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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是网上有人搜集的，到底真假如何，来源何处，我不怎么知道，所以其实也是有点鲁莽，但是感觉很多话还是比较符合某些大牌的风格的，所以贴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原帖发布地：http://www.dabuluo.com/
房地产是否有泡沫？什么叫小康，小康概念要拥有两套房，应该鼓励中国人购买两套房，在家住一套，出去休假时住另一套。房价涨得快是正常现象，说明居民的收入多了。以前投资的房产升值了，是好事。
——厉以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如果有机会向总理建言，我一定要说\"三个不要轻言\"，不要轻言经济过热，不要轻言房地产泡沫，也不要轻言人民币升值。中国现代化的标志是北大教授拥有轿车和别墅。
——萧灼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保守地说，今后10年，中国的大城市，无论是上海、北京还是南京，房价要涨3倍；大胆地说，10年房价要涨5倍以上。
——王建(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研究员、常务副秘书长)
说房地产炒过头，那是胡话。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
注：欧美的百姓用收入的30%购买房产，中国百姓却要付出70%。整个2004年，内地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4.4%，涨幅比上年提高10.6%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住宅价格上涨15.2%。萧灼基并没有别墅,王建、李扬说此话时是2005年1月，不到半年，房价应声而落。
国有资产怎样改制？在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的流失是必然的，不必大惊小怪。只要把企业财产经营权改为\"法人财产权\"，国有企业的一切难题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中国应该用就业促进就业，因为有一批人就业了，赚了钱他马上会花掉，另外的人就有了赚钱的机会。
——厉以宁
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的，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管理层收购国企，实现了产权和管理权合一的效果。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和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
国有企业迟早要卖。既然如此，得先卖效益好的，不然，以后效益不好就没人要了。
——樊纲(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京城四少\"之一)
不妨把这些公共财产看成无主之物，谁先把它拿来卖，这公共财产的产权就算他的。你如果正好当一家国有企业的厂长，就可以和主管部门合伙把这家工厂卖给有钱人，产权就变成私有了。
——盛洪(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第一，应将属于政府或者国有企业集团的上市公司的股票平均分发给中国的人民。这些股票大约价值每人4000元人民币。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说，这些钱相当于三年的收入。
第二，大型国有企业(比如银行、铁路、电讯、水利和采矿公司)应该尽快上市。尤其是那些拥有采矿权的公司上市时应该包含采矿权，并且地方政府不应该把这些采矿权出让给新的公司。上市后，这些公司可能价值每人1500元人民币。这是一个标准的农村家庭又一年的收入。
——谢国忠(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注：按照张、厉、樊、盛等人的\"靓女先嫁论\"、\"冰棍论\"、\"烂苹果论\"、\"吐唾沫论\"和\"社会财富向精英倾斜论\"，20多年来有数以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即全国男女老少平均每人至少被剥削去7000多元，3000万出生于1940-1950年代的工人下岗。很短时间内，将近90%的中小国企实现了私有化，或者说，流进了私人腰包。而谢国忠将国有资产全民平分的做法全世界绝无先例，也不可能有。
腐败是否有理？既然掌握公共权力进行公益决策的人不肯轻易放弃和交出他们的权力，而改革又不能从其手中强夺，就只能通过腐败与贿赂的钱权交易的方法进行购买。改革要利用腐败和贿赂，以便减少权力转移和再分配的障碍。腐败和贿赂成为权力和利益转移及再分配的一个可行的途径和桥梁，是改革过程得以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在这方面的花费，实际上是走向市场经济的买路钱，构成改革的成本费。
——张曙光(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
