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托马斯•本特恩：书堆的魅力（ 吴万伟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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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本特恩：书堆的魅力（ 吴万伟 译）

　　我听说哈佛大学本科生毕业有个仪式—那就是在庞大的迷宫般的图书馆书籍中进行一次性生活。这是一种学界版本的”高空俱乐部”(一英里以上高空做爱者假象的)。

　　我想在成堆的书上做爱是要奚落图书馆高雅严肃的气氛和清教徒般的禁欲生活。哈佛为了保护本科生不被糟糕书带坏，常常把《草叶集》（Leaves of Grass）放在一个锁着的盒子里。这是在哈佛不招收女生之前的时代的事情。

　　现在《草叶集》放在霍夫顿（Houghton）图书馆。色情描写明显的段落已经被詹姆斯•拉塞尔•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在下面划线和评论过了。正是这个人对一个表示担心的家长保证他将”这本书放在学生看不到的地方。”

　　哈佛在线图书馆目录online library catalog中没有任何线索表明这本书的特别之处，通过作者惠特曼超文本库Whitman Hypertext Archive已经能够看到的全文电子版也不会告诉我们在大的图书馆珍藏都有很长历史的这些书的独特品质。

　　就我所知，我是通过浏览该大学没有毁掉的老目录卡片得知有这样一本书存在的。虽然这些卡片在别的图书馆都已经毁掉了。很多这样的卡片上面甚至还有100年前的图书管理员或学者在上面做的标记和注释之类。

　　说句实话，我从来没有在成堆的书间做爱，即使有潜伏在几个大藏书处多年的历史，我从来没有碰见过有人在图书馆做爱需要赶紧回避的现场。但是我确实有很多次在书架前为书中的智慧产生爱情的冲动。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刻在读一本书的时候---现在从网上能找到的很普通的一本书---发现书页上下空白处的微小注释，让我在隔几架的地方发现一本更少见的书，里面有出人意料的线索并彻底改变我的研究计划。

　　记得有一次写关于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和颅相学的文章，发现一盒蜉蝣---里面没有任何详细的目录----但有一张书籍宣传单，是关于一心理学家以诗人的达盖尔银版法拍摄的照片为基础分析爱伦坡的书。 我很快在同一个图书馆的别的地方发现这本书，并找到书中相应的页码顺序表明爱伦坡思维紊乱，这个病不仅影响其半边的大脑，而且表现为其面孔的不对称。这个特征被一对一分为二的重叠的页码显示出来，在数字化显示的页面怎么表现呢？除非技术人员意识到复制那些页的多种观点的重要性。不管怎样，如果不是靠整堆书籍的好运气和方便的话，靠意外发现得到新一篇文章的核心内容是根本不可能的。

　　有的时候我根据简单相临原则找到书籍间的联系，比如装订的相似性，正如经常在同样的区域浏览的学者建议的那样。更神奇的是，有一次一本书像牛顿的苹果正好砸在我头上，它正好对我非常有用，与我研究内容密切相关。也许它被有些幽灵学者推到那里，自己有幸加入这个穿梭来往于书籍间的幽灵组织。

　　旧书是让人纪念的东西。 像任何一位爱护图书者，我对图书馆复印机上残留的一碰就碎的书页碎片感到震惊和心疼。从尘土回归尘土。它们提醒我自己是个肉体凡胎终究要死的。当所有的书籍通过数字化技术都变成无形的和抗菌防腐的以后，图书馆的幽灵以及它们的仰慕者该到哪里去呢？

　　这个新的媒介传递的信号是什么呢？当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把几乎所有的书都从本科生的图书馆中移走腾出地方做咖啡厅，微机室，沙发椅时，意味着什么呢？学生们在那些比传统图书馆藏书数量更多的学习中心能学到什么呢?

　　我认为书籍的消失正好印证人们认为书籍可有可无的观念。许多进入大学的学生来自家里几乎没有书籍的家庭，许多从来就没有认真读过一本书，他们一直被灌输要搜索和和快速浏览。老师们已经发现学生查阅印刷材料困难重重，然而我们却把印刷品变得更加难以得到。网上杂志和文章适宜搜索和摘录，但是电脑对阅读小说有多大帮助呢？

　　我也怀疑学生从网上阅读书籍像到饭店用餐或寻求流浪帮助者只能反复灌输学生理直气壮和被动接受的观念，这是让人担心的。学生就好像是在豪华的餐厅用餐的客人而不是在做作业的学生。这样的学习中心好像和我们都明白的教育消费观念相吻合：“我应该得高分数，因为我花了很多钱来到学校。”(即使我把所有时间都用来玩游戏，或在校园健身中心锻炼。)

