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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5-15 04:0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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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国外学者表达了一种最为悲观的看法:中国的记载或者已经遗失或者将永远封存,“要想把北京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准确地描述出来,也许永远都没有可能”。转引自M. Hunt, Beijing and the Korean Crisis, June 1950-June 1951,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992, V.107, №3。
[2] 笔者几年来收集的有关档案即有500余件,并已全部译成中文,即将由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3] 有关中国出兵问题的档案文献和研究论著的详细介绍参见拙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版)一书的导言。
[4] 艾伦·怀廷早在60年代就依据当时公开的资料做出了这一判断,见Allen Whiting, China Cre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1960。现在很多学者根据新史料支持和补充了这种观点。参见T. Christenson,Threats, Assurances, and the Last Chance for Peace: The Lessons of Mao's Korean War Telegrams,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92, V.17, №1。
[5] 陈兼在《中国通向朝鲜战争的道路》(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1994)一书中对此有精彩的论述。
[6] 见M. Hunt前引文。
[7] 笔者关于这一问题的分析见《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50年代初美国对台政策的酝酿和武装侵占台湾的决策过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
[8] 参见1950年6月26-30日和7月15日《人民日报》。
[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毛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423页。
[10] 见1950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刊登的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发言。
[11] R. Jervis,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on the Cold Wa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80, V.24, №4。
[12] 1950年9月21日刘少奇与罗申谈话纪要,转引自Б. Кулик,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1949-1952гг.),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6,л.79。
[13] 《当代中国的海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周军:《新中国初期人民解放军未能遂行台湾战役计划原因初探》,《中共党史研究》1991年第1期,第72页。《毛文稿》第一册,第536页。
[14] 中苏两党会谈的中文记录参见1949年7月27日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12页。苏方记录见И.В.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2г. №1-3, лл.78-79。
[15] 1949年5月18日柯瓦廖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5月14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详见拙著《朝鲜战争揭秘》,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284-288页。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1、54页。
[17] E. Bajanov,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5/96, Issue 6-7,pp.88-89;1950年7月1日、7月4日什特科夫致冯西(斯大林)电; 1950年7月5日、7月8日菲利波夫(斯大林)致罗申电。
[18] 《毛文稿》第一册,第428、454、469、485页。
[19] 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
[20] 毛泽东在10月2日与罗申谈话时就提到“中共中央许多同志”都有这种担忧,见1950年10月3日罗申致菲利波夫电。
[21] 周恩来提醒高岗“不要向任何方面表示我军有出国的意图”( 1950年9月20日周恩来致高岗电)时,显然是考虑到了参与一场国际战争的复杂情况。
[22] 见E. Bajanov前引文,第88-89页。
[23] 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
[24] 韩国国防部战史编纂委员会:《朝鲜战争》第一卷,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7年中文本,第28页;1950年10月1日《人民日报》。
[25] 1950年9月30日金日成、朴宪永致斯大林电,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
[26] V. Petrov sel. & com.,Soviet Role in the Korean War Confirmed: Secret Documents Declassified, Yu Song-chol Reminiscences,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1994,V.13,№3,pp.60-61。1950年10月1日冯西致什特科夫和马特维耶夫电,菲利波夫致罗申电。
[27] 《毛文稿》第一册,第538、539-540页。
[28] 在国际学术界轰动一时的关于中俄分别公布的两封内容相反的10月2日电报的争论,笔者曾有详细的介绍和分析。见《毛泽东派兵入朝作战的决心——就10月2日电报答俄国学者的质疑》,《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2期,英文稿见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7, Issue 8-9。
[29] 《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30] 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01-403页。毛泽东在10月13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讲述了同样的理由,见《毛文稿》第一册,第556页。
[31]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3-94页。
[32] 关于黑海会谈和中国出兵决策的反复过程,可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五章。
[33] A. Y. Mansourov,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5/96, №6-7, p.104;1950年10月13日罗申致菲利波夫电,10月14日什特科夫致冯西电。
[34] 1986年9-10月沃伦·科亨访问韩念龙、黄华等几位周恩来当年的助手时,他们都坚持认为,中国军队的介入是因为美国的飞机轰炸了满洲,以及美国的地面部队正在逼近鸭绿江。W. I. Cohen, Conversation with Chinese Friends: Zhou Enlai's Associates Reflect o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1940s and the Korean War,Diplomatic History, 1987, V.11, №.3, p.288。
[35] 实际上斯大林确实有此考虑,见1950年10月8日冯西致金日成电。只不过,毛泽东当时是否看到过斯大林的电报尚无法确定。
[36] 详见沈志华、冈察洛夫:《1950年中苏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37] 无论高岗是否真的说过要把东北作为苏联的一个共和国,此传言本身以及高岗与苏联的密切关系就是毛泽东的一块心病,参见И.В. 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 №6, 1992, №1;李海文,《柯瓦廖夫回忆的不确之处——师哲访谈录》,《国史研究参考资料》1993年第1期。
[38] 1950年10月8日冯西致金日成电。