在公有制下，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私人产品腐败的存在，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即使不是最好的，也是次优的。第二好的。反腐败力度在把握适当、要非常适度，如果力度把握不适当，间接带来的负效应也非常大。
——张维迎
以资产换特权，促进私有化。我曾对中央政府说，最好干脆给这些人一大笔钱，把这些权力买下来，叫他们以后再不要利用这些权力了。中国最上层没有什么贪污腐化，下面却有数不尽的贪污腐化。
——张五常(香港大学教授)
改革初始，只有权力没有市场......前半部分：权力创造市场......金融资本阶段在性质上是资本发展的最后阶段，只差一个国际化没有完成。至此中国体制转轨的任务可以说基本上完成了前半段──以权力创造市场；中国旧体制下积累的财富基本转移完毕，中央政府直接能够控制的资源不多了......后半部分：权力退出市场；中国改革的前一半任务就算基本完成，应该开始后一半：权力退出市场，健全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
——杨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注：根据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的2002年的一篇论文统计(1999～2001年)：党政机关一把手们每年从国库里盗走GDP的14.2%～14.9%，9875亿—12570亿元之间，是我国4亿多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2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是2002年全国财政教育事业费支出2640亿元的近4倍！而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专家表示，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正成为中国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源头。
中国的贫富差距大吗？中国的贫富差距还不够大，只有拉大差距，社会才能进步，和谐社会才能有希望。中国穷人为什么穷，因为他们都有仇富心理。我要为富人说话，不是为了讨好富人。今天有些人骂富人，好像是给穷人出气，其实他们是害了穷人。杀富济不了贫，穷人应该将富人看成自己的大哥，大哥穿新衣小弟穿旧衣，天经地义。将基尼系数农村城市分开计算,这样中国贫富分化就不严重了。农民有望进入社会中产者阶层。中国农民不要害怕当中产阶级。
——厉以宁
只要抓总量增加。不必管分配。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张维迎
农民大转移很快就可以实现。日本明治维新和台湾地区的历史可以佐证。
——张五常
\"十一五\"期间，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有助于激活潜力巨大的农村消费，有助于解决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问题。农村的消费空间相当大。我国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在农村，而它的消费水平却远远低于城市的消费水平。从具体指标看，例如一些消费品等，农村还有相当大的消费空间。使穷人收入增加的速度高于富人收入增加的速度，这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我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因为城里也出现了穷人，才有了收入分配不公。不应该有仇富心理。目前我国个税征收有很多漏洞，以至于一些富人并没有按章纳税。因此，我们要完善目前的征税体系，而不是说我们应该用征税的方式缩小贫富差距。
——林毅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我国虽然基尼系数已超过国际警戒线，但发生社会动荡的可能性甚微。
——萧灼基
注：过去20多年年均经济增长9.5%的中国，也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扩大速度最快的国家，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5(国际公认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接近\"社会动乱的边缘\"。
中国是否应健全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我建议取消所谓的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等等福利，目的是保持大家的工作热情和能力。
——厉以宁
历史上没有见过一个不令人反胃的社会福利制度。我们往往感到爱莫能助，不是不愿意出钱，而是拿出钱来不知会落在谁的手里。
——张五常
注：事实上，中国目前80%以上的劳动者没有基本养老保险，85%以上的城乡居民没有基本医疗保障，城乡困难群体没有制度化的社会救助，1.4亿老年人和6000多万残疾人以及亿万妇女儿童缺乏必要的社会福利。
中国股市健康吗？中国股市很健康，早晚冲上三千点。
