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理教授之外,公权先生受益较多的还有专精美学和希腊哲学的韩莽(William Hammond)教授,以及讲解形上学与英国哲学的阿尔比(Ernest Albee)教授。他也受到康大政治系一位年轻教师恺德林(George E.G.Crtlin)的启迪与鼓励,恺氏为出身牛津大学的英国学者,原是到康大研究院进修,因其博学敏思,而请其讲课。公权先生选了恺氏的近代政治思想研讨课程,两人非常投缘,时相讨论辩难,建立了深厚的师友之情。公权先生于赴康大继续深造之前,曾在密苏里大学哲学系获得硕士学位,指导教授佘宾(George H.Sabine)亦值得一提。佘宾教授当时尚无赫赫之名,但已饱学深思,而且非常欣赏这位远自太平洋彼岸来留学的中国学生。后来佘教授出版了一本风行一时的《政治学理史》(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自1937年在英国初版后,1949年再版,1951年三版,此后10年之内五次印刷。我于1978年到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过一年书,当时台北坊间仍然销售佘宾这本书的翻印本,并为一般大专院校所采用。公权先生的博士论文原也是在佘宾的启迪下,打下基础的。
《政治多元论》(Political Pluralism:A Study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为公权先生出版的第一本书,原是于1926年在康乃尔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第二年即由伦敦一家著名出版社出版,原稿即已是定稿。一般博士论文须经多年修改才能付梓,可见公权先生的博士论文绝非一般。胡适之与吴国桢的英文博士论文都是研究先秦思想,按当时西方对中国学术所知尚少,理应在西方付梓,竟各各携归上海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而公权先生论述近代西方政治学理的论文,却能由西方第一流出版社出版,相比之下,高于时贤,显而易见。公权先生曾亲口语我,他独学冥行,不入派阀,而能于抗战胜利后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与《政治多元论》一书,大有关系。
的确,此书出版之后,佳评如潮。《伦敦时报文学副刊》(London Times,Literary Supplement)于1927年12月1日评论道,“此书虽由一位中国学者所写,而其论证与语气全是欧式的”,并认为“萧教授的英文和他的西方思想一样道地”。《哲学学报》(Journal of Philosophy)于1928年7月发表书评,认为《政治多元论》一书“极具启发性”,值得所有对政治学说有浓厚兴趣者的注意”。同年8月8日,畅销的《国家》(Nation)杂志,大力肯定此书的贡献,认为对政治多元论“作了最具批判力与完整性的研究”。《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于1928年亦刊登推崇的文字,谓此书出版之前,坊间尚无一本书,对近代政治思想显明而重要的发展,作如此全面的验证,认为“此书展现严密的思维、有力的论证,以及令人折服的公正”。公权先生书中的主要批评对象之一乃当时颇具名望的政治思想大家拉斯基(Hanold Laski),也在《新共和》(New Republic)上发表评论,深佩“此书才力与魅力均巨”,认为是五年以来论述政治思想的最佳著作。类此推崇,并非一般溢美之词,因此很快被列入国际心理学哲学及科学方法丛书之一。牛津大学“当代巨著”(Modern Greats)一课程,并采为必读书之一。此书出版之时,公权先生尚未逾而立之年,而其学已卓然自立,跻身世界著述之林,扬名国际,无疑是侪辈的翘楚。
公权先生学成返国之后,又曾以中文发表《拉斯基政治思想之背景》一文,以及拉氏《国家之原理与实践》(The State in Theory and Practice)、柯尔《现代政治指南》等书的书评,对当时西方政治多元论学说,继续作了鞭辟入微的评介。此时为1930年代,拉斯基的声誉已隆,但其学说尚未尘埃落定。今之学者如施尔斯屈(Bernard Zylstra),研究拉斯基政治思想的发展,发现1925年出版的《政治典范》(Grammar of Politics),实为拉氏政治思想自多元论倾向“集体论”(Collectism)的转折点。施氏认为拉氏之转变,由于其心目中平等观发展的结果,认识到个人意愿之实现有赖于整个政治秩序之完成,洞悉到多元论的缺点,肯定了“多样中的一致”(unity indiversity)。施氏书中颇称引公权先生的评论,却未明言拉氏的转变是否受到萧氏的影响。然而有鉴于拉、萧两氏为同时代的学者,拉氏又曾推许萧氏的批评,而萧氏早已洞察拉氏多元论的抵触与矛盾处(即施氏所说的两难),实已发出拉氏思想转变的信号。公权先生的批评有助于拉斯基之反省,实甚显然。
