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曹树基：1958－1962年四川人口死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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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树基：1958－1962年四川人口死亡研究                           
        载《中国人口科学》2004年第1期
　　
　　　　（曹树基，1956年生，历史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人口普查资料及新修地方志所载数据，对1958-1962年间四川各地人口的非正常死亡，进行估计。结果表明，五年大饥荒中，四川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940万，占灾前全省人口总数的13%.
　　
　　　　关键词：四川人口，非正常死亡，1958-1962年
　　
　　　　Abstract：Based on the data in census and newly published chorography ，theessay makes an estimate of the unnatural death toll of Sichuan during the periodof 1958-1962.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unnatural death toll of Sichuan reaches9.4million ，which accounts for 13%of the whole population of Sichuan beforethe great famine.
　　
　　　　Key words ：the population of Sichuan，unnatural death，the period of 1958-1962
　　
　　　　迄今为止，有关\"三年自然灾害\"中国人口死亡数量的研究，大多依据全国性的人口数据来进行，所得结果相差甚大，令人难以把握。笔者采取不同的分析策略，以省为单位，逐省展开相关的研究工作。通过各省人口死亡数累加，即可得到全国非正常死亡人口。
　　
　　　　在目前各家的研究中，金辉的研究方法最值得称道。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列算式如下：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1]只不过，利用全国数据进行研究，可以不考虑因行政区变动而产生的人口迁移问题，而进行分区研究，则必须讨论因人口迁移所导致的人口变动。列算式如下：
　　
　　　　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净迁移人口=非正常死亡人口
　　
　　　　需要说明的是，在一项全国性的研究中，笔者借用清代的\"府\"作为稳定不变的政区，本文作为这一大型项目的一部分，仍采用这一虚拟的政区。[2]
　　
　　　　四川省人口众多，灾情严重，人口死亡也多。就资料而言，四川省虽然是人口死亡大省，但四川省的地方志书所记载的人口资料相当可靠，隐瞒或篡改资料的现象并不多见。只是由于四川灾情延续时间长，1958-1962年的整整五年，均可视作灾年。在有些县份，1957年的人口死亡率已经上升，1963年的人口死亡率仍未下降，本文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或人口增长率来确定灾年。兹分府分析如下。
　　
　　　　1、成都府
　　
　　　　成都府境包括成都市、双流、新都、华阳、新繁、金堂、彭县、温江、崇庆、新津、崇宁、郫县、灌县、简阳、什邡和广汉。合而计之，1953- 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6‰，1964-1982年为21.6‰。[3]由于政区变动频繁，无法分县论述。从已经查阅过的新都、温江、灌县、广汉、简阳、双流、金堂、新津、郫县、什邡、崇庆十县县志看，每县均有规模性的人口死亡，由此推测成都府各县的情况大体如是。鉴于成都平原的灾情特别严重，也推测成都市不能幸免于难。
　　
　　　　根据新都等十县县志，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4‰。[4]这一数据并不确切，是因为双流、金堂、郫县等三县1954年人口少于1953年。此三县邻近成都市，小块区域的划出可能是造成1954年人口减少的原因。从1954年至1957年，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8‰，若排除双流、金堂、郫县不计，其他七县1953- 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8.9‰。由于成都市区另计，故以18.9‰作为成都府属各县灾前人口增长速度。
　　
　　　　1953年，成都市人口只有85.7万，1964年多达158.3万，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57.4‰。成都市人口高增长，既有周边乡村人口的移入，也有外地人口的迁进，又有政区变动所导致的人口增加。由于记载的缺失，不可能将人口的来源及数量一一辨析。兹将1953-1964年成都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当作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加权平均，1953- 1957年成都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5‰。以此测算灾前人口。1962-1964年，新都等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3.5‰，1964-1982年为18.7‰，数据合理可靠。以此测算成都府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成都府境净减少人口61万。依金堂、灌县、双流、简阳、新津、什邡、崇庆、广汉八县县志所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可知从1958年至1962年，八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35个千分点，推及全府境内，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2.2万。成都府境五年大饥荒中共减少人口83.2万。
　　
　　　　金堂、灌县、双流、简阳、崇庆、新津等六县县志记载有历年人口迁入数与迁出数。五县合计，大饥荒五年中共迁入人口46.2万，共迁出人口53.1万，净迁出人口6.9万。1964年，此六县人口占排除成都市后全府人口的55.7%，以此比例推算，全府净迁出人口约为12.4万。扣除净迁出人口，成都府境大饥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70.8万。
　　
　　　　从历年人口数据看，似乎简阳县人口减少得最多。1958年底，简阳县人口为123.3万，1962年底仅存86万，净减少人口37.3万。其实，这不是人口本身变动所致，而是由于1959年10月将龙泉驿区全部划归成都市管辖的结果。1959年简阳县人口净减少约24万，根据当年人口死亡率估算，其中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6万，净迁出0.7万，其余17.3万人口为龙泉驿划出人口。大饥荒五年间，简阳县合计死亡人口27.4万，其中正常死亡人口大约5.4万，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22万。根据历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迁移率计算所得人口增减值与历年人口增减值吻合，说明《简阳县志》所载人口数据是真实可靠的。关于大饥荒时期简阳县的灾情细节，请读亲身经历大饥荒的惠文先生在简阳的工作笔记《困难时期农村整社纪实》[5]，兹不赘述。
　　
　　　　2、绵州
　　
　　　　绵州境包括德阳、罗江、绵竹、绵阳、安县、梓潼六县，其中罗江并入德阳，实为五县。在查阅的四种地方志中，各县均经历规模不等的人口死亡，推测全府皆陷入大饥荒。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53-1964年，绵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4‰，1964-1982年为21.2‰。人口死亡有相当大的规模。
　　
　　　　据德阳、绵竹、绵阳、安县县志提供的历年人口数据，1953-1957年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2‰ 。安县无1962年人口，德阳等三县1962-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1.5‰。[6]三县灾后历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实为30‰-40‰之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于人口自然增长率，实为人口迁入所致。安县1961-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高达46.4‰，是由于从1962年至1964年，安县接受了13807名来自潼川府境中江、三台、蓬溪、射洪、遂宁等县的移民。加权平均，四县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42.4‰，以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绵州境内人口净减少11.5万。五年间德阳、绵竹、绵阳三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60个千分点[7]，推及全府，灾前还应增加人口11万。绵州境内减少人口22.5万。德阳、绵阳两县有相当完整的人口迁移记载，五年间两县共迁入人口32.1万，迁出人口33.1万，净迁出人口1万。以此推测，绵州境内净迁出人口约为1.5万。如此，绵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1万。
