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阳：瓦解中国静悄悄…… （下）

帆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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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用消灭问题来掩盖问题

银川骑先生在强国论坛发表了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用白军的管理方法来管理红军会怎么样？——从毛主席的《三湾改编》看国企改革”。里边有这样一段话：“国企改革现在的方法犹如用白军的管理方法来改造红军。白军的管理是叫唤‘谁冲上去，奖50块大洋！’红军呢，红军是：‘共产党员，跟我上！’”

张维迎的“国企改革”其实就是围着这“50块大洋”做文章。你给50块，人家那边给你60块，这边就倒戈了，不攻了。于是张维迎就拿着数学公式来回算，看是应该再添10块大洋呢，还是应该外带二两大烟土。算过来算过去，结论是不管给多少，都没办法让自私自利的人为公拼命。张维迎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干脆别打了，把这个阵地送给人家最合算。于是就来了MBO，把国企卖光了事。现在张维迎搞“政治改革”、反腐败仍然是这个路数：又是拿着数学公式来回算，看究竟给多少“激励措施”，才能让唯利是图的“理性人”心甘情愿秉公办事。算来算去又是同样的结果：不管如何激励、如何“高薪养廉”都没办法让猫儿不偷腥，让“理性人”、“经济人”不腐败。于是张维迎又故伎重演：既然没办法让“理性人”既不受监督又能自觉自愿不以权谋私，那就什么权力机构也别要了，来个拆庙
赶和尚，“政府缩权”。

无论是“改革国企”还是“改革政府”，张维迎从来都是这个原则：取消对掌权者的监管，光靠“激励体制”让人奉公守法、全力以赴。做不到，就来个全盘否定。解决不了问题，就干脆消灭之；治不好病人，就干脆弄死之；管不好国企，就干脆卖光了事；解决不了以权谋私，就干脆把公权变私权，“公权民营化”，瓦解政府。用别人的毁灭来掩盖自己的无能和过失，宁可毁灭世界，不肯负半点责任。他们无法自圆其说，用他们的“理论”解决他们一手制造的腐败问题，于是动了杀机，企图用毁灭中国社会的办法逃避责任。什么叫“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就是典型。

六．没有现代化的政府管制，就没有现代化的社会。

1．现代化社会离不开现代化的政府管制
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功能完善、组织健全的大系统。建设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不可能没有严格的控制管制。任何正常运转的现代化系统都少不了管制。交通有交通管制，航空有航空管制。现代社会的人、财、物流信息流，哪样少得了管制？说管制才造成腐败纯粹是用表面现象骗人。照“精英”说法，成功的市场经济全靠市场自我调解，没有政府管制。这是不折不扣的信口开河。美国是不是市场经济？谁说美国没有政府管制？就以“精英”最耿耿于怀的土地为例。美国不但有政府管制，而且管制得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严格。不错，美国可以自由买卖土地，政府一般不干涉。单从产权交易上看的确没什么政府管制。但是且慢，美国政府不管制你买卖土地，但要管制你怎么使用土地。美国全国的土地已经全部登记编码，规定好了每块土地的用途：农业用地，商业用地，住宅用地，等等。你买卖土地政府不管，但要变革土地用途政府就要管，必须事先申请批准。有些时候有些地方要变更土地用途还要经过专家论证，甚至经过公开听证才能得到批准。而有些地任何时候都不准变更用途。比如湿地，因事关环境保护，所以严格禁止对湿地做任何变更和利用，不准种植，不准挖掘，当然更不准盖房子。如果谁犯晕乎稀里糊涂买了这种湿地那就活该倒霉。地在你手里，产权归你不假，但你只能用来观赏，其它什么都不准干，还得照章交纳地产税。这样的地沾在手里容易想卖掉难。甚至曾有人试图把这类地白送给政府好甩掉这个包袱政府都不要，说白了就是要让地赖在你手里好让你继续交税。这难道不是政府管制？这样的管制中国有没有？不知道。似乎有也执行得不严格。如果严格执行，那房地产商非法占用农田就没多大意思了：你把农田弄到手也没用，只能继续种庄稼，不准用来盖房，到头来还得雇原来的农民继续种地。如果土地转让归地方政府管，改变用途却归独立的相关专业技术性部门管，那土地转让了也难以改做它用。房地产商占了地仍占不到便宜，还能有那么大劲头雇佣“精英”到处游说鼓吹取消政府对土地产权交易的管制吗？“精英”们只告诉中国人美国买卖土地没有政府管制，却偏偏绝口不提美国变更土地用途有严格的政府管制这个事实，不提美国人的土地买卖一般都是原来干什么用交易后还干什么用，买卖土地跟毁地建房不是一回事这个事实。（要么怎么说“精英”们是一群骗子呢。）