《中国乡村》巨著包含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勾划乡村地区的各种区分,诸如村落、市集、城镇以及保甲与里甲之行政分配。第二部分叙述乡村控制,涉及保甲监控、里甲税收、社仓等灾荒控制以及乡约等意识形态的控制。最后部分讨论乡村与宗族控制的有效性,以及农民对控制的反应。附录包括有关里甲、社仓等制度的珍贵资料。从整体内容来看,全书的重心放在政治控制,故副题即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Imperial Control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是以乡村研究固然是新辟的园地,然而政治控制牵涉到政治学与政治原理,仍是公权先生素所在行。这本书的成果也不仅属于社会经济史,而且属于政治史与思想史。
《中国乡村》这部巨著于1960年问世以后,佳评如潮,有人谓此书代表史学界罕见的成熟,亦有人认为乃韦伯(MaxWeber)出版论述中国社会宗教之书后的最重要作品,更有人建议应列为政治、社会组织、人类学,以及亚洲研究等课程之必读书。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史金纳(G.WilliamSkinner)申言人类学家有此一册在手,始可信而有征地分析中国,并进而作各种“跨越文化的尝试”(cross-culturaltests)。史氏名作《中国乡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显然自萧著中吸取大量的灵感与养分。美国学术团体协会(American Councilof Learned Societies)即于同年以第三届人文学术奖(奖金1万美元)赠萧公权先生,誉为“融合中西两个伟大学术传统的精华”,肯定早年所著《政治多元论》,表现了“创造性的灼见”,以及《中国政治思想史》显示了“自辟蹊径的史识”(great originality conceptualization),称道公权先生不仅是学者,也是诗人、作家和哲学家,不愧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东方学者。
萧公权先生在美国著名大学执教19年,退休后又在西雅图市居住了13年,对美国学界,尤其是中国研究方面,有极为深入的了解。中国研究旧称“汉学”(Sinology),二战以前的旧汉学家大都不是学界中人,有很多是传教士家庭出身,研究中国随兴之所至,无论历史、文学、语文、哲学、艺术等等,没有学科的限制。二战以后,汉学逐步在西方校园扎根与发展。中国被作为世界上诸多区域之一来研究。中国成为区域研究,往往“闭关自守”,关起门来耕耘,而西方主流派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研究也少与中国研究沟通,因即以公权先生之见,西方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号称有普及性,实际上也不过是美国学和欧洲学的区域研究。同时由于中国研究的学院化,自然而然导致学科化,新的汉学家必须要有学科训练,诸如史学、文学、哲学、经济学或社会学等,分属各种不同的科系,亦因而造成学科间的隔阂。公权先生弟子牟复礼教授即曾力主“汉学的完整性”(the integrity of Sinology),任何文化必须研究其整体,非从各方面整合研究不能理解整个文化,各种学科代表各种不同的观点,而各与整体研究有关,然没有任何一科可以提供全面。相比之下,旧时代的汉学家因为没有科系的包袱,反而更能顾及整体与全面。公权先生以为,今之学者固不能不要专业,却不应不尝试科际间的整合,从别的学科中获致方法与概念上的启发,以充实自己的学问,才能完成中国研究的完整性。至今中国研究的科际整合以及与西方人文学和社会科学间的交流与整合,仍然是迫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