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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内容摘要…………………………………………………………………4
关 键 词………………………………………………………………4
Abstract…………………………………………………………………4
Key words……………………………………………………………………4
一、引言…………………………………………………………………… 5
二、一部人性悲剧史…………………………………………………………6
（一）骚动与喧哗：晚明人性思潮论…………………………………6
（二）贤妻良母梦：李瓶儿的性格嬗变………………………………8
（三）失败的抗争：潘金莲的人性畸变………………………………11
（四）做一回主子：庞春梅的自我毁灭………………………………15
三、一曲生命的挽歌………………………………………………………17
（一）回头无岸：论李瓶儿之死………………………………………17
（二）苦海无涯：论潘金莲之死………………………………………19
（三）飞蛾扑火：论西门庆之死………………………………………21
四、一个悲剧社会的缩影…………………………………………………24
（一）日暮途穷：无可救药的晚明王朝………………………………24
（二）无尽的苦难:金瓶梅里的百姓……………………………26
五、结语…………………………………………………………………… 28
参考文献……………………………………………………………………30
内容摘要：笔者从《金瓶梅》对人性的反省、对生命的思考、对社会的观照三个方面作出分析，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悲剧性作品。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位女主人公在人性解放思潮影响下，有着合理的追求和欲望，然而在不择手段的追求过程中导致人性的扭曲和人格的丧失，酿成一部可悲可叹的人性悲剧史。李瓶儿企图过上正常家庭生活，却抱着沉重的罪孽感死去；潘金莲则堕落于欲望苦海，失去了生命的方向；西门庆一生追逐着金钱、权势和女人，到头来终究是一场空。这些人以其死亡抒写了一曲曲生命的挽歌。《金瓶梅》所描写的社会，潜伏着各种深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金瓶梅》里的百姓承受着无尽的苦难。它所影射的晚明王朝已经日暮途穷，《金瓶梅》对这一悲剧社会作了如实的反映。
关 键 词: 金瓶梅 悲剧性 人性悲剧 生命悲剧 社会悲剧
Abstract: The author,who analyzes from three aspects, namely \"Jin Ping Mei\" to the human nature introspection, to the life ponder and to the society's contemplation, thought \"Jin Ping Mei\" is a traged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uman nature liberation ideological trend,the three heroines,Pan Jinlian, Li Pinger and Pang Chunmei,had the reasonable pursue and the desire.However, unscrupulous pursuit led to the distor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loss of personality,which breeded a pitiful lamentable human nature tragedy history. Li Pinger had attempted on the normal family life, but died with a heavy sense of sin an Jinlian degenerated in the desire sea of bitterness and lost the life direction;Xi Menqing took him all ife to pursue the money, the power and the woman,eventually got nothing in the end.These people expressed in writing tunes of life elegys with their death. The society \"Jin Ping Mei\" described, lied dormant kinds of deep social conflicts and crisis; common people in the \"Jin Ping Mei\" world were withstanding a inexhaustible misery.The latter Ming dynasty this book insinuated had already be over.\"Jin Ping Mei\" reflected this tragedy society truthfully.
Key Words: Jin Ping Mei tragic Human tragedy Life tragedy Social tragedy
一、引言
《金瓶梅》的研究成为一门学问，从时间上来看，其实没有多久。尽管自这部著作诞生之日起，此后的几百年里，都有不少人对它表示关注或作出批评，褒贬不一。但是真正作为“金学”来研究，抬上桌面广泛深入地进行热烈讨论，应该是在改革开放后的这几十年。学者们的研究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例如版本、写作年代、成书过程、作者、思想内容、艺术特色、语言风格、文学地位、理论批评、翻译出版、文化传播等课题 。但对“《金瓶梅》是不是一个悲剧？”这个问题，论述却很少见。
