣言》区别在于有“依据公共利益而出现的社会差别”之限制；它的华丽辞藻凸现出共性权利对于个性权利的限制与蔑视，正是这种限制与蔑视的理念化，迎来了最原始的恐怖，在革命的名义下赤裸裸的兽性回归。民主所代表的“多数人的统治”演变成“多数人的专制”，而这个“多数人”的概念又被扭曲成“第三等级”，一个特定的人群对其他人群权利的蔑视，这是灾难的起源。这个差异导致两个《宣言》貌合神离背道而驰，尤其是当《独立宣言》进步到1787年的《宪法》与1791年的《权利法案》，酿成了美国独立与法国革命完全相反的结果，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差异。马列主义的教科书例如北京大学教材《世界社会主义史论》说：“1789年7月到1792年2月是君主立宪派统治阶段。当权者是金融资本家和自由派贵族，政权的性质是大资产阶级的专政，它所采取的反封建措施也都直接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1792年8月到1793年5月是吉伦特派统治阶段。这个政权实质上仍是大资产阶级专政，不仅仇视工人运动而且不可能认真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1793年6月到1794年7月是雅各宾派统治阶段。执掌政权的资产阶级激进派与农民及城市贫民结成了密切的同盟。因而，雅各宾派能够采取一系列坚定的反封建的革命措施，比较彻底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提出并广泛实行了社会保障的纲领，得到广大农民和城市平民的支持和拥护。也正因为如此，这是一次比较深刻、比较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然而这些都是不实之词，法国革命从争取人的权利与价值开始――拉法耶特起草《人权宣言》时就是这样思考的――然而革命却发展成“第三等级”为主体的暴动，是一场崇尚国家权利蔑视个人权利的“痞子运动”；它没有像大洋彼岸那样积极推进人民管制政府；而是落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之历史俗套，一个人群夺取国家权力以镇压其他人群。最终演进为拿破仑的君主制，用暴力征服别的国家。西耶斯在1789年宣称：“第三等级是什么？一切。在政治秩序里它是什么？什么也不是。它要什么？成为重要的东西。”人们曾经因财富、教养、才华、学识、兴趣、性格等可以分成五花八门的层次，既可以努力奋进，也可以激流勇退，并无限制或定数。然而某些落魄的知识分子寻得了“成为重要的东西”的捷径，于是蛊惑起同样落魄的“第三等级”，借用他们的愚昧和人数众多，实现自己的抱负。“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也就成为满足“第三等级”膨胀起来的虚荣心的说道。人类文明倒退的暗流，短时间就能激起腥风血雨，然而最终付出最惨痛代价的，还是“第三等级”自己。

人们普遍忽略了的是，1792年8月10日的暴动不仅废黜了君主立宪制，还否决了1791年《宪法》以及《人权宣言》，并制定了新的《人权宣言》作为新宪法的前言。在革命后的86年里，法国就制订了14部宪法！一场以立法修饰暴行的闹剧！1792年暴动订立的纲领尚未完成，1793年5月31日雅各宾派又一次暴动，理由是曾经颁布《人权宣言》、制定宪法、完成了废黜封建专制、实施普选产生了国民公会的吉伦特派不愿意“继续革命”了。6月2日，雅各宾派拘禁了吉伦特派29名议员，随后73名吉伦特派领导人被判处死刑。“巴黎无套裤汉专政”开始了，这是后来“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驱，其实也就是对于《人权宣言》合理部分彻底的否定。直至1830年7月革命，法国才建立起初步的民族国家。有人以此为法国大革命的结束，也有人认为它仍未结束。如果把《人权宣言》视作法国大革命的开场白，这场革命堪称一锅“五味汤”，它成了各种理论的试验场，成功之处在于人权理论也曾有过张扬的机会；失败之处在于没有导致美国革命那种妥协共存的局面，反而导致雅各宾派残暴践踏人权的专政。这个专政甚至燃起了烧灭一切国家疆界的欲火，“以革命的名义”去挣脱道德的约束，兽性也就可以问心无愧地践踏人性了。

雅各宾派开辟的道路

雅各宾派上台之前就已经开始抨击美国革命，再暴动掌权的雅各宾派首领罗伯斯比尔声明：“你们这些所谓勇敢的美国人，你们的自由是用我们的鲜血换来的，是因为和我们联盟而受到保护。如果没有我们的存在，你们的命运将如何呢？你们将再次受到你们敌人的奴役而崩溃。”雅各宾派选择与美国式革命决裂是其利益使然，美国式政体是形形色色专制的天敌。美国的概念将国家权力与民众对立起来，并努力使权力成为民众的仆役；而法国正相反，它把国家与人民空前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而人民是一体的，只能有一个意志，这样就使“多数人的统治”变为“多数人的专制”，从而可以用国家的名义剥夺任何人的权利。

当美国人把两党制视作政治变革的动力之后，雅各宾派宣布：“两个党派，一派是善良的公民，另一派是邪恶的公民。”加尼耶称：“我们不允许任何一个异类团体在共和国内。”圣鞠斯特提出：“党争是社会，特别是共和国的恶疾。党争是社会最可怕的毒素。”丹东主张的雅各宾派路线是：“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党争不能在共和国内存在。” 罗伯斯庇尔称：“我憎恨任何包容好搞派系人士的政府。”他命令：“充分利用国家权威的力量大规模镇压各种党派！”如此，雅各宾派注定了要选择美国作为邪恶的化身，因为美国式联邦制是统一且不可分的共和国权力的对立物，圣鞠斯特嘲笑美国体制是以分裂为原则的国家，“某一天，一个州将拿起武器反对另一个州。”非但如此，“联邦分子”是法国革命中登上断头台的阶梯，被处死的那些吉伦特派杰出领袖，没有一个以言论自由或议员不受侵犯为自己辩护，而是振振有词地诉说自己对统一的忠心，就像后来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临刑前诉说自己对党的忠诚一样。用一个党派的暴力取代君主的暴力，党员对领袖的绝对服从代替臣子对君主的绝对服从，党对属下的生杀大权接替了君主对臣民的生杀大权，雅各宾派开了个挺像样的头。一党专制应属雅各宾派开创的事业。

