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性”需要测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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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上午，11名来自天津市南开区的居民打扰了北京律师王令的休息日。他们对一个要拆他们房子的《拆迁公告》不满，前来求助。王令一刻也没耽误，当天下午3时40分，他就和11名当事人走进天津市南开区法院立案大厅的大门。

“我们把材料给了立案庭一名庭长。”王令还记得，该庭长看完材料后特别强调了一句“你们不用着急”，随后就带着材料离开，要去“研究”。

这一研究就没再回来。“我们有点儿心慌，就从侧门绕出去看看，要求见院长，但没有一个人答复我们。”直到下午4时50分，一个法警告诉他，立案大厅来了人接待。

接待他们的是南开区法院行政庭法官王学林。

“他坐在总值班的桌子上。”王令说，“后面站着十几个法警，身穿制服。”

王令坐在他对面，当事人坐在旁边的塑料椅子上。王学林开始点名，“态度生硬，就像询问犯人”。随后，法官检查了证件，王令带的实习律师差点被赶出去。

王学林法官告诉王令等人，对他们的立案申请“拒绝受理”。为此，王令和王学林之间发生争论。王令要求不立案就开裁定，收了材料要开收条，“他都拒绝了”。

“您是什么身份，能不能代表法院？”王令急了。然后他听见对方回答：“我就是法院。”

“行政庭的庭长告诉我们不立案，也不给裁定和收条。”王令回头向着众人喊，“你们要作证。”

情急之下，王学林隔着桌子向王令施以勾拳，没打着。口角升格为动作，现场开始混乱。王令的当事人因为拍照，相机被抢。后来，王学林甚至警告王令“晚上走路小心点”。

下午5时刚过，关键的情节在法院大院里出现：

“他左手揪住我的衣服，右手掐我的脖子。我的脖子上当时就留下了手印。”王令说。

这段描述得到王令的当事人的证实。“王令律师始终和颜悦色。”70岁的天津老汉吕文尉说。

“110”迅速赶到现场。然后就是查现场，作笔录，取证据。

次日，王令向天津南开区纪委做了控告，后来还向天津市高院做了控告，并静候结果。

结果是没有结果。10天过去，他没收到来自任何方面的答复。

4月11日，媒体报道了此事。

4月12日，天津市高级法院召开新闻通气会。会上，南开区法院表示，“目前调查到的情况是王学林并没有殴打北京律师王令”。

王学林也公开否认自己曾殴打王令。

自4月14日起到4月17日，记者通过数种途径试图联系王学林。未果。不过此前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时，王学林给出了一个与王令口中的情景截然不同的现场：

“我们两个相距一米，我要探出去，才能打到他。”针对王令所说的那记勾拳，王学林分辩道。

据王学林说，反倒是当事人骂了街。“他们的情绪比较激动。当时现场就乱了起来，有拍桌子、砸板凳的，还有起哄的。”

“我能保护自己已经很不错了。”

王学林否认了自己说过“我就是法院”，更不承认自己威胁乃至殴打过律师。

“我作为一名法院干部，作为一名庭长，我不可能做这种事。当时大厅里有四五十人，我水平再差也不会打他。”王学林言之凿凿。

3月28日下午3时40分到5时05分之间，在天津市南开区法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至此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叙述。

王令有证人，那就是他的实习生和当事人。王学林和法院也有证人，他们是“当天在现场的每一名工作人员”。

事情被媒体曝光当天，“网易”的编辑约王令写一份公开声明。王令字斟句酌地写完。他想，作为一名党员，时刻都要记得自己的身份，于是又加上了“用党性保证”。自从1999年入了党，王令还从没如此正式地敲下这几个沉甸甸的字儿。

提到“党性”，他当然也还有别的考虑。“因为双方都是党员，我希望能够以组织程序解决问题。”另外，深谙潜规则的王令知道，若不以党员身份在组织内控告，自己很可能“被推到信访程序里”。

谁知道第二天他就为“党性”这两个字深感“尴尬和内疚”。因为，王学林同样“以党性”向公众保了证。

“最后的结果只可能有一个党员说的话是真的，也只有一个党性是真的。无论谁是真的，都会对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造成不好的影响。”王令担忧。

事情越闹越大。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批示，天津市高法成立了联合调查组。4月16日,天津市政法委和北京市司法局均表示介入了此事的调查。

王令打算好了最后一步棋。“如果最后相关方面做出了与事实不符的结论，为了捍卫党的声誉，我只能通过组织程序提出要求，对双方进行测谎。”

中国青年报 记者 张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