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在门前叫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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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甸

　　台湾作家李敖最近在凤凰卫视的《李敖有话说》节目中，以他一贯的泼辣谈风，尖酸刻薄地挖苦了新加坡人，指新加坡人“人种”不好，派生“笨”性。

　　在李敖谈话之前，区域范围久已广传一些市井风言风语，如：“香港人无情、台湾人无义、新加坡人无知”等等。大体上也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弹，惟独此次李敖的“笨论”重弹，却引发了新加坡言论界的轩然大波。

　　台湾知识界在政治解严之后文风活跃，言论张力大，长期受政治打压的知识分子涌现一股带有叛逆性的出格，破格谈风，有些“聪明”的知识分子也从中摸出一个受用无尽的“作秀”平台，浑身解数的表演令人常与演艺界混成一体。

　　李敖大名在作家、学者之列，然而他的许多言论常带有即兴式的或清谈式的，这不奇怪，因为学者的长年内敛的学问功力，实在难敌太多频密的发言次数。如何摆平内外的失衡，这一类人物的言论不能不江河滔滔，泥沙俱下了。因此，李敖的言论基本上是取其一智之见然后通篇加水泡开的；此人好作天马行空即是作秀者所赖以铺局的必要扎马了。

　　

只有论点没有论据　　

　　

　　谈新加坡人“笨”，也是沿着这一条习惯路子走的，因此他谈了25分钟新加坡人笨，只有论点，没有论据。他谈新加坡人的“种根”是连接“文化水平落后”的移民先辈；他谈新加坡社会突出的是“集体”而未见有“出类拔萃”的“个人”。尽管言谈之间不乏打诨作科语气的穿插，但李敖这一智者在耗费了九百九十九个之虑后尚存的一智，我们这些愚人笨伯还是可以取来揣摩推敲，对智者如李敖先生或许还可以作到两相交流，各有受益吧！

　　许多人只把李敖视为“名嘴”，这也是有其根据的，因为他的“发言”常缺少学理性，因此最后只能停留在清谈的层面了，而新加坡读者方面的强烈反应实际上也与他言论的学理旷课有关。

　　香港人不理“无情”之讥，台湾不理“无义”之评，不是他们麻木失觉，而是他们从生活拚搏的角度，发现他们的失情忘义已成为当然（幸勿作贬义想）。因此，长久以来，我们未见港台有人对李敖击鼓而攻之。

　　唯独新加坡人笨，我们笨什么？最现成的例子是：我们上了作秀人物的当，此其一；第二，对于学理白卷的调调，我们如果不笨的话，倒可以跳高一级，把“笨论”挖深挖透，不失为一个有意义的思路文本。

　　李敖指新加坡人的笨归因于新加坡人的“种不好”，也就是“孬种”，这当然是作秀人脱口而出的入俗语，我们文雅点说，即是新加坡人的人口素质差。

　　人口素质归结为一门叫“优生学”的学科，这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所创的，他是以遗传学、医学、社会学和人口统计为基础，探索着人口的基因作用。这历来很成为生物学家与社会学家争论的问题，因为肯定过度或掌握过度都会引发人类的大灾难。纳粹德国就为了防止“劣等民族”而对犹太人等种族施行了灭绝政策，造成人类历史的大悲剧。中国大陆在文革时期倡导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也是把优生学“无限上纲”的极端政策的反映。

　　新加坡华族人口的先民是从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移民来的，据史书记载，在中国先秦时期，把散居在南部各地的族群统称之为“南蛮”，其中最大系的为百越、百濮、巴蜀三大族系。据说百越是在江南一带，因此从族系追踪，我们这些中国南方移民的后代，若说祖上是“南蛮”，恐怕也无法说“不”了。当然，台湾一地的移民后裔，看来与我们这些“愚笨一族”恐怕五百年前也是同一家了。

