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认识的印度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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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印度知识分子（节选）


李少君



   N 是我在印度认识的一名律师，长得黑黑瘦瘦，非常精干，他是当地的名律师，政府高官、商贾大亨都认识他。他还有一个漂亮且活泼的妻子，与他相敬如宾，并且也是他的知己，挺着个大肚子还支持他的一切工作，包括接待我们，带我们参观、购物。他们的日子可以说本来过得很滋润，他最大的苦闷是如何为在全球化冲击下日益贫穷的下层民众多做点事，使他们的日子稍稍好过一些，使他们不那么贫困。
   他组织一些生活相对优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利用周末去乡下为农民提供技术辅导、教育培训、法律咨询、医疗服务等等，一切是免费的，还得自己带干粮。他们长期如此，可以说乐此不疲，从好些年前一直坚持到现在。但他的烦恼是似乎这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地的百姓还是在全球化冲击下，日子越来越难过，对生活越来越感到绝望。大量外来进口商品使得农产品价格持续下降，他和农民们都一筹莫展。
   和N 相处的几天里，他每天带我们坐一部印度产的摇摇晃晃的小轿车（印度基本上没有外国车），在椰子树遮天蔽日的乡间小路转来转去。冒着炎热，满头大汗，我们去看他们帮助组织的妇女自助小组如何自制肥皂、纺纱或做手工业品，还有他们组织的妇女培训班，他们提供资金的幼儿园与小学校等等。N 忙前忙后，介绍、致欢迎词、发表讲话、讨论、交流，我想肯定会影响他打官司赚钱，但他不在乎。他在乎的是乡下的工作又有了什么进展，虽然那都是他业余的志愿工作。
   我还想起他热情的妻子和我们翻过的惟一一次脸。那是在一条小街上，我们中间有人看到一种包装不错的衣服很有印度服装特色，就想买。N的妻子马上阻止我们，让我们去隔壁看一种比较简陋的农民自制的民族服装，极力动员我们买这一种，说价钱便宜，又经久耐用。我们买了一件。但那位同行还是回头去买了他最初看好的那件衣服。此后，N的妻子就一直嘀嘀咕咕，大意是那是外资企业生产的服装，又贵又不好。她豪不掩饰她的不满，对那位同行从此敬而远之，却让我们对她更加敬佩。
   还有一位名牌大学的退休教授，早年的美国博士，Z 先生。他退休后没有在大城市里安度晚年，而是跑到偏远的穷乡僻壤，在荒山野岭建了一个农村综合研究院。这个研究院的目的，一是研究对农民有用的实用技术，二是把这些实用技术传授给周边乡镇的农民们。他们定期举办青年农民培训班，提供教室宿舍，让他们像学生一样来这里学习、练习。我们去研究院时，正有一群青年农民在学习如何建合理利用沼气的厕所、厨房。他们在一个示范厕所前，围绕着老师，睁大眼睛，安静地听课，眸子里闪烁着明亮的光芒。我们走过去，他们对Z 先生纷纷致意行礼。研究院里草木茂盛，郁郁葱葱。我们在不大的院子里参观，发现里面竟然应有尽有，有各种蔬菜的种子基地，有鱼苗培育池，还有纺织、制皂教室，甚至还有种鸡、种猪场。可以说，小小的研究院竟是一个真正的农业大学，而且学员是真正的农民。
   我们和研究院的老师们座谈，发现他们竟然全都来自城市，是自愿来这里教学、工作的。一些是退休的教授、专家，一些是年轻的学者、博士，他们中有大学校长、系主任，他们放弃优厚的待遇与高薪，离开繁华都市，来到偏僻的荒山上。他们在这里工作完全是义务性的，类似志愿服务，几乎是免费上课，只有一点少得可怜的生活费。但很多人在这里一呆就是好几年。他们自己动手盖房子、种蔬菜、养鱼和养鸡，过着与现代生活完全隔绝的生活，但他们很认真地手把手地教那些来参加培训的农民。
   我暗地里思索：他们的动力是什么？N和Z这样的人，他们出于什么样的动力，这样忘我地工作和奉献。我听说印度文化中有一个这样的传统，那就是印度教的教义把人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头25年是青年学习阶段，接着25年是家庭阶段，再接着25年是放弃物欲，反馈社会，最后25年与世无争，在山中修行，独善其身。总之，人到某一阶段后就不再索取，而是要付出。这据说是印度文化非常悠久深远的传统，这或许是印度知识分子不讲究享受、注重献身的精神源头。可见，宗教的力量有时是难以估量的。