清人张潮说过：“《金瓶梅》是一部哀书。” 现在也有人套用西方悲剧理论，认为《金瓶梅》只是一部“充满悲剧因素的末世哀书”，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悲剧。 更有论者把《金瓶梅》与《红楼梦》作比较研究，认为后者是“人间悲剧”，而前者则是“人间喜剧”。 也有折中的观点，说《金瓶梅》是一部悲喜交融的作品。 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些观点都具有一定的道理和说服力，也反映出《金瓶梅》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极大的开放性。相对于以上观点，笔者认为，《金瓶梅》应当是一部悲剧性作品。鲁迅所说“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用于描述《金瓶梅》的悲剧世界，也许最恰当不过。
郑振铎在《谈<金瓶梅词话>》中指出：“《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 这实际上道出了我们研究《金瓶梅》仍然是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和现实性的。《金瓶梅》悲剧价值，乃是其核心价值所在。不悲不足以警世人。《金瓶梅》大胆冲破社会伦理道德的底线，将社会最现实最真实的一面完全不加掩饰地记录了下来，让我们真切地去体味这份“浓黑的悲凉”，从内心深处去反思自我、反思生命、反思社会。
《金瓶梅》是一部写实的小说，它对现实的反映近乎“残忍”,它连人们身上的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揭去了。我们看到，在《金瓶梅》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荒谬地演绎着自己的人生，自觉不自觉地构筑着他或她的悲剧命运。它的描写，真称得上是“酷冷至尊”。《金瓶梅》就是这样冷酷无情地写着一部人性的悲剧史，一曲生命的挽歌，浓缩了整整的一个悲剧的社会。
二、一部人性悲剧史
(一) 骚动与喧哗：晚明人性思潮论
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明代尤甚。
明代前期，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面实行高压政策，大力提倡以“存天理，灭人欲”为要义的程朱理学，宣扬禁欲主义，以礼教治国，极力压制人性。在被礼教禁锢的人群中，受害最深者当是女性。在明代产生的节妇烈女，人数远远超过前朝。据记载，唐代的节妇烈女有51人，宋代有267人，明代则猛增至36000人，《明史》为这些封建礼教的殉道者立传人数之多，也为二十四史之最，明成祖还亲自为《烈女传》作序。 女性的合理欲求遭到残酷压制，合理权利也被野蛮剥夺。人们生活单调刻板，如同一潭死水僵滞不变，一切言行都循规蹈矩，不越礼制雷池半步。“礼”，成为人们生活的准则，而正常人性被深深打压到内心的最底层甚或泯灭。
明代中后期，手工业和城市商业发展并繁荣起来，市民阶层迅速扩大。再加上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集团日益腐化堕落，政府机构涣散，法制废弛，晚明政治一片混乱、黑暗。在此背景下，社会风尚悄然发生了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相应发生异动，社会上掀起一股人性解放的新思潮。
首先，禁欲主义遭到彻底的否定和唾弃。《孟子》“食色，性也”的观点重新得到肯定，“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 。当时的泰州学派即主张人际间地位平等，追求个性的自然发展，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更有激进者奉情欲为至高无上。这实际上是一次性观念的大解放，对于人性久被压制的市民们来说，无疑等同于正义得到了伸张。程朱理学的教义束缚突然间被解除，个体意识自此开始觉醒，人性开始复苏。多年来被陈腐礼教约束的人们，体验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叛逆的快感，身体力行，纷纷向禁欲主义和传统道德发起挑战。于是“好色”之风盛行，世间不以谈闺帏之事为耻，对于妇女也不再拿贞节观去评判。伴随着人性思潮的涌起，妇女们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身体、婚姻获得了支配的自由，社会伦理、世俗眼光大可不必理会。
其次，金钱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金钱日益成为主宰社会的力量和测量人的价值的砝码。“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 金钱冲击着传统的封建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教，腐蚀着封建伦理道德，破坏着封建统治秩序。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金钱横扫各个领域，无所不能，发挥着巨大的威力，因此充满了诱惑力。“好货”也成为一种正当而合理的追求。在各色市民中，商人积累了大量资本，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们生活奢靡，引领着时尚，成为市民们羡慕、模仿和追求的对象。“商人们用金钱击败了封建权贵的门第观念，出现了‘睦姻任恤之风，往往难见于士大夫，而转见于商贾’的新现象。” 在市民社会，对金钱的渴望已经变成赤裸裸的公开的利益追求，金钱甚至成为了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最重要的力量。新兴商人凭着诱人的金钱可以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也使得自己成为市民心目中的新一代偶像。
正是在这样一种“好色”、“好货”的人性思潮熏染下，人们疯狂地追求金钱和色欲，尽情享受人世快乐。另一方面，又把这种追求作为冲击和反叛禁欲主义的方式，“以一种原始的动物本能、腐朽的感官享受乃至无限膨胀的占有欲向禁欲主义挑战”，“将肉欲变成生命的原动力去撞击吃人的封建礼教” ，其结果只能是如同封建礼教本身对人性的压抑一样，毁灭着人的自身价值，最终走向悲剧的结局。这一时的骚动与喧哗，终归于寂灭。
