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的衣裳-------解析墨家兼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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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件梦的衣裳。
　　 ---- 琼瑶《梦的衣裳》
　　
　　1 引子
　　2 一、兼爱
　　3 二、在爱的错位中兼爱
　　4 三、尚同
　　5 四、“天志”和“明鬼”------统一思想超过政教合一
　　6 五、爱是人性的真实，不是梦的衣裳
　　7 注释
　　
　　战国时代，儒墨二家，如同双峰，显学风光无限，傲视百家，俯看诸子。但墨家如同一条大河，在离源头不远就潜入了地下，这和儒家的源远流长，差不多把中国文化就变成了儒家文化相比，多少有点让人惊讶。
　　
　　直到“五四”时期，胡适、梁启超大讲墨学，才开启了中国人对墨学尘封已久的回忆。从“五四”到现在，对墨学的研究著作可说是汗牛充栋，对墨学的研究的研究，我在坊间都看到了多种。
　　其它人我不敢说，但胡梁二位是因为看到墨学和西方思想有切合之处，才开始大力宣讲墨学，我认为这一点不存争议。
　　
　　墨学中重逻辑，重生产实践，重实用技术的一面，似乎为“五四”一代把赛先生请到中国，找到了内应。但墨学可以成为科学在中国的内应吗？墨学真的如胡梁所言那么富有西方科学精神吗？
　　
　　据说一次胡适和黄裳等人一起吃饭，席间胡适大讲墨学，黄裳就大骂胡适的父亲，胡适就生气地责问黄裳说道，骂我可以，干吗骂我父亲，黄裳才笑答道，墨家讲兼爱，骂你父亲就生气，看来也不是墨家信徒。
　　黄裳之说固然不能完全认同，但“五四”的大师，许多时候所见止于皮毛，也不能否认。
　　
　　黑格尔说过，对历史上曾产生巨大影响的人和事，评价要采取谨慎的态度，这是因为这样巨大的影响，使我们习焉不察，难以深究根源。
　　墨家在中国历史上潜入了地下，至少已经超过了两千年，但地下的河流有时比地上的河流对人的影响还大，我认为墨家就是如此。下面我就从墨学的几个关键概念入手，解析墨家，并以此透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一 兼爱
　　
　　可能一提到墨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它的“兼爱”说。所谓兼爱，就是对人要不加区别地爱，爱没有差等。在爱有无差等这一点上，儒家和墨家争议最大。
　　儒家讲“仁”，这是以血缘、宗族和等级为基础的，只有在爱有差等的前提下，才谈得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以，在爱无差等的情况下，父母和其它人没有区别，那就是“无君无父”，简直和禽兽没有区别。
　　
　　那么，墨家是如何回应儒家这一责难的呢？墨家认为，儒家宣扬的礼教宗法，是十分荒唐的，为什么杀了一个人犯死罪，而在战争中杀了成千上万的人却受到奖赏？为什么窃带者是贼，窃国者反而是诸侯？为什么统治权要一个家族世代传下去，而不管其后代子孙是如何愚昧凶残？为什么一个人死了，他的子孙得在两三年内做到或装成“哀毁骨立”的样子，叫做守丧？墨子还认为，天下之大害，莫过于大国侵略小国，大家族欺凌小家族，强者智者压迫弱者愚者，这些都是因为彼此不相爱才造成人们的冲突，只要人人把全人类看成与自己一体，爱无差等才能克服忌妒和猜疑，所以，兼爱才能克服人与人的冲突。
　　
　　但有人有指出，“兼爱”虽好，但这是空想，根本就不能实行，墨子是这样作出回应的，天下最苦的事，又有什么超得过赴汤蹈火呢？然而赏罚和毁誉竟能使人甘之如饴。兼爱至少不是赴汤蹈火的苦事，“爱人者人恒爱之”，所得的报酬真是“一本万利”，如果统治者拿奖励战死的精神奖励兼爱，社会的舆论也鼓励兼家，人民又怎会不“风行草偃”地趋向兼爱呢？所以提倡兼爱和兼爱是天下之大利。
　　
　　二 在爱的错位中“兼爱”
　　
　　古希腊把哲学称作“爱智慧”，我在这里不想在词源学上作过多的考证，只是古希腊人强调“逻各斯”(logos，古希腊人认为这是智慧最重要的要素)，也强调“埃罗斯”(eros，可近似看作具有神性之爱)，因此我认为“爱智慧”的哲学不如说是“爱与智慧”。
　　哲学之父泰勒斯展望苍穹，而看不到地面上的坑洞，这一著名传说实际上蕴藏着古希腊人对“智慧”的理解，认为智慧是超越现实的。同样，我们可以在柏拉图的“理念”景观中，可以看到“埃罗斯”的爱同样是超越现实的。
　　
　　人性中极为重要的一个维度就是对爱的理解，因为在爱中领悟到的神圣、崇高和自由，是人超越自我的重要凭借。
　　我想到“梁祝化蝶”的故事，这个故事能代代相传，是这个故事真实吗？现实吗？不是，在礼法对“男女大防”管束很严的中国，这个故事能代代相传，是人们对如蝶般美丽的爱，对超越现实的自由，对走向神圣和崇高的人性，有不可灭杀的追求。
　　
　　这个故事荒谬吗？是的，荒谬，但正因为其荒谬，所以它才真实，“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不仅仅是宗教的真理，更是爱的真理。