   此外，甘地在印度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是超乎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想象的。在印度，甘地几乎是神，是偶像，人人说起甘地都肃然起敬，他的事迹连小孩都耳熟能详。甘地的自我节制，甘地的艰苦朴素，甘地的自力更生，甘地的奉献精神，甘地的民族主义，是所有印度知识分子奉为真理的准则。尤其甘地倡导的义务奉献精神、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指引了一代又一代印度知识分子。
   这样的传统与标准，自然塑造了印度知识分子独特的精神面貌。N 和Z 这样的人，在印度不是特例，不是一个两个，而是有一大片，一大群。他们先是用本地语言（印度方言繁多）在各地报刊上写科普文章，逐渐有了一定影响。但他们还不满足，于是自己办科普杂志，出版科普著作。
   最后，他们干脆成立了一个科普作家论坛，以组织的方式开展工作。他们的行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著名的科学家、社会学家。他们的组织扩张迅速，开展的工作也很快成为全国性的运动。比如他们逐步将科普推广工作细化，出版专门针对妇女、儿童的科普读物。他们还把出版发行书籍赚来的钱用于扫盲、科技辅导、农民培训等工作，组织那些对科技感兴趣的底层群众学习、应用书中介绍的日常家庭、生活科技小知识。他们生产简单易用的适合家庭生活的科技专利产品，以成本价卖给学习者，使他们在应用过程中体会到科技的作用与好处，使他们在应用过程中体会到科技的作用与好处，增加对科技的兴趣，并引发他们的亲朋好友的好奇心，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随着民众科学运动声势越来越浩大，他们也不再仅仅限于科普工作，而是积极地介入诸如乡村改革、妇女解放、环境保护、反全球化及政府选举，成为一股影响力越来越强的社会力量。
   其中，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民众科学运动工作开展得最好，主要是因为当地执政的左翼联盟将民众科学运动纳入政府计划，有意识、有步骤、有组织地在全邦推广这一运动，从最基层的乡镇开始，将全邦的社会力量都调动起来了。而这又吸引了全国范围内有革新意识的知识分子，一时，喀拉拉邦成为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中心，数以十万计的热血青年、社会志愿者奔赴乡村、田野、深山和学校，为底层百姓义务服务，无私奉献，呈现出印度知识分子最光彩照人的一面。
   但是，在现有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全球化体制下，如果无法彻底改变既定秩序与规则――不仅仅是国内的，也包括国际的，知识分子的热情与努力并不能抵抗跨国资本无情的侵袭与掠夺，也无法阻挡全球化滚滚洪流席卷一切的威力。所有，印度知识分子普遍陷入一种无奈与悲愤之中，他们敏锐地感觉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印度日趋边缘化的窘迫，也眼睁睁地看着绝大部分普通民众的生活日趋贫困化，陷入被剥夺被压迫的困境，在全球化的洪水中苦苦挣扎。在印度，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些热情而充满良知、正义感的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内心充满煎熬般的焦虑、痛苦与困惑，他们脸上的那种义无反顾的彻底的决绝的表情，以及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的努力。他们深知那可能只是徒劳的无望的反抗与拼搏，但他们不愿不战而降，他们仍然倾注所有的热情与心血投入其中，希望以一己的努力与奋斗减轻底层百姓的贫困与苦难。
因此，他们常有中国知识分子眼里的激进之举。
