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木生：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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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木生：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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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经济形势务虚会

2006年2月13日下午，中国税务杂志社408会议室，六位学者对一系列重大命题的热烈讨论正在进行。此次座谈缘起于王建在中国税务杂志社《香港传真》上的一篇名为《改造我们的研究》的文章，文章列举了十个有悖于传统经济理论的现实问题，此文引起了不少学者对现实问题的共鸣和思考。参加此次讲座的学者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农业和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部部长丁宁宁、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王建、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黄小虎、国家发改委体改所国有资产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中国税务杂志社社长张木生。



下面是张木生的发言：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过时



张木生：对于王建《改造》一文，我深受启发。我强调一个前提：社会主义运动是世界被西方拖入资本主义总体系中的必然反映。西方国家近几百年是普照之光，其话语霸权，一直占支配地位。东方的社会主义运动，是在资本主义总体系下，为了适应全球资本主义一体化的后发形态，通过剥削自己完成原始积累。马克思的全部科学假说，都建立在对当时资本主义分析批判上。马克思主义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引起的19世纪理性思维中的一种批判学说和独特的话语体系。它没有战胜资本主义，它也没有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但它曾经促进资本主义自身的不断改革，被迫调整本国内的阶级矛盾。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包括法西斯主义的出现都与全球资本主义化有关，今天的世界仍然是八国联军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学理需要发展，但其代表被压迫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能继承。

以美元霸权为标志的全球投机赌博虚拟经济，是帝国主义新阶段，全球范围的“生产过剩”并没有改变。不然，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就不会遭到越来越多的制裁，非洲也不会每27秒种就饿死一名儿童。美国是极少输出商品和资本了，但世界500强中的大跨国公司，主要受美国控制。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和世界出口大国，但在军工高科技“不当帝国的帝国主义”美国面前，只能屈居“小二”，说一万个“不”也没用。

全球范围内的商品和资本输出仍在进行，而且规模更在，不然中国就不会成为全世界的血汗工厂。王建也认为产业资本主义与美国为首的虚拟资本主义必须碰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也把金融寡头支配产业资本视为帝国主义新阶段的最大特征之一。挤掉泡沫，产业资本主义仍担负着创造剩余价值的功能，至于其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否创造价值，还可以再研究。如果从“地球村”的视角看问题，日本、韩国、东南亚的小龙、小虎、南美拉美，仍然周期性能爆发经济危机，中国也毫不例外地处于爆发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边缘。“生产很快超过消费”的原因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秩序下，穷人永远是绝大多数。面对美元危机的逼近，只证明马克思“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理论，其实践形态变化了，理论并不过时。



（二）美国在全球搞“不当帝国的帝国主义”



美国对待中国的大战略——让最后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像前苏联一样七块八块，四分五裂是不会变的。中国的国内日益尖锐的矛盾是基础，台湾问题是打开中国魔瓶的瓶塞，日益右倾化的日本是美国对华大战略的前台替身演员。“不可胜在已，可胜在敌”，中国只有能战方能“不战”。

在如今伟大多为大伪，大师多为款、腕、星的傍尖儿，招标立项敛钱收租分红走穴的一流们，与时俯仰，人见人爱。我们与之不同，追求的是一种五百年来古今中外的大本大源，大是大非，尤其在国富民不安，民富国不强，盛世不太平的中国。

“9.11以后，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四年时间过去，不要命的恐怖分子越杀越抓越多，自杀式恐怖袭击越打越烈越狠，不仅世界产生怀疑，而且美国战略研究主流智囊强烈困惑。”正如李零教授所说：“原来西方极乐世界，这五百年的历史，如果不从它的赫赫武功下手，是难以明其究竟的，包括他们的学术，他们的心理，乃至一切。更何况，战争是最大的国际主义，不仅是‘国之大事’，也是‘球之大事’，硬道理里面的硬道理，管着所有的软道理。历史很新也很旧。‘全世界人民害了怕，帝国主义拍手笑。’战争已经是‘司空见惯浑闻事’，打开电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血淋淋，天天如此……。”