《金瓶梅》便是对这一人性悲剧史的演绎。
(二) 贤妻良母梦：李瓶儿的性格嬗变
李瓶儿前后有四任丈夫:梁中书，花子虚，蒋竹山，西门庆；两次为人妻，两次为人妾。她与每一任丈夫相处时期，性格都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进入西门家后，更是判若两人。这一点，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只是对她的性格嬗变的原因则各有解释。一种消极的看法认为，李瓶儿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权利，怕被人识破，往往是装着和善仁义，唾面自干。”甚至极为偏激地骂她“终于不能成为真正仁义人，而是假仁义的贱货。”
但是更多的学者对李瓶儿的性格变化持理性评判态度。笔者从李瓶儿的生活经历及所处社会背景来分析，认为影响李瓶儿性格嬗变的主要原因是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和对个人幸福的主动追求。
李瓶儿初为梁中书的小妾，只在外边书房内住。梁中书夫人是一个充满嫉妒心的恶毒的悍妇，“婢妾打死者多埋在后花园中”。在这样一个正统的封建专制的家庭中，李瓶儿的处境十分险恶，随时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品。她甚至连一个玩物都算不上，完全只有任人宰割、任人蹂躏的份。对于梁夫人来说，她的命一文不值，只要随意找一个借口，便可以任意处置她。处于被压迫、被欺凌地位的李瓶儿，惟一的生存之道便是俯首贴耳，忍辱负重。
后来梁中书家遭难，李瓶儿才有机会脱离那个魔窟。但是，等待着她的却又是不幸：她被花太监骗娶为侄媳，实际上从此成为这个畸型的老变态的玩物 。这种不正常的家庭关系极大地影响了她和名义上的丈夫花子虚之间的夫妻生活。花太监死后，李瓶儿获得并掌控了花家的财产权，她的地位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花子虚则不务正业，经常出入“院子”，沉溺于酒色，越发冷落原本不正常的夫妻关系。
西门庆的出现，顿时让李瓶儿孤寂苦闷的内心掀起狂澜。如果说李瓶儿主动向西门庆暗示心意，刚开始还是为了久被压抑的情欲的释放，那么，在他们偷欢一次之后，她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为自己的幸福考虑了。既然不再为人奴，不再受他人控制，李瓶儿在拥有了财产之后继而也获得了身体的自由，那么她有什么理由不去追寻自己的幸福呢？花子虚的无能更增强了她叛逆与反抗的意识；而气宇轩昂、事业有为的西门庆，充满了新兴商人的活力与生机，床第之间更能让她得到性欲的满足。于是，西门庆成为她心目中不二的理想人选。这一点，也可以从她改嫁蒋竹山、继而又驱逐蒋竹山的事件中很明显地看出来。
花子虚死后，李瓶儿对西门庆相思成疾。蒋竹山趁机挑拨，入门为赘。李瓶儿原本看他“语言活动，一团谦恭”，以为可以托付终身，却不到两个月时间便发现自己嫁错了人，一方面夫妻性爱生活“不称其意，渐生憎恶”，更兼蒋竹山是一个窝囊废，反要靠自己养着。比起西门庆来，真是有天壤之别，叫她心里如何不悔！但个体意识已经开始觉醒的李瓶儿并不甘于现状，她在这两个男人中间勇敢地作出了选择。因为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她已经享有自主选择的权利 ：财，色，便是她的支撑。
西门庆贪图李瓶儿的财色，而李瓶儿则以西门庆为理想归宿。然而，她显得过于天真和理想主义。但也正因为此，李瓶儿对幸福的追求才显得那么执著和勇敢，她的行动才显得那么果断和大胆。她认定西门庆是“医奴的药一般”，才为他付出一片痴情、始终不舍不弃。
进入西门府后的李瓶儿，虽然为妾，但是可以说她终于过上了比较正常的家庭生活。经历过那么多的磨难、曲折，还是在自己的不断努力下才得以与心中的理想男人生活在一起，对于李瓶儿来讲，显然是一种极大的满足。因此她倍加珍惜，小心翼翼地协调好这个一夫多妻制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李瓶儿入府前性格中有狠毒、泼辣的一面，那是因为她此前处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与不幸的婚姻家庭中，乃是为自救而形成，那么入府后，她的性格发生极大的转变，则是因为“丈夫的宠爱，她的自我人格的价值得以实现，谋求自我与夫权的束缚不复存在。” 这个时候，李瓶儿开始向传统伦理回归：安心于做一个贤妻良母，特别是在她生下儿子以后，这种倾向犹为明显，“生下官哥后，她对家庭生活的渴望超过了情欲的渴望” 。
实际上，李瓶儿的追求并没有完全达到。她放弃了她拥有的权利，而隐忍退让，“按照封建的道德规范，依据封建道德规定的角色要求，尽量去适应他人、适应社会，以进行命运的挣扎” ，最终还是难以摆脱悲剧的命运。她的贤妻良母梦，反而加剧了她的悲剧命运的提前到来。
(三) 失败的抗争：潘金莲的人性畸变
潘金莲无疑是《金瓶梅》中最耀眼的角色。从第一回到第九十六回，几乎整部小说中，无处不有她的身影存在。这个人物形象，不仅是在当时，哪怕放在当今，也是惊世骇俗的。不管历代统治者怎么禁传《金瓶梅》，潘金莲的名字，仍然家喻户晓。她是《金瓶梅》中最具生命力也最具争议性的人物。
她美丽，淫荡，邪恶，狠毒，承受着几百年的骂名。但是，她却是继窦娥之后蒙冤最深的一位女性：她以自身的毁灭为代价，彻底反叛禁欲主义，挑战封建礼教，追求个人幸福，“longing for real love with a real man” ，结果却被永远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至今尚难以得到昭雪。
潘金莲是一个勇士，一个战斗者。为了改变封建制度为她规定的命运，她全力抗争。而这一抗争的过程，同时也是她的人格扭曲、人性畸变的过程。抗争与畸变，在她身上结合并互为动力。
潘金莲与李瓶儿生活经历有一些相似，只是后来没有像李瓶儿那样幸
