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看 陶 渊 明

ccnutao2004

我 看 陶 渊 明
署名：陈晓涛
最初听说陶渊明是在初中那阵儿，语文教科书上选了陶渊明的一篇《桃花源记》。我一向视中学语文教科书上的课文为粪土，但迫于中考，不得不背这篇古文。教科书上对《桃花源记》的评价甚高，说：“它描绘了一幅没有压迫剥削、平等自由的社会生活图景。”说实话，我最反感这样的评述，我老爸是个遗腹子，爷爷就是在那个“没有压迫剥削、平等自由的社会”里受尽非人的虐待，含冤上吊的。
背来背去，只觉得《桃花源记》写得实在太矫揉造作、枯燥无味。那时我正痴迷于《故事会》，即使是一个蹩脚的故事家，叙述的也比陶渊明高明、精彩多了。
高中时，学陶渊明的《归园田居》，知道了他“不为五斗米折腰”，但仔细一读，后面还有几个字“向乡里小儿”，才知道什么骨气、高洁之类的，全是废话，这家伙不过是摆士族的臭架子，自以为是名门之后，不屑向庶族上司低头而已。
课后翻了一些陶渊明的掌故，才知道，陶渊明的祖父陶侃虽然爬上了大司马的职位，也改变不了“乡里小儿”的卑微出生，遭人鄙视。陶侃所没想到的是，他的后辈中竟出了个鄙视“乡里小儿”的陶渊明。阿Q说自己姓赵，想挤身士族，但毕竟没有鄙视“乡里小儿”。陶渊明的可笑不仅在于此，更在于他后半生选择了“乡里小儿”的生活。
庶族身份的陶渊明的整个精神，都是以士族心态为内核的，比如出身低贱的刘裕代晋称帝，他就气不过，还幻想自己是侠士欲为晋报仇，可是事实上他又没办法，一个男人就这么活着，真他妈的窝囊。
到大学时，听博导戴晋业说：陶渊明真他妈的牛逼，魏晋南北朝就出了这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诗人。
听过博导的讲述，仍看不出陶渊明的伟大。不禁感慨良深，王塑说：若鲁迅能从棺材中爬出来，那么他第一个巴掌就应该打向那些研究鲁迅的人，第二个巴掌应该打向那些写鲁迅文章、吃鲁迅饭的人。我当时看了很是痛快，顺便添了一句：第三个巴掌应该打向那些讲授鲁迅的畜生们，打得他们犬牙交错，再也放不出毒气来。
推想，若陶渊明能从棺材中爬出来，那么他第一个头应该磕给那些研究陶渊明的人，第二个头应该磕给那些写陶渊明文章、吃陶渊明饭的人，第三个头应该磕给那些讲授陶渊明的教师们。
陶渊明，字元亮，想必是自比于诸葛孔明，只是陶渊明没有半点政治才干罢了。刘埙的《隐居通议》卷八《山谷诸作》云：“古今咏渊明者多矣，独山谷翁深入阃奥”。其《怀陶令》之诗曰：“潜鱼原深渺，渊明无由逃。彭泽当此时，沈冥一世豪。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岁晚以字行，更始号元亮。凄其望诸葛，忼戆犹汉相。时无益州牧，指挥用诸将。平生本朝心，岁月阅江浪。空馀诗语工，落笔九天上。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属余刚制酒，无用酌杯盎。欲招千载魂，斯文或宜当。”此诗允谓得渊明之心者。世以陶公为幽人隐士，非也。身逢禅代，悲愤不自胜，欲如孔明绍休汉室，思致中兴。而陶渊明没有半点政治才干，感喟世无英雄如昭烈者可与兴复，非不可为，实无力而强为之。则姑自放于诗酒而已。晚年以字为名，而别更其字曰元亮，景慕孔明，意可慨见。
中国文人的最大悲剧在于把毫无政治才干的自己与政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国文人的最可歌可泣之处。
陶渊明是一个封建时代的读书人，其祖祖辈辈都接受了正统的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那时的知识分子实现自身价值的比较正统途径是，通过仕途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等政治理想和为国建功立业的人生追求。
在其诗《乞食》中，“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盆。情欣新知欢，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
有人认为这首诗诗人作于60岁后，理解为由于饥饿才去要饭，在主人殷勤款待后，他想努力报恩。但这不合情理。他称遗赠者为“漂母”与老翁的口气不谐。魏正申先生在其《陶渊明集译注》中认为此诗作于19岁，我们认为更合理。诗人引韩信的典故表示希望自己能像韩信那样辅佐明君干一番大事业，实现自己“大济苍生”的理想。含蓄地表达渴望举荐的从政思想，当然其中也有为谋生养家的双重考虑。陶十九岁那年，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战争给东晋王朝带来了希望：“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融思远翥。”（陶渊明的《杂诗》）的豪情，就是他的进取思想的反映。