雅各宾派开创的道路之二：以国家的名义猖狂践踏人权。恐怖与杀戮都不是雅各宾派的发明，但被它张扬到荒谬的地步。君主专制对反抗国王者处以极刑；法国革命把对一党专制持异议者、甚至不积极参与者也处以极刑。仅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法国革命“新桃换旧符”的本质，历史传统的野蛮在雅各宾派手中得以发扬，区别仅在于披上了革命的外衣并借国家的名义。美国人谨慎地开拓人类从无先例的受到制约的政体，法国人狂热地重蹈历史早有前驱的国家至上运动；美国的精英们担负起精心设计未来的责任，法国的知识精英遭到镇压，权力鼓动群氓操刀杀戮，用肉体消灭的方式扑灭思想。雅各宾派干将海登斯宣布：“我宁愿让两千五百万法国人死去十万次，也不让一个人毁灭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一次。”圣鞠斯特宣布：“你必须不仅惩罚叛国者，还应该惩罚那些漠不关心的人；你必须惩罚在共和国中任何消极和无所作为的人”，“在人民与敌人之间，除了断头台就没有别的了。”国家至上的本质在于统治者至上，我们无妨回顾一下法国革命的战果：据当时统计，从1793年10月颁布革命政府法令开始到1794年7月“热月政变”为止，被“革命法庭”逮捕者达30万人；判处死刑的1.7万人；加上未经审判处死的共约3.5－4万人。其“无套裤汉专政”的虚伪在于：其中贵族、教士约占15%，劳苦大众却占85%；现代化学之父拉瓦锡也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著名的法籍意大利数学家拉格朗日痛心地说：“他们可以一瞬间把他的头割下，而他那样的头脑一百年也许长不出一个来。”即使革命内部的不同意见也难免一死，例如布里索、维尼奥、罗兰夫人、巴伊、巴纳夫等一大批法国大革命中的卓越领导人被推上断头台，即使雅各宾派主要领导人丹东，当他有所觉悟建议“爱惜人类的鲜血”也就被送上了断头台。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国民公会会议决定逮捕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派垮台，次日，罗伯斯庇尔等被处死。

雅各宾派的诀窍在于含糊而且武断的分类法，这使任何公民都可能成为断头台的客人。孟德斯鸠曾经指责中国人：“如果大逆罪含义不明，便足以使一个政府堕落到专制主义中去。”他说此话之后不过几十年，他自己的祖国就踏上了这条老路。它的最根本之处在于，司法部门必须向国民大会定期汇报工作。如此，就使司法权从属于立法权，政权也就可以随心所欲侵害公民的权利。1793年3月，雅各宾派颁布第一部法律便实行有罪推定：任何人只要被指控侵害革命，就需要被告证明清白而非原告证明其有罪，无权要求陪审亦无权上诉；更厉害的是，此法要求“从重从快”，24小时之内必须审结并执行。这是人类史上最野蛮的酷刑。雅各宾派领袖马拉更直言：死刑是一种太温和的判决，他提议：“用烙铁烙他们。斩断他们的拇指，割下他们的舌头，等等。”随后，一系列更加随心所欲的法律出台，甚至贮藏食物也成重要罪行。及至9月颁布的《惩治嫌疑犯法》：一旦当事人具有反革命活动的嫌疑，就可以逮捕。12月，罗伯斯屁尔宣布解散宪政政府，他说：“在一个宪法政权下，保护个人免受来自公共权力滥用的侵犯就够了；而在一个革命政权下，公共权力要被迫自卫，使自己免受各方面的攻击。”

最后，就是雅各宾派对个人以及少数派权利的废止。托克威尔认为，法国革命中，影响、改变未来的因素尚不是“对个人权利的蔑视以及对少数派的压制”，而在于给这种蔑视和压制以合法化地位的政治学说。其实这个政治学说并不新鲜，古希腊时期它就已经存在，苏格拉底就是被“群众”处死的。有了这个政治学说和它的广泛宣传，这使得“群众”观念得以取代个人的地位；有了这个取代，权力把持者可以为了达到他们想达到的目的可以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历史证明了托克威尔的预言，正因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使得任何人都可能“入另册”成为5%的那“一小撮”，泛泛而无所附身的“群众”最终只能是领袖的空白支票，有了它领袖才可以为所欲为，打击任何欲打击的人和事，酿成整个国家、民族的灾难。

雅各宾派开辟的道路之三：放纵语言暴力，把道德与良知都变成相对的东西。道德一旦相对，就意味着沦丧，良知泯灭之后无耻也就成为相对道德的一部分。罗伯斯庇尔首先煽动民族狂热，他说：“法国人民比其他民族领先两千年。这是一个诱人的结论，法国人组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建立民主的民族。”这位卢梭弟子还说：“惩罚人类的压迫者是仁慈的，原谅他们是残暴的。”“特赦背信弃义的代表将意味着对罪恶的保护，对美德的窒息。”“大革命是反暴政的自由的专制。”“恐怖不是别的，而是即时的、严厉的、不屈不挠的正义。因此，恐怖是美德的宣传机。”“没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恶的，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等等，不一而足。虽然卢梭反对私有制，并认为只有用暴力推翻专制才能恢复人们的自由平等，但他还有人性的顾虑：“如果没有对弱者、罪人和整个人类的同情，那么慷慨、仁慈、人性会是什么呢？”雅各宾派以这种语言暴力，把卢梭的顾虑抛开了，肆无忌惮地用暴力建立新的专制，狂傲地把恐怖与美德、惩罚与仁慈、自由与专制混乱起来，践踏人性，弘扬兽性。这种修辞策略征服了人心中原有的同情心与理性，从而使践踏人性的行为受到放纵。

此种语言暴力的作用不可小视，历史上野蛮屠杀的事例不少，但都限于武装群体施暴。语言暴力之结果，已经导致全民道德丧失，于是发生整个民族、国家施暴，全国性的犯罪是最可怕的，但雅各宾派开创了这样的犯罪，乃至于它的领袖们也控制不住他们掀起的杀人狂潮，于是才有未经审判就处死的人多于审判处死者一倍以上的悲剧。宣传煽动起来的兽性，远胜于原始遗留之兽性。此术为列宁、墨索里尼、斯大林、希特勒、东条英机、毛泽东所继承与发扬，人性在二十世纪遭到空前绝后的践踏。

其道路之四：雅各宾派的领袖们无一不是历史的自大狂，他们病态的心理使他们力争伟大和历史的不朽。于是时时处处无不以人民的救星和代表自居。他们对人民毫不吝啬的赞美词语的后面，掩饰着对人民最根本的蔑视。一切夸赞为的只是驾驭民意而已，使他们看上去有责任医治民众的创伤，为之复仇，还他们以尊严。罗伯斯庇尔有言：“既不是奉承者，也不是谨慎的倡导者，既不是民众领袖，也不是人民的保护者。我是人民本身。”好一个“人民本身”，紧跟着的就是“绝对一致”的原则，在这个原则指导下，人民只能跟他们保持一致，从而保障了暴力行为的群众运动性质。否则革命绝无胜利的可能，这是他们力量的唯一来源，欺蒙骗取的力量。为了这个目标，雅各宾派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政党或团体，他们是代表民意、为公共意志行使权力的自我神化群体。