——厉以宁
我不相信股市会永远低迷，上半年不涨，下半年也会涨，今年不涨，明年也会涨。
——萧灼基
中国股市的历程犹如18世纪的英国股市一样，如果在没有信托责任的社会环境下，不如关闭算了。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注：事实上，股指2005年1月份很不幸地跌到了1200点下，考虑03/04年的大盘股上市，实际跌破700点。
经济学家应为谁说话？企业的生存环境包括商业环境、政治环境以及舆论环境。前两种环境越来越好，而舆论环境已经到了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时候。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之风。在这个网络时代，学者能独立于大众舆论才是最不容易的事。对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最难做到的不是你骂政府、骂企业家，而是你敢不敢站在大众舆论的对立面，坚持自己的观点。
——张维迎
经济学家要有勇气顶住两方面的压力：一个是上面的压力，不做风派；一个是互联网的压力。
——厉以宁
我希望我的言论能够改变国家的改革方向。如果我失败的话，这不是我个人的失败，这是我们国家的失败。我是个伟大的思想家。我这一次一定要成功，如果我失败的话，那会给中国社会带来一个多么大的危害。
——郎咸平(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讲座教授)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樊纲
注：有人把中国经济学家分十类：决策圈经济学人、\"议会\"经济学人、方案经济学人、讲坛经济学人、课题经济学人、绿卡经济学人、公司经济学人、民间经济学人、诸侯经济学人、报章经济学人。
教育及医疗是否应产业化？中国目前为什么穷人上不起大学？是因为收费太低。一个真正好的体制，我可以收费高，但我花80%在奖学金上，穷人就上得起大学了。比如，让穷人一年出4000元，他也出不起。
——张维迎
注：从上世纪90年代医疗产业化后，中国医院收费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4倍以上。中国消费者协会2003年的一份统计报告指出，中国大概有50%的人生了病不敢去医院，其中主要的原因是药品价格过高。而根据官方统计，中国10年教育乱收费已达2000亿元人民币！
其他不管外汇储备的多或少，只要经济搞得头头是道，外汇储备是可有可无的。有谁提及美国的外汇储备是多少？只有像香港、台湾那样的小经济，或那些不成气候的大经济，才要论什么外汇储备的。要记住，一个经济搞得强劲，自己发行的钞票就是储备；搞得一塌糊涂，什么储备也保不了。关于金融方面，应该是不需要数学的，这是制度的问题。制度跟数学没有关系。你看看香港起飞的时候，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那时银行家、金融家满街都是，没一个懂得数学的。
——张五常
我把堵车看成是一个城市繁荣的标志，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堵车，那它的经济也可能凋零衰败。(1998年特大)水灾刺激了需求，拉动增长，光水毁房屋就几百万间，所以水灾拉动中国经济增长1.35%。
——刘伟(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京城四少\"之一)
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逼民先逼官。
——钟朋荣(北京视野咨询中心主任，\"京城四少\"之一)
把当年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个国家找过来，这八个国家，每一个国家建一所学院，就建在圆明园的遗址上面，形成一所联合大学！就叫做圆明园大学或叫八国联合大学。简称八国联大。
——王建国(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国际MBA与案例教学中心主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
附文：
经济学家是条狗
（一）
这一阵国内的经济学界吵吵嚷嚷，普通民众对经济学家的主张和其理论如雾里看花，搞不明白他们整天在干什么。俺认为这其实是可笑的现象，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把自己当成了宝，拼命在各种场合为他们的后台不断蹦跶，殊不知，他们不过是前台的狗，对，我今天要说，中国的经济学家其实是狗罢了。那么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干了什么？如果你我作为社会的公民，完全有理由要求经济学家为政府制定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并为之服务。而现在有一点是可以清楚的：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并不是在为你我服务，他们为他们所追求的利益服务，他们为他们背后取得利益最大化的后台老板服务，而决不是你我。本质上，经济学家们并不从属于某一政党，公民在社会中追求生存权利应该和其生活背景密切相关，经济学或经济学家的工作应该是让每个公民更精明的参与经济和帮助生活提高财富和质量。而脱离民众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并非看不到却不愿面对这些。今天我来分析一下这些爱做秀的狗们，也算让普通人参与经济科学政治的生活吧。