还不止于此呢。“精英”整天大喊大叫控诉中国政府的管制太多，所以造成了腐败。其实跟美国政府的管制相比，中国政府的管制经常是少得太多，松得太多了。比如，中国禁止商家向未成年人卖烟卖酒吗？中国规定卖烟酒之前要先检验身份证上的年龄吗？中国禁止招聘时询问申请人的年龄身高体重之类吗？中国公司雇员拿回扣“好处费”犯法吗？中国公职人员必须公开个人财产吗？中国的管理人员的“隐形收入”如公司用车、公款招待、差旅、停车补偿等福利计入征税收入吗？中国管制有破产记录的人不得重现注册公司，以防止骗子故意屡屡用破产赖帐吗？中国规定修建工厂，尤其是有碍环境保护的工厂前必须由当地居民公开讨论表决准许与否吗？中国管制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吗？中国父母如果让孩子单独呆着没人管犯法吗？中国人翻修自己的房子需要向政府申请许可吗？中国人在自己家里装火炉安烟筒改装水管等等需要事先批准吗？中国每个人都建立了社会档案吗？中国人如果违法犯罪，犯罪记录会终生相随，使之一辈子都要为此付出代价吗？中国有严格的防止学术造假的制度和监管体系吗？一旦发现学术造假，造假者会变成过街老鼠身败名裂，再也无法从事学术活动吗？ ……跟美国政府的管制相比，中国政府的管制是多还是少？是严还是松？饶是如此，“精英”们还嫌中国政府管制多，闹着要取消政府管制。这还不叫贪得无厌？这还不叫存心搞无政府？

当然，列举上述一些美国政府管制的例子只是要反驳“精英”所谓“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政府管制”、“管制越多，腐败越多”之类的造谣惑众，并非是要说美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美国政府的管制措施样样高明之至，只要中国照葫芦画瓢闭着眼都能消灭腐败。天下没有万能的制度，就象没有包医百病的万能灵丹一样。美国有美国式的腐败，有令美国人头疼的各种社会问题。不过“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市场经济体系，美国等西方政府的一些现代化管制原则和措施对中国人不无参考借鉴之处。

中国的政府管制中真正的问题往往不是管制太多，而是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管得不得法，管来管去没管到点子上。现在看来，中国政府管制的基本模式仍然是传统的“把关式”管制。这种模式已经跟不上现代化社会市场经济的节拍和特点，严重落后于现实的需要。

政府管制可以有两种：“把关式”管制和“威慑式”管制。所谓“把关式”管制，就是用外因来直接制约，靠别人来卡，靠层层把关来防止出差错。例如层层审批。所谓“威慑式”管制，就是通过外因调掉动内因来自我制约，让人自己管住自己。在这里外因不直接参与具体管制，而是“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比如台独势力叫嚷他们有能力炸到上海北京。但台独即使有这种能力，他们敢吗？为什么？因为大陆有能力狠狠报复，足够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因此尽管台独敢想，敢说，但就是不敢干。这就是军事上的威慑在起作用：用大陆军事实力这个“外因”，调动台独分子“惧怕报复”这个“内因”，达到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这个管制效果。把这个原理运用于政府管制，就是“威慑式”管制。具体说，就是通过建立完整严密的监督体系、舆论大环境和严厉的惩罚措施综合起来产生威慑效果，使当事人兢兢业业，不敢出差错，不用别人审批也达到了管制的效果。
“把关式”管制重在过程，“威慑式”管制重在结果；一个是以外因为主，一个是通过外因调动内因：我把法律规定公布在先，然后假定你说的理由都是真的，只要你申请的理由合理我就批准，不再去组织调查核实你所说的是否属实。但我自有一套办法盯着你，有一套系统记录你。如果发现你作弊就饶不了你，罚得你这辈子别想翻身。而且一个人一生只给一次机会，只要一次做假就再也没有第二次机会。到美国的中国人经常听到这种告诫：千万别犯法，千万别有犯罪记录，否则一辈子休想翻身。结果是大多数人从此都格外小心翼翼，生怕触犯法律。这就是“威慑式”管制在起作用。（中国其实也有“威慑式”管制。比如个人档案制度。但中国的档案制度“单位所有制”的色彩浓重，出了单位就没“威慑力”了。只有适当改革才可能面向社会。）