美国重要政客布热津斯基认为：21世纪初，美国国力之强大可见于四方面：军力涵盖全球之能力、经济实力有利世界经济之情势，科技动力对世界之冲击、举世欣羡美国多元却庸俗之大众文化。此四点给予美国独步全球之政治影响力。不论好坏，美国决定了世界的动脉。而短期内将难见出其右者。

美国确实先进，不先进人家也成为不了世界第一强国。但要有一个前提，内战外打，安内攘外，美元的霸主地位，让全世界投怀送抱。中国为美国打工，亚非拉又羡慕又嫉妒。但中国每年要在无形之中向美国交几百亿美元的货币税，遑论不如中国者，更是让美国占尽便宜。美国超强的逻辑，体现了人家的“硬道理”。决不是三招两式的摹仿，花拳绣脚的包装，就能够“今夜我是美国人”。冷战结束这后，美国公开地满世界推销它的四个现代化：私有化、自由化、民主化、全球化。新中国建国56年，美国与全球30个国家进行过局部战争，中国就是明天宣布自己是美国的第51个州，按美国的要求将人民币升值后，改成美元，人家要你吗？人家是“不当帝国的帝国主义”。好逻辑代替不了必须立足国情的前提。

抽象的中国特色，在改革实践中变成转轨，转上国际惯例之轨，而国际惯例正在变成美国惯例。西方的全球化，实际上也就是美国的全球化。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社会迅速分化；物质空前丰富，生态严重破坏；科技日新月异，资源渐近枯竭；生活蒸蒸日上，信仰出现危机；高楼大厦林立，道德接近底线。西方的硬道理，要多硬有多硬，老百姓的话：“反动派没打倒，帝国主义挟着皮包回来了。”



（三）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



公平和效率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永恒主题，西方的每一种进步，我们可称之为先进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弱势群体不断反复斗争，反复抗争的结果。曾有过的两大阵营的对抗与竞争，付出巨大代价，你接受了我的公平，我注重了你的效率，毕竟从不同方面推进人类整体文明的进步。比如，人家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几百年反复较量，形成了占人口多数，几近80%的中产阶级基础之上的。如果在中国实行这样的民主制度，中国占人口70%的是农民，农民是选票的最大来源，如果让农民自发地提出自己的要求，一个是取消计划生育，一个是实行土地私有化，后一条几乎成为主流意识了，其根本结果是任何政党面对中国国情都无法接受。马克思有自己的民主观；巴黎公社民主，民主也是国家，未来社会主义的半国家，非政治国家。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如何中国化？首先是党内健康力量的不同意见有表达渠道，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

乞丐与龙王比宝，其实我们没有力量，没有能力一体美国化。中国人都过美国的日子，第三世界的人都过美国的日子，有人计算过要20个地球。人家的硬道理，是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中国既不是先抢者，又不是后抢者。人家的哲学是先有达尔主义，后有社会达尔文主义，都是适者生存。对中国来说早就是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了。早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郑和，大般三百只，同行三万人，可谓般坚炮利。但中国文化是只取经不传教，仁者爱人，从汉武帝起就不赶尽杀绝。如果当年哥伦布不是走错了路，一猛子带着几百人扎进中国——当时世界的第一强国，世界史就要重写。

如果中国进一步开放所有市场，只要产业自由化包括金融自由化的金字招牌在中国大陆一竖，以美国为首的投机赌博新经济大鳄在中国抢滩登陆，必然是人穷志短，马瘦毛长的各种产业实体屁颠屁颠，紧收拾忙打扮与人家“接轨”。社科院新闻所调研报告：发展中国家80%的媒体产业，娱乐产业的市场被美国和西主国家垄断。对美国来说，中国是为数不多的化外之地，是下一个夺取的目标，文化占领甚至比军事占领更重要，是诛心之术。