[39] 尽管对美国政府这种缺乏远见的举动有不同的解释,但许多西方学者的一致看法是,如果美国在三八线前止住,北京的介入是可能避免的,战争就会在1950年秋天结束。见W. Stueck, The Road to Confrontati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oward China and Korea, 1947-1950,Chappel Hill,1981,pp.254-255;B. I. Kaufman,The Korean War: Challenges in Crisis, Credibility, and Command,Philadelphia, 1986,pp.83-85;R. Foot, The Wrong War: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Ithaca, 1985,pp.67-74。
[40] 《毛文稿》第一册,第539页。
[41] 《毛文稿》第一册,第556、559-560页。
[42] 《毛文稿》第一册,第588—589页。
[43] 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53-454页。
[44]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40页。
[45] 见1950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46] 1950年12月5日葛罗米柯与王稼祥会谈日记摘录。
[47] 1950年12月7日罗申致莫斯科电。
[48] 1950年12月7日葛罗米柯致罗申电。《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49] 《毛文稿》第一册,第722、741-742页。
[50]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5-246、249-250页。
[51] 1951年1月15日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
[52] 联合国辩论和投票情况详见1950年12月17日、1951年1月18日《人民日报》。
[53] 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69年中文版,第381页。
[54] 关于停战谈判的时机选择问题,中国军方学者持与此不同的见解,见齐德学、刘颖伟:《朝鲜停战谈判时机问题辨析》,《军事历史》1998年第2期,第35-38页。
[55] 参见1951年1月18日《人民日报》。
[56] 聂荣臻当时曾向苏联顾问说,中国军队入朝以来已减少兵员达10万人,运往前线的物资因敌空军轰炸损失达30-40%,粮食仅能供应部队所需的25%。仅第二战役中便冻伤5万余人。王亚志:“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彭德怀、聂荣臻”,《军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第11页。
[57] 陈兼提交1996年1月“冷战在亚洲”香港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China's Strategy to End the Korean War。
[58] 《彭德怀传》,第446页;1951年1月28日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1月30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
[59] 1月31日彭德怀就预言:“第三次战役即带着若干勉强性(疲劳),此次战役则带有更大勉强性。如主力出击受阻,朝鲜战局有暂时转入被动的可能。”《彭德怀军事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页。
[60] 《毛文稿》第一册,第151-153页。1951年3月1日毛泽东致菲利波夫电,3月3日菲利波夫致毛泽东电。
[61] 详见《彭德怀年谱》,第481-505页。
[62] 《聂荣臻回忆录》,第741-742页;1951年6月13日毛泽东致高岗、金日成电,6月24日菲利波夫致克拉索夫斯基转毛泽东电。
[63] 斯大林为毛泽东的出兵决定所感动,于1950年11月1日命令驻守在沈阳基地的苏联第64航空集团军出动飞机加入了朝鲜的空战。详见拙文:《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2期。
[64] 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见《抗美援朝战争决策中的苏联因素》,《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
[65] 引号中学者的用语转引自V. Petrov, Mao, Stalin, and Kim Il Sung: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Journal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1994, V.13, №2。
[66] 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页。
[67] 美军的伤亡数字参见《艾奇逊回忆录》,第556页;约·格登:《朝鲜战争——未透露的内情》,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中文本,第754页。比例数为笔者计算所得。
[68] 《第一次较量》,第47、59-60、67页。
[69] 《当代中国财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9页。
[70] 《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综合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年版,第891页。
[71]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996页;Sergei Goncharov, John Lewis,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1993,pp.99-100。
[72] 1951年11月14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
[73]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58页;1952年9月3日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
[74] 谭旌樵主编:《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页。
[75] 1950年1月6日美国国务院电报摘要,转引自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美国与中、苏、英:1945-195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5页。
[76]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7, Part 1, Korea and China. Washington DC, 1983, p.37-38。
[77] 投票过程参见1951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可以与此形成对照的是,1950年6月27日美国提出的解决朝鲜问题的方案在联合国只获得7张赞成票,其中一票还是“中华民国”代表投的。
[78] 参见1951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79] 1951年11月12日美国国务院公报,转引自爱德温·马丁:《抉择与分岐——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225页。
[80] 《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对外贸易卷,经济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499-500页;《当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81] 参见《1949-195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第266、268、270页。
[82] 在1950年12月12-13日的联合国大会上,作为十三国提案发起者的印度政府认为,“台湾问题应当根据确定台湾必须归还中国的开罗与波茨坦两个协定加以解决”。见1950年12月16日《人民日报》。
[8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1, Vol.7, Part 1, Korea and China. Washington DC, 1983, pp. 1584- 1585;爱德温·马丁前引书,第226—267页。
[84] 资中筠、何迪编:《美台关系四十年(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85] W. Stueck, The Korean War as International History, Diplomatic History, 1986, V.10, №4。
[86] P. West, Confronting the West: China as David and Goliath in the Korean War,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993, V.2, №1。
[87] R. Jervis前引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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