恰如罗伯斯庇尔的演说：“我希望我的荣誉只是为了我的国家的利益。”罗伯斯庇尔渴望留给“子孙后代毫无瑕疵的名声，以及所有善良人们可模仿的榜样”，但法国的贤人祠并没有给雅各宾派的领袖们任何地位，因为他们给法国历史留下的只是暴力、非法、玷污的痕迹。然而，他们成为愚昧落后地区许多人的楷模，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雅各宾派传人的僵尸一个接一个地被供奉在“圣殿”里，接受愚昧至极的膜拜，大约可算“龙种”变“跳蚤”的事例，它已经成为人类历史的笑柄。或许应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那句中国古训，罗伯斯庇尔死前叹息道：“美德！没有美德，一场伟大的革命只不过是一种乱哄，是一种罪恶摧毁另一种罪恶。”

ys2005

马克思主义原理

法国大革命制造的混乱直至1799年11月拿破仑政权建立才告最终结束。它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人权宣言》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依然使欧洲进入革命时代。持胜利观点的人乐于将其延伸到1830年7月的起义，以求得一个胜利的结果；甚至某些学者将其划断至1848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欧洲到处都是血腥的起义、暴动，被法国革命蛊惑起来的愚氓，在各式各样野心家的操纵下展开杀戮。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4月24日演讲中对其《宣言》中没有能够前进一步以确保经济公正感到遗憾并后悔。然而他的遗憾被马克思先生捕捉住了，以弥补这个缺憾为开端，有了马克思主义。国外有认真的学者仔细分析了这个主义，发现它的来源并非那“三个来源”，而仅仅是卢梭的学说。假如此说成立，那么这个主义跟雅各宾派就有了同一个师傅。

《马克思致路.库格曼》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国民大众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拥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认识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 如此便确定了马克思主义对雅各宾主义的承袭，“从空想到科学”的承袭。

恩格斯还说：“当革命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好在进行一场比较平静、但是并不因此就显得缺乏力量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这段话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雅各宾派肆虐之时，另一场和平的革命正在英国进行，而且并不比法国革命缺乏力量。但马克思先生舍弃了对海峡那边和平的“光荣革命”以及美国革命进行研究，有选择地走雅各宾派开辟的道路。马克思先生正是为了研究法国革命及其发展才到巴黎的，他的“政治的批判”也正是从雅各宾派传人布朗基的“工人共产主义”起步的，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后来在《新莱茵报》鼓动革命时，他给报社工人们头上戴着红色的“雅各宾帽”，并配了八支步枪和250发子弹，可见他对雅各宾派革命的钟爱。马克思先生把“第三等级”提升到“无产阶级”，冠以“最先进阶级”的称号。他还煞费苦心博览书报，精心挑选其中最有利于他所需要的事例，弥补了雅各宾派崇尚暴力却没有为这种崇尚提供理由的遗憾。先有《共 产党宣言》问世，这个宣言确立了阶级对立的理论，净化了雅各宾派“第三等级”的混杂，塑造出一个“先进阶级”的形象；强化了雅各宾派关于一个党派的说道，把它完善成系统组织的理论；把罗伯斯庇尔的“经济公正”归结成“消灭私有制”；坚持了“用暴力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原则；以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调整了罗伯斯庇尔“恐怖的革命专政”。马克思主义原理中，无处不在的是雅各宾派的影子；马克思主义是雅各宾派更合理更完善的发展。实际上，雅各宾派理论家巴贝夫以及其传人布朗基，已经把雅各宾派的行为升华为理论：无产阶级必须以暴力剥夺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罗伯斯庇尔的“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一切压迫！”也发展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我们不能不提及马克思主义的另类发展，这个发展就是恩格斯亲自奠定的否定他与马克思在《共 产党宣言》里的暴力主张，1895年3月发表的《卡.马克思一书导言》里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几个月后恩格斯逝世，他委托伯恩斯坦作为遗嘱继承人，完成他刚开了头的理论。伯恩斯坦批判了马克思对雅各宾派的继承，认为：“如果披上1793年的衣服，重复和超过1793年的言语，就不仅是荒唐，而正因为是在一场政治革命中间，它就犯罪了。为了这一罪行，很快就会有成千的工人以自己的生命，另一批成千的工人以自己的自由来抵赎。”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具备自己的十分强大的经济性质的组织并且没有通过在自治机构中的训练而达到高度的思想独立性的地方，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俱乐部演说家和文人的专政。”

我们不宜以过大篇幅讨论这个问题，此类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理论批判，应该说至少揭示了一个真实：无论雅各宾派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它们都不是工人或其他劳动者自己的利益，它们都只不过是那些虚荣的、不择手段的俱乐部演说家或者文人们驾驭社会基层群众的工具。当这个缺乏思维能力的人群被鼓动起来，就只能成为那些嗜血的领袖们的奴才，以自由和生命为代价填补轻信的窟窿。历史已经无情地证明了恩格斯的论断：“在一切稍微长久的革命时期中，广大的人民群众很容易轻信那些拼命挤到前面来的少数人的欺蒙”。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语言暴力，是一种蛊惑兽性的语言暴力，它给人类文明带来的灾难是前所未有的。


苏维埃专政

列宁赤裸裸地宣称自己是雅各宾派，列宁主义直接继承和发展了雅各宾主义，这要比他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的成分更多也更本质。假设列宁依照马克思主义而不是雅各宾主义行事，可以说，十月革命根本不可能发生，更别说胜利了。1918年，列宁亲自定制了罗伯斯庇尔的石像供奉在克里姆林宫里，因为赶工和当时的困难，匆忙选用的石材后来碎裂了，但可见列宁对罗伯斯庇尔的崇敬之情。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兰辛指出：“俄国革命的‘恐怖’在野蛮和毁灭生命与财产方面远远超过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后者至少拥有政府的外形并制造合法的伪装，而前者哪一样也不具备。没有权威，没有法律。它是一个沸腾着专制与暴力的大锅炉。我想象不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还有比降临到俄国的更可怕的灾难。”

