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看重《中国人德行》

peer

鲁迅为何看重《中国人德行》

《中国人德行》[美]亚瑟•史密斯著，张梦阳、王丽娟译，新世界出版社出版。

  前不久,《中国人德行》一书再版了。这是一部由在华居住多年的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所著的、比较细致描述旧时中国人德行特点的传世之作。自它出版后的一百多年来，一直被看作是研究中国人的权威性著作。鲁迅先生在他去世前14天发表的《“立此存照”(三)》结尾语重心长地说道：“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译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
　　鲁迅先生的这段肺腑之言，实质上是他给终生挚爱的同胞们留下的最后遗嘱！他提到的《支那人气质》,就是现在译名为《中国人德行》的著作。此书若干年前曾以《中国人气质》（敦煌文艺出版社）、《中国人的性格》（学苑出版社）为书名出版过中译本,当时在书界还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鲁迅先生生前多次提到史密斯的《中国人德行》。例如,1926年7月2日，他在《马上支日记》中谈论日本安冈秀夫所作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一书时说过：“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ChineseCharacteristics，常常引为典据。这书在他们，二十年前就有译本，叫作《支那人气质》；但是支那人的我们却不大有人留心它。”
再如,1933年10月27日他在致陶亢德信中又说道：《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中虽然有几点还中肯，然而穿凿附会者多，阅之令人失笑。后藤朝太郎有“支那通”之名，实则肤浅，现在在日本似已失去读书。要之，日本方在发生新的“支那通”，而尚无真“通”者，至于攻击中国弱点，则至今为止，大概以史密斯之《中国人德行》为蓝本，此书在四十年前，他们又有译本，亦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虽然错误亦多），但不知英文本尚在通行否耳。
　　那么,鲁迅先生为何看重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笔者认为,这可以从他致力于国民性改造的思想主题中找到答案。
　　可以说，鲁迅先生对史密斯的《中国人德行》一书的重视，是贯穿一生的。早年鲁迅在日本留学期间曾读到过这本书的日译本。根据许寿裳先生的回忆，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研究过国民性问题。他探索了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一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是中国民族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是它的病根何在？这些问题都和中国人的气质有关。以后他写小说《狂人日记》，写《阿Q正传》，写《药》，写《孔乙己》等等，以及将近二百万字的杂文，几乎每一篇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写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peer

鲁迅先生一生都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追求中国理想人性的伟业。史密斯的《中国人德行》对他确立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影响。鲁迅先生认为，这本书“虽然错误亦多”，但“较日本人所作者为佳，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因此，他希望有人将这本书译出来。这书在赞扬中国人节俭、勤劳的同时,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了国人的种种陋习,诸如死爱面子、缺乏时间观念、因循保守等等。这些指责对于一直思考着中国国民性的鲁迅来说,一定是“心有戚戚焉”。比如,史密斯说中国人爱顾全“面子”，只要“给了面子”，什么事情都好办。鲁迅先生对此发表过相似的见解,他在多篇文章中对中国人好面子的心态做了淋漓尽致的讽刺和分析。例如,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答复日文《北京周报》的访问时，他就谈到了《“面子”和“门钱”》，三十年代中期又写了《说“面子”》一文，指出：“要面子”也容易变成“不要脸”，两者有时很难分辨。使他担心的是：外国人注重实际，似乎“想专将‘面子’给我们”。

  关于这部著作对鲁迅的影响,国内早有学者指出：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气质》影响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并规定了中国文学现代以来解剖国民性的主题,“鲁迅即属于第一代这样的读者,而且是一个很不平常的读者。他根据史密斯著作的日译本,将传教士的中国国民性理论‘翻译’成自己的文学创作,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最重要的设计师”(《跨语际实践》,刘禾著,三联书店出版,第88页)。《中国人德行》的译者张梦阳先生在“再版后记”部分甚至提出：“鲁迅如果没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没有看过《中国人德行》的涩江保日译本，是不会形成‘改造国民性’思想的”。
　　在今天看来,一双西方的蓝眼睛看中国,难免有很多错误和偏颇,但也有一些真知灼见。读这样的书,可能会心痛,会脸红。但就书本身而言,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苦口良药”。因作者有着与我们文化背景完全不同,为我们对照自身提供了一面镜子。史密斯的这本书曾被誉“开创了研究中国国民性的先河”,特别是书中揭示的中国人重面子、多虚礼、缺诚信、少公心等,某种程度上仍是今天中国仍是德性之痛、社会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