　　
　　　　分县而论，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记载，德阳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8万，绵竹县为4.4万，绵阳县为4.3万，三县合计13.5万。安县1957年人口为30.4万，1961年为28.1万，净减少人口2.3万，非正常死亡人口达到4万。梓潼县人口与安县相当，死亡人口也与安县相当。五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1万。
　　
　　　　3、龙安府
　　
　　　　龙安府境包括北川、平武、江油、彰明、青川五县；1958年彰明、江油两县合并，变成四县。1953-1964年龙安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5‰，1964-1982年为24.1‰。从1953中至1957年底，北川等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4.4‰。[8]分县而论，平武县1953年人口多于1954年，是因为该县1956年有四乡划入北川。从龙安府境各县情况看，1953年除了人口普查数据外，各县并无其他人口统计。因此，平武县1953年以后的历年人口，是政区调整以后的数据。江油县的情况可能也是如此。这样一来，北川县1954年人口也就大大多于1953年。上述各县的政区变动，皆在龙安府境内进行，计算时不用对境域进行调整。另外，1957年8月至1958年1月，北川县接收了来自三台、蓬溪、遂宁、射洪等县7655名移民。这也是导致灾前龙安府境人口增长速度偏高的原因。
　　
　　　　1961-1964年，北川等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7‰，其原因在于1962年江油县有4.4万人口的净迁出。1958年江油县净迁入人口11.5万，1959-1962年持续外迁，四年中的净迁出人口累计达到10.1万。也就是说，除了死于饥荒者以外，1958年的迁入者，至1962年已经基本迁出。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龙安府境净增加人口0.9万。四年大饥荒中，五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7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2万，龙安府减少人口多达1.3万。四年中，北川县净迁出人口1.3万，1958年6月茶坪乡有5742人划归安县，扣除不论，净迁出人口实为0.7万。江油、平武、青川三县合计净迁入人口6.3万，四县合计净迁入人口5.6万。如此，龙安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6.9万。分县而论，根据历年人口死亡率，北川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0.5万，平武县约0.9万，青川县约1万，江油县约4.5万，合计6.9万。两种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在龙安府境，江油县的灾情最重，死亡人口最多。《江油县志·大事记》称1960年，江油县委检查组报告批露东安公社九区队基层干部违法乱纪严重，先后以扣饭、拆家、毒打、苦役等手段迫害社员167人，直接造成7人死亡。11月25日，县委紧急部署在十日内，全县将1921.5万公斤粮食集运到铁路、公路沿线粮站，保证城乡供应和上调计划的完成。1961年7月11日，356名社员误听谣传，因缺粮去北川县曲山公社挖白泥二千多斤煮食充饥，引起中毒。
　　
　　　　4、潼川府
　　
　　　　潼川府境包括盐亭、中江、三台、遂宁、蓬溪、射洪、乐至、安岳、潼南等九县。潼川府境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1‰，1964-1982年为16.3‰。在已查阅的潼南、中江、三台、安岳、遂宁五县县志中，遂宁、三台和中江三县灾前即属人口迁出区。五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2‰，1961-1964年为23.3‰。[9]以此推测潼川府境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潼川府境人口净减少76.7万。四年间，潼南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41个千分点，三台县超过26个千分点，中江县仅超过7个千分点。三县平均约为22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5.2万，合计全县减少人口91.9万。四年间潼南县净迁出人口为0.93万。中江县有历年人口记载，却无人口迁移记载。根据历年出生人口、死亡人口与历年年末人口数，估计四年间净迁出人口约为2.5万。以同样方法估算，同期三台县净迁出人口约为1.9万，三县合计净迁出人口为5.3万。以三县占全府人口比例推测，全府净迁出人口约为14万。如此，潼川府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77.9万。依各县历年人口死亡率分析，潼南县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万，中江县约为6万，三台县约为10万，三县合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0万。其他县记载有缺，无法知悉详情。
　　
　　5、眉州
　　
　　眉州境辖四县：眉山、彭山、青神、丹棱。1953-1964年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9‰，1964-1982年为23.6‰。人口损失的规模相当大。眉山县1957年人口较1956年减少0.8万人口，而是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为21.95‰，出生人口多于死亡人口约1万人。如果1957年数据为真，则意味着是年有1.8万人口外迁。是年该县无人口外迁及区划变更的记载，姑且存疑。
　　
　　从1953年至1956年，丹棱、眉山、彭山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1‰，1961-1964年为34.9‰。[10]以此计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眉州境内人口净减少14.2万。《眉山县志》关于1958年和1959年的人口出生率计算错误，四年中实际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42个千分点，彭山县只超过8个千分点，合计超过32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2.7万，眉州境内共减少人口16.9万。三部县志均未记载人口迁移情况，根据眉山县所载历年人口数和人口自然增减数，可知该地未有规模性的人口外迁，只在彭山县有1.2万净迁出人口，设州境内的净迁出人口为2万人，眉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15万。
　　
　　6、资州
　　
　　资州境包括内江市和内江、资中、资阳、井研、仁寿等五县；资州境内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5.2‰，1964-1982年为21.8‰。1964年人口少于1953年，证明当地的人口死亡的数量是惊人的。从1953年至1964年，资州府辖各市县当中，只有内江市的人口呈增长状，其他各县人口均为负增长。据《内江市志》所载，1954-1956年，内江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8.8‰、62.7‰和64.9‰。[11]这不是正常的人口增长，而是人口大量迁入城市或区划变动所致。由于未见原书，细节不详。《内江市志》揭示1954年内江市人口死亡率只有3.2‰-8.6‰，1958年至1962年高达16.1‰-26.2‰，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仍有相当大的规模。1960年内江市人口出现负增长。与其他县相比，内江市的饥荒程度要轻得多。
　　
　　从1953年至1957年，内江、资中、资阳、井研四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7‰。[12]这一增长速度偏低，其原因在于1957年资中、资阳两县的人口死亡率上升。如在资中，1957年人口死亡率已达13.1‰，资阳则为17.9‰。灾后三年四市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4‰。这一增长速度较周边地区要低得多。仔细分析，资中县1963年人口增长率只有3.2‰，是不真实的。是年资中县人口自然增长2.6万，净迁出0.7万，净增长1.9万，而实际人口增长数只有0.5万，有1.4万人口不知所踪。资中县灾后二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约35‰，资阳县为32‰，井研县1964年为33.4‰，平均约为33‰。考虑到资中、资阳两县灾后人口迁出略多于迁入，故定为30‰。