但是陶渊明没有料到入仕任职的繁杂，官场中的上下级关系森严，同僚们的相互应酬和相互倾轧，以及注重门第出身，而不重才的风气。更重要的是陶渊明没有半点政治才干，没有后台老板。显然，现实与陶渊明建功立业的追求和实现幻想的目标向去甚远。这段时期的陶是矛盾的、痛苦的，以至出现了五次出仕五次归隐的曲折历程。
在任江州祭酒（29岁）辞职后，著了《五柳先生传》，欲借以自况，以“先生不知何许人也”否定地位的显赫；以“亦不详其姓名”否定门第的高贵。其诗中“不”字达九个之多，可见陶渊明那种极度否定现实的感情。陶渊明的心态是不健康的，曾看过一则笑话，是讽刺中国人的：一个美国人，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来到了一幢非常豪华的别墅的面前。美国人感慨说：“我一定要做好我的生意，将来也要盖一幢这样的别墅。”日本人说：“我一定要拼命工作、挣钱，将来一定要盖一幢比他更好的别墅。”中国人说：“他妈的，这家伙不是贪官就是奸商，老子将来要宰了他。”  
可笑的是其诗《命子》和其文《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不是矜夸过陶氏的门第么？他一方面藐视士族门阀，因为这使他长期郁郁不得志，沉于下僚；另一方面又以陶侃的曾孙而感到心理上的满足，且因与陶侃关系的渺远而遗憾。陶渊明尽管为此感到愤慨和无奈，但是在家中闲居五年后，又安耐不住寂寞，做起了恒玄的幕僚，这只是一个小官，我曾在湖北一名市与一科长喝得大醉，醉后吐真言：一个缺乏政治才干，而又胸怀空想的中国小官吏，内心是多么的痛苦。在这一点上陶渊明是值得可怜的。
在其诗《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中，他有诗句“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一顾讨温言，再喜见友天”表现了行役之苦和对远方妻儿的思念。以至“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养真衡门下，庶以善自名”倾吐了所谓“向慕诗书自适、厌弃官场奔波、渴望隐逸娴静的生活意向”，陶渊明用自己独创的精神胜利法（以下简称陶氏精神胜利法），最终结束了第二次仕宦生活。
接着两次的仕宦生活陶是抱着走着瞧的态度。这可在其诗《始作镇军参军泾曲阿》和《己巳岁三月为建戚参军使都泾钱溪》中得到映证。但是缺乏政治才干的他，无法开展工作。后来任了三个月的彭泽县令后，离职归田，结束了时断时续、前后跨越了十三年的仕宦生活。一次又一次的尝试和努力，可惜他没有半点政治才干，只能多次运用陶氏精神胜利法，令后人崇敬。
归田后，貌似他十分满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自在、娴静的生活。“外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非常痛苦”（李泽厚语）。在《感士不遇赋》中，他列举了贾谊、董仲舒、李广等有才华的正直之士却饱受压抑摧残的事实，陶发出“哀哉！士之不遇己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的喟叹！这也难免。当某人做某事，做了五次还失败告终，其滋味又会怎样？陶的美好田园生活让人怀疑，也许只是以美化田园生活来安慰自己，也许只是瞬间的审美体验的田园生活。“以田园为自足、安定、欢乐的世界。不过是一层绚丽的光环，是一个美丽的童话。”（孙明君《陶渊明：幻灭的田园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99.3）
由此可见，陶渊明在仕途上的追求是十分努力的，并且可以说“屡败屡战”，前后五次徘徊于“仕”与“隐”的矛盾中。但是由于他缺乏实际的政治才干，也就难以立足官场。正因为如此，陶渊明没有成为政治家，而开创了陶氏精神胜利法。
自古以来，陶渊明总是被看成是一个隐逸诗人，说他追求静谧安宁、真诚无欺的古朴社会，追求淡泊高远、任远委化、身无外求的人生，不肯沉浮应世，选择辞官归隐、躬耕自励之路。他的田园诗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陶渊明也成为历代士大夫无比仰慕的“隐逸高士”的楷模。但我们认为事实并非如此，陶渊明从“官场”到“隐居”，只是生活和价值取向的转变，是一种政治性的退避，他没有甘心于躬耕，藐视功名利禄，他一生在不停的追求。他的追求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最后一次归田前，主要体现在仕途上的追求，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二是归田后，由从政转向陶氏精神胜利法，达到以陶氏精神胜利法传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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