（四）27年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拐点



27年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已经到了一个拐点。当年“四小龙”的改革开放，拉丁美洲，南美洲的改革开放，中东海湾国家的改革开放，都曾经在这个拐点上出现大问题，辛辛苦苦几十年，上百年，一场金融危机，一夜变成穷光蛋。也就是任何后发国家，对公平和效率必须进行具有哲学思想的重建。要正视在这个拐点上官、产、学、媒不可避免的会结成某种神圣同盟，与国外大型跨国公司相结合，代表强势利益集团，蹂躏弱势群体，使改革开放变成强势集团的话语权。

从1760年蒸汽机的发明到1959年“后工业社会”概念的提出，西方整个工业化大约是两百年。在这两百年中，西方世界充满了阶级斗争，殖民地遍布全球，还打了两次世界大战，也没有能够解决就业问题。其实所谓工业化，就是资本、技术替代劳动力。失业大军的存在，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这个道理，马克思早就讲过了，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更是常读常新。当时的欧美也就两亿多人，为资源为市场，不仅仅在中国有类似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的南京大屠杀，全中国有三千成人遭杀戮。而且作为杀人比赛的胜利者和终结者，不是帝国主义中的后抢者德日，而是先抢者美英。这样的历史绵绵不绝还未终结。

最近读刘源的《刘少奇与新中国》，建国初狠抓“国计”，放活民生，目标是求真务实，强国富民。用两句古话来说明问题，“惟大英雄能本色，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道不是和稀泥，是左右开弓的“两手都要硬”。“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良》）

毛、刘、周、朱、陈、林、邓的合法性来源于救亡图存中使马列主义中国化，这是中国特色的大本大源。解放后“中国就是个联合国。穷人也要有条打狗棍”，打完韩战，打越战，中间还有个对印自卫反击战。通过自己剥夺自己，农村统购统销，城市统分统配，勒紧裤膘带，硬是建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和两弹一星。中国已有几十年没有再挨打。你看美国打伊拉克，先是打而不灭，围而不歼，封锁制裁你十几年，伊拉克积贫积弱，饿死上百万人。然后是黄鼠狼专抓病鸭子，大灰狼对小羊讲道理，“你弄脏了我喝的水”，杀鸡专用牛刀。“杀头之际莫要命，要命便是反革命，大人有刀你有头，这点孝顺应该敬。”这是西方优胜劣汰、弱肉强食典型的“畜生人类学”。毛泽东说的杀手锏，穷人也要有条打狗棍，办法就是光脚不怕穿鞋的，打越战时，越南一共六千万人口，死亡五百万，失综五百万。现在还能用这种方法吗？不灵。

解放初期，毛刘曾有极好的制度设计，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共同纲领，中国硬是挤入本来无份的工业化进程。但中国的现代化，光从西方来（包括日本、俄国的折射），西方文化的压倒优势和普遍支配地位，苏联老大哥的生拉硬扯，使美好的制度设计推动了原有的环境而中断。改革初期提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共80多年，有自己的“本”，有自己的“源”，离本断源不用改革。中国如果没有当帝国主义的本钱身板，离本断源的前途还是给人家当附庸。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和过渡学说；毛刘的新民主义论；赫鲁晓夫的“三和一少”，“全民党、全民国家”和今天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和平崛起”、“科学发展观”；终点又回到起眯。进步最快的是科技，理论的巨大需求说明理论的严重滞后。今天的许多提法，还赶不上列宁、毛刘他们的许多科学假说逻辑的一贯性，实践的彻底性。

这个世界的全球病灶来源于美国的战略利益，恐美爱美是全世界的通病。我们已有了不能干什么的短期政策安排，美国式“新四化”的前景就是让中国堕落成前苏联，但肯定是不如前苏联。前苏联解体之后，只占人口50%的俄罗斯占有原国土76%以上，不仅资源充足，而且生态底座极其优越。13亿人四分五裂、七块、八块那是国将不国，人将不人。但长期的制度安排、制度创新，首先理论创新，贫困的理论导致理论的贫困。直面看历史，直面对现在；直面看西方，直面对中国，自其不变而观之，自其常变而观之，我们最需要的是超越生命的正确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