运地拥有一笔财产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她是按照奴婢的标准培养起来的：从小就被卖在王招宣府中学弹唱，读书写字，“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二三，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品竹弹丝，女工针指，知书识字。”（第一回）后又转卖到张大户家，学弹琵琶。潘金莲有才有色，理应嫁得一个如意郎君。经过一番事故，万没料到自己会被张大户嫁给武大郎这样的人物，心里痛苦不堪：“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我嫁与这样个货！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吃酒，着紧处却是锥钯也不动。奴端的那世里晦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第一回）这种不道德的婚姻实际上已经为后来的种种事故埋下了隐患。
潘金莲内心委屈、痛苦、压抑，但作为一个妇道人家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和武大一起将就着过日子。虽有不满，倒也不敢过于越礼。但是，武松的到来彻底打乱了潘金莲看似“平静”的生活。武松的英武强壮，强烈地激发出了她潜伏心中的对理想男人的渴求。武松来得太突然了！而这两兄弟的外形、能力又相差实在太大了！潘金莲顿时意乱心迷，难以自控地迈出了背叛礼教的第一步。这表明在她心中，对与武大的畸形婚姻早已存在反叛意识。机会一旦出现，她便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但是这第一次的尝试她失败了。她的追求被武松无情拒绝：
“武松匹手夺过来，泼在地下说道：‘嫂嫂不要恁的不识羞耻！’把手只一推，争些儿把妇人推了一交。武松睁起眼来说道：‘武二是个顶天立地噙齿戴发的男子汉，不是那等败坏风俗伤人伦的猪狗！嫂嫂休要这般不识羞耻，为此等的勾当，倘有风吹草动，我武二眼里认的是嫂嫂，拳头却不认的是嫂嫂！’”（第二回）
离开的时候，武松又专门跑到哥哥家，说出这样一通话来：
“武松问迎儿讨副劝杯，叫土兵筛一杯酒拿在手里，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武二今日蒙知县相公差往东京干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两三个月，少是一月便回，有句话特来和你说。你从来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外人来欺负。假如你每日卖十扇笼炊饼，你从明日为始，只做五扇笼炊饼出去，每日迟出早归，不要和人吃酒。归家便下了帘子，早闭门，省了多少是非口舌。若是有人欺负你，不要和他争执，待我回来，自和他理论。大哥你依我时，满饮此杯！’武大接了酒道：‘兄弟见得是，我都依你说。’吃过了一杯，武松再斟第二盏酒，对那妇人说道：‘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必要武松多说。我的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常言表壮不如里壮，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烦恼做甚么！岂不闻古人云：篱牢犬不入。’”（第二回）
很显然，武松已经认定潘金莲与武大郎的婚姻不可改变，要求潘金莲守持“妇道”，莫作“非分之想”。换句话说，潘金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与武大的畸形婚姻必须维持下去，而他武松便是他们的“护婚使者”。这对尚对幸福婚姻充满幻想的潘金莲来说，无疑是致命的打击。
潘金莲没有从武松那里看到任何希望，他的离开对她来说反倒是一种解脱。尽管此后武大郎对她的束缚加强，但是她已“决心摆脱这一社会强加给她的没有任何存在理由的婚姻”。 而后西门庆对她的追求则为她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与其说是西门庆凭借自己的风流、财富、权势把潘金莲勾引上手，倒不如说是潘金莲为早日摆脱与武大郎的畸形婚姻而向西门庆投怀送抱。此时的潘金莲趁势“利用这种方式跳离自己贫贱而又屈辱的社会地位，投入这位有钱有势、自己又十分乐意的郎君怀抱，过上有感情的夫妻生活。” 与西门庆通奸，不过是潘金莲终于实行了反叛的行动。这种反叛，却又是偷偷摸摸、极不光彩的。因此，潘金莲的抗争，自一开始就伴着人格的堕落。
既已走上抗争之路，潘金莲就不可能打算回头。因而她与西门庆的奸情被揭发时，她听从了王婆的主意，与西门庆合谋鸩杀了武大郎。正如有分析者所认为的：“她以杀夫的形式发泄了对现实生活的全部仇恨，实现了她对既定婚姻的否定和超越。” 潘金莲由此摆脱了与武大郎的这一段畸形的、被武松下了咒语的婚姻。她奋力挣扎着从恶梦中醒来，却发现自己已经成为一个杀人凶手。
但是西门庆很快一手摆平了这起谋杀事件，让潘金莲认识到了这个男人真正的实力：他可以充当她的保护伞。并意识到：只要控制了西门庆，她便可以为所欲为，而自己的肉体就是控制他的最好的武器。从此，潘金莲的叛逆性越来越强，人性也悄然渐变，并随着对个人欲望的追求而日益扭曲。然而这种自我毁灭方式的抗争，最终没能给她带来幸福。封建时代的女性也不可能以此作为出路。潘金莲不可避免地成为了烈士。
(四) 做一回主子：庞春梅的自我毁灭
上文提到，潘金莲的抗争实际上是以自我牺牲、自我毁灭为代价，人性解放思潮在仍很强大的封建礼教面前开始泡沫化。西门庆一死，潘金莲顿失保护伞。这时作为正妻的吴月娘全权接管西门家族，成为一家之长，开始着手清理门户，重建伦理。此时的潘金莲毫无反抗之力，再次沦为封建礼教的奴隶。当她听说与自己情同姐妹的春梅要被领卖时，“就睁了眼，半日说不出话来，不觉满眼落泪”， 春梅走后，她“归到房中，往常有春梅，娘儿两个相亲相热，说知心话儿，今日他去了，丢得屋里冷冷落落，甚是孤凄，不觉放声大哭”（第八十五回）时潘金莲已意识到自己此前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了，她的抗争彻底宣告失败。
然而，庞春梅拾起了潘金莲失落的梦想。她决然离开西门府：“头也不回，扬长决裂，出大门去了。”她亲眼见证西门府盛衰变迁，早已看透世事的无常；而对封建伦理，也早已识破它的虚伪和恶毒。有分析指出：春梅“对封建伦理中的等级权力和做人准则理解得十分到位。与作为正妻的吴月娘相比，她更能把握封建纲常伦理在实际生活中的使用范围和对象。” 如果说潘金莲从头到尾都在做着无谓的挣扎的话，那么春梅则是放弃了挣扎，转而有意识地回归封建传统并取得封建特权 ，再利用这一特权去充分满足个人的欲望，嘲弄、报复这个毁灭了潘金莲也毁灭了自己的社会。不然，她完全有条件、有可能成为守备府的“老夫人”，一个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的、正统的封建大家长，如同《红楼梦》中贾母一类的掌权人物。