列宁对雅各宾派的称颂很多，还在1894年就在他制定的革命行为指南里写明：政治自由主义只会加固资产阶级的地位，现在是该把社会主义与民主制度分开的时候了。这个指南指出：要再访三星纪念碑（清除歧见、整肃和施以重典）；要避免革命过程中捞一笔的投机主义（派系斗争、热月反革命）；还要有供人敬奉的英雄的神龛。1901年列宁宣布：“就原则而言，我们从未放弃恐怖，而且也不可能放弃恐怖。”“我们要问这个人，你对革命的问题持什么立场？你是支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若是反对革命，便让他站到墙根，将他枪毙！”1904年他又得出结论：“一个真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必须是一个雅各宾派。”1915年又写道：“在反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正是那些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罗伯斯庇尔、加里波第以及其他一些人）唤醒了千千万万的人民，如果一个人对这些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深怀敬意，他就成不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列宁认为雅各宾主义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斗争所达到的最高点。”“如果没有雅各宾派的高压政治，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就会毫无意义。”

按照雅各宾派的经验与教训，列宁组建了“职业革命家”的党，执行高度集中的党规，自己担任绝对权威的领袖，向“第三等级”即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灌输名为马克思主义实则雅各宾主义的理论，实行一党专制，把暴力与压制视作最高手段。更高明之处就是依靠阴谋并先发制人。1917年1月，46岁的列宁在瑞士哀叹有生之年已经看不见革命胜利之时，俄国人民推翻了沙皇专制，建立起民主的临时政府。列宁喜出望外；4月，经德国军方首脑鲁登道夫协助返回俄国。利用暴民与阴谋，一举颠覆了毫无防备的临时政府；接着，以暴力解散了议会，他说：“伟大的法国革命就把敌对党派轰出了法律范围。”然后开始杀戮政敌。他对温和派斯坦伯格说：“难道你真的相信我们能不通过最残酷的革命恐怖就能取得胜利吗？”斯坦伯格争辩道：“那我们为什么还费心设人民公正委员部呢？不如我们干脆叫它社会清除部吧”。列宁眼睛一亮：“说得好。这正是它应该做的……但我们不能这么说。”他指示捷尔任斯基立即建立“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摧毁任何异见分子。“难道在我们当中就找不出一位富基埃－坦维尔（法国大革命革命法庭检察官，专职批准杀人者――引者注）式的人物来驯服这些疯狂的反革命分子吗？”到1921年为止，所有反对党乃至同盟党都被消灭，25万各种政治力量的代表人物成为“肃反委员会”的刀下鬼，其中包括十月革命的主力、喀琅施塔得基地的水兵，他们在反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宣言上说：“以警察宪兵为护神的君主制的权力转移到共 产党篡权者手中，他们非但没有带给工人们自由，反而使其总是害怕哪一天会被投进肃反委员会的监牢，而这些监牢的恐怖程度远远超出沙皇制度下的警察局。”这些恐怖暴力使得列宁的忠实战友、德共领袖罗莎.卢森堡也愤怒了，她指责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制度不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对无产阶级专政。

列宁的语言暴力是：“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然后美其名曰“无产阶级民主”。问题在于，谁是无产阶级？谁是资产阶级？他的继承者斯大林继续诠释道：“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是它的党即无产阶级的主要领导力量的‘专政’。”这就是说，对谁“专政”、如何施行“专政”，只能由这个党也即它的领袖决定。1919年，列宁决定没收农民必要的口粮之外的一切粮食，这遭到农民的反对，他们赶走了“余粮征集队”，列宁宣布这是“富农暴动”，下达命令：“应无情镇压五个乡的富农暴动……应该搞个示范：1.起码绞死（一定要绞刑，让人看得见）100名顽固不化的富农；2.公布其名单；3.没收其全部粮食；4.点出若干人质，让方圆几百俄里的人看得到，受震动”。莫洛托夫晚年满意地回忆：“列宁下令镇压坦波夫起义：一切烧光。”俄罗斯军事档案馆存档的图哈切夫斯基命令：“为立即肃清残敌，我命令：在树林里喷毒瓦斯，让毒气弥散，消灭躲在林中的全部残敌。” 250罐军用氯气便喷向在树林里躲避军队的农民。阶级的概念不过是领袖们纠集队伍的说道，它最终以是否顺从为界限，无论你出身多么贫困，只要违背了领袖的意旨，随时都会成为“资产阶级”遭受噩运甚至杀身之祸。列宁的贡献在于，他把雅各宾的集权进一步升格成为极权，雅各宾派未能顾及到的地方，列宁都顾及到了。

斯大林无疑是列宁最信任的接班人，缘由在于他下得了手。请看1918年7月7日列宁给斯大林的电报：“必须在一切地方无情地镇压这些可怜的、歇斯底里的冒险分子。对付左翼社会革民党人请勿手软，并经常向我们通报情况。”斯大林复电：“您放心，我们的手不会抖。”他果然不负所望，剿灭了察里津的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这个党曾经是列宁夺取政权的盟友。历史已经证明，斯大林确实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说：“农民是不会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采取强迫方法使他们为社会主义进行斗争是可以做到的而且是必需的。”这个“强迫政策”用斯大林对邱吉尔说的话：“一千万农民被处理掉了。”而苏联学者考证，在1929-1937年间，1450万农民死于集体化及其引发的饥荒。斯大林热衷于“科学上的阶级斗争”，用暴力毁灭了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成千上万著名学者遇害，例如世界著名遗传学家瓦维洛夫；二战时，图波列夫等飞机设计师竟在监狱中设计飞机。那些虽未受到制裁但也胆战心惊的学者、专家更是不计其数，例如著名作家法捷耶夫，自杀前给苏共中央的遗书中描述斯大林专政：“列宁死后，我们被贬低到顽童的地步，被毁灭了，在思想方面遭到恐吓，并且把这种做法称之为‘党性’。”

至于军队中，1937-1938年处死了3.5万军官，包括80%的高级军官：5名元帅中3人；15位集团军司令中13人；85名方面军司令中57名；195名师长中110人；406名旅长中220人；以及全部军区司令员。党政干部方面，1934年联共17大中央委员70%被清洗；71位中央委员中51人被处决；68位候补中委中47人被处决；出席此次大会的1966位代表，1108人被捕。1935年斯大林制定法律规定12岁以上儿童亦可判处死刑！1937年莫洛托夫为主席的人民委员会，出任部长22人中，17人被处决，1人自杀，活下来4人中还有1人被捕。列宁遗嘱中所说的六位联共核心领导，五位被斯大林处死。1991年6月14日克留齐科夫代表苏共中央宣布：“目前已经查明，1920-1953年间，在苏联约有420万人受到镇压”。然而1956年克格勃答复政治局秘密质询的报告称：仅从1935年到1940年，有大约1900万人被捕，其中至少有700万人被处决或死于劳改营。雅各宾派九泉有知，大约只有自叹弗如的份了。

ys2005

法西斯主义与纳粹

与列宁几乎同时出道的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墨索里尼。1904年，墨索里尼写道：“与其迷惑无产阶级，使他们相信有铲除流血所有致因的可能性，还不如让他们作好准备，习惯战争，迎接‘最惨烈的流血牺牲’，其时，两个敌对的阶级将进行最后的较量。”1912年，29岁的墨索里尼坚持：社会主义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完全彻底，实行国际主义，而且永不妥协。他接受了社会党领导职务，并成为意大利共 产党的奠基人。他同样信奉雅各宾主义，坚定不移地认为：坚决杜绝议会以及任何形式的‘改良主义’；确信革命党必须高度集中、等级森严、纪律严明；必须由职业革命家组成党的领导核心；认定群众是可以教育的，革命觉悟必须经职业革命家从外部灌输；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必定是最后仲裁者。