　　
　　依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资州境内净减少人口68万。五年大饥荒中，资中、资阳两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34个千分点，推及全州境内，灾前人口还要增加12.2万，合计减少人口80.2万。资中、资阳两县五年中净迁出人口1.56万，推测全州境内外迁人口约3.7万。如是，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76.5万。
　　
　　7、嘉定府
　　
　　嘉定府境包括自贡市部分、峨眉、乐山、五通桥区、荣县、威远、峨边、犍为、夹江、洪雅等县。1953-1964年嘉定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1964-1982年为24.8‰。大饥荒中的人口死亡也是大规模的。在嘉定府辖9.5个市县中，已经查阅其中6部县志。[13]另外，《威远县志》没有历年人口，只有1955年、1960年和1965年的各项人口指标记载。分县而论，只有夹边县的人口变动稍有些离奇，其他各县基本正常。1953-1957年，五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4‰，1962-1964年为39.5‰。据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嘉定府净减少人口38.1万。大饥荒五年中，洪雅、夹江、峨眉、犍为四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共37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0.8万，全府减少人口合计48.9万。《峨眉县志》和《夹江县志》记载历年迁入人口与迁出人口。两县合计，五年中共迁入人口213709，共迁出人口224729，净迁出人口1.1万。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约为9万，嘉定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9.9万。
　　
　　7、叙州府
　　
　　叙州府境包括自贡市部分、宜宾市、宜宾、普安营、雷波、马边、富顺、隆昌、南溪、长宁、高县、庆符、筠连、珙县、兴文、屏山和沐川。已经查获的地方志多达9种，其中只有一种无历年人口记载。沐川、富顺、宜宾、兴文、珙县、长宁、隆昌、雷波八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2‰，1962-1964年为51.5‰。[14]灾后人口增长速度太高，是因为灾后宜宾县人口增长率分别高达107.9‰和121.1‰，宜宾县人口的高增长是政区调整的结果，而不是人口的自然增长。排除宜宾县不计，灾后叙州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3.4‰，以此测算叙州府境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叙州府人口净减少58.4万。宜宾、珙县、长宁、隆昌四县大饥荒五年中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合计为31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3.2万。叙州府境大饥荒中共减少人口71.6万。目前仅查到《珙县志》所载迁移人口，五年中净迁出人口6558人。推及全府，应有17.2万人口外迁。不过，叙州府境的自贡、宜宾两市人口增长迅速，迁入人口可能多于迁出人口。如此，设净迁出人口与大饥荒中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出生人口相当，则叙州府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在这一点上，叙州府的情况与嘉定府相同。
　　
　　8、泸州
　　
　　泸州境包括泸州市、泸县、合江、纳溪、江安和古宋。1953-1964年泸州境内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7‰，1964-1982年为23.3‰，人口死亡也是大规模的。分县而论，1953-1964年泸州市人口大量减少可能与泸县人口增加有关，两县合计，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仅为3.1‰，与泸州府境各县同期人口变动速度一致。
　　
　　纳溪、合江、江安、泸县四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4‰，1962-1964年为38.6‰。[15]据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泸州净减少人口33.3万。大饥荒中，合江、泸县、江安三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约50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2.4万。不过，在合江县，五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多达20639人，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多达9.7万。泸州境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6万。
　　
　　在《江安县志》中，1960年全县总人口为280759，出生人口为3919，出生率为10.1‰，全部死亡人口只有2047人，死亡率记作667.3‰，自然增长率记作57.2‰。死亡率实为7.3‰之误，而自然增长率是用67.3‰的死亡率减去10.1‰的人口出生率所致。由此看来，江安县1960年真正的人口死亡率为67.3‰。如此，是年死亡人口将多达1.9万，而不是0.2万。
　　
　　9、叙永厅
　　
　　叙永厅境只有叙永、古蔺两县，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9‰，1964-1982年为18.9‰。叙永处于川南，与贵州、云南两省毗邻，人口的增长速度偏低。尽管如此，1953-1964年人口增长的低速度仍可说明该地经历过大饥荒，人口曾经大量死亡。
　　
　　《叙永县志》只记载有历年人口数，而无其他记载。古蔺县除了历年人口外，还记有历年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从1953年至1957年，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5.3‰，1962-1964年为30.1‰。[16]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两县净减少人口10.6万。五年中古蔺县出生人口超过正常死亡人口44个千分点，推及两县，灾前人口还应增加3.6万。叙永厅与云南昭通府邻，大饥荒年代，有相当数量的四川饥民逃至昭通。将大饥荒中超过正常死亡人口的出生人口与净迁出人口相抵，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10、重庆府
　　
　　重庆府境包括重庆市、巴县、长寿、綦江、江北、江津、合川市、合川、铜梁、永川、大足、荣昌、璧山、武隆、南川、涪陵和武胜。1953-1964年重庆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7‰，1964-1982年为21.4‰。1953年，重庆府境内市县人口已经超过1000万，11年间0.7‰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意味着人口死亡的巨大规模。在已查阅的南川、涪陵、武胜、武隆、璧山、永川、江北、合川、巴县、大足十县县志中，只有巴县灾前人口变动呈现异常。1956年，巴县死亡人口共34032人，死亡率高达38.3‰。是年净迁入人口多达5万余，使得人口总数增长而非减少。1957年，人口自然增长1.4万，人口净迁入0.2万，人口理应增加1.6万。在没有政区变动的情况下，是年人口却减少了0.7万，不知何因。另外，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1953年巴县人口为879378，在《巴县志》中，则为819378，由于195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超过1954年和1955年巴县人口，所以，这一数据肯定是错误的。本文计算据《巴县志》。
　　
　　从1953年至1957年，重庆府境十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9.1‰，1962-1964年为40.1‰。[17]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重庆府境人口净减少146.6万。在璧山、合川、江北、大足、武胜、武隆、巴县、涪陵等八县，大饥荒五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35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37.6万，合计重庆府境内减少人口184.2万。巴县、璧山、大足、涪陵四县有完整的人口迁移记载，四县合计，大饥荒五年间人口净迁出4.2万，推及全府并扣除重庆市，大饥荒期间净迁出人口达12.5万左右。重庆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171.5万。
　　
　　11、顺庆府
　　