因此，庞春梅并不仅仅只是如同部分学者认为的“春梅是第二个潘金莲” 、“春梅是潘金莲衣钵的传人” 、“春梅是潘金莲的一个镜像”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春梅的确或多或少地生活在潘金莲的影子里。但是她的存在毕竟是独立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她是对潘金莲的超越。不妨这样讲，潘金莲是一个有理想的追求者，而庞春梅则是一个有预谋的破坏者。她的纵欲、乱伦固然是对潘金莲畸变的人性的继承，在另外一层意义上，则是对封建礼教的故意背叛和对封建伦理道德的蓄意破坏。
春梅向来被指成是潘金莲的“帮凶”。要拿一个本身即带封建色彩的伦理道德的尺度去衡量这两个不幸的女人，是不符合实际的，也是不公平的，这好比是非要把《金瓶梅》里的人物分成两大类：贞洁的和不贞洁的或是正面的和反面的。《金瓶梅》不是一个干净的世界，这是我们分析它的基本前提。潘金莲和春梅，只是这个“非人间的浓黑的”世界里的两个为个人生存与幸福而苦苦挣扎的弱女子。她们是志同道合、同病相怜的一对患难知交。明白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春梅为什么千方百计想救出等待被卖的潘金莲，为什么在听到潘金莲死讯后会那般痛苦，为什么又会因潘金莲之死而寝食难安，以及冒着风险领葬潘金莲尸首，并且在清明节时还不忘去给她上坟，重游西门庆家也坚持要去看看“俺娘那边”。她与潘金莲的关系绝非所谓的“帮凶”那么简单，而是有一种人间的大真情在。然而正是这样两位具有人间真情的女子，却完全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从生到死都被当作可以卖来卖去的商品，为获取最起码的一点人的尊严和地位，都不得不自己把自己当作商品来实现其价值。无怪乎春梅竟能说出“人生在世，且风流了一日是一日”、潘金莲说出“算得着命，算不着行……随它，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第四十六回）这样的话来，她们早就看清世事无常，对她们来说能活着已经是一个意外。潘金莲的死深深刺激了春梅，更加深了她对生命的虚无感和对现实的仇恨。虽已贵为守备夫人，她却找不到自己生命的支撑点，而那封闭窒息的家庭生活时时刻刻压迫着她一个骚动的心。纵欲，成了她背叛、嘲弄、报复这万恶社会的方式。她无法停止， 直到她的心获得平静。
三、一曲生命的挽歌
(一) 回头无岸：论李瓶儿之死
读《红楼梦》，看到林黛玉焚稿断痴情、魂归离恨天，悲而不能自控，
至其大呼“宝玉，宝玉，你好……”时，则已“泪飞顿作倾盆雨”！
读《金瓶梅》，看到李瓶儿之死、西门庆大哭时，亦难忍心酸，与西门庆哭在一起了：
“我的没救的姐姐，有仁义好性儿的姐姐！你怎的闪了我去了？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甚么！”（第六十二回）
林黛玉之死，是“冷死”，凄清孤独；李瓶儿之死，是“热死”，热闹风光。李瓶儿嫁入西门府，走的是后门并不光彩；死时却让得西门庆为其大洒泪水，以至于连吴月娘都禁不住要吃起醋来。这在《金瓶梅》里，算是独一无二的了。
“笑笑生为完成‘瓶儿以孽死’的构架，把李瓶儿的死写得很惨。” 李瓶儿的“孽”，主要是指她生前对花子虚的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上文中曾提到：西门庆贪图李瓶儿的财色，李瓶儿则以西门庆为理想归宿。两人实际上都是在有计划地靠近对方。花子虚便成了横亘在两人之间的一个障碍。想办法清除这个障碍，西门庆与李瓶儿两人心照不宣。于是后来才有他们利用花家的财产纠纷气死花子虚之事。作为“孽报”，李瓶儿失去了儿子，最后血崩而死。
值得注意的是，李瓶儿临死前产生种种幻象，梦见花子虚不断前来纠缠自己，他手里还抱着官哥儿。这实际上是长久郁积在心中的一种罪孽感和忏悔意识的折射。“李瓶儿曾带着罪恶向心中的新生活奔去，就像潘金莲带着罪恶走向新生活一样。” 与西门庆合谋夺取花家财产、背叛并气死作为丈夫的花子虚，这是李瓶儿生命中的两重“罪”。失子之痛、血崩而死，这是她一生所必须承受的“罚”。在她的幻觉中，会出现花子虚、官哥儿、房子这些意象，乃是她对生命痛苦的深沉体验。这种体验的前提，显然是李瓶儿对传统伦理的重新认可与回归以及对因果报应生命哲学的接受与畏惧。她请王姑子为自己念《血盆心经》，正表明她已经产生了悔过意识和回头心理。原来那一往直前的叛逆精神，此时被强烈的罪孽感和对地狱的恐惧所取代；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和对夫妻生活的留恋，已转为对生者的期待和对后人的希望。研究者分析认为：李瓶儿是“在情爱心理得到满足后，她因慑于因果报应而放弃自我，用恪守佛教伦理的方式来寻求解脱，最终带着精神上的重伤和心理上的负疚以及对因果报应惩罚的恐惧” 而告别人世的。实际上她并没有获得解脱，李瓶儿的死亡显得非常沉重：
“不知多咱时分呜呼哀哉，断气身亡。可怜一个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场春梦。”（第六十二回）
笑笑生写李瓶儿之死的内容，占了很大篇幅，而特别地又写西门庆对李瓶儿的哀思。不可谓不用心良苦。李瓶儿自然是以痴情感动了这个“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但是她的死亡又何尝没有触动西门庆的心灵呢？西门庆曾对应伯爵说：“天何今日夺吾所爱之甚也！——先是一个孩儿没了，今日他又长伸脚去了。我还活在世上做甚么？虽有钱过北斗，成何大用？”一个爱财甚于爱色的人居然说出这番话来，不能不说是李瓶儿的死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他对生命的思考。李瓶儿死后，西门庆的人生观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隐性的，它可能包含了悲观和绝望的情绪。他更加无节制的纵欲，或许便是缘于这一改变。
(二) 苦海无涯：论潘金莲之死