“把关式”管制适合于数量少、份量重、绝对出不得差错的项目的管制，比如国家主权、武器、危险品、大笔资金、刑事案件处理等等。对于中国，还应该特别包括可耕地的用途变更。但这种管制模式很难应付现代化社会市场经济快节奏、大批量、情况复杂等特点。因为“把关式”管制有点类似幼儿园的阿姨，要忠于职守就得时时刻刻盯着小朋友的一举一动：别爬房，别上树，别砍砖头，别砸玻璃，别触电门……总之一点岔子都不能出。一个阿姨盯几个小朋友还可以，人一多哪儿盯得过来？中国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大的经济活动量，那么多的头绪，如果全靠“把关式”管制，怎么管得过来？层层审批，待批的文件堆积如山，谁可能几分钟之内把一切问题都搞清？不批，怕误事；批，怕出错；不批是官僚主义，批也是官僚主义。这就失去了审批把关的实际意义，真正的作用往往就是责任
的传递：出了差错，谁批谁负责，报批的当事人倒可以有恃无恐：我这是经过请示批准的。参与层层迭把关、会签的人越多，越是容易扯皮：都批了，那就都有责任。而谁都有责任的实际效果是谁都不必负责任。这就给腐败作弊提供了可乘之机。

“威慑式”管制则有点象管理汽车司机：刚开始学开车时得把着手教，得有人陪着练，一边摸着手闸一边盯着你打舵钻竿拐八字等等。这时还是“把关式”管制。等你考出本子来就不再派人整天坐在旁边盯着了，而是假定规则你全知道，要去哪里我不管，但一旦出了差错那就罚你没商量，罚得你心疼肉疼骨头疼，让你难受一辈子。总之是每次出车要靠你自己记着小心谨慎别出漏子，而不是靠派个人在一边监视你如何打舵踩闸给油门。“威慑式”管制能够适应大批量、快节奏、情况复杂的特点，是现代化社会政府管制的一种主要方式和改革方向。但这种管制方式对社会的大环境要求很高，必须有一整套系统和大舆论环境配合才能正常运转，比如涵盖每个人的社会档案数据库，社会主要经济活动的数据化系统，社会化的数据采集分析监控系统，奉公守法占上风的舆论环境，等等。但别指望
靠这种管制模式就能消灭腐败。腐败的大环境不变，这种管制模式一是建不起来，二是即使建起来了效果也适得其反。比如系统管理人员被收买了，给你弄个假数据，有没有犯罪记录来个真假难分，那系统还怎么运转？如果犯罪分子犯了罪照样逍遥法外，那还能有什么“威慑”？整个“威慑式”管制的基础立刻崩溃。
所以不消除腐败的大环境，即使把美国最行之有效的政府管制系统搬到中国也照样束手无策，就象最先进的美国武器到了“蒋委员长”军队的手中也照样不顶用一样。

2．全球化的竞争实际是大系统的对抗，任何民间组织都代替不了政府的作用现代化社会是一个大系统。而政府正是通过必要的管制维持这个大系统有效运转。在现代社会中，游离于这个大系统的个人和单位都毫无竞争能力，迟早必然被别人大鱼吃小鱼。