　　有论者说中国人对爱的理解是肤浅的，重要的证据是中国缺乏优秀的爱情诗篇。是的，但这只是表现，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如果在《诗经》中我们还能看到纯朴真诚，健康生动的爱情诗作，那么在后来漫长的两千多年，这样的诗作就几乎成了绝响，我们再难以看到因为荒谬而真实，能够渗透灵魂的爱情诗篇。
　　
　　我以为，正是在战国时代儒墨两家成为显学，用实用理性为爱定位后造成的结果。儒家说“仁”，“仁者，爱人也。”但这种“爱人”，是把爱宗法化，伦理化和社会化后的结果，爱情成为贞节牌坊是儒学对爱的必然演绎。
　　
　　实际上，墨家对“爱”理解，和儒家一样，都是用实用理性为爱定位，只是墨家把“爱”更加社会化。如果说儒家的“仁”还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爱的个体属性，那么墨家的“兼爱”则认为爱是不具有个体属性的。后世评墨家不近情理，原因就在于它把爱完全归结于社会属性和集体属性。
　　
　　“仁”与“兼爱”带给中国的是一个无爱的至少是缺乏爱的世界，因为这两家都把“爱”的终结目的归结于此岸的现实利益。而爱是人类最大的自由，爱是“荒谬”的，但正因为其“荒谬”，爱才真实地存在。
　　
　　可能有人会问，基督教也要求人们“爱人如己”，在很大程度上基督教也在提倡“爱无差等”，那么墨家和基督教的差别何在呢？这个问题我放在后面来探讨。现在我想说，墨家提倡的“兼爱”，并非着眼于爱的弘扬，而是一种平等诉求的表达方式而已。墨家的“尚同”，就是他们的平等诉求。
　　“兼爱”是旗帜，“尚同”才是实质。
　　
　　三 尚同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是我们后来称为“法家”的一些人，安在儒墨两家身上的罪名。所谓法家者流，只不过是一些异时异地，各不相谋的人物，只不过他们的权谋术数大同小异，被统称为“法家”而已；儒家，虽然有时聚集在某大师的周围，但总的说来，是一个相当松散的团体，没有严密的组织。在战国，只有墨家，才是一个永久性的，组织相当严密的团体。
　　
　　张荫麟先生说墨家，“它们的团体，像近世江湖的结帮一样，是‘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的。这团体的领袖叫做‘巨子’ ，是终身制，第一任巨子墨翟是大家拥护的，以后的巨子却大概是由前任指定。”
　　
　　墨家团体内部规矩很严，有些什么规矩现已不可考，但可以确定的是，规矩由巨子执行，整个团体的意志统一在巨子之下，墨子能使任何弟子“赴火蹈刃，死不旋踵”。规矩之严，权力之集中，可见一斑。
　　
　　这可不是一个兼爱的团体，与他提倡的“兼爱”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侠的行会”，是一个铁血团体。
　　墨家对当时社会下层的人们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并不是因为它想让“这个世界充满爱”，不是因为它想要“温暖人间”，而是因为它表达了也在实践着社会下层的人们的平等诉求。
　　
　　墨家强调要“尚贤”，“尚贤者，政之本也。”(《尚贤上》)怎么才是尚贤呢？“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也就是说，要让“贤者”，有职有权，还要有高收入和高地位。
　　最重要的是，“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故官无常贵，民无终贱”。
　　
　　我以为，墨子的“尚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差不多得到了实现。每一次改朝换代，哪一次不是说“天下者有德的贤者居之”？中国人说富不过三代，而西方人说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后来的科举制更是为阶层间的流动提供了很好的途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但是，改朝换代经常发生，但却没有社会进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却没有了飘逸洒脱的风骨；读书的士子，如同拿刀的兵士，科场文章搏取功名的同时，阉割了自己的思想，也使学术在中国没有了尊严。这些我不敢说完全是墨子的影响，但把“尚贤”和名利挂钩，至少墨子是滥觞的开端。
　　
　　墨子从他木匠业主的世界观出发，来对待“贤”的判断，在他看来，“贤”就是能够带来可见利益的人或事。他提出的“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等观点，无不与他对“贤”的价值判断相关。
