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回眸＊《钱钟书论学文选》出版的往事

宋公明

黄伟经：《钱选》出版的往事

(《民主与科学》2001年第5期)

　　二十一年前（1980），我主持《随笔》编务，结识了舒展。很快我们便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过了四年，即1984年初夏，我进京组稿；蒙袁鹰、姜德明两位兄长鼓励，得知钱先生府第地址及电话，于是我有幸到三里河南沙沟拜望钱钟书、杨绛二位仰慕已久的学者。从此，开始了同钱、杨两位老前辈的长期交往。

　　1986年5月中旬，我又到京组稿。此时， 舒展在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主持《大地》副刊编务。一天下午，我去报社找舒展闲聊。他兴致勃勃地讲起钱钟书先生的价值。舒展说，当今大陆读书界和影视观众中，知道鲁迅、齐白石、侯宝林的，可以说很多、很多，而知道钱钟书的，则很少、很少！就是在学术、文学和新闻界一些知名人物中，有不少人甚至连我们国家有个大学者钱钟书也不甚了了。舒展认为钱钟书不论在国学与西学、古代与现代的“打通”方面，对文化思想史的创见，艺术辩证法的运用，以及文艺鉴赏领域视野的广阔和比较文学的独特建树等诸多方面，都有许许多多新发现、新观点，大大超越了“五.四”前贤的已有成果。老子说过：“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钱钟书及其著作，就是这样的大音大象。

　　当时我与钱钟书、杨绛先生交往虽然只有两年，但对他们已有所了解，并且已经读过钱先生题签赠我的他的著作《围城》、《七缀集》、《写在人生边上》和《谈艺录》。对舒展评价钱钟书这番话，我不仅理解、赞同，而且敬佩。我们谈得很投机，简直可以说“一拍即合”。我们还谈到，在港、台地区和欧美好些国家，早就有学者文化界人士研究、介绍钱钟书及其著作。在美国，大学文科师生研究钱钟书的《谈艺录》取得成果的，可获得博士学位。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钱先生的挚友），首开风气，带了四位研究生，专攻“钱学”。这些不就是在向我们国人提醒：我们不应当，也没有理由在思想文化方面“捧着金饭碗当乞丐”！那天舒展同我的畅谈。虽然只有一个多钟头，但我觉得，他这次闲谈很有意义，当即请求他写出来。“你想在《随笔》上发表？那可不行！”“无论如何请你老兄写出来吧，哪怕让我们《随笔》编辑长长见识也好。”
   
果然，在我离京返穗前两天，舒展将他写好的一封近六千字的长信交给 了我，并认真地说：“只供一览，不可发表。”他在信一开头就清楚讲明：首先，咱们得来个“君子协定”：此信决不公开发表。因为，凡是了解钱先生为人的学者或后生，都知道他非常固执地坚持一条则：反对宣传他。钱钟书先生一生狷介谨重，只求二字：“默存”而已。舒展曾当面对钱老说：“您这辈子，从里到外，有点儿像井丹，确实是一副寒士骨相！”钱先生大笑道：“对呀，我生来与富贵无缘！从来以一介布衣为乐事！”无论国内国外，找上门来授予的一切荣誉，他都觉得受之有愧。舒展还为我略举了几例，使我永生难忘。

　　一是1946年任中央研究院英文总编纂时，他被告知，今晚有要人接见和盛大晚宴，钱钟书却悄然自宁返沪；杨绛问他：“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钱先生说：“今天的晚宴要与‘极峰’（即蒋介石）握手，我根本不想参加，就提前溜出来了。”二是1975年钱先生被任命《毛泽东诗词英文版》的终审。江青为了庆祝译本胜利完成而邀功，派人派车来请钱先生赴国宴，杨绛出来说：“钱钟书身体不好，不能赴宴！”来人说：“抬也要抬去！”在僵持不下时，来人只好自下台阶说：“那这样吧，杨老您代钱老去吧！”杨绛说：“今天保姆放假，我得在家照顾病人。”下午，江青又派人派车来接钱杨夫妇参加国庆游园活动，钱钟书对来人说：“国宴我都没参加，怎么能参加游园？”江青如此这般地碰了一个软钉子。

　　八十年代，美国有几所名牌大学拟授予钱钟书荣誉博士，并许以高薪，邀他赴美讲学，钱老都一概婉拒之。九十年代中期，中国文联主席团拟授予钱先生为全国文联荣誉委员，并颁发金质奖章，亦被恭谨谢绝。九十年代无锡拟成立钱钟书纪念馆，并已选 定馆址，钱钟书托杨绛致函无锡市委负责人，说中央有文件，纪念馆不能滥建；于是参与鼓噪，觊觎馆长候选人的“钱学专家”的美梦，遂成泡影矣。