战争从来就是文明的破坏者，任何战争都必然导致兽性膨胀人性萎缩。法国大革命时期，与外国反对派的战争大大助长了雅各宾派势力，一战同样如此。墨索里尼在一战中把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成法西斯主义，缘由在于当时蓬勃兴起的民族主义热潮。他选取法国大革命中用来象征激进的古罗马棍棒、战斧标志装饰他的法西斯主义，他给法西斯定义为：“全国范围内有组织、集中、专权的民主统治。”列宁单独与德国媾和而退出战争的举动使意大利已经获得的利益承诺受到威胁，墨索里尼开始憎恨列宁并抛弃了国际主义，转向民族主义。然而，他却学习列宁开创的“契卡――穿黑色短皮衣的人”，组建他自己的“黑衫队”，作为法西斯党的打手。这支队伍以暴力手段袭击一切不同政见的组织，以恐怖手段统一政见分歧的意大利。欧洲的报纸每天都有列宁的“红色恐怖”制造的惨案，相形之下，墨索里尼的“黑衫军团”只是小巫见大巫，当它开始打击布尔什维克倾向的组织和个人时，甚至还被人们寄托以防止俄国革命在意大利重演之期望。因为此时列宁的第三国际正积极煽动欧洲的暴动，德国、匈牙利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芬兰、保加利亚、原奥匈帝国属地都爆发了武装起义，许多地区也成立了地方苏维埃政权；一大批列宁主义的共产党宣告成立，惊恐不安的情绪笼罩整个欧洲。

在这种惊恐情绪影响下，任何宣称抵制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政治主张都很容易得到理解；兼之《凡尔赛和约》制造出新的民族纠纷，各种矛盾、冲突交织，法西斯主义迅速在欧洲蔓延，甚至连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成立了法西斯组织，暴力解决问题成为人们的共识。出于对《凡尔赛和约》的憎恨，以及对法国敲诈的反抗，德国在摩拳擦掌，希特勒应运而生只是时间问题。希特勒自己在1928年写作的《重新崛起之路》中说：“法国用国家的概念在它的境外推行其大革命。国家社会主义要用人种的概念在国外发动革命，并重铸世界。”众所周知，希特勒一生中最崇拜的人物就是雅各宾派的拥趸拿破仑。

希特勒的崛起过程已经为世人熟知，我们稍微归纳一下就会发现，希特勒同样秉承了雅各宾派的要点：组织一个可以控制的党；以这个党掌握军队；以暴力手段实现政治目标；实施恐怖统治，践踏人权草菅人命；禁止新闻、出版、言论自由；把持国家经济，废除自由贸易。当德国陷于混乱与严重困难之时，他把握住机会，并不失时机地施展了他的演说天才。微妙的是，希特勒承认：“不要推测说意大利发生的事件对我们没有任何影响。如果没有法西斯的黑衫党，很可能就不会有纳粹的褐衫党。”而“黑衫党”恰是跟列宁的“契卡”学来的。

两个恶魔的情与仇

雅各宾道路在二十世纪的欧洲走出来两个恶魔：斯大林与希特勒。这两个恶魔最后打起来是他们的野心所导致，恶魔之间没有什么诚信可言，然而他们也互相驱使，向着邪恶的最高层次发展。斯大林用阶级的借口制造罪恶，希特勒则用种族的理由制造罪恶，这两个邪教理论各有自己的一套体系，但在扑灭绝对道德标准、宣扬相对道德方面是高度一致的。这种道德的相对化，正是使人性泯灭罪恶滋生的根源。1933年，罗姆的冲锋队已经强大到危险的地步，除100万领工资的正式成员外，还有350万预备队员，罗姆企图用它来取代德国军队。希特勒敏感地注意到这个现象，冲锋队的暴行已经利用完毕，它在国际上带来极不利的影响，常规国防军也非常恼火这支武装暴徒。希特勒暗中扶植希姆莱，以政府和国家警察部队的名义一举摧毁了罗姆及其干将。捎带着，希特勒还消灭了他的宿敌150余人，德国高层反对派基本清理完毕，虽然他们与冲锋队毫无关系甚至还是死对头。这次以国家名义进行的集体屠杀，嘲弄了德国司法机构，也摧毁了军队的高傲荣誉感：它默认了希姆莱杀害了数名自己的将军。此举标志着德国道德的彻底沦丧，希特勒反而在1934年7月3日通过法案：德国秘密警察有先斩后奏的权力。未几，兴登堡死去，希特勒接管了国家最高权力，军队向他宣誓效忠；人民则以84.6%的选票奖赏了这个屠夫。德国进入无耻阶段。

得知此事的斯大林在政治局会议上手舞足蹈：“希特勒太棒了！就应该这样对付自己的政治对手！”他始终为对付高级对手头疼，现在有了解决办法。12月1日，声望日高已经让斯大林感到威胁的基洛夫被刺，斯大林亲临现场处理自己谋划的刺杀案，4万余列宁格勒党政军官员被捕，所有涉嫌知情的人都被杀害；紧接着斯大林抓捕了加米涅夫与季诺维也夫，随即被谋杀；然后斯大林亲自下令，赶紧杀害已被抓捕的5000名党员。反过来，希特勒也从斯大林那里学到一手，建立集中营。希姆莱竟然模仿到如此地步：苏联集中营名曰“劳改营”，门口悬挂写着“劳动是光荣、勇猛和英雄主义的体现”的铁牌；奥斯威辛“劳改营”门口也挂上“劳动能够赢得自由”的牌子。这两个恶魔都在这种“劳动营”屠杀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无辜人民。最为可悲的是，“以革命的名义”使屠杀者心安理得；而“为了党的利益”又使被屠杀者顺从；在这两者夹击之下，尤其是雅各宾派所发明的“具有美德的恐怖”使更多人则采取麻木不仁的态度。