贺卫方说国有财产“往往是经营得最糟糕的财产”。张维迎说私有制才能有效激励。他们全都故意只讲个体激励，有意回避了整体能力。

长江大堤算是“国有资产”吧？如果不管大堤只管自家围墙，长江一旦决堤，各家各户的围墙再坚固精致又有什么用？

个体户农民生产积极性再高，在自然灾害面前能有多大作为？面对这种形势，“激励体制”再有效能管多大用？

科索沃战争中，塞尔维亚空军司令亲自驾驶米格29战斗机升空迎战，结果未发现敌机就被击落。他本人是飞行老手，技术不可谓不精湛，米格29战斗机性能在当时也不可谓不优秀，但仍然一败涂地。因为这是单人单机的单一作战系统与周密
完整的网络式作战系统的对抗，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不管是单打独斗的个人还是分散孤立的分系统，跟完整的网络大系统对抗时都犹如以卵击石。科索沃战争如此，海湾战争如此，贝卡谷地空战亦如此。

军事领域如此，科技经济学术领域亦如此。现代化的社会是高度网络化的体系。现代化的竞争是网络化的系统对抗。面对完整的现代化网络系统，无论是个人的小聪明、个人的拼命奋斗、个人的侥幸撞大运还是孤立分散、势单力薄的小团体都渺小脆弱，不堪一击。

美国社会以美国政府为核心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大网络系统。政府的作用有些表面上看不到，实际无处不在。美国许多工业实际是靠着政府的管制才保持了竞争力，即使看来似乎是“自由职业”也不例外。比如政府规定许多技术工种的执照隔几年就必须更新，往往要更新还必须参加一定时期的培训，确保知识更新，技术不落伍。许多专业用的工具、器械、材料、技术、有关规章制度等等隔不多久就会更新，连木工、电工、水暖工等等也不例外。这就是政府管制在提高全民族整体竞争能力上发挥的作用。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典型案例今年发生，明年就能变成管理学院学生的补充教材，让美国学生通过具体案例熟悉中国官员的行为特征、办事规律和处事原则。在这样严密有效的网络系统面前，靠散兵游勇单兵作战来竞争，下场将会如何不言而喻。

国有企业原来是根据“全国一盘棋”的原则成龙配套按系统建立起来的。现在被“精英”们拆得七零八落，三三两两卖给了私人，既无严密的组织又无资金技术人才优势，WTO规则又禁止政府干预，加上“优惠外资”的税收政策，现在“精英
”们又要进一步砍掉政府权力，毁掉中国政府凝聚网络系统的支援能力。让孤立无援的中国企业跟庞大严密势力雄厚的国际资本财团网络体系去“全球化竞争”，这叫竞争还是叫驱羊饲虎，任人猎杀？

提高竞争能力靠的是高科技，不是卖苦力。“精英”们把低工资当成竞争能力是对竞争能力的极大歪曲。靠血汗工厂来苟延残喘，结果只能是任人宰割。而要提高中国企业的科技能力只能靠自己。自己的力量弱，怎么办？只有拧成一股绳，也凝聚成一个有效的大网络体系。而只有中国政府有这种能力。试想，哪个唯利是图的“民营企业”愿意干这种差事？有这种组织能力和凝聚力？“政府缩权”，砍掉了中国政府的权力，也就瓦解了中国的这种凝聚网络体系的能力。断送了这种能力。这也就断送了中国人的前途。这使中国人将来除了受制于人、任人支配外别无选择。

“精英”们就是这样，用尽一切手段、撒下弥天大谎、使出浑身解数静悄悄地瓦解中国政府，瓦解中国社会。知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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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精英”们冒坏水举例

1．瞪着眼说瞎话

张维迎说：

——“管制者有了这种权力之后，由于这种权力带着租金，别人必然会来寻租，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

——“任何一个政府官员，他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在‘理性人’这一点上大家都是一样的，所谓‘仁慈的政府’是没有根据的。”