　　顺庆府境包括南充市和南充、广安、岳池、营山、蓬安、仪陇、西充、邻水八县。1953-1964年顺庆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5.6‰，1964-1982年为20.6‰。比较而言，人口死亡的规模相对较小。在顺庆府境九县，已经查阅的县志多达七种，其中有些数据存在问题。如在营山县，根据人口普查数据，1953-1964年，营山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2‰，属于人口增长最慢的县份之一。根据《营山县志》所载历年人口，1953年中至1957年底，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8‰[18]，值得讨论的是，《营山县志》所载1953年人口为普查人口，从1953年中至1954年底，营山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5.1‰，如果将此数当作1953年底数，至1954年底，人口增长率也只有22.8‰，与以后两年28.5‰和24.7‰的人口增长率相比，是正常的。如果将营山县1953年人口数当作年底数，或将历年人口数当作年平均数，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则为23.5‰。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岳池和南充。在西充县，1953年统计人口为433582，超过1954年人口数。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53年人口普查数为427625，更为合理。即使将1953年西充县普查人口当作年底人口，1954年西充县人口增长率也不过为9.9‰。看来，将顺庆府1953年普查人口当作1953年年底人口，或者将顺庆府境各县统计人口当作年平均人口，要合理得多。
　　
　　从1953年至1957年，顺庆府七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8‰。[19]人口的这一增长速度不高，是因为仪陇和岳池两县1957年人口已经少于1956年。如仪陇县，1957年人口自然增长0.7万，而人口总数却减少0.9万，1.6万人口不知所踪。在岳池县，1957年自然增长人口1.5万，而人口总数却减少0.2万，也有1.7万人口不知所踪。在有些地区，1958年人口减少是进城做工，而在1957年，如此大量的人口失踪，难以找到合理的解释。两县排除不计，灾前四年顺庆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1‰。
　　
　　1962-1964年，七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7‰。这一速度可能偏低，原因在于南充县和营山县人口增速偏低。在南充县，按照人口总数计算所得灾后两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0.9‰。1962年南充县自然增长人口2.5万，净迁出人口0.2万，人口净增2.3万，而总人口仅增加234人，2.3万人口不见踪影。在营山县，1963年和1964年分别有0.8万和0.3万人口失踪。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南充、营山两县均有详细的人口迁移记载，失踪人口不可以解释为外迁人口。排除两县不计，其余五县灾后两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1.7‰。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顺庆府境人口净减少42.9万。营山、南充、岳池、仪陇、蓬安五县合计，五年大饥荒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6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3.4万。合计减少人口56.3万。五年中，营山、蓬安、南充三县净迁出人口9655人，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最多不超过4万。这一推测相当可靠，如在仪陇县，根据历年人口和自然增减人口推算，五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只有0.4万，数量也是不多的。据此，顺庆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52.3万。
　　
　　营山、南充、蓬安三县有人口迁移的明确记载，藉此可以检验大饥荒中有关人口记载的真伪。在营山县，1959年较1958年净减少5万人口，而自然增长人口仅为400，净迁出人口仅为0.76，有4.3万人口不知所踪。1958年也有0.6万人口失踪。实际上，也是县志作者缩小了的1959年和1958年人口死亡数。在南充县，1958年有0.9万人口不知所踪，1962年有0.4万人口不知何自。在蓬安县，1958年和1961年分别有0.4万和0.6万人口不知所踪。比较而言，营山县对于死亡人口的隐瞒是相当惊人的。而根据上引县志所载历年人口死亡率，南充非正常死亡人口约7.7万，岳池约6.5万，蓬安约5.5万，仪陇约3万。按照历年人口死亡率，营山县非正常死亡人口只有2.7万，而依上述分析，则可能多达7.6万，达到与南充县相当的规模。顺庆府辖9县，南充市人口较少，死亡人口也应较少，其余8县平均死亡人口多达6万余，与上述分析基本一致。
　　
　　12、保宁府
　　
　　保宁府境包括广元、昭化、旺苍、剑阁、苍溪、南部、阆中、通江、南江、巴中、平昌等11县。1953-1964年保宁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9.2‰，1964-1982年为22‰。也有灾情。根据苍溪、剑阁、巴中、广元、南部五县县志，1953-1957年五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2.4‰，1961-1964年为26.3‰。[20]据此推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保宁府净减少人口30.6万。大饥荒四年中，苍溪、巴中、剑阁、南部四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仅8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3.9万，合计减少人口34.5万。四年中，苍溪、巴中两县净迁出人口5610人，推及全府，净迁出人口大约为2万。保宁府境非正常死亡人口约32.5万。
　　
　　13、太平厅
　　
　　太平厅境有城口、万源两县。1953-1964年太平厅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6.9‰，1964-1982年为23‰。在《城口县志》中，1953年年末人口为137275[21]，与普查人口数完全相同。如果《城口县志》的记载为真，1954年城口县人口增长率高达31.8‰，大大超过后两年的7.2‰和15.6‰。《城口县志》还记载有1953年年均人口为134689.很显然，该县县志错将年末人口当作普查人口。
　　
　　以年末人口为据，从1953年至1957年，城口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4.7‰，以年均人口为据，则为19.0‰。与周边地区比较，第二个数据更准确。依年末人口数，1961-1964年，城口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0.9‰。据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太平厅人口净减少3.7万。四年中城口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9个千分点，据此测算，两县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2万，合计减少人口4.9万。《城口县志》没有人口迁移的记载，但根据历年自然增长人口与历年人口增减数，可知大饥荒四年中城口县净迁入人口约1600人。无论这一数据是否准确，它告诉我们，城口县不是一个人口的迁出区。太平厅全部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14、绥定府
　　
　　绥定府境有达县、宣汉、开江、大竹和渠县。1953-1964年绥定府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3.3‰，1964-1982年为21‰。由此可见，绥定府人口死亡也是大规模的。开江、宣汉、达县、大竹四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7.9‰，1961-1964年为20.4‰，灾后三年数据偏低是由达县数据的失真所造成。1962年达县自然增长人口1.1万，总人口却减少1.5万，合计有2.6万人口不知所踪，以至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1‰。排除达县不计，其他三县灾后三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6.8‰。[22]
　　
　　以此测算，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绥定府净减少人口37.2万。四年大饥荒中，四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21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7.1万，合计减少人口44.3万。宣汉县四年中的净迁出人口为0.5万。依历年人口数与自然增减人口数推测，达县净迁入人口约0.4万，大竹县净迁出0.4万。推测绥定府境净迁出人口约为0.8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约43.5万。
