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什么样的改革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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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着社会上出现的“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改革不可动摇”的声音由上到下地传播开来。从态度、语气看，“决心和信心”是毫不含糊的，但真正能让人从思路上清晰并在实践中决定取舍的，还是对“改革”定义的正解，及其由此而生的具体指向。

   “反思改革”没什么不对。即便是对短期的单项的工作，也有多次反思的必要，徨论进行了27年的、事关全局与国本的“改革”大业了。至于“借反思之名否定改革”的帽子，也别急着给反思中提出批评意见的人乱戴。因为，那种真要从根本上“否定改革”的“思潮”，是不必“反思改革”的，这种势力，只能靠鼓吹“改革从根本上错了”并得到社会公认才能“否定改革”。也就是说，只有把1978年发动改革的必要性、正当性全部抹煞、消解掉，才能实现全盘否定改革之目的。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任谁都做不到的。实际上，谁也否定不了改革，对这一事实，应该心中有数，同时也该明白：在承认发动改革必要性和改革重要成果的前提下，所有对改革的批评和建议，都不具有“否定改革”的效果和性质；并且，这种多样化的反思，肯定会对推进改革产生积极作用。

   “改革”这个词汇，其本身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正当性。改革本来是在社会严重不公、生产力遭到禁锢的情境中，为摆脱困境，实现国民幸福、国家强盛之目的愤发图变的举措。可以说，发动改革的初衷主要就是为了实现人权的全面保障，也就是实现社会公正。因此，对改革的成败得失是不能完全用经济尺度来衡量的，更不能用少数人的经济利益来衡量。如果因围绕“经济中心”而偏离了“社会公正”的方向，那么，说“改革进入误区”或“改革停滞”，这当然是有道理的。

    改革不应是牟利过程，这本无疑问。但是，各个领域的改革成为牟利的过程，成了为少数人牟利而设计、推进的过程－－这倒成为毫无疑问的事实存在了。无视这一事实，自然不会承认质疑改革的合理性；无视这一事实，恐怕只能以坚持和保护既得利益的理由才能解释的通。

    少数人牟利的改革谁来“坚持不动摇”？谁对这样的“改革”有坚持的“决心和信心”？比较改革初期的社会心理与改革环境，如今发自下层的改革热情已消失殆尽，原因即号称改革的牟利活动给公众带来了“痛感”，而这种痛感，是不能用宣传来化解，也无法用既得利益者的幸福来抵消的。

  坚持“教育产业化”方向、坚持教育高收费不动摇吗？坚持医疗市场化、坚持让许多国民看不起病不动摇吗？坚持“减员增效”、坚持让企业“原始股东”老无所养不动摇吗？坚持国民高赋税低福利、坚持公务消费无节制不动摇吗？坚持户籍制度、坚持保留“二等国民”不动摇吗.......老百姓决不希望这些个让他们遭罪的东西“坚持不动摇”，他们的希望是改革掉这些丑恶，不管叫不叫改革吧，确切的说，就是：“坚持改变如此现状的态度不动摇”。
   
   “改革利益的普惠性”，“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出现这样的理念可能表现了反思改革的正面效应，虽然很好，应该坚持下去，但仅仅这样表白还不够明朗，.等你把具体事儿说清楚了，咱再跟风也不迟。

   对改革我是这样定义的：围绕国民整体的、全方位的权利，顺从文明进步和人性解放的方向改造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以建立公正的利益调整机制，实现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这就是改革，这就是能调动和发挥全民主动性、创造性、积极性的改革。照这样改革，不需要强调坚持，不会发生“动摇”问题。大家能从改革中得到利益、摆脱压力，不用谁来号召，他们都会自动地参与改革、捍卫改革。

   经济学教授孙兴全先生指出改革是个实证过程，认为我对改革的理解是“理想化”了的。其实，“实证的改革”和我所说的并不矛盾。改革必须有人文精神和平等理想的引导，否则它势必走火入魔。

  当然，没有机制，理想是空的，社会公正理想的实现，只能靠国民间平等的政治权利来保障。压根就没有单纯的孤立的经济过程，包括以往27年间的所谓的“经济改革”，也是政治与经济联体互动的产物。既得利益集团，首先是政治权利的先天既得；“既失利益”群体，则是政治权利上的先天既失。这里，引用赵牧先生的话作结尾：“改革，必须解决公众参与改革决策的权利问题，否则无论它穿上什么美妙的衣衫，也必将被操控改革或执行决策者扭曲。迄今为止，中国历史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而自下而上的变动历来意味着流血（革命）。要走出这个怪圈，必须解决公众参与改革实践的权利问题，公众不能参与利益的博弈，必然意味着他们的利益随时可能被随意地牺牲。”

长歌－废墟

当然，没有机制，理想是空的，社会公正理想的实现，只能靠国民间平等的政治权利来保障。压根就没有单纯的孤立的经济过程，包括以往27年间的所谓的“经济改革”，也是政治与经济联体互动的产物。既得利益集团，首先是政治权利的先天既得；“既失利益”群体，则是政治权利上的先天既失。这里，引用赵牧先生的话作结尾：“改革，必须解决公众参与改革决策的权利问题，否则无论它穿上什么美妙的衣衫，也必将被操控改革或执行决策者扭曲。迄今为止，中国历史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而自下而上的变动历来意味着流血（革命）。要走出这个怪圈，必须解决公众参与改革实践的权利问题，公众不能参与利益的博弈，必然意味着他们的利益随时可能被随意地牺牲。”
有学问就是有学问,真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