   有一位S 教授，是一位彻底的民族主义者，他从来只用国产货。起先我们并不知道他的坚决。在翠舍市，他陪我们逛街，穿过大街小巷，有时走得累了，渴了，我们坐下来，要可口可乐或矿泉水，S 教授委婉地建议我们喝椰子水。我们饿了，买饼干吃，S 教授也不吃，他只吃印度人自己做的薄饼。我们有些好奇，又有些尴尬，无意地问S 教授是不是不喜欢喝可口可乐。S教授说我从来不喝可口可乐。从来没喝过？我们很惊讶。对，从来没有。S 教授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为什么？我们问。
   S 教授没有正面回答我们。他说他正和他的学生们发起一个“不喝可口可乐”的运动。他们的口号是：“不喝可口可乐，喝椰子水；不吃和路雪，吃井水；如果买车，只买国产车。”S 教授甚至把这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他说我们要警惕新的殖民化。
   我联想到看过的一个关于印度的资料，据介绍，麦当劳与肯德基进入印度多年，绞尽脑汁，却毫无进展。肯德基甚至被迫于去年彻底退出印度市场，麦当劳到目前为止也才开了二十多家分店。
   从印度回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不能忘记那些为底层民众而奔波的印度知识分子，他们的那种苦行僧的形象。比如来机场接我们的KK,拎着一个小箱子，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来接我们。KK一副苦力的模样，长得粗壮高大，皮肤黝黑，留着一撇小胡子，总是精力充沛，脚步匆匆。他每天坐着拥挤的日夜驰骋在印度各个乡村城市的火车到处奔走，在接近赤道的炎热的天气里汗流满面，拎着简单的行李，随时准备在一个偏僻的小站下车，去某个乡村工作。我们开始还以为KK只是民众科学运动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后来才知道，KK是首都新德里著名大学的教授。但他就是这样一副苦力的模样，长期奔走于田间山野，为着一个自己心中的目标。
   鲁迅先生曾有过关于“香汗与臭汗”的精辟论述，现在看来，这真是一块试金石。有些人整天出入于沙龙、大学、研究所、会议室和宾馆酒店，热衷于一个接一个的研讨会、国际交流，热衷于围绕着权贵低头哈腰屈膝媚骨，以博得一点小利益，每天享受着空调冷气，当然不用流臭汗，他们也早已不知同情心、良心为何物，甚至鼓吹穷人是活该，贫富悬殊乃天经地义之事。
   但人们一点也没有觉得现代世界体系哪里出了问题，还认为从来如此，理所当然，连一点质问与怀疑都没有。
   我曾经读过一个上海白领的心里话，他说他一直到二十多岁，还以为全中国都跟上海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是衣食无忧，到处都是鲜花绿地、高楼大厦呢。直到他参加了工作，去西部出了一次差，才深为震撼。我相信，这是所有现在出身于大中城市、中上层人家的孩子的普遍的真实写照。他们的生活圈子里，甚至他们的目光所及，都没有了穷人这个词及形象，更没有贫民区这个概念，里面更多地充斥着新富人、成功人士。他们只需一心盯着那些当代英雄，奋起追赶。同时，由于他们把李泽楷这样的人当成了追赶的目标，他们就永远处于焦虑、急躁之中，处于心理的失衡之中，眼中哪里还有别人与其他阶层。由此，世界被完全隔成了两半，截然分开，一些人永远活跃在时代的舞台，一些人则永无出头之日，老死不相往来。
   当然，会有人反驳我：印度知识分子的那种努力与拼搏又有什么用呢？是的，我承认，在全球化的洪流中，他们微不足道，无能为力，但至少，他们反抗过，斗争过，他们的骨头是硬的，没有闻风而倒，而且也并非毫无希望。他们还能让人们看到一点希望，看到一个民族的良心与象征是如何奋起抗争的，使人们不至于完全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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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自《读者》2004.4，辛明摘自《上海文学》2003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