既然“理性”就是“追逐利益”，那么“理性人”就应该是见钱眼开，唯利是图。既然张维迎说“任何一个政府官员”都是“理性人”，而且“由于这种权力带着租金，别人必然会来寻租，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那么美国政府的官员也应该逃不掉张维迎的“理性人”“规律”，也应该可以“形成一种钱权交易”。
既然如此，为什么张维迎不能在美国政府官员里找几个“理性人”来点“钱权交易”，买他一堆原子弹导弹核心技术之类，或买个解除对华技术封锁的政策？这难道不是张维迎“权力寻租”、“钱权交易”、“政府官员都是‘理性人’”之类“理论”最好的用武之地吗？如果他的“政府官员都是理性人”的“理论”在美国官员那里行不通，难道在中国就行得通吗？请问毛泽东、周恩来、胡锦涛、温家宝算不算“政府官员”？如果不算，那谁才算？如果算，那他们是不是“理
性人”，遵循不遵循张维迎“管制者有了这种权力之后，由于这种权力带着租金，别人必然会来寻租，就会形成一种钱权交易”的“理论”？如果是，请举例说明。如果不是，那张维迎的“理论”根据何在？而张维迎自己是不是“理性人”，搞不搞钱权交易？他可不仅有官职，有“话语权”，而且能参与改革决策，决定成千万上亿人的命运。这个权力还小吗？那么他的种种“理论”是不是也是钱权交易的结果？如果他的“理性人”的“理论”放在他自己身上都行不通，那又何以证明是普遍真理，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

张维迎把 “理性人”的 “理论”从经济领域搬到了政治领域，究竟有何根据？世界上那个正常运转的政权能容忍自己的官员当这种“理性人”？如果容忍，岂不早被敌对国家通过贿赂买垮了？

2．用假定代替事实

且看张维迎的“论证”：

——“管制者‘可能’言而无信。”

——“实际上政府‘可能’是自私、无知、言而无信的，由此导致管制失败。”

——“管制‘可能’比市场做得更坏而不是更好。”

——“正是因为政府的垄断性，好多政策就‘可能’变得非常的模糊。……因为政策越模糊，官员的权力越大，越可以胡作非为。”

——“在实行药品管制后，美国新药上市的速度大大减缓，其后果是很严重的。
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大量患者因为吃不到更新更有效的药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出了政府防假药减少的死亡人数。这可以说是管制失败的一个具体例证。”

……

“可能”、“可能”、“可能”——这就是张维迎做出“政府缩权是反腐之本”这一结论的依据？不论是做学问还是定国策，是必须从实际出发，还是可以凭想象办事？是用事实说话，还是凭想当然的“可能”说话？张维迎在一篇“论文”中就罗列了这么多“可能”，这不叫拍脑袋凭空想象又叫什么？哪里有半点科学味道？

美国药品管制如果真的失败，美国人早就取消政府的药品管制了。事实上美国政府的药品管制不但没有取消，没有放松，而且日趋严格。而张维迎这里又玩弄了一回仅仅根据假设的“可能”便下结论的无赖逻辑：“因为吃不到更新更有效的药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可能’远远超出了政府防假药减少的死亡人数。”但有两条他绝口不提：第一，那只是一个美国人的一家之言。第二，没有药物管制，死于假药泛滥的人会是多少？

3．荒唐的逻辑

借口“管制越多，腐败越多”而取消管制，这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回避问题？“取消”算什么“改革”？依此类推，“汽车越多，车祸越多”，那为了解决车祸问题是不是应该取消汽车？出了经济腐败要缩政府权力，那么出了“学术腐败”是不是应该缩学术机构权力？比如张维迎的牛津博士文凭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如果是真的，那为什么不管人们如何指着鼻子叫阵让他出面澄清辟谣拿出原件，他就是王八缩头死不露面？如果是假的，那就属于学术腐败。按照“靠缩权反腐”的原则，究竟是应该砍掉北大的学术发言权还是应该砍掉“光华管理学院”的学术发言权？

4．偷换概念与似是而非

——“国营企业效率低”

“精英”在这里玩了两点“猫腻”：

第一，故意不提如下事实：

1）．国营企业（过去）负担了职工养老，住房，医疗，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等社会福利。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不管。