　　电脑技术是科学研究的非常宝贵的补充，但是如果以为它可以替代你亲自在书架前搜索，你会发现它效率低得很。在任何大的老的图书馆，有不知多少的印刷品在任何电子目录中都是找不到的。其中有些在从卡片转化成数据库是丢掉了，还有些根本就没有列入目录。

　　有时候图书馆员认为几十年来没有被借阅过的书是很少被使用的。其实许多书是在书架上翻阅的根本就没有被借出去。如果那些书不在书架上，他们得用劳动密集和代价高昂的方式才能得到。作为研究者，我的许多发现来自十秒钟高效率的浏览附近书籍的内容，而不是制订详细的和花费时间的计划来追踪略微触及题目的搜索。

　　显然有多种方法搜索资料。虽然电脑在搜索上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是一排排的书籍培养人们爱书的直觉本能。这些本能无法量化评定，但是能发现一些电子数据库理性的结构几乎不可避免排除的东西。就像在星球大战（Star Wars）中绝地武士——欧比旺•肯诺比（Obi-Wan Kenobi）告诉卢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关掉他的电脑化目标系统，反而使用”武力”。

　　我不是勒德分子（Luddite反对机械化自动化的)。电脑技术对我的研究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我更喜欢两者的结合两者的互补。希望这个实验谨慎，免得产生难以更改的后果。我不想看到图书馆---我珍爱的去处---进行翻天覆地的改变，而且变得无法再回头。

　　图书馆管理者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因为成本越来越高，他们的任务不断扩大，但是他们的预算却没有相应地增加。我不敢肯定这种技术数字化模式应该这样不加批评就接受吗？谁将从现在和将来的转型中获利最多? 因为费用和新技术的更新没完没了在继续。这个转变真的是要满足学生的要求吗？究竟是满足他们的希望，还是努力重新改造他们与现有文化格格不入?

　　在许多大学，中心校园中已经没有多少地方放书籍了，却有地方设立咖啡厅，健身中心，一系列昂贵的其他占地方的生活设施。

　　因为这个原因，我发现很难接受数字化是主要因为受到预算拮据和空间限制而进行的。 钱有，空间也有。大学想花这些钱，想用这些空间做别的事情，这样大学就更能吸引那些喜欢生活设施而不是教育设施的学生。

　　难道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数字化疯狂就像尼科尔森•贝克（Nicholson Baker）在《双向摺角：图书馆与对纸张的攻击》（Double Fold: Libraries and the Assault on Paper (Random House, 2001)中描写的对书籍页码破损的恐慌和缩微胶片替换的必要性吗？

　　1999年，贝克试图劝说英国图书馆不要卖掉几千卷的美国报纸，包括完整的《芝加哥论坛报》和带有数以百计精美插图的《纽约世界》。在美国，多数报纸在用几乎看不清的黑白缩微胶片替代后都已经毁掉，英国图书馆的报纸本来也可能被书商或生日纪念品提供者毁掉。幸运的是，贝克成功地得到了这些报纸，保存了足够长的时间，最后杜克大学决定把它们保存在一个特别图书馆里。

　　我从来不错过图书馆处理书的机会，我从书商的存货中淘了不少好书。一年前，我从当地图书馆花一美元弄到一本《施里曼的特罗亚》（Schliemann's Troja）,的首版本，价值将近1000美元。我最近从一个书商那里花200美元弄到Poole's Index to Periodical Literature前图书馆版本。该书对美国文化学家是不可缺少的，就是花400美元也是非常划算的。而这个书商可能在图书馆处理书时以标价为10美元的箱子运走的。

　　这种事情的一再出现让我觉得许多图书馆好像根本不在乎钱(当然也不在乎这些精神财富)的大量丢失似的。

　　当数字化转变在全国风起云涌的时候，认识到相反的运动也在展开是让人感到满意的事情。

　　芝加哥大学在扩建Regenstein图书馆将在一个建筑物的书架中比美国任何别的图书馆容纳更多的书籍。按照教务长Richard Saller的说法，“图书馆应该是这个校园的核心。在有些大学，足球场是核心。这里核心是书籍而不是运动员。图书馆的扩建反映了我们作为研究机构的价值。”

　　我非常感激我的母校有非常多的书籍，那是我教育的基础。那些书籍比明星学者重要得多，这些学者就像藏在偏僻的仓库中的书籍一样只有经过千辛万苦才能咨询。将来，我会鼓励我的学生报考像芝加哥大学这样藏书丰富的大学而不是其他有不同优先目标的名牌大学。

　　我是在装满了书籍的房间的电脑上写这个专栏的。再过5年，我会有一台新的电脑，我的从前的软盘和保存的东西大部分无法在其上运行。而房间里的书籍将仍然供我随时使用，我的孩子也能阅读这些书，我的孙子还能用。

　　译自：“Stacks' Appeal”by Thomas H. Be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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