许多文字诉说斯大林中了希特勒的离间计，杀害了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等高级军官。其实，从1935年开始，克格勃一个机密小组就奉命与盖世太保协商，斯大林要求说服希特勒共同捏造证据，以加害于图哈切夫斯基，希特勒终于被说服了，他批准盖世太保与克格勃共同完成了这项绝密任务：克格勃制造谎言，经盖世太保反馈回来，图哈切夫斯基等七名高级将领因此“情报”而被杀害，接着发展成3万多红军军官成为斯大林的刀下鬼。最终，盖世太保与克格勃交换名单，互相抓捕对方要求抓捕的人员，克格勃交给盖世太保仅有姓名的人员可查的就有842人，其中包括德共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一家。俄罗斯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写道：“令人费解的是来到苏联的多数欧洲共 产党领导人和活动家都不幸死去，而留在自己国家里的共 产党人虽然被关进监狱，但却生存了下来。”这使人想起赫鲁晓夫回忆录里描述的情况：被瓜分的波兰领土上的犹太人，宁可走向盖世太保也不愿留在苏联地盘，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斯大林比希特勒更残忍。

斯大林与希特勒的战争爆发，本质上是一场狗咬狗的利益之争，1939年8月23日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协定，完全不是撒谎成性的毛泽东所说“是英法苏谈判破裂的结果”而是斯大林与希特勒瓜分欧洲的密谋，恰是达成这个密谋，斯大林才拒绝了英法的谈判！如果不是斯大林要价太高，世界要反的“法西斯集团”就是德意日苏四国，而不是德意日三国了。因为这次狗咬狗之战发生，美英等国为了减轻所付代价，采取了邱吉尔的“与魔鬼结盟”政策，把斯大林拉入反法西斯阵线，而俄罗斯人民反抗侵略的决心，也成全了斯大林的虚名。战后斯大林立即于1946年2月9日演讲，挑起“冷战”，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独裁者总是梦想鲸吞世界，雅各宾派要把他们的革命推向全世界，用从雅各宾派沿袭下来的语言暴力，这个目标后来变成了“解放全人类”。


遗憾的是，中国人尚未意识到任何羞耻，还有众多思辨能力缺失者或在利用毛泽东遗产维护他们的继承权；或在愚昧的歧途上乐而忘返。无论何种情况，都只有一个后果，那就是在继续糟践中华民族的良知与尊严！

亚非拉的解放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曾经被称为“第三世界”，这里是人类近代社会中相对落后的地区。在亚洲国家中，约2/3于二战后独立；非洲除利比里亚、埃塞俄比亚、埃及三国外，其余约五十个国家均独立于二战以后；拉丁美洲在美国独立的影响甚至直接支援下，十九世纪就独立了十八国，二十世纪陆续独立二十余国。在二战后独立的国家，无疑是《大西洋宪章》乃至《联合国家宣言》之鼓动，兼之以美国为首的战胜国强大实力威慑之下取得的。我们不去细究罗斯福为殖民地独立曾经与邱吉尔、戴高乐的激烈争论，以及罗斯福过分热心的鼓励是否合理。然而雅各宾主义却随着斯大林跻身于胜利者的行列获得空前未有过的发展。1946年2月9日，二战硝烟尚未散尽，斯大林就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直截了当地宣称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继续他的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断了的事业。作为宣言的延续，斯大林立即开始在东欧各国的奋斗：建立一党专制的统治机制，不惜采取恐怖的暴力手段。

1955年4月，新独立的亚洲23国、非洲4国首脑聚集在印尼的万隆开会，诸多新贵如苏加诺、纳赛尔、尼赫鲁、恩克鲁玛、西哈努克等，国内的事情办不好，都打算捞取一些国际名声以遮掩其内政之拙劣。此外还有希特勒的崇拜者、中东恐怖主义倡导者大穆夫提。苏加诺在大会开幕词里高唱：“白人旧世界正在垂死挣扎”，“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称之为国家的道义暴力，为和平努力。”捡起法国革命首倡的“国家暴力”及其语言暴力。苏加诺要“埋葬党派”，实行“有指导的民主”、“有指导的经济”，以为其“印尼社会主义”，还宣称“一个国家总是需要敌人”来经营他所谓“总统苏加诺号召公民苏加诺建立一个政府。”这位色迷迷的“新兴力量”领袖也很有特色，继毛泽东穿着大裤衩在游泳池边接待苏联首脑赫鲁晓夫之后，这个倒楣的苏联首脑1960年被苏加诺接待时竟然碰上苏加诺正与一位裸体女郎愉快地交谈。直至他把印尼经济搅得一塌糊涂，面临国内反抗危机时，又默许印尼共搞政变以消灭反对派。总参谋长等三位将军被杀；国防部长靠爬墙逃生，其女儿被杀害；另三位被抓的将军竟然被交给一群妇女、儿童以宗教仪式折磨致死：他们的眼睛被挖出，生殖器被割掉。最后导致苏哈托反政变所击败，他随即开展报复性屠杀，死亡人数近百万，苏加诺政权终于烟消云散。

雅各宾派首创的“一党专制”到了贫困愚昧的地区便如鱼得水，我们无需一一举例说事，东南亚的革命屠杀首推柬埔寨的波尔布特。红色高棉占据金边的第二天，他就开始驱赶两百万居民离城下乡，称为“反对吃闲饭运动”，连老弱病残也不能幸免，数日之内，全国城市都成了死寂的空城。放逐者和原先的乡下农民都被按军事编制分男女住在各自的营房，连夫妻也只能在获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周
相聚一次，这正圆了波尔布特“全国军事化”理想。“万人坑”、水田里漂浮着的髂骨、懂外语和戴眼镜都是处死的“罪证”、教孩子仇恨自己的父母；红色高棉杀人示众时，竟用锄头活活将人砸死；用刺刀捅死婴儿；在水利工地将染病者就地活埋……，这些骇人听闻的杀戮方式，都是红色高棉的日常活动。１９７５年暮春至１９７８年底，波尔布特执政仅三年又八个月，就使柬国人民“非正常死亡”了三分之一以上，其恐怖行径超过了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暴君！红色高棉的嗜杀嗜血，从“民主柬埔寨”的国歌中可见一斑。攻下金边的四月十七日被定为新高棉日历的“元年一日”，国歌歌词唱道：“红色，红色的血／洒遍了柬埔寨祖国的城市与平原／这是工人和农民的血／这是革命的男女战斗员的血／这血以巨大的愤怒和坚决的战斗要求而喷出／四月十七日，在革命的旗帜下／血，决定了把我们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