　　但是纵观人类的历史，任何精良的文化、带来自我超越的思想、带来人性提升的社会进步，在出现的开端我们很难看到其实际利益。而这些，在墨家那里，都很可能被墨家判为“不贤”，那么，“贤”的标准何在呢？
　　
　　墨子是个木匠大师，他制造的“飞鸢”可在天上盘桓三昼夜而不下地，滞空性能超过了现在的波音飞机。虽然墨子说这还不如造一个车轮好，不过这应该属于“贤”。但如果一个木匠能制造音色优美的乐器，在“非乐”的墨子那里，很可能就是“不贤”。
　　
　　我倒是认为，“贤”与“不贤”，其实对墨家来说，并非关键性的问题，重要的是“尚贤”是平等诉求的旗帜，是打击等级制的号角。
　　平等诉求和消灭僵化的等级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能用“尚贤”为幌子，更不能把“贤”和利益挂钩。
　　
　　当“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成为最高指示，当中国人普遍认为农民在田里种地比教授在课堂上讲“马尾巴的功能”要有价值得多时，我分明看到了墨翟已在中国徘徊了两千多年的幽灵。
　　
　　墨家无论从道德出发，还是从现实利益出发，都没有对“贤”的标准进行深入地探讨，也许他们本来就对这个不感兴趣。但墨子也知道，贤的标准有很多，说制造飞鸢就是“贤”，说制造乐器就是“不贤”，肯定不会人人认同，而且很可能不能服众。于是就有了“尚同”。
　　
　　所谓“尚同”，就是大家都服从一个最大的“贤者”，因为没有这样的“贤者”，人人意见不一致，就会互相争斗，互相损害，就会“天下之乱，若禽兽然。”于是要“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正长，是故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最大的“贤者”就是天子，然后再把“天下赞阅贤良圣知辩慧之士”立为“三公”，和天子一道把天下的“是非”标准统一起来，这叫“同天下之义”，具体说来，就是“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
　　
　　不但如此，墨子还认为，“贤者”之所是的是兼爱，“贤者”之所非的就是不兼爱。兼爱就是与上同，这就是“尚同”。
　　
　　我以为，与后来的平等诉求，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以及“等贵贱、均贫富”、“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之类相比，无疑墨子经过严肃的思考，不以煽情欺骗为目的。然而墨家学说证明了一条历史上屡试不爽的法则：以平等为社会首要价值追求，无不造成最不平等的社会。
　　
　　诚然，墨家门徒甚至包括墨翟在内，都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他们的居室，茅茨不剪，木椽不斫；他们用土簋土碗，食藜藿的羮和极粗的高粱饭；他们的衣服，结束得同囚犯一样，总而言之，他们在仅能维持生存的低生活水平下，维持着内部绝大多数成员的平等。但这种平等，只是物质生活方面的，就算墨子和后来的历任巨子都和大家一样，在政治权力上，却是严重的不平等。巨子，可能还包括一些高层成员，可以凭借意志对内部成员拥有生杀之权。
　　
　　当然，这种绝对权力，对于内部绝大多数成员，保障在物质生活方面的平等，是完全需要的。这一点容易理解，如果没有严格的门规，有发财能力的成员，立即就会制造物质生活方面的不平等。但我想任何一个热爱自由的人，都不会喜欢这样的组织的。
　　
　　我曾看过一个写陈毅在井冈山的故事，一天，一位红军高官要陈毅到他屋里去，一道“吃补药”，没想被一位战士听到了，这位战士就回去给大家说，首长有“补药“吃，还说什么官兵平等呀？大家将信将疑，就去看过究竟，结果发现，首长吃的只不过是一串红辣椒罢了。这个故事最后说，战士们都十分感动。
　　
　　这个故事的真伪，我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故事？也许我们中国人对一个组织，甚至一个社会进行价值判断时，认为可见的实际利益上的平等，远远高于其它一切，个人权利和尊严的保障，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当然，在权力上的严重不平等，最后必定会演变成物质生活水平上的严重不平等，不过这是后话了。
　　在这种“尚同”的社会里，不可能有兼爱的。墨家内部具体情况虽已不可考，但权力垄断集中的社会，内部勾心斗角会多多，却是普遍规律。金庸小说中洪七公的丐帮，就一直有污衣派和净衣派差不多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社会下层的人组成的组织，如果以平等为首要追求，斗起自己人来比敌人还狠，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多次重演，我就不想举例了。
　　
　　墨子死后不久，墨家就一分为三，这几乎可以肯定，这是在为他们理论中的“兼爱”和“尚同”无法兼容，作了活生生的注释。
　　