2）．国营企业（过去）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不能偷税漏税，不能行贿受贿，不能给回扣，不能假冒伪劣，必须接受国家机关的监督检查。而私营企业里严格遵守这些规矩的占多少？

3）．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享受国家税收优惠。国营企业呢？

说“国营企业不公平竞争”，谁对谁不公平？光凭利润看效率，就等于其他一切都不管，只看满载的大卡车与单人摩托车的油耗。谁的油耗高就算谁没效率，这公平吗？这还不是诡辩？

第二，为谁服务的“效率”？

“小米加步枪”的威力比不上“飞机加大炮”。但如果只有“小米加步枪”，要还是不要？难道能嫌落后就连“小米加步枪”也不要了，宁可赤手空拳挨“飞机加大炮”的揍？

国营企业的利润是国家收入。私人企业的利润是私人收入。外资企业的利润是外国收入。比如国营企业收入是1，私人企业的收入是5，外资企业收入是10，似乎外资企业效率高。但国营企业收入的这个“1”百分之百归国家。私人企业收入5中只交给国家0．5。外资企业收入的10中一分不交，连加工费在内只留给中国人0．01，其他9．99都归了外国人，拿了去发展更新的技术，再回过头来赚中国人。对国家而言，谁的效率高？对中国人而言，谁的效率高？美国日本的企业效率
再高，跟中国人有什么关系？

借口中国国营企业的效率低，卖光国企，结果国家连原来的那个1都没了。卖给中国人，国家也许还能得到0．5，卖给外资，国家一个子也拿不到。为“提高效率”而改革国企，改革的结果是把国企改没了。不存在的国企还有什么效率？本来
是效率不高多少还有一点。改来改去改成了零，连原来的那一点都没了。这笔帐该怎么算？

所谓“国有企业（不再是国营企业）大部分亏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取消监管导致企业管理监守自盗的亏损？大环境变化导致结构性亏损？技术装备老化导致的竞争力下降？为强制通过MBO而故意制造的亏损？比如刚暂停MBO，就从“国资委”传出“去年国有企业亏损创新高”的“新闻”，言外之意就是你不让MBO就要大亏，看你怎么办。结果是国家统计局出面澄清，才揭穿这次伪装亏损的闹剧。不问青红皂白一口咬定“国有企业一概亏损”，纯粹是别有用心。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市场换技术”

第一，核心技术永远换不来。

第二，技术要靠市场养。市场丢了，先进技术即使有也养不活。

“协和”式飞机当时技术先进，但没有市场，技术再先进也没活下来。

中国许多新技术新产品往往是技术上开发成功，然后不了了之，除了当样品报捷装门面外没其他用处，无法真正变成商品连本带利都赚回来，再支持开发更新的技术，形成良性循环。很多情况是因为市场已经是别人的天下。你新技术没开发
出来时人家技术上卡你。你刚一开发出来人家立刻解除封锁，用产品抢占市场，用市场竞争经济上搞垮你。看不透这一点，不善于保护新技术产品市场，只能永远被动挨打。

“市场换技术”，长远来说坑人到家。

5．胡搅蛮缠耍无赖

张维迎说：“计划经济下，也有腐败，典型的表现为招工、提干、招生中的‘走后门’，投资决策中的‘照顾家乡’。”“原来是送人情、关系‘串换’，现在是送现金。”

卖官鬻爵、贪污受贿、一捞成百上千万的犯罪行为跟“招工、提干、招生中的‘走后门’，投资决策中的‘照顾家乡’”这种“送人情、关系‘串换’”的不正之风是同等性质的问题吗？张维迎硬是能把无法无天的犯罪“忽悠”得跟顺水推舟的人情没什么两样，罪不再是罪，仅仅是“不正之风”，只是因为大家“心理上”的“可观察性偏见”作怪，才使“人们对货币形态的腐败比实物形态的腐败更难以忍受”。换句话说谁说如今腐败现象严重谁就是心理有问题，“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仅仅是因为感觉上“难以忍受”而已。末了张维迎还不忘倒打一耙：“如果把非货币的因素算进去，改革之前的收入差距‘可能’比统计显示的要大些。”说来说去，如今的贫富差距没那么大，过去的贫富差距“可能”没那么小；过去没那么清廉，如今没那么腐败，不得拿过去比现在。造成腐败的不是“精英”，而是共产党的政权，过去是，现在也是。所以要反腐败就得让共产党的政府交权。这不是胡搅蛮缠耍无赖又是什么？张维迎玩弄文字游戏颠倒黑白的本领实在是天下第一。