美国人对经济学家向来既尊重又鄙夷，因为有这样一个说法：无论政府选用何种经济学家的理论来推行经济政策，那么总有其他的经济学家站出来说反对。是的，经济学其实就是结合了政治学和科学的社会学科。“以科学的方式分析政治”也许就是经济学的本质。并且，任何经济学家主张的政策必然都存在利弊两面，完全要趋利避害是不现实的。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最完善的经济体，其政治主要就是为经济服务，科学的经济政策引导基本国策不会偏离大的方向，相对来说，其宪政基础也是为保障其科学政治经济而构建的。正如美国经济学的先驱保罗.萨缪尔森所说：“如果我能写一国的经济学教科书，我就不管谁制定该国的法律，或是谁起草高深的条约。”不过，在美国这样一个有健全法制的市场自由经济体系下，经济学家关于经济政策的分歧并没有本质或致命的矛盾。不同经济政策之间产生的问题具有相当大的可容度。一个健康完整的公民社会为公民提供了选择指导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佳政策。这就是选举，他们需要做的就是社会的大多数选民按照自己的利益来选择支持。关于政府赤字，不同形式的赋税，同其他国家的自由贸易会以哪种不同形式的政策出现？对个人的生活工作有多少影响？这些密切关系民众的问题都是政治家们该关心的问题，而这些无疑都受选民的大多数判断所影响。所以一个政府选用哪种经济学家的理论来指导政府经济政策的制定，这实际是由公众间接的参与和需要所决定的。
美国是如此，但中国的情况却完全不同，虽然一再有强调中国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逐步在走向建立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但不同的是，前面打着“社会主义”的前提。不可否认，发展市场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前提，不过改革都20多年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今天却成了社会贫富极度扩大差异的绊脚石。这也许就是起“中国特色”带来的副效应吧。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现在从中捞到了好处，也成了“先富”的一部分。这不得不说中国的整个体制存在严重的问题，从而出现了偏离基本职责的问题，经济学家们为政府谋划制定和影响经济政策。首先，他们并没有把公众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把少部分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们为少数人服务，必然会侵害其他人的利益；第二，由于一直强调所谓发展中存在的“特殊性”问题，也就是政治并未让大多数人有效参与，政治成了少数人掌握多数人命运的权利工具，那么民众对符合自身需要的公共政策的追求就转移到了次要地位。有效干预经济政策的是“专政”力量，而监督人也是他们自己，这就导致了经济学家只能为权利服务，而民众对其监督的间接权利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第三，正是基于此，经济学家们脱离了大众，本来可以说“经济学是研究人们一般生活事务的科学”到经济学家那里，却变成了“经济学是研究如何有效管理民众利益分配的政治”。为少数人服务的政治成了经济学家们的主要任务。之中，经济学家们代表的是不同的利益群体牟求利益而成为纯托的工具。不可否认还存在郎咸平一样的平民经济学家，不过，现在他们却是游荡于体制之外“另类”。而所谓“主流”经济学家们的确是狗，他们代表的是不同的权利，地位，财富的博弈集团.
（二）
这里我再深入谈谈我对中国经济学家们是“狗”看法的理由：
主流的经济学家们时常也在公众场合说些中听的话，我经常看到有某天某地厉以宁说了什么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中存在问题“振聋发聩”的话，然后不知甚解的人们一下就“担忧”起来，并为之叫好。是的，经济学家们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时候无不带着“如果…按照...这样的政策…..下去…..就会带来…什么样的可怕后果..”等等耸人听闻的话。立即，股市波动，人心惶惶，就这样，厉以宁教授们就有效干预了经济并从中受益。同样，与以厉以宁、张维迎等为首的北大经济学派推行的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提出的现代企业制度，一直占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主流地位。国有企业改革中无时不充斥着他们的声音。他们一直围绕要在国企改革中“明晰产权”来做文章。把完全不同的中国政治经济背景以西方经济学成熟的体制套框，过分去强调股份制改革中股东权益（他们都是企业大股东，其实地球人都知道），强调经理人的作用、地位和待遇，并把这些人的利益凌驾于国企真正的“主人”————国家和普通工人之上，这才是贫富差距扩大的根源。