一部《金瓶梅》充满了“情欲”和“死亡”。 潘金莲是情欲的最高代表及书中死亡之最惨烈者。她是情欲的化身，这情欲不仅仅只指性欲方面，也指她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书中潘金莲情欲失控，致人死者有武大郎、李瓶儿母子、宋惠莲、西门庆诸人。难怪众多评论家称之为杀人凶手，对武松活刮潘金莲如此惨无人道之事拍手称快，恨不能手刃其人。尽管亦有不少人（包括作者笑笑生本人）对潘金莲之死深感悲哀与同情，但是，潘金莲被钉上耻辱的十字架永无翻身之日，却是不争的事实。
生，何其哀也！死，又何其苦也！潘金莲从生到死，沉沦苦海，她从没有放弃过挣扎，但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希望。当堕落成为她生活的主题，我们痛心的不止在于潘金莲的人性的丧失，更在于“封建礼教中生活的女性，不是痛苦，便是罪恶！” 正如罗德荣先生指出的:潘金莲不去偷情，她还会做什么？只能一味忍受麻木下去。而人的麻木，则是失去对个体权利和幸福的起码追求。“旧时代的悲哀，不在于出现了偷情的潘金莲，而在于制造了无数屈从命运，安分守己，漠然死去的中国妇女。”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堕落”也应当有一种反抗与破坏的价值在里面。武松之杀潘金莲，乃是对罪恶的终结，同时又是对追求与希望的双重扼杀。武松满足了复仇的欲望，成为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在武松的率领下，大家共同演绎了一场情杀” ，但是他成不了英雄。相反，潘金莲则在“被杀”中，完成了自己生命的意义。
潘金莲在西门庆的生活里，始终只是作为一个玩偶而存在。《金瓶梅》里的其她许多女性，又何尝不是？“在男权社会，女性作为第二性的处境是极为可悲的。” 何况没有任何财产也没有出身优势的潘金莲，在西门庆众多富有妻妾中，她能占据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她只能以色事人，满足西门庆各种变态欲求，使得自己不被“边缘化”。她“变成了那个社会中一件小小的装饰品，作用是供有钱有势的男人观赏、把玩和消遣。” 因此，潘金莲的生活，是一个物化了的生活，毫无感情可言；无穷无尽的欲望、没完没了的争斗、毫无节制的性交，似乎就是她生活的全部。如同鲁迅所论：“蓄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 其整个生命也逐渐消耗在这种生活中。潘金莲何曾享受到过一天的幸福？“差不多所有时间她都冷酷无情，使用心机，我们难得看到她享受一两次无忧无虑的快乐。” 自从毒杀武大郎那天起，她的命运就和西门庆死死地绑在了一起，她完全依附于他，只能从这个把她当作泄欲工具的男人那里找到唯一的可怜的一点安全感。如同一只被主人豢养的宠物，命运不在她的手掌中。
潘金莲跳不出苦海，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她没有信仰。潘金莲杀夫之后，虽有恐慌、负罪感，但只不过是作为一个“凶手”的正常心理而已，她丝毫不敬畏神明，甚至在服孝期间在武大灵前与西门庆效鱼水之欢，演出“烧夫灵和尚听淫声”惊人之幕。虽用“胆大包天”也不够形容她了。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观对李瓶儿还有一定的作用，但对潘金莲则完全失效。与陈经济通奸后怀孕，她毅然堕胎，也不曾见她梦到武大带着孩子来找她算帐。她不信命，吴月娘请老婆子替她占卜，她说：“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着命，算不着行。……随他明日街死街埋，路死路埋，倒在洋沟里就是棺材。”（第四十八回）她便如此的激进、现实，不屑于用神灵天命解释自己的人生。即使在西门府的生活对她来说，实际上如同一场梦幻，但她看不透，没有自省，没有觉悟，依然故我。
最后，来看潘金莲与她喜欢的人是如何度过最后的时光的：
“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旋剥净了，跪在灵桌子前。……把刀子去妇人白馥馥心窝内只一剜，剜了个血窟窿，那鲜血就冒出来。那妇人就星眸半闪，两只脚只顾登踏。武松口噙着刀子，双手去斡开他胸脯，扎乞的一声，把心肝五脏生扯下来，血沥沥供养在灵前。后方一刀割下头来，血流满地。”（第八十七回）
苦海无涯！这算不算是武松为潘金莲所做的超度呢？
(三) 飞蛾扑火：论西门庆之死
《西游记》里道：“色乃伤身之剑，贪之必定遭殃。”这话正应在了西门庆的身上。西门庆之死对于西门家族来说，是一次灾难性的事件。树倒猢狲散，他一手经营起来的事业顷刻间崩溃，西门家族所有成员的命运也刹那间发生根本性改变。这看起觉得不可思议：西门庆事业正蒸蒸日上，前途一片大好，怎么突然间说没就没了呢？一切的欲望，最后都归于一个“空”字。《金瓶梅》在富有宗教意味的框架背景下，企图以此唤醒读者对生命本身的反省。
西门庆毕生有三大追求：金钱，权势，女人。其身份集商人、恶霸、官僚于一体。自号“四泉先生”，所谓“四泉”即“四全”，酒色财气是也，事实证明，此号他当之无愧。结拜了十兄弟，不过是一群狐朋狗友，其中与应伯爵和谢希大最为要好。 西门庆一生情场得意，官运亨通，财源滚滚，广纳人缘，称得上是晚明时期叱咤风云的一个人物。然而，在这些令人羡慕的光环背后，却是种种龌龊与罪恶：通奸，嫖娼，滥交，鸡奸，虐待，暴力，杀人，走私，贿赂，贪赃枉法，放高利贷，偷税漏税等等。一个市井棍徒，一个“破落户子弟”，短短六七年时间，成为一方“富豪”，一地“父母官”，不能不说是一个神话，一个传奇。如此一个“新秀”，却又很快陨落，不幸“英年早逝”。 充满种种欲望，种种欲望又一一得以满足，最后却死于这些欲望之中。这就是西门庆的一生。西门庆的形象，已突破了作者赋予它的本身的道德惩戒层面的意义，使得《金瓶梅》具有了更为崇高的价值—一部生命的启思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门庆死于潘金莲的纵欲中。西门庆贪图潘金莲美色，将之勾引上手，并合谋杀害其夫。而最后竟是这个女人，如同志怪小说中的狐狸精一样摄魂取魄，让他油枯灯灭，髓竭人亡。潘金莲的疯狂，则犹如是对西门庆生之罪恶的惩罚。一种欲望消亡在了另一种更大的欲望当中。“这种结局在作者看来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是人性、人欲之恶的本质使然”，亦即“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欲无穷”。