　　史书观点不仅会影响聪明如李敖先生，即在泱泱大国的中华大地而言，中原本位思想也是反映了“南蛮北狄”的极端种族主义情绪的。

　　只是，我们客观点说，人口素质有高低，“优生学”有部分合理的内核，应该是一切实事求是的人都无须绕过去的。

　　李光耀资政在谈到香港因偏安而遇上发展机遇时，也肯定了在中国大陆解放后，大批人才的转移给这个东方明珠带来灿燦的光芒。这方面说的正是人口素质的因素了。

　　因此，我们无须讳言我们种族上基因的某些可能有欠全面，其实，如果从中国江南一带自古被视为“蛮荒之地”看去，整个涵盖长江以南，当然也包括了香港、台湾在内，我们基因的共同点难道有更大的差异吗？

　　认识基因，不等于基因决定一切，因为生物学在基因的探索上并不否认基因发展和改造的可能，否则，人类的发展只能每况愈下了。

　　新加坡的社会有它的特异性，使它在人口素质的进程上常常在相对的历史时期出现缓慢与受阻的多舛之运。其中主要的是殖民地社会与文化教育管辖制的历史背景。

　　李光耀资政在谈到香港问题时，明确的指出当时从中国南下的一批企业家和知识分子大部分留而未去的事实，这给香港的发展带来巨大的动力。

　　

精英运筹独立建国　　

　　

　　我们从这一个层面反观新加坡，即可发现若干异点。我们除了缺乏大批精英落脚此处之外，而偶有一些“出类拔萃”（借李敖用语）的人物也仅仅是把新加坡当成路过渡口，匆匆的来，匆匆的去，不太容易留下一片云彩。

　　而英国殖民主义的奴化统治，首先是窒息文化教育，愚民政策始终是各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不二统治法门。在新加坡二战之前，只有一所高等学府即莱佛士学院；而在二战之后相当的一段时间里，也仅有一所马来亚大学。

　　上述二因：一、人口流动虽活，但流动性极大，知识界人物流动性尤大；二、从学校教育看，提供的教育机会与教育层次严重的不足，人才何从培养？

　　精英分子对社会的改变能量极大，这是毋庸赘述的。中国革命虽说是所谓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革命运动，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成员大部分都是知识人物；同样的，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的运筹下最终取得独立，这个政党的领袖人物也都是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从这些事实省视，人口素质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命运关系极大。

　　李敖肯定新加坡的成绩，但他认为这是一种“集体创造”，缺乏个别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即是说，“集体性”掩盖了个人。可以理解，李敖在“威风八面”的个人主义定位点上，他是极其重视个人头顶的光环的。如果从这个论点谈开，我们也确实应该承认，新加坡在这方面是远远的落在台湾后头。但李敖的“傲言傲语”也并无不是成为引起我们往深一层思考的依赖：

　　新加坡的成就确实是仰赖群策群力的，这实在是一个生存和发展的奇迹，它确实付出了许多牺牲，许多不为人察觉的牺牲，包括分散的个体为了整体生存的需要而自我“昙花化”了“亮度”，这些，李敖先生当然是不知道的。因此，像李敖式的“出类拔萃”人物在新加坡当然没有了，从新加坡的知识界说，我们可以找出一支庞大的技术知识分子，我们却难以找出一队人文知识分子，很简单，一切为了实际的需要，什么是新加坡的当前实际需要呢？我们不怕庸俗地说：为了生存。

　　正是为了生存，技术性高于人文性。

　　正是为了生存，我们看到我们学校中的人文知识不断的被斩砍。如果李敖先生听到我们今天年轻人讥笑屈原投江、岳飞受囚等是“傻瓜蛋”行为，李敖也许会更嘲弄我们这些新加坡人笨加一等了。

　　伏尔泰说：尽管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对于作秀式的清谈，我们何须大动肝火，挥戈相向呢？尽管这些“秀化”言论离开学理极远，我们何妨借势运气，把欠缺学理的扯淡清理一下呢？

　　有时，我们并不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