　　四 “天志”和“明鬼”------统一思想超过政教合一
　　
　　墨学让人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它的每一个观点，几乎都从现实利益出发，并把现实利益的考虑，作为说服别人最有力的凭借。然而，墨学却被人认为脱离现实，几乎是空想。差不多每句话都在谈现实，却被人认为脱离现实，这的确有点相映成趣。
　　
　　不过，在鬼神问题上，墨学却出乎意料地热衷。对照儒学的“敬鬼神而远之”，“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墨学明确提出“天志”和“明鬼”。
　　
　　所谓“天志”，就是“上帝”的意志，墨子明确肯定是有“上帝”存在的，“天志”的内容就是“兼爱”。这看起来似乎和基督教还很有点相似。
　　然而，是否“兼爱”，判断的标准是“尚同”，因此，“天志”实际上就是墨家巨子的意志。“顺天之意，奉而光施之天下，则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这就是说，民富国强取决于是否服从墨家巨子。
　　
　　所谓“明鬼”，墨子指出当时社会混乱的情况，是因为“则皆以疑惑鬼神之有与无之别，不明乎鬼神之能赏贤而罚暴也。”这就是说，相信鬼神是因为其能对人带来现实好处。
　　这样一来，彼岸就成了此岸，超验就成了经验，宗教就成了迷信。
　　
　　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精神的国家，任何宗教在中国都会失去宗教性，不变成迷信，就会变成帮会组织。佛教成了烧香拜佛，基督教更成了鲁迅说的“吃教”。
　　没有因对神圣的敬畏而谨慎，却从来都因利益的得失而胆怯。如果说这种国民性从何而来，我要说，它来源已久，早在战国时代，就由墨子作了系统的建构。
　　
　　以“天志”把社会的意志归于一个人的意志，以“明鬼”消灭人的宗教之维。这样，在统一思想方面，墨家超过了“政教合一”的宗派组织。“政教合一”的组织，一般来说，还不敢把其领袖称之为正义和爱的源泉；无论怎样解释经典，一般来说，还不敢篡改经典。但是，对于墨子之于墨家，就是正义和爱的源泉和根椐，口含天宪根本就不需要引经据典。
　　
　　40年代，国民党把蒋介石奉为“道统”传人，鼓吹“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鼓吹对领袖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信仰到迷信的程度”，对领袖忠心不二。据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一书记载，在１９５８年３月的成都会议上，柯庆施提出：“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
　　
　　这样的话，就是在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在斯大林的苏联，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正义的标准在彼岸，爱的源泉和根椐浸透了超验的神圣之光，没有人是上帝。这样的观念在他们的文化传统中根深蒂固，就是枭雄也不敢触动。
　　
　　中国很容易出独夫，就算是兵痞和农民，只要占据了类似于墨家“巨子”的位置，都很容易地以光芒万丈的上帝姿态出现。他们的片言寸语，就是唠叨家常的话，都会成为伟大的理论、了不起的思想、不可动摇的主义。对中国人的影响，不亚于西方人的圣经。
　　
　　就是反对这些理论、思想和主义的中国人，实际上也没有挣脱“巨子”们符咒式的片言寸语。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识一个熟人，一提到“红太阳”就气不打一处出，随之而论的就是一通高论。我就对他说，你说得太对了，但毫无意义，他就用不容置疑的口吻对我说，扫帚不到，灰尘照旧不会自己跑掉。我不由得哑然失笑。
　　
　　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巨子”们的话，就和墨翟的话一样，渗透了功利标准，而且无不认为自己正义在握，至少也有正义在握的气势。无论这些话说得是慷慨激昂还是和风细雨，无论说这些话的时候是骑在马上还是走着猫步，都一样。
　　
　　这些话在西方人看来可能是扯谈，但对中国人来说，往往就是不可抗拒的真理。在中国，儒家认为人人都可为尧舜，墨家认为人人都可为大禹，实际上就是人人都可当上帝。这不是一个人的世界，而是一个伪神的世界。
　　
　　伪神们的是非善恶标准，最后必然是此岸的功利标准，正义不会有神圣的庄严，爱不会有有祈祷的神秘，这是伪神们必然的逻辑演绎。
　　在这样的逻辑下，大伪神如“巨子”，小伪神如“草民”，无论说什么，思想都是统一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草民”找不到语言来反抗巨子了。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君在尧舜上，是“草民”的愿望，风俗淳是“巨子”的愿望，两种愿望源于同一思想：没有“罪感”。