实际上，李瓶儿之死对于西门庆来说，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李瓶儿为西门庆带来了丰厚的“嫁妆”，还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又为他付出了一片痴情。可以说，李瓶儿满足了吴月娘和潘金莲所不能带给西门庆的多重欲求：财，色，儿子，真情。因此，西门庆大哭李瓶儿，是有感于心的，至于传真作遗爱、观戏动深悲，李瓶儿梦诉幽情、何家托梦，不能说那是伪情。西门庆失去李瓶儿，乃是其欲望追求过程的最大挫折，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李瓶儿病重期间，他不嫌秽恶，一直陪在身边；甚至说出没了李瓶儿，他活着也没什么意思、钱财再多也不管用这类的“人话”来。西门庆不断地扩张欲望，不断地得到满足，却又在不断地失去。但是，失去的痛苦感远远大于他得到的满足感。
笑笑生有意将他的男主角置于一个特殊的时代、特定的环境，让他进入炼狱的世界，向人们讲述一个人是如何在种种贪欲面前迷失了本性、丧失了自我，最后如同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一切成空。这就像是一个有关人生、有关生命的寓言。而在社会层面的意义上，这也表明笑笑生对晚明盛行一时的人性解放思潮越来越“左”的状况深感忧虑，对“好色”、“好货”的风气挑战到社会基本伦理道德的过火行为敲响了警钟。西门庆的悲剧故事，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面反省自我、反省生命的镜子。
四、一个悲剧社会的缩影
(一) 日暮途穷：无可救药的晚明王朝
研究者一般认为，《金瓶梅》成书于明万历前中期 。这个时候，商业经济繁荣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崛起，社会两极分化加剧，官商一体紧密结合，在金钱与权势的猛烈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奢华淫逸之风迅即在社会上漫延。《金瓶梅》即是对这一个时代的真实反映。
清人修《明史》时指出：“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万历中矿税之害》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金瓶梅》反映的正是这个封建王朝的末世衰变之象，是无可救药的晚明王朝的缩影。
西门庆本来是一介平民，当朝太师蔡京过寿，他送上一份生日厚礼，蔡太师说：“累次承你主人费心，无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于是“即时签押了一道空名告身札付，把西门庆名字填注上面，列衔金吾卫衣左所副千户、山东等处提刑所理刑。”（第三十回）甚至吴典恩因为是西门庆的舅子而且“好个仪表”，也被他大笔一挥，封了个驿丞的官职。后又有富商张二官效法西门庆，“打点了上千两金银，往东京寻了枢密院郑皇亲人情，对堂上朱太尉说，要讨提刑所西门庆这个缺”，结果如愿以偿。笑笑生批曰：
“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狱，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兴，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臣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第三十回）
用金钱可以购买权力，再用权力攫取金钱，权钱结合变得异常紧密。“朝廷用人制度在金钱面前形同虚设，封建等级被金钱彻底摧毁。” 在《金瓶梅》里，金钱成了左右权力分配的重要力量，金钱的影响力渗入政治生活，加速瓦解腐朽的封建制度。
《金瓶梅》里有一个官场的“生物链”：从西门庆到蔡太师，再从蔡太师到最高统治者皇帝，由地方到中央，形成一个大的权力派别；而那些忧国忧民的正直有识之士，则在权力的斗争中越来越处于弱势，遭受打压迫害，眼看着朝廷日益腐败而无力回天。蔡太师之流之所以一手遮天，根源在于皇帝。他的“空名告身札付”，乃是“朝廷钦赐”。这种来自最高层的自行败坏，反映统治阶级中已没有一个能人或集团来缓解统治危机 。这表明，晚明王朝的腐化堕落并非局部性，而是整体上的、由表及里的。社会制度已开始失去自我调节的能力，统治机构再也不能按照原样正常统治下去，必然沿着瓦解的趋势走向灭亡。
《金瓶梅》所描写的“天崩地解”、“纲纪凌夷”的社会景象，是封建王朝衰亡的前兆。社会风俗的大变，种种禁忌的解除，统治者对人们思想文化方面的控制力大大减弱，是其颓势的显现。 市民们金钱观念至上，追求奢华享受，敢于非君越礼。作为封建统治阶级赖以统治的精神支柱—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则遭到很大程度的破坏。而统治阶级内部，不但没有革新吏治，重整纲常，反而腐朽日甚，比民间有过之而无不及。明神宗即为典型：他贪财好货，独占天下财富还不满足，又派太监到民间大势搜刮；奢侈好色，不理政事，深居宫中长达二十余年“未尝一接见大臣” 。因此有学者还据此认为西门庆即是影射明神宗，在好货好色诸方面，这两人确实没有多少差别。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金瓶梅》“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黄霖先生在《黄霖说金瓶梅》中亦称之为“晚明社会的一面镜子”。 《金瓶梅》所涉及到的晚明社会问题，包括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很多方面，可谓是对这一时代历史的忠实记录，无怪乎张竹破在《金瓶梅读法》中不忘指出：读《金瓶梅》当如读史。
(二) 无尽的苦难:金瓶梅里的百姓
《金瓶梅》是一个两极分化的世界。富者益富，穷者愈穷。商人可以凭其财力获得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权钱结合、官商一体，赚取更多的利益。而底层百姓则在官商挤压与剥削下越来越没有生存空间，生活艰难，有的最后被迫卖身为奴。