　　
　　《达县志·大事记》称，1961年春，全县10余万人发生水肿病。也就在这一年，全县外调粮食16360万斤支援京、津、沪，全县设立孤儿院11个。达县数万人口就是这样饿死的。
　　
　　15、夔州府
　　
　　夔州府境包括万县市和万县、开县、云阳、奉节、巫溪、巫山等县。1953-1957年夔州府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2.7‰，1964-1982年为21.5‰，人口的死亡规模相当大。巫山、巫溪、开县、云阳、万县市、万县六市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1.3‰，1962-1964年为23.4‰，1964-1982年为20.9‰。[23]灾后两年人口增长速度略高于1964-1982年，是不正常的。细查之，在巫山县，根据历年人口数，1962年和1963年人口增长率分别只有8‰和13.8‰，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却分别为18‰和28.1‰。如果说历年人口数也是正确的，就意味着灾后两年有相当多的人口外迁。开县、云阳两县灾后人口数据的性质与巫山县同，也是人口增长率大大低于人口自然增长率。依人口自然增长率，灾后巫山、开阳、巫溪、云阳四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至少可达28‰，万县市有完整的迁移人口记载，灾后两年自然增长人口与迁移人口相加，1963年净增人口0.65万，1964年净增0.54万。这两个数据与两个年份人口总数的增加值基本吻合。这样，万县市灾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8.4‰，与两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一致。万县同期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一致，约为35‰，六县加权平均约为29.8‰，以此推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夔州府境净减少人口42.5万。五年大饥荒中巫山等六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39个千分点，推及全府，灾前人口还应增加15.2万。全府减少人口共约57.7万。在万县市，灾中五年净迁出人口2.2万，云阳县1958年净迁出人口0.58万，1962年净迁入435人，可以忽略。在万县市，1958年和1959年的净迁出人口最多，假设云阳县情况相同，云阳县五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可能达到3万。依据历年人口总数和人口自然增减数分析，推测五年中巫山县净迁出人口2.4万，巫溪县0.8万，万县净迁入人口1.2万，净迁出人口合计7.2万。依五县人口在全府总人口中的比例，夔州府境五年中的净迁出人口可能多达11.5万。如是，夔州府境净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最后需要讨论的是开县数据。1958年开县人口自然减少0.9万，而人口总数却增加1.6万，如果人口总数的增加是人口迁入引起的，净迁入人口多达2.5万。开县不是工业中心，不可能有如此多的人口迁入。1959年人口自然减少5.1万，人口总数仍增加2.7万，是年不可能有7.8万人口的净迁入。1960年人口自然减少5万，人口总数减少了17.6万。正由于1958-1959年人口虚增了10.3万（2.5万+7.8万），才使得1960年的人口总数减少达到如此大的幅度。如果扣除10.3万虚增人口，1960年的减少人口只有7.3万，与自然减少人口接近。也就是说，如果1958-1959年净迁出人口有2.3万的话，1960年的全县减少人口即自然减少人口。很明显，1958年和1959年开县人口总数是不可相信的。
　　
　　夔州府境的灾情可见县志中《大事记》的记载。在巫山县，1959年全县大部分公共食堂开始断粮，浮肿，死人现象发生。在云阳县，1959年1至9月未下大雨，夏季粮减产60%，粮食供应开始紧张。1960年5月下旬至6月底县内严重干旱，全县644个生产大队，只有7个旱象较轻，当年全县粮食产量较1957年减产44%.全县严重缺粮，出现大量水肿病人和人员非正常死亡。1961年6月底，县内持续干旱，旱象延续八十多天，大春粮食作物受灾面积达91%，粮食产量比1957年减产53%.也就是说，从1959年至1961年，全县粮食产量只有正常年份产量的一半左右。政府的征购以及其他相关情况，县志中没有记载。只是令人疑惑的是，何以在1957年和1958年，云阳县人口死亡率就分别高达14‰和19.3‰？何以在1963年和1964年，云阳县人口死亡率竟然分别高达17.1‰和21.9‰。夔州府邻近湖北，比较而言，湖北省的灾情要轻得多。夔州百姓顺长江而下，出三峡而于湖北宜昌，所以出现近20万人的净迁出。也正是由于大量人口外迁，才使得数十万饥民的生命得以保全。
　　
　　16、忠州
　　
　　忠州境包括忠县、垫江、丰都、梁平四县。1953-1964年忠州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3‰，1964-1982年为21.6‰，可见死亡人口之众多。四县县志所载数据基本准确可靠，只有忠县、丰都两县1953年“年末人口”与普查人口相同。然而，按照人口增长率分析，此两县人口确实是年末人口，而非年中人口。四县合计，1953-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23.4‰，1961-1964年为34.8‰。[24]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忠州人口净减少37.4万。四年大饥荒中，四县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26个千分点，合计约有5.6万人口。在垫江县，四年大饥荒中净迁出人口只有1135人，推测四县净迁出人口不会超过0.5万。如此，大饥荒中忠州的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42.5万。《垫江县志·大事记》记载1959年11月，全县水肿病人多达18.57万人。人口的大规模死亡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
　　
　　17、石柱厅
　　
　　石柱厅境只有石柱一县，是四川省大饥荒最严重的地区，1953-1964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1‰。查《石柱县志》，1953年人口即普查人口，而经分析，此数据确为1953年年底人口，而非年中人口。从1953年至1957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6.9‰，1961-1964年为42.3‰。[25]大饥荒中人口死亡多，灾后人口增长速度快。从1957年底至1961年底，石柱厅人口净减少10.1万。依绥定、忠州等地例，石柱厅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会低于此数。
　　
　　18、酉阳州
　　
　　酉阳州地处川东南山区，与鄂西南、湘西及黔东北地区接壤。境内有秀山、黔江、酉阳、彭水四县。1953-1964年酉阳州境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1.1‰，可知死亡人口众多。1953-1957年，秀山、酉阳、彭水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只有6.9‰。[26]分县而论，1953年秀山县人口超过1954-1965年所有年份的人口。《秀山县志》称，1953年秀山县人口较1949年末增加16202人，四年增长4.54%，年平均增长率11.4‰。关于1954年0.7万人口的减少，却没有交待。又说，由于1954年粮食统购中购了部分过头粮，致使1955年不正常外流达万人以上。而事实上，1955年人口较1954年增长了0.1万。将历年人口数与历年人口自然增长数合计，可以发现1954年有大约1万人口不知所踪。排除秀山县不计，同期酉阳、彭水两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也只有10.5‰。假如黔江县的人口增速与酉阳、彭水相近，加权平均，四县灾前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8‰。1962-1964年三县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30‰。据此测算灾前、灾后人口。
　　
　　从1957年至1962年，酉阳州境人口净减少27.7万。在秀山县，大灾五年中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约10千分点，由于秀山县人口减幅最大，故推测州境内的人口出生率超过正常人口死亡率可达20个千分点。如此，灾前人口还要增加2.7万，合计减少人口30.4万。在秀山县，依历年人口数及人口自然增减数推测，五年大饥荒中的迁出人口与迁出人口基本相等，即不存在规模性的外迁人口。因此，在酉阳州境，全部减少人口即非正常死亡人口。
　　
　　《秀山县志》还称，从1953年至1964年，净迁出人口22369人，其中1954年外流万余人，其他万余人则是1959年至1961年的人口迁出。经查对，从1957年底至1962年底，秀山县历年人口的变化，与人口自然增减数是一致的。这就证明，大饥荒时期秀山县根本不存在规模性的人口外迁。
　　
　　19、川西其他地区
　　
　　川西地区的邛州、茂州、雅安府、宁远府等也存在相当规模的人口非正常死亡，限于篇幅，本文不一一论述。四川分府非正常死亡人口见表1.