6．用“改革是学术研究”杀人害人欺负人

真正的学术研究，追求的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允许各种不同的学派观点自由讨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为迎合现实社会利益集团的需要而“制造”结论，即“讲理不讲利”。如果因研究需要而涉及现实社会的人的利
益，必须征得当事人的同意。

改革要变革社会，触及方方面面的利益，是社会实践，不是学术研究。

改革明明不是学术研究，“精英”们却偏偏硬说改革是“学术研究”，为什么？因为这里边“猫腻”大大的。

第一，一举夺取改革的主导大权。

如果承认改革是社会实践，就得承认社会科学是实践的科学。而没有长期实践经验的人没有资格指导改革。把改革定义为“学术研究”，就得任凭那些从来没有任何实践经验、对中国社会实际一无所知、只会凭书本知识和凭空想象的“精英”来主管一切。仅凭一句“学术研究”就轻而易举夺得了任意支配整个国家一切的全部大权。

第二，独裁专制，排除异己，排斥打击一切不同意见

既然改革是“学术研究”，那就只有“学者”才有资格过问。而谁有资格当“学者”则全凭“精英”说了算：说你够格，你就够格，不够也够；说你不够，你就不够，够也不够。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凭证，不需要手续，不需要规则，不需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凭“资格”这一招便巧妙地把一切不同意见排除干净，把一切“异己”扫地出门。赞同“精英”的主张便罢，谁敢不赞同则立刻宣布此人不是“专家”，没资格说话。“非主流经济学家”不赞同“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虽然是搞经济的也仍然被宣布为“没资格”参与改革决策。巩献田质疑《物权法》（草案），虽然是搞宪法的仍然被斥为“你不懂，等你学懂了再来说”。而当张维迎闹“政府缩权”、“政治改革”时，却从来没有一个“精英”出来质疑搞经济的有没有资格改行指导政治改革。这就是“资格”的妙用。

“改革是学术研究”衍生出来的“资格论”使“精英”们成了实际的独裁者，可以置一切规章制度政治规则于不顾，冠冕堂皇地任意排斥打击一切不喜欢的人。
政治上要剥夺一个人的权力需要有理由，有手续，有规则，不能随心所欲。比如即使中央主席也不能随随便便宣布哪个政治局委员“没资格”，不准参与政治局会议，不得行使权力。如果要罢免谁，得开中央全会表决，等等。而“精英”们的“学术资格论”则什么手续规则都不需要，说排斥谁就排斥谁，谁都管不着他。比如“西山会议”，说是研究改革，但让谁参加，不让谁参加，全凭“精英”根据好恶说了算，不给出任何理由。别说没有有实践经验的群众代表，连持不同见解的“非主流经济学家”也一概排除。几十个臭味相投的“精英”不声不响就
把持了涉及国家大事大局的会议，如果不披上“学术研究”的外衣怎么行得通？
张维迎说：“正确观点不需要投票表决”、“学者不是民意代表不应该迎合任何人”。在政治领域内如果这样说肯定激起公愤。但如果把政治说成“学术研究”，那就理直气壮了。难怪“精英”们那么喜欢把改革的一切都说成是“学术研究”。

第三，取消一切监督，逃避一切责任

如果承认改革是社会变革，那就得照章办事，依法办事，接受监督，承担责任。
而把改革说成“学术研究”，立刻取消了一切规则和监督，因为别人都不懂，都是“外行”，都没“资格”过问“精英”们的“学术活动”。无论“精英”们如何假公济私也不受制约，不受惩罚。不管出多大问题，都可以说成是因为某种必
要条件不存在所致，是客观条件不具备，是别人错而非我的理论错。即使赖不掉仍然可以说那是“学术研究代价”。君不见“精英”们从来只提“学者的良心”，从来不提“监督”、“承担责任”。因为他们根本就没这个概念。