在黑非洲，大多数国家独立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80年代以前独立的46个国家中就有近30国实行一党专制，其中至少有六国宣布奉行马列主义，而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贫穷之国。非洲国家非殖民化之后就陷入了远比贩奴时代更悲惨的灾难之中。这些国家的独裁者纷纷祭起一党制法宝，在主权的庇护下犯下令人发指的恐怖暴行。具有典型意义的坦桑尼亚，尼雷尔以其军事专制取缔了殖民地时代尚存的言论、新闻、出版、集会自由，尼雷尔称：“我们还没有赢得对贫困、无知和疾病的斗争胜利。在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之前，不能听任他人的条条框框来破坏我们的团结。”尼雷尔接受了苏加诺的建议，要寻找一个敌人，于是他发布了《阿鲁沙宣言》，却并未对谁宣战，仅以此对自己的国家施行极权主义提供借口。他发明的“乌贾马”强迫居民以十户为一个“支部”，相互监督、揭发，有权抓捕任何可疑的“歹徒”并加以审判。雅各宾派的“肃清”手段有了非洲版本。

从60年代开始，新独立的国家基本上奉行“枪杆子里出政权”，相比之下尼雷尔的专制还显得温和了。赞比亚的一党制取名“村庄重组”，谓之“人道主义”。在强迫重组的“村庄”里必须“肃清人类所有的劣根性”，改造成新人。类似的办法在加纳叫做“良心主义”，在塞内加尔叫“黑人光荣主义”。刚果则施行“蒙博托主义”，这位独裁者禁止人们使用基督教教名，并把自己改名为Monutu Sese Seko Kuku Ngbendu Wa Za Banga,若意译的话就是“不放过任何母鸡的公鸡”。赤道几内亚的恩圭马自封终身总统，他把国家变成监狱，为活命而逃亡者造成四周邻国不得安宁；中非的博卡萨干脆自封皇帝，仅“加冕典礼”就耗去国库的20%。他杀人如麻，例如1979年1月就因拒绝穿他的工厂生产的校服而屠杀了40名小学生，3个月后他又亲自参与杀害了30余名儿童。他不仅杀人还吃人；最典型的是乌干达的阿明，这个政变夺取政权的前军队司令更加残忍。独立前乌干达堪称非洲最美好的国家，独立后就陷入无休止的部族战争之中，北部的穆斯林杀人后喝死者的血，称为“安拉圣水”，还吃死者肝脏，据说会刀枪不入。阿明以残暴著称，政变夺权后立即开始屠杀兰吉人和阿乔利人。阿明的内阁会议记录写着：“如果某个部长感到他的生命受到不法分子或不满的民众威胁，他有权开枪杀人。”然而这些部长们被杀都是阿明的乐子：工业法庭庭长、国家银行行长、外交部长、马克瑞里大学校长、大法官、大主教都被阿明在大庭广众面前打死，另两位内阁阁员则被阿明亲手杀死。如果几位部长没有逃亡，他们也都是阿明的刀下之鬼了。阿明更有一个嗜好：杀掉一个妻子，吃掉她的某些器官，然后再娶一个妻子，周而复始。甚至当非统首脑会议在乌干达召开期间，也没耽误他杀掉前任妻子吃掉某些器官然后又迎娶新妻子的庆典！就在这次会议进行中，阿明的空军在向非洲各国首脑表演轰炸南非模拟目标时，没有一颗炸弹命中目标，事后，阿明杀掉了他的空军司令。他甚至听从巫医的建议，杀死自己的儿子，吃掉他的心脏。在他垮台后，冰箱里还存放着精心挑选的人体器官！我们无法一一细数非洲各国每一件荒唐事，暴行充斥了独立后非洲的每一天。雅各宾派创造的“一党制”加上非洲特色，便演绎出人类史上罕见的暴行。

由于尼雷尔倡导的武力结束殖民统治与南非种族主义的“军事化运动”，联合国没有进行调解，而非洲统一组织则披挂上阵。但这场运动丝毫没有触及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任何部分，却演变成内战和非洲国家间战争。仅在60-70年代20年中，非洲就爆发了30多场野蛮的战争。到处是政变、镇压、暗杀、部族屠杀，除了尸横遍野之外，数百万黑人流离失所成为难民。尼雷尔1979年说：“自从阿明篡权以来，他杀的人比史密斯在罗得西亚杀的人还要多，比沃斯特在南非杀的人还要多。但在非洲有这样一个趋势：一个黑人杀其他黑人无关紧要……现在黑人似乎也有了屠杀同伴的资格。”这类屠杀最严重的事例发生在1994年，卢旺达的部族屠杀就消灭了100万人！尼雷尔没有说下去的是：非洲独立以后的杀戮，远远超越殖民者加上酋长时代总和的许多许多倍！“解放”的代价实在是太昂贵了。
　
现代恐怖主义

实话说，在广泛阅读之前我很难把现代恐怖主义与法国大革命挂上钩，然而在阅读之后就似乎理解了某些学者要把伊斯兰同恐怖主义摆脱干系的缘由。现代恐怖主义缘起于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法国大革命成就的拿破仑帝国，秉承了以国家名义进行扩张的国策，西北非洲逐步成为法国殖民地，而阿尔及利亚则被划为法国的一个“行省”，大批欧洲移民涌入这块地盘。法国同化阿尔及利亚的举措应该说是很得力的，直至二战结束，小学课本开篇就是“我们的祖先高卢人……”。但穆斯林人口繁衍迅速，仅二十世纪前半叶，他们就从450万增加到900万，同化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二战中，大批穆斯林加入法国军队参加战斗，受过良好教育的阿拉伯人也希望法国文化与穆斯林文化融合起来。然而，法裔藐视欧裔、欧裔藐视犹太裔，他们又一致藐视阿拉伯裔；法兰西文化拒绝任何美国“种族大熔炉”的经验，终于导致冲突发生。

1945年5月，103名欧裔在与阿拉伯裔的冲突中死亡，法军出动包括巡洋舰、轰炸机在内的武装力量夷平了40多座村庄，一千多平民包括妇女儿童被杀害。恰好因为胜利，法军复员了几乎全部穆斯林官兵，这些生活无着的人们回到阿尔及利亚看见的只是惨案。兼之法国本土颁布的选举条例在这里完全走样，阿拉伯裔得不到他们想象中的权利。以法军复员官兵为骨干的“民族解放阵线”逐步建立起来，开始用暴力夺取建立国家的权力。这些原法军将士深知他们不是法军的对手，于是采取专门袭击非武装分子的策略，首要袭击的是那些主张和解的温和派，尤其是阿拉伯裔温和派。本.贝拉的命令写道：“清除所有希望有所作为的调解人。”“杀死任何企图分化好战分子、向他们灌输和解精神的人。”“杀死穆斯林法官，把他们的孩子也杀掉！杀死所有纳税和收税的人。把积极工作的穆斯林军士的房屋烧掉。”在一年时间里，据不完全统计，“阵线”杀掉了1035个欧裔平民，却杀了近两万穆斯林。其目的就是要造成恐怖，使人们不敢再提和解，迫使更多人加入杀戮。另一方面，要用恐怖袭击激怒当局，最好令当局野蛮报复，激起广泛仇恨才有利于扩大阵线的队伍。