不得不说的是，作为经济学家，厉以宁、张维迎的确有在公众媒介等场合对经济政策评头论足的权利。也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利用言论和威胁干预股市。但他们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改革中存在的“特色”情况。我以为，这不是他们不聪明，而恰恰是他们为了既得利益聪明到了极致的表现。他们知道得罪谁都可以，但不能得罪权利对利益分配的“潜规则”，国企资产流失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权利体系周围的得益人士们。这些“主流”经济学家们深知这一点，他们的作为并不昧自己的良心，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受益者。
本来，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所谓的政策主张并不奇怪，这里要说的是前面提到的，任何一个经济政策的制定都会产生得益者和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如果国企改革中以普通工人对企业的资产权益作为主要股份的拥有者为基础，那么，受损失的就是企业资产改革前的厂长经理书记和各方面的头头脑脑们。不过，我说经济学家是狗，是指他们站在了前台，通过他们理论和所谓科学的包装，让戕害普通工人权利的政策精美出台，蒙蔽的是普通人。
主流经济学家们是这个时代的弄潮儿，20多年来的改革的确已经使中国改革周向了让少数人受益的前进步伐，我们是可以看到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整个社会结构起了本质的变化。但还在强调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我的看法，无论从何种角度，这都是一个怪胎。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和财富分配的结构看，美国更叫社会主义，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公众政策对普通人的倾斜，财富的二次分配，贫富差距逐步从呈金字塔到梯形，圆形的过渡，这不正是人类社会高度进步的自然结果吗？可以想象得到的是，也许中国的执政者和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强调我们社会的“特殊性和差距”，并需要“长期坚定的改革”才能实现。我相信这种说法的正确性。但是，由于在政治体制中存在致命的悖论和问题，中国改革的方向随着这种“深化”正在变轨和走形。之所以要这样说，我们光看看主流经济学家们的作为就明白了。虽然这些学者们打着“新自由主义”的旗帜，一味在中国贩卖狗皮膏药，但中国的政治特质决定了要将政治和经济向他们所主张的完全分开是天大的谎言。
按照厉以宁、张维迎所奉行的经济观点，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如果说“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理念和政治观点，我本人也是可以完全接受的，但要命的是，怎么能把思维方式和所作所为完全分离？！80年代末期，北大教授张维迎提出了价格改革“双轨制”的改革思路，这在当时被誉为价格改革的圣经，但其后却被官僚和权利掌控者所利用，掘了所谓的第一桶金，近些年来，“新自由主义”所提倡的现代企业制度却又被利用，大量国有资产被中饱私囊。他们打着改革的旗帜，却成为牟取个人和集团利益之实，不但鲸吞国有资产，在城市大规模建设和改造中圈钱卖地，搞得社会乌烟瘴气。民众有此对改革的实质和目的产生了怀疑。一些体制内顽固的左翼分子们也乘机跳出来否定“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危害，他们除了在经济上否定外，联系上政治，认为不但经济政策错误，政治动向也应该完全倒退才是“符合普通人的利益”。所以我认为由此中国存在各种思想怪胎也就不奇怪了。不能说左翼人士对经济的质疑完全没有道理，要命的就是，本来就是一个经济和政治发展呈现严重矛盾的关键时刻，政治仍旧高高在上，这已严重的阻碍了整个社会向更高目标迈进而成为新一轮的倒退。
目前的情况不光是经济学家们光光用经济现象及其对策就能左右的。最近，香港郎咸平教授，直言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弊端和带来的严重问题与后果，并提出“信托责任”的概念，“笔者认为，言辞中肯，切中时弊。如果经理人是“保姆”，作为私有企业可以请来好的“保姆”，而作为国有企业同样可以请来好的“保姆”；“保姆”不尽责的情况，在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同样都会发生。西方国家私有企业批量倒闭的事实就说明这一点。国有或者私有企业作为委托人，必须委托那些能够尽责的受托人来管理企业，如何约束和激励受托人尽责，这是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的问题。约束和激励公司经理人的公司治理方式是多样的，向经理人赠送股权只是其中一种方式，而不是唯一方式。”（引号处为引用余丰慧《贫富悬殊与新自由主义》）这里我虽然引用了左翼人士对改革目标的判断。但不得不说的是，我认为他们都没抓到问题的实质。
（三）