《金瓶梅》虽然以西门庆家庭的兴衰为线索，但是侧重仍然在下层。西门家庭中，称得上“主子”的就只有西门庆与他的一妻五妾。其他人或为亲眷或为奴仆。韩道国这类的人物，尽管与西门庆往来密切，但也只能勉强算是生意上的伙伴，实际上与奴才无异。他们都不得不依附于西门庆生存，接受西门庆一干主子们的奴役、欺凌与剥削，没有丝毫尊严可讲。如秋菊，六两银子买来的上灶丫头，在西门府受尽潘金莲与春梅的殴打和折磨，后来揭发潘金莲与陈经济的奸情有功，却反被吴月娘以五两银子贱卖出去。又如傅伙计，十六七岁就到了西门庆家照看药铺，每个月才拿二两银子工钱，受到西门家庭纷争的牵连，有时还会忍饥挨饿。又如来旺儿，辛苦在外替西门庆跑腿办事，西门庆却在家里勾引他老婆，后又被西门庆施计陷害递解原籍，迫使宋惠莲自杀、其父宋仁被打致死。作为普通百姓，他们处于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地位，统治阶级的奢侈享乐正是建立在普通百姓的血泪和痛苦基础之上的。他们的命运完全操控在富有阶层的手里，肮脏的权钱交易、卑鄙的官商勾结，使得百姓冤屈难伸、不见青天。如武松杀人一案、苗青害主一案，皆为明证。
《金瓶梅》一方面极写统治阶层穷奢极欲，荒淫无道，另一方面也没有忽略下层社会的苦难与艰辛。作者以写实的手法，完整揭露了整个社会的真相。如第七十回对朱太尉出场的描写：
“直等到午后，忽见一人飞马而来，传报道：“老爷视牲回来，进南薰门了。”吩咐闲杂人打开。不一时，又骑报回来，传：“老爷过天汉桥了。”少顷，只见官吏军士各打执事旗牌，一对一对传呼，走了半日，才远远望见朱太尉八抬八簇肩舆明轿，头戴乌纱，身穿猩红斗牛绒袍，腰横荆山白玉，悬挂太保牙牌、黄金鱼钥，好不显赫威严！执事到了宅门首，都一字儿摆开，喝的肃静回避，无一人声嗽。那来见的官吏人等，黑压压一群跪在街前。”
这段描写，可说是统治阶层的一次大彩排。那“黑压压一群”官吏中，又不知有多少个西门庆这样的人物呢？而如朱太尉者，朝廷中又何止其一！正是在这样一群“父母官”的统治者下，下层社会民不聊生，百姓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第十七回里宇文虚在弹劾杨戬等人的奏折里痛陈：
“数年以来，招灾致异，丧本伤元，役重赋烦，生民离散，盗贼猖獗，夷虏犯顺，天下之膏腴已尽，国家之纲纪废弛……”
第三十回中亦写出这样的社会现实：
“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兴，民穷盗起，天下骚然。”
赋役繁重，社会动荡，老百姓如何过得上安稳的日子？更有不少穷苦人家不得不卖儿鬻女。即使婚嫁送礼，亦是惨淡无比：“四块黄米面枣儿糕、两块糖、几十个艾窝窝。”在这种状况下，百姓很难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下去了，学者分析认为，晚明“一度涌现弃农从商的趋势，并非完全受自商品经济的吸引，主要是高额赋役政策的后果。” 社会分化不断加剧，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社会对立也日益明显。
但是，《金瓶梅》毕竟不是以反映下层人民苦难生活为主要内容，它意在“暴露”。尽管如此，它仍深刻地揭示出了晚明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状况，触及到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从《金瓶梅》的世界，我们看到了一个没落王朝走向衰颓、必然覆灭的命运。它是一个悲剧社会的缩影。
五、结语
笔者从《金瓶梅》对于人性的反省、对生命的思考、对社会的观照三个方面作出以上分析，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悲剧。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三位女主人公在人性解放思潮影响下，有着合理的追求和欲望，然而她们的理想不能达到，欲望不能得到正常满足，结果在不择手段的追求过程中导致人性的扭曲和人格的丧失，酿成一部可悲可叹的人性悲剧史。李瓶儿企图过上贤妻良母的家庭生活，回归传统伦理，重新找回失落的自我，却抱着沉重的罪孽感死去；潘金莲则堕落于无边无尽的欲望苦海，失去了生命的方向，最后在武松的屠刀下找到了归宿；西门庆短短的一生追逐着金钱、权势和女人，结果竟死于潘金莲胯下，到头来终究是一场空。这些人以其死亡抒写了一曲曲生命的挽歌，激发我们重新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金瓶梅》所描写的社会，是封建末世的写照，是黎明前的黑暗，潜伏着各种深沉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金瓶梅》里的百姓承受着无尽的苦难，它所影射的晚明王朝已经日暮途穷。《金瓶梅》对这一悲剧社会作了如实的反映。当然，对《金瓶梅》悲剧性的分析不止限于以上几个方面，它还包含众多其它的悲剧性因素，而且也包含不少喜剧性因素。但从整体上来看，笔者认为悲剧性是《金瓶梅》最主要最核心也最具价值的部分，这决定《金瓶梅》必然是一部悲剧性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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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全译本）(NEW)》，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第2版。
[11] Yan ying,Neo-Orientalism in Ha Jin’s Prize-Winning Works,Culture
and the Literary Prize 2003,http://ah.brookes.ac.uk/conferences/calp/
papers/ying.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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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29 13:25: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