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哗与骚动》叙述结构的社会性分析

楚道

《喧哗与骚动》叙述结构的社会性分析
“在福克纳的神话中，若从精神境界来划分，存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沙多里斯的世界，一个是斯诺普斯的世界。在他所有成功的作品中，他都细致地发掘着这两个世界，并对这两个世界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进行戏剧化的描述。”(乔治·马里恩·奥唐奈：《福克纳的神话》)
“福克纳先生第一次把传统的(沙多里斯)人与现代的(斯诺普斯)人作了清楚的对比，后者分裂成一连串野兽的官能，道德上缺乏统一的原则。”(乔治·马里恩·奥唐奈：《福克纳的神话》)
“福克纳先生的书——基本上是神话——则围绕着两个不同世界之间的冲突而展开，他本人作为艺术家来说属于其中的一个世界，而他的身体却又不得不是另一个世界的公民。······，尽管他把斯诺普斯世界的人物描绘得和沙多里斯世界的人物一样清晰，但在他的一些优秀作品中，他总是从沙多里斯的观点来观察人物并确定他们相应的高度的。”(乔治·马里恩·奥唐奈：《福克纳的神话》)
在威廉·福克纳的小说世界中，作为创作主体的作者——威廉·福克纳、作为创作客体的作品人物，分别具有各自的社会性内涵（即对所处时代、社会的认知度），这两种认知度及相互关系，正是作品的社会价值所在。这一点，在《喧哗与骚动》中尤其具有突出的重要性。
首先，从威廉·福克纳的主体角度而言，他“相信人类不但会苟且地生存下去，他们还能蓬勃发展。人是不朽的，并非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诗人和作家的职责就在于写出这些东西。他的特殊的光荣就是振奋人心，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荣耀。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诗人的声音不必仅仅是人的记录，它可以是一根支柱，一根栋梁，使人永垂不朽，流芳于世。”⒃因此，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社会责任感不仅表现为他坚信对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信赖、期望充满了强烈的自豪，并坚信人类最终将超越自身种种贪婪、欲望而实现完美的净化；同时，在面对社会现实的种种黑暗，特别是目睹了20世纪上半页两次世界大战对社会文化的极端破坏，对人类未来的信念又自然转化为对社会现实的强烈批判。虽然在缺乏明确发展目标、步骤、措施的情况下（这是一个普世的难题，甚至应该说是人类自身为自身设置的永无解答的难题），威廉·福克纳不可能采取种种的社会变革措施，但他对人类的信念、对人类种种丑陋的鞭笞，永远将在永恒的天空中发出坚强的呐喊！
其次，从《喧哗与骚动》中作为客体的人物而言，威廉·福克纳将其分为了两大类，一类是以昆丁为代表的传统的(沙多里斯世界)人，迪尔西也应归属其中；另一类是以杰生为代表的现代的(斯诺普斯世界)人，凯蒂甚或班吉也都应归属其中。作为传统的(沙多里斯世界)人，昆丁们缅怀祖先在旧庄园制度下创造的英雄业绩，全然忘记了他们在这持续无所事事的缅怀中已经错过了改造自身的社会动力与社会机遇，并且也丧失自身改造的意愿及能力，他们只能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哀叹、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无能为力，被动等待或自愿让社会将自身送进历史的尘埃之中；作为现代的(斯诺普斯世界)人或者正在转变成为现代的(斯诺普斯世界)人，杰生们在自觉不自觉中接受了社会变革的现实，自身具有了适应这种变革而自我改变的意愿，但这并不能为他们带来精神的安宁，因为这种社会的变革本身也不存在完美、和谐的内涵，只不过是以一种的拜物教式精神困苦替代了另一种目标永无实现的精神困苦，即使其在物质方面可能会带来的一定的满足。因此，在小说中，无论作为哪一世界的人物，必然面临的都是对社会、文化的整体背离，在这种社会、文化的整体背离中，无人可以实现自身的理想与价值，在行将就木之时，回首一生的生活及奋斗历程，却只有天地间无尽的空虚！
仅有创作主体、客体的社会性认知，尚不能形成圆满的小说审美经验，我们还必须从这两种社会性认知的协同性方面予以考察，最终完成小说的审美创造。总体而言，威廉·福克纳与其小说中的人物在对现实世界社会性认知度方面，存在同一性基础上的明显爱憎，这种同一性即表现为威廉·福克纳在对于现实世界的无奈、对小说中新旧世界的无奈等方面思想上的一致性。但在这基础上，本着其“人类必胜”的信念，其从审美意识上对不同的人物表现了自身的爱憎，例如对凯蒂的同情、对昆丁的失望、对迪尔西的尊敬、对杰生的抨击，从而引导读者完成了对小说审美经验的塑造，进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