第四，剥夺全体中国人的人权，把中国人变成“精英”们任意宰割的试验品和牺牲品

“精英”们的“学术研究”实在骇人听闻。“精英”们轻松一句“国有企业是冰棍”、MBO、“改革代价论”等等，就把几千万老工人置于绝地；一句“房地产对GDP贡献最大”就使不知多少农民失去土地，变成新时期的社会难民；一个“医疗
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住房商品化”就在全国老百姓头上压了三座大山。普通老百姓一夜之间就从“主人翁”变成了“弱势群体”。而“改革是学术研究”这根大棒却令人们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也就是说，在“精英”们的“改革学术研究”面前，全体中国老百姓都不再是人类，不再有人权，而只能默默逆来顺受，象豚鼠青蛙一样供“精英”们做解剖实验用，变成“精英”们“学术研究”的试验品和牺牲品。

纳粹德国迫害犹太人，至少还通过了一个“纽伦堡法律”，明文规定剥夺犹太人的公民权。而“精英”们把全体中国人民变成了试验动物却连这样一个表面的法律手续都没有，仅凭一句“改革是学术研究”就悄悄完成了。既要拿人民当动物试验又不敢承担任何责任，不敢留下任何证据，既狠毒又怯懦，鬼鬼祟祟偷偷摸摸，这就是“精英”。

第五，“科学化的”跳大神

既然“改革是学术研究”，那只有“精英”才有资格代表“改革”。只要宣布自己是“改革学者”，祭起“改革学术”的上方宝剑，则任何人都不得违抗。这活象巫婆跳大神：老娘现在神仙附体，一举一动代表神的旨意，“正确观点不需要表决”，你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否则天打雷劈。最原始的跳大神跟“精英”们最现代化的“改革学术”实在“心有灵犀一点通”。

第六，一场伦理上的政变

“改革是学术研究”是“精英”们的“如意金箍棒”，可以任意变化，可以用来打击任何人。既然“改革是学术研究”，那政治改革、政府改革在“理论上”也是“精英”们的“研究对象”。也就是说，谁有资格统治中国，谁来掌管政权，谁有资格统领军队等等也应该由“精英”们的“改革学术研究”来决定。“精英”们不是已经宣布“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吗？张维迎不是已经要求“政府缩权”了吗？樊刚不是已经要求“把政府的权力下放到民间”、“公权民营化”了吗？这就是在从伦理上发动政变。理论先行，动作跟进。“改革是学术研究”正在为“精英”们在中国发动政变创造条件。

总之，“改革是学术研究”是“精英”们杀人害人欺负人的专政工具和凶器。

7．心狠手辣，视人命如草菅，待国事如儿戏

皇帝杀人喜欢一杀一串：“满门抄斩”、“灭族”、“灭九族”。但“精英”们的气魄比那要大多了，一开口就是一个社会阶层：“国有企业都是冰棍”、“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
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国有企业是‘全员寻租’”……整个整个行业，成千上万上亿人的生计，轻轻松松一句话就判了死刑。那么多人的生计死活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这还算不上心狠手辣，视人命如草菅，待国事如儿戏？

（张维迎说：“国有企业是‘全员寻租’，寻租者不仅包括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的‘头头脑脑’，普通的工人也在分享垄断租金。”“国有企业靠垄断赚的‘利润’不上缴财政，而亏损了由政府财政补贴。政府补贴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用多数纳税人的钱‘贿赂’一小部分人，也是一种腐败。”

那么北京大学和“光华管理学院”每年从国家那里拿的特别补贴算不算“用多数纳税人的钱‘贿赂’一小部分人”，算不算“腐败”？张维迎自己算不算“分享垄断租金”？该不该退还国家？张维迎这算不算“屁股上挂镜子——光照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