经济改革必须以政治改革相契合。上面骂了这么多经济学家是“狗”的言论。但这里我却要反过来说一说他们的主张原则上并没有什么不对。俺强调，经济学家们只顾捞取眼前利益，忘记了该给人民干点什么。但有一点就是：完全将社会责任怪罪在经济学家的身上是不公正的。毫无疑问的是，经济学家的群体仍旧被排斥在权利体系之外，而就是所谓“主流”的经济学家们也是在权利核心外不断表白和做秀罢了。
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在一个受公民监督的法制社会体制内，经济学家在其完善的社会构架下发挥作用，民众会有效的监督和参与公众政策的制定。那么，无论政府选择那种合适的经济政策都会以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所以，不管是“新自由主义”好，还是其他的什么也好，和经济政策配套的是有一个高效，透明，公正的政治环境在作保障。这就能有效的在法制社会的框架下整合社会资源，发挥出巨大效果，社会的整体财富也会得到提高。一个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相应也促成了政治和经济的平衡发展。其动力和延展出来的活力都是让人惊讶的。不过，同样的政策放到目前的中国或是完全照搬是不切实际的。比如张维迎的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将股东作为公司所有者是误导，而应将经理视为“实际的所有者”。这就表明，他内心认为，企业权力应完全由经理掌握，只有激励经理才能提高企业绩效。这个观点不但成为国内经理们利用手中经营管理权索取股票期权的理由，而且成为主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强烈要求向经理赠送企业股权的理论依据。这从实际操作中并没有本质的不对，但首要考虑到其效果和受益群体就不是这样了。一个国有企业的产权究竟是谁的？才是问题后面最大的问题。“国有”表明不是私有，那说这个企业完全是职工的，也仅仅限于这个企业的职工群体之内，那么，“国有”显然成了相对的，这“国有”二字也就名不符实了。那说他是完全“国有”与企业职工无关，显然更加不对，但恰恰就是这个理论，让国有资产成了少数人的尚方宝剑，因为少数人代表了权利，代表了掌握权利者，而这个国家是少数人的，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也是少数人组成的政党所把持的。这就是“专政”。“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我们都不陌生了，但在“社会主义”的权力框架下“人民民主专政”却从未让普通人受益，普通人被代表了，但代表普通人的不过是专政体制一味强调“你们是有权利的，但是需要我代表和实现”。到头来，普通民众得到了什么？！全给这些权利背后的小集团和少数人打着幌子夺走了。
所以问题的实质并不能怪经济学家，他们是站在前面代表利益既得者们的“狗东西”而已。他们的收益是巨大的。
中国的改革决不会如此简单，用产权明晰或是几个经济政策或是多吃几年的苦，或是让少数一部份人发展，更不会是让城里的人先发展就带动得起来的。随着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少数掌握了国家大量财富的富人和经济命脉的掌权者在掠取财富后自然可以携款到文明社会去享福，只要社会不动荡，这些人自然还可以在这个国家继续用用财富博取政治利益，用财富博取更多财富，但如果就这样下去，让老百姓一直没好日子过，难保天下就一直这样太平。但到那一天，有钱人逃跑了，烂摊子谁收？！
所以中国改革的方向绝不仅仅是经济改革和经济对策的变化，没有政治改革来转化矛盾，让民众切实有效的参与监督，这样的改革只会让少数人继续扩大财富。我注意到一些人在强调，“随着中国城市中获益人群的增加。他们会更关心未来自己的政治权益。”是的，民营经济的发展也在推动这种力量，但是让政治一直掌握在少数财富得益者的手中，他们只会利用它来牟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决不会给普通人带来幸福生活。邓小平说了“政治改革越早越好，我看在2050年最合适”，但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并不能分析高速发展的经济中不断出现的激烈问题。朱镕基也说了“希望政治改革越快越好”，可惜他的良好愿望未能实现，现在已经闲赋在家。我相信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他们看到并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但少数居心不良者仍然会成为社会前进的绊脚石。他们在用各种并不新鲜的谎言欺骗民众。迫上眉睫的问题摆在面前：如何能让政治改革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如何能让多数民众参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进步，这应该是政治家们和经济学家考虑的问题。
经济学家是狗，其实又有谁不是狗呢？！是做一个为人民牟福利的狗还是当剥削人民的走狗？看着办吧您嘞~~~（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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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4-11 18:23: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