　　
　　五 爱是人性的真实，不是梦的衣裳
　　
　　我们先来看今天我们认为墨家最可圈可点的两点，一是“墨辨”，二是“墨守”，前者被现在的许多人认为墨家有科学精神，后者则被当作和平主义的表现。
　　
　　对于墨辩的核心思想，即所谓“三表”，胡适在他为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中译本名《先秦名学史》)，有很精当的解释。
　　我在这里不想纠缠于学理，只要看了这篇博士论文的人都明白，“三表”的当代表述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并不是现在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源于马克思主义。如果要寻根究底的话，我认为源于胡适，胡适又是从墨学那里拿来的。
　　
　　可胡适这篇论文，却被推迟了十年才授予博士学位，对这件事现在还有种种说法，有一种说法是，杜威等西方大学者并不了解中国哲学，所以才导致了这篇论文不能一下通过。
　　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恰恰是胡适对西方哲学存在着误读，才是这篇论文不能一下通过的原因。
　　
　　我认为，胡适在这篇想要打通中西哲学思想的论文中，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杜威的实用主义和墨翟的实用主义间的巨大差别。
　　西方的科学，其逻辑方法源于经院哲学，这和墨家和别墨的粗陋逻辑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西方的科学，内在的超验性比外在表现出来的经验性更为重要。
　　
　　胡适也许不知道，但我认为就算他知道，也不会有在西方文化背景下长大的人那么感受真切。胡适的这篇论文，一直被西方人认为“平常”，但在中国却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我以为，这与其说是思想上的，不如说是使中国人有了自信，让中国人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科学精神的基因。我以为，中国人至今不能改变的对科学精神的误读，“五四”一代思想引入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责任最大者，就是胡适。这个问题在这里仔细分析，与主题无关，就不往下谈，只是墨学和科学，形似而质异，甚至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在这一点上，真应该正本清源。
　　
　　至于“非攻”，并不是非战，墨家乐于参加防守的战斗。比如在公元前445年，墨子听说楚国要攻打宋国，马上就派禽滑厘等弟子去帮助宋国守城，另外一方面又到楚国去劝楚惠王不要进攻宋国，并和帮楚国造攻城云梯的公输班演练了一番假想攻防战，最终使楚国放弃了进攻宋国的打算。
　　
　　但这样漂亮的事墨家干得并不多，绝大多数时候，只不过充当兼并战争中的雇佣军角色，“非攻”只不过是利害权衡的手段而已，他们并不是什么和平主义者。
　　在公元前381年，墨家作为一个门派，差不多走到了尽头。这一年，楚肃王清理楚国贵族，墨家末代巨子孟胜帮助楚国贵族阳城君守邑，邑破，墨门几乎被尽屠。
　　
　　作为一个实体，墨家在中国历史上从此不复存在，但墨家精神却是中国人挥之不去的一个梦。
　　这个梦，就是平等诉求能得到实现的梦，这个梦有一件漂亮的衣裳，叫“兼爱”。可是梦的衣裳和梦一样，激励着人又捉弄着人，还不时把梦转化为梦魇，梦的衣裳是最好的武器，用来杀人。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墨家重视经验，重视利益，宗教在这里成了迷信，成了符咒；逻辑在这里成了现实土地拉车的牛，而逻辑更好的用途本来是为想象力插上翅膀用的；墨家巨子成了上帝，成了至高无上的道德法官，更使中国人在墨家编织的梦中不能意识到罪感。
　　
　　人只有时刻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才会寻找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即所谓“向死而生”。同样，懂得在尘世上没有上帝，而且时刻意识到自身存在的不可去除的罪恶，一个人才会有爱。只有罪感，才能使我们渴求超验的神圣之光，把爱当成生命之盐，这才是真实的人性。爱是人性的真实，不是梦的衣裳。
　　
　　
　　注释
　　
　　本文写成，参阅了张荫麟《中国史纲》、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及《中国哲学史新编》、胡适《先秦名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