　　
　　表1 1958-1962年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
　　
　　
　　
　　
　　
　　
　　
　　说明：潼川府、眉州、保宁府、太平厅、绥定府、夔州府、忠州、石柱厅人口非正常死亡主要发生于1958-1961年，其他地区则发生于1958-1962年。
　　
　　据表1，1958-1962年，陷入大饥荒的四川市县多达188个。除了雅安府及茂州的几个县以及懋功、杂谷、松潘等地未见人口损失外，其他各市县皆因“大跃进”而陷入大饥荒。分府而论，重庆府境人口死亡最多，次则资州、潼川府和成都府。人口死亡数量的多少与府境人口的多少有关。以死亡人口占全府人口的比例计，石柱厅死亡人口的比例最大，次则邛州、宁远和酉阳州。不过，石柱厅仅辖一县，其人口规模与其他府州无法比拟。合而计之，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940.2万，占灾前人口的13.1%.
　　
　　按照《中国人口·四川分册》所载数据，如果以1957年人口死亡率当作正常死亡率，1958-1962年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760万。从分县数据中可以看出，在许多地区，1957年人口死亡率较高，饥荒已经发生。1956年和1957年四川人口死亡率分别为10.41‰和12.07‰，已经超过1955年的9.18‰；1963年四川人口死亡率为12.82‰，也是一个较高的值。如将灾前、灾后四川人口的正常死亡率定为10‰，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827万。如以1955年的9.18‰当作灾前正常人口死亡率，四川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866万。[27]与本文估计仍有一定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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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上），《社会》1993年第4期。
　　
　　[2]曹树基：《大饥荒：1959-1961年的中国人口》（未刊稿），本文有关1949年以后的县级政区变动，主要来自各新修地方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1949-1997）》，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个别数据另有参照，不一一说明。
　　
　　[3]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引自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人口统计年鉴，1988年》，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版。
　　
　　[4]《新都县志》第四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页；《温江县志》卷五《经济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页；《灌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130页；《广汉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简阳县志》第三篇《人口志》，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73-75页；《双流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金堂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148页。《新津县志》第二十四篇《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65页；《郫县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页，转引自“大饥荒档案”（www.chinafamine.org）；《什邡县志》卷四《人口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5页；《崇庆县志》第五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1-133页。
　　
　　[5]见“大饥荒档案”。
　　
　　[6]《德阳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106页；《绵竹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79页；《绵阳市志》第三卷《人口》，成都：四川省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3页；《安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24页。
　　
　　[7]《绵阳市志》缺载1962年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此以1957年出生人口率替代。
　　
　　[8]《北川县志》第三编《人口》，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平武县志》第三篇《人口·民族》，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199-200页；《青川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157页；《江油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4-177页。
　　
　　[9]《潼南县志》卷四《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2页；《遂宁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92页；《中江县志·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1页；《三台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6-127页；《安岳县志·人口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4页。
　　
　　[10]《丹棱县志》第一编《民族》，北京：民族出版社1996年版，第63页；《眉山县志·人口篇》，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0-122页；《彭山县志》第三编《人口·计划生育》，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41页。
　　
　　[11]《内江市志》，成都：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89-94页，转引自“大饥荒档案”。
　　
　　[12]《资中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店1997年版，第64-65页；《资阳县志·人口志》，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53页；《井研县志·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8-99页。
　　
　　[13]《威远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12页；《峨边彝族自治县志》第三编《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85-86页；《洪雅县志》第三编《人口》，成都：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夹江县志》第三编《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2页；《犍为县志·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116页；《峨眉县志》第五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2页。
　　
　　[14]《沭川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99页；《富顺县志》卷四《人口》，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宜宾县志》第六编《社会》，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599-600页；《兴文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珙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04页；《长宁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07-117页；《隆昌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54页；《雷波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第87页；《马边彝族自治县志》第四篇《人口》，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0页。
　　
　　[15]《纳溪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95页；《江安县志》第三篇《人口》，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134页；《合江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103页；《泸县志》，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转引自“大饥荒档案”。
　　