到1955年，“阵线”升级其恐怖袭击为一切法裔平民，无论妇孺；任何批评恐怖袭击的穆斯林连同其亲属也在杀戮之列，连“阵线”内部的“动摇分子”及其亲属都难逃杀手的魔掌。杀戮的方式越来越残忍，砍头是例行方式，割掉乳房或睾丸、肢解、碎尸、绑在骡马或汽车後面活活拖死等等。最重要的是，戴高乐登上“第五共和国”权力之位以后，开始了向恐怖袭击妥协的谈判，那些双手沾满平民鲜血的被俘首领们被释放，并成为座上宾参加谈判。这导致1958年5月巴黎的骚乱，驻外军团发生叛乱。最终以“全民公决”确定阿尔及利亚的前途，恐怖暴力笼罩下的“全民公决”割断了阿－法关系，恐怖主义获得全胜。大约138万欧裔以及主张和解的穆斯林离开家园，迁往法国。约10万温和的穆斯林遭到本.贝拉为首的恐怖政权残杀，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妇女儿童亦不能逃脱。那些被法兰西抛弃的欧裔平民，又反过来建立“秘密军”，同样以恐怖袭击的方式对付新政权。恐怖主义首战告捷鼓舞了全世界的暴力攫取政权者，他们随即拿起恐怖主义这个有力武器，为实现他们的权力梦而尽情杀戮。

现代恐怖主义的另一个推动力量就是霍梅尼主义泛滥的结果，虽然我们说伊斯兰教不等于恐怖主义，但不可否认的是，恐怖主义依赖的正是伊斯兰的土壤。至于霍梅尼主义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更是恐怖主义的精神支柱。霍梅尼主义成形于上世纪70年代伊拉克的纳杰夫，霍梅尼在那个什叶派地盘里活跃了13年之久。他的主义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政府》一书中，散见于各次讲演的记录稿。归纳起来主要有一下四个方面：第一，反对政教分离，如果政教分离，等于埋葬伊斯兰教本身。他公开宣布任何伊斯兰宗教仪式就是政治活动，不论何组织或个人，倘若脱离政治或抵触，就没有资格称为穆斯林，所有真正的穆斯林都应该对这些组织和个人发动圣战；第二，一切非伊斯兰政权都是非法的，都必须推翻。政权是真主授予真正的穆斯林的礼物，所有世俗的概念，例如国家、民族都属异端邪说。当今一切世俗政府都是压迫者、剥削者的政府，不以伊斯兰教法为法律的制度都是反动的，必须推翻；第三，世界只能建立伊斯兰政府，实行伊斯兰统治。有资格领导政府的只有伊玛姆，在伊玛姆隐遁期间，只有伊斯兰宗教法学者可以担负领导政府的责任。第四，必须输出伊斯兰革命。现有的国际体系是不合理而且邪恶的，理应由伊斯兰世界体系取而代之，使全人类成为“真主法律之下的人类之家”。伊朗是第一个真正伊斯兰政府的国家，应该担负领导全世界伊斯兰革命的历史使命：“我们应该努力向世界输出我们的革命，因为伊斯兰是不分国籍的，是支持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的。”以上四点，实质上就是伊斯兰版本的《共 产党宣言》，雅各宾派语言暴力的延续与发展。它不仅号召用伊斯兰革命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还规定要按照伊斯兰教的原则重新设计国家政治结构，与“工人没有祖国”一样，伊斯兰也不分国籍，要用伊斯兰宗教政治理念“解放全人类”。

霍梅尼主义一出台，首先是穆斯林世界受到极大冲击，所有世俗政权都受到伊斯兰宗教势力的挑战，许多伊斯兰国家不得不在宪法和法律中增加了伊斯兰的国教条款。各国那些不满现状的穆斯林纷纷集合在霍梅尼主义的旗帜下，而霍梅尼公开宣布他的革命的第一站就选择在伊拉克，对于同样企图称霸阿拉伯世界的萨达姆而言，这就是赤裸裸的战争宣言，两伊战争根本无法避免。所幸两伊打得难解难分，否则霍梅尼主义早就搅得满世界不得安宁了。

假如套用托尔斯泰的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千篇一律的，无非平淡而且乏味的民主而已；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专制、独裁的花样可谓百出。当世界走向光明，2/3以上国家的人民选择了民主制度之时，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狗急跳墙是必然的。如果我们不健忘，理应记得本拉登与奥马尔统治下的阿富汗。希特勒无耻地把纳粹焚书、捣毁艺术、折磨教授称为“水晶之夜”；塔利班之所作所为与毛泽东掀起的“破四旧”几乎毫无差异，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巧合，雅各宾主义发掘社会底层的力量为之利用，必然会玩弄类似的伎俩。

从雅各宾派开始，所有热衷于陈腐的斗士，无一不把美国当作头号敌人。恐怖分子同样会这样做。因为美国式民主的存在与发展，恰是一切陈腐体制的天敌，那种三权分立的政体，令一切迷恋专制并且必然导致独裁的野心家们心惊肉跳，而芸芸众生们迟早会发现那个体制无论还有多少瑕疵，终归是他们根本的利益所在。这就是要害。雅各宾式恐怖是矫国家权力才得以施行的，当越来越多的国家权力归属于民主，格瓦拉式的窃取便转化成鼠窃狗偷般的破坏，以实现流氓无产阶级损人不利己的禀性。这类屠杀无辜的伎俩已经丧失了任何情与理的诡辩，纯粹属于兽性之发泄，于是我们根本无法与之论理，唯一的办法只有像掐灭跳蚤，发现一个捻死一个，如此而已。

结语

人类离开动物界，兽性的法则依旧在发挥作用，表现为掠夺、杀戮、刑罚、破坏等暴力手段之上。文明进程是极其缓慢的。法国革命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把国王送上了断头台；然而仅仅以一个党派性质的群体――雅各宾派――代替了国王专制。它自称穷苦的第三等级代表，开创了比君主制更残酷的专制。最可怕之处在于，法国革命开创了“有理由的杀戮”，亦即全国性犯罪。这种依靠宣传灌输邪恶，动员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卷入犯罪狂潮中去，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雅各宾主义“功”不可没。

（全文完；2005.7.8初稿11.11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