　　[16]《叙永县志》第三篇《人口》，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第105页；《古蔺县志》卷三《民族人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17]《巴县志》第五篇《人口·民族》，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642-658页；《南川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57-58页；《涪陵市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234页；《武胜县志·人口志》，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125页；《武隆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1-94页；《璧山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6-113页；《永川县志》第三篇《人口》，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6页；《江北县志》第三篇《人口》，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136-139页；《合川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6-80页；《大足县志》第三编《人口》，北京：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127页。
　　
　　[18]《营山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57-60页。
　　
　　[19]《南充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6页；《岳池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电子科技大学1998年版，第98页和109页；《仪陇县志》第三卷《人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28-129页；《西充县志》第三篇《人口》，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106页；《蓬安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63页；《邻水县志·人口篇》，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131页。
　　
　　[20]《苍溪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141页；《剑阁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165-166页；《巴中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巴蜀书社1994年版，第180-185页；《广元县志·人口卷》，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7-139页；《南部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6-120页。
　　
　　[21]《城口县志》卷27《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06-807页。
　　
　　[22]《开江县志·地理篇》第四章《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96页；《宣汉县志》卷三《人口志》，成都：西南财政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122页；《达县志》第三编《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131页；《大竹县志》卷三《人口志》，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7页。
　　
　　[23]《巫山县志》卷五《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巫溪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91-100页；《开县志》，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4-62页，转引自“大饥荒档案”；《云阳县志》第三编《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149页；《万县市志》第三篇《人口》，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年版，第80-85页；《万县志》第三篇《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24]《忠县志》第三编《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76-77页；《丰都县志》第二编《人口》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94页，转引自“大饥荒档案”；《垫江县志》第三卷《人口》，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23页；《梁平县志》卷五《人口》，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114页。
　　
　　[25]《石柱县志》卷三《人口》，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版，第94-95页。
　　
　　[26]《秀山县志》第三篇《人口》，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3-96页；《酉阳县志》第三篇《人口》，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版，第1095页；《彭水县志》第五编《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8-699页。
　　
　　[27]刘洪康主编：《中国人口·四川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第78-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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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当代四川要事实录》披露四川大饥荒死亡人数

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之后的所谓三年大饥荒中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众说纷纭。最近出版的《当代四川要事实录》一书中，收入了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当年廖伯康因如实向中共中央反映四川大量饿死人的真相而遭到四川最高领导人李井泉打击报复，被打成“反党分子”，长期遭受迫害。以下内容节选自他的回忆录，其中公开了在那次大饥荒中四川饿死人的数字。供关心历史者参阅。
　　
　　冒风险向胡耀邦、杨尚昆汇报四川死人问题严重
　　
　　直接向胡耀邦和杨尚昆汇报四川的真实情况，也是由很多偶然因素促成的。我在1957年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团中央委员。1962年6月团中央召开三届七中全会，这时各地已有不少团中央委员调离了团的系统。如果已调出团组织系统的委员不去开会，人数超不过半数。团中央将这一情况向中央书记处分管青年团工作的杨尚昆反映后，中央办公厅为此发了通知，要求三届团中央委员都要出席这次全会。我将中央的通知报告辛易之，辛易之说虽然工作很忙，但是还得去啊！这样我同于克书（团中央候补委员）一道赴京参加这次团中央全会。到团中央开会，我想肯定要见到胡耀邦，考虑到四川情况如此严重，要不要向耀邦反映？如何反映？临行之前的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思想非常矛盾。因为省委主要领导人打击报复是著名的，他主持四川工作先后重点整的人都是在重庆开会批判的。杀鸡给猴看。他有一块心病，总是怀疑重庆有人反对他。我妻子罗桢很单纯，她天真地说，向中央反映情况还睡不着觉，未免顾虑太多！她根本没有想到这是件关系到身家安危非同小可的事！我想起市财政局副局长戎占芳的遭遇。戎占芳是山西“牺盟会”的老战士，满怀正气，富有经验。1956年在一次会议中，我与他同住一个寝室，有一夜他翻来覆去不能入星。我问他什么事情，他说他有些情况要反映，有些意见想提，但顾虑很大，思想斗争激烈，因而睡不着觉。我那时三十多岁，血气方刚，不知厉害，劝他说，在党的会议上向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提批评意见是共产党员最起码的权利，有什么值得顾虑的？果然他听了我的劝，在会上坦率提出意见，结果在反右派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为这事，我对戎占芳同志一直深感歉疚。想不到几年之后在同一种心情下，夜不能寐的却轮到了我。我不禁为之苦涩暗叹。冥想中，又一组画面萦绕心头，挥之不去：1961年我到长寿县渡舟公社亲眼目睹的那一幅幅景象：成村成乡的人群因饥饿而周身浮肿，气息奄奄。什么叫“家徒四壁”，什么叫“野有饿殍”什么叫“易子而食”！我这才真正是眼见为实。人民群众生活如此悲惨，四川死人如此之多，我岂能知情不报？这一夜冥思苦想的结果，促成我那次北京之行的所作所为。尽管为此遭受了近二十年的劫难，但我终身无怨无悔。
　　我去北京时，作了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准备。在北京，老战友的小聚成了导火线。我一到北京，向洛新、陈家俊夫妇便请我吃饭，陪客是曾德林、罗玉清夫妇，都是原来团市委的老同事、老朋友。餐饮颇丰，当时北京粮食定量是三十斤，重庆干部定量是二十一斤，还要“节约”二斤只有十九斤。所以吃饭时我说，在重庆要想吃到这些东西很困难。曾德林说，你们四川怎么搞的，不断有人写信说吃不饱，肿病多，要求我们寄粮票回去。我说，实际情况比你们知道的要严重得多，你们所说的困难都是城市的困难，都是干部家庭里面的困难，真正困难的地方，饿死人的情况，你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问究竟死了多少人？我说死了一千万以上啊！并对中央封锁，下情难于上达，许多情况不为中央所全知。这次小聚中的谈话，引起时任团中央候补书记兼办公厅主任曾德林的高度重视和深深忧虑，随即向耀邦同志作了反映。此后，中央为了了解四川实情，煞费苦心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是从这次小聚的谈话中引发出来的。所以80年代我对曾德林和向洛新开玩笑说：“萧李廖”一案的始作俑者是你们两个人。……
　　团中央这次全会开的时间很长，从6月19日开始到7月9日结束。为什么开这么长时间？因为七千人大会后各地传达贯彻情况尚未充分反映到党中央。党中央建议此次团中央全会在讨论原定议题之前，先用三天时间让大家充分反映各地传达贯彻七千人大会的情况，以及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干部的情绪。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一开始便宣布：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应反映党的方针政策在各地贯彻执行的情况。西南地区云、贵、川、藏四省区是一个小组，组长是四川团省委书记李培根。在三天的小组会上，我基本没有发言。我认为在人多嘴杂的小组会上谈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合适。搞不好传了回去，也许我人还未到家，整人的大棒便高举以待了。
　　过去到团中央开会我比较爱发言，也敢讲真话，这次三天的小组会我基本未发言，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他问，廖伯康为什么不讲话啊？一定是有难言之处。胡耀邦说，目前全国最困难的地区有安徽、甘肃、河南，还有四川，有关地区的团干部我都单独谈过。我再单独找廖伯康谈谈四川的情况。
　　胡耀邦一贯重视调查研究，过去找我了解情况时一般都带有秘书和有关业务部门负责人、速记员等。而这次他却是只身来到我们住的前门饭店，手里拿着厚厚一叠稿纸和几支削好的铅笔。在前门饭店偌大一个会议室里，就只有我们俩对谈。我一向对耀邦非常敬重，不是因为他的职务，而是因为他的才识，他的作风，他的人品，他那一颗真正为人民为革命的赤子之心。我对他十分信任，愿意向他倾吐积郁在胸的一切。
　　向耀邦同志汇报四川的问题，是我来北京的一大愿望。当时，我心情有点激动，但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我平静地说，他平静地听，不断地记，有时还插一两句话，说这个问题安徽有，那个问题甘肃也发生过，另一个问题河南也有，我觉得耀邦同志好像在作解释，而对四川如此严重的问题既未直接发表看法，又未提出解决的意见，这和耀邦同志平素的作风不大一样，我感到纳闷，谈到后来我的情绪愈来愈低。大概耀邦也察觉到我情绪的变化未能畅所欲言。就这样结束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汇报。但随后却出现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汇报完后，耀邦即将我向他汇报的笔记交给了团中央另一书记胡克实，由胡克实专门组织整理了一份简报，直接报送党中央书记处。与此同时，耀邦又亲自向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作了口头汇报，并建议尚昆同志直接找我谈话。耀邦同志说，廖伯康谈了许多四川的严重情况，但似乎言犹未尽。尚昆同志问，如果中央书记处找他谈话，他会不会谈？耀邦说他肯定会全盘托出的。就这样给我开辟了一条直接向中央书记处汇报四川问题的途径。这时，我才领悟到耀邦和我谈话时为什么采取那样的态度。因为我汇报的不是一般的问题，是在一个中国最大的省区，死人达千万之多如此严重突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又是由于一位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左”的指导思想所致。作为团中央的书记，对一个来自当地的中层干部，他能够对这些问题公开说什么，提出什么解决办法或处理意见呢？耀邦的冷静正说明他在党内久经磨炼，是一位政治上成熟的政治家。也说明他早已成竹在胸，另有安排。像四川这样严重突出的问题，只能向党中央书记处直接汇报才是最正式的反映渠道，才是真正能起作用、解决问题的办法。正是由于耀邦的精心安排，才有以后党中央的相应措施，也才使四川的一团迷雾得以真相大白。
　　要我到中央办公厅向杨尚昆同志汇报，是两个人分头通知我的，一个是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伟，另一个是曾德林。看来，向党中央书记处汇报之事，团中央书记处是正式研究过的。我提出于克书参加过农村整风整社，对农村情况了解更深入、更具体，是不是一道去？他们说可以。为了掩人耳目，团中央对我们这次汇报采取了一些保密措施，以调我参加起草团中央全会文件的名义向小组请了假，于克书是由团中央办公厅通知小组，说要找他了解一些情况也请了假。去之前我同于克书商量，全面情况由我汇报，涉及农村某些具体情况由于克书补充。在当时向党中央反映情况还要如此遮遮掩掩，形同地下状态，这说明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种程度！当然我们也理解，这是团中央对我们的保护措施。
　　1962年6月28日下午，由曾德林带领，我们乘专车直接到了中南海中央书记处的一间小会议室。杨尚昆同志，以及中央办公厅的群工组组长，还有两位书记处工作人员（三个人作记录），加上我们去的三个人共七人在场。入座后，尚昆同志一开始就端正我的态度说：听说你反映情况有顾虑，有什么顾虑啊？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都同他们谈过。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真情。唉！不怕官，只怕管嘛！我处在他那个位子我也怕。最近我还找了一位你们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他环顾左右而言它，同我打太极拳，也不得要领。你今天不是来跟我打太极拳的吧？我说，我长期在城市工作，对全局情况尤其是对农村情况不完全了解，怕反映得不够全面。但我一定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如实向中央汇报。尚昆同志说，又不是要你们来决定问题，只是要你们来反映情况，你们怕什么？接着杨尚昆开门见山地说：我们知道四川情况很严重，死人很多，中央早有察觉。国务院办公厅曾收到一位逃荒到陕西凤州的四川人写的一封信，题目是《一字一泪诉川情》。这封信把四川的悲惨状况写得非常具体，国务院办公厅转给了中央办公厅。杨尚昆说他们看了也很震惊，并送给中央有关领导同志看了。同时他也提到中央办公厅还收到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好，简明扼要只有两页半，明确提出是没有认真执行中央政策出了偏差造成的严重后果。听到这里，我知道于克书写的那封信中央也收到了。
　　尚昆同志说，我们知道四川死人的情况严重，但详情如何，得不到证实，我们要四川报，四川始终未报。我们找民政部问，四川情况如此严重，你们是管救济的，那里究竟死了多少人？民政部说是四百万，实际上他们是通过四川省民政厅报的，中央不相信。然后又找公安部，公安部是管户口的，那时的粮票、布票、油票、煤票、肥皂、火柴等一切生活用品都同户口挂钩，死一个人就抹掉一个人，这个数字应该准确啊！公安部查的结果，当然也是通过四川省公安厅，说是死了八百万。中央依然不相信，但究竟死了多少人，中央不清楚。尚昆问我，你说说四川究竟死了多少人？
　　这时我伸出一个指头说，四川的问题是这个问题，杨尚昆说是什么问题？我说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尚昆同志问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啥子问题？我说死了一千万人。他问我，你这个一千万是怎么来的？我说是从省委正式文件上来的。他说县以上的文件都要送中央办公厅，为什么我不知道？我说我看文件和你看文件不一样，你看文件是备查性质，我看文件要贯彻执行，为了贯彻执行我就要研究文件。1962年5月，省委批转《省委行政机关编制小组关于全省国家机关、党派、人民团体精简工作的意见（草案）》，规定各市、地、州要分别按照城乡人口的比例定编。这个文件本身很简单，但后面附有一个各个地区的人口数字及各地干部定编数。我一看，1960年底的四川人口总数是六千二百三十六万，而另一个材料《户籍年报》上1957年的四川人口是七千二百一十五万七千，两数相减正好约为一千万。我又说，这只是从文件上推算出的数字，实际上不止这个数字。杨尚昆问为什么？我说从1957年到1960年有个自然增长数；同时，1961—1962年上半年，全国都好转了，但四川却还在死人。我举了几个典型例子：一是1961年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法孝带领整风整社工作团到江北县，副团长是团省委副书记王毓培，他住在县上都饿得受不了，每个礼拜天到团市委来打牙祭（团市委食堂自己喂猪，伙食办得好，颇有名气）。他说江北县饿死不少的人。第二个例子是省委组织部副部长苗前明到涪陵召开川东片区组织工作座谈会后到重庆，萧泽宽和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高兰戈请他吃饭。吃饭时问他涪陵死人情况怎么样？他说他们问了一下，全地区各县加在一起死了二百多万。第三个例子就是省委工作会议期间雅安地区的荥经县委书记说他那个县人口死了一半，还描绘说有的一个村死得一个人不剩，连埋人的人都没有了，只得派另一个村的人到这个村来埋人，这些埋人的人没有吃的又要挖坑，是重体力劳动，结果埋人的人也死了，只好从其他的村调人来埋这些埋人的人。反映荥经县情况的这份简报按规定要发到各组，还应上报中央，但我刚看到就通知要收回去（据后来了解，到职不过半年左右的前荥经县委书记姚青1960年被捕判刑当了替罪羊。雅安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刘恩早在1959年因到荥经调查死人情况写成报告而被打成“三反分子”，可见当时下面各级干部都了解四川死人严重的情况，但就是反映不上去，谁敢反映谁挨整）。我说，四川死人最严重的地方，一个是雅安地区的荥经县，一个是涪陵地区的丰都县。讲了这几个典型后我对尚昆同志说，根据这些情况估计，四川死的人还应加上二百五十万，有文件可查的是一千万，再加二百五十万。我说，我认为这个数字是比较合乎实际的，但我正式反映只说死了一千万。尚昆同志听到这里一拍大腿说：“就是你这个数字！”并立即吩咐秘书将书记处小会议室里的一个保密柜打开，从里面拿出一个旧式折叠账本式的本子，一折折打开看了后说：“就是你这个数字！”
　　
　　（摘自《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