　　再回到1986年关于出版《钱选》的过程。

　　返广州后，我将舒展的信在《随笔》同仁中传阅，都禁不住叫好，并建议将信在《随笔》上发表。这时我又收到舒展6月11日航信，云：“阁下莅京，如皇军进村，掠获极丰……如要刊出那封长信，务请寄交钱先生审阅，切切至盼！”我了解钱先生的“古怪脾气”，若寄他“审阅”，必遭“没收”“封杀”，绝不让登出来。我认为只能“先斩后奏”。
我起草了一个“按语”，并经花城出版杜总编辑审定，全文如下：

　　编者按：
　　此文是作者写给本刊编者的信。他原是坚决不同意发表的。但是，正如信中所述，“研究钱钟书”，决不是“个人愿意不愿意的事情”。那么，发表这封信，也决不是作者愿意不愿意的事情。这件事太重要了。它的重要性，终于帮助编者说服了作者，同意公开发表。标题是编者加的。我们希望引起海内外读者的注意。如果能对“研究钱钟书”起一点推动作用，则幸莫大焉。

　　随后，我们就将舒展长信加上标题《文化昆仑——钱钟书》，与“编者按”一同编入《随笔》1986年第5期付排刊出。为了尽可能减轻点对钱钟书先生“突然袭击”的惊，我提前于8月初去信向他报告，并附上一份已经签印的小样，恳求他“谅解”，“宽恕”。当钱先生收到我的信时，此期《随笔》已在印刷厂压模印制中。这使他大为惊骇，于8月22日给我复函道：

　　月初得惠寄舒展兄文小样，北京天气还炎热。我一边读，而八万四千毛孔都汗如泉涌。先斩后奏，木成舟，米成饭，我回天无力、就也不写信了，因为我的态度，你不是不知道的。我也不再以不受抬举的老厌物姿态出现，白费唇舌。当然，我很感谢两位的苦心盛意。

   未料到，《随笔》刊载舒展信，竟成了我促使钱钟书先生答应出版《钱选》的“近因”和理由。

　　1986年10月16日我致信钱钟书、杨绛先生，谓：“前天给两老去一信，现在又写信烦扰你们。这次求钱老支持的，我以为是很迫切的事：可否答应我们社出版一套《钱钟书文集》或《文选》? 为什么又向钱老提出此要求呢?原因十分简单：读者迫切需要、时代也要求我们出版部门尽快办到。直接诱因是：自《随笔》第5期发表舒展那封长信后，我们已陆续收到读者来信，要求帮忙购买钱老的著作。我当然知道，近几年包括我们社在内的一些出版社曾向钱老提出出版文集的事，您没有点头。现在又过了几年，出版您的一套文集或文选的必要与迫切性已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现在我谨代表花城出版社恳求您答应我办成这件事。”

　　钱先生接信后，即于10月21日给我作复道：

　　拙著选集一事，首先由香港“广角镜”社李国强兄提出(已有五年之久)。其后有“三联书店”范用同志、人民文学出版社，最近四川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人两次来面洽，我都坚决辞谢。对你的诚意，我也只能按照“决心面前，人人平等”的大原则，推却而且抱歉。
　　钱老虽说要我“把此事作罢”，但我还是找出读者要求编辑部帮忙购买钱著的近十封来信，随即给他长途电话。在电话中，我向他念了其中几封信读者的姓名、地址和要求买到钱著的内容，我重申出版他的文选的恳求。并热切地表示，我打算在近日内专程赴京洽商此事。不知是要求购得钱著的读者的来信打动了他呢，还是我要求出版他的文选的一片热诚得到认可，钱老终于初步应允可以考虑出他的文选：“欢迎你来北京，我们见面再谈。”
　　1986年11月，抵京的第二天上午，我去到钱钟书杨绛二老府上。刚坐下，钱先生就当着杨绛的面，大声对我说：“我们的冷水泼不灭你伟经的热心烈火呀！你们社一定要出我的文选，只好破例，不给你扫兴，我答应下来。”至于如何选、如何编，等他同舒展面谈之后再确定。我听罢，兴奋得立即从沙发椅上起身，向钱先生和杨先生鞠躬致谢。并经钱、杨同意，即从他们家中打电话把这个特好消息告知舒展。

　　舒展当时还未下班。他还以为我是从广州打来的长途电话呢。我说：“我现在就在北京！钱老就在我身边！”当舒展听到钱先生的声音，这才感到事情是真的。他先是感到不能胜任。钱老婉言激励，说：“有难处，我会帮你的！你放心编，放手选，这正可以练出并显示选编者的手眼！”舒展仍觉得压力太大。我急忙从钱府赶到人民日报他的办公室，说服他在干中学；并说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老师，全中国您上哪儿找去！舒展终于答应试试看。然后我们就到报社附近一家小饭馆，畅饮啤酒，预祝选编钱著的重托有个比较圆满的结果。饭后，我立即给花城的老总拍电报：“大喜过望！钱选事已初步办成，详情面告。”告别舒展，我怀着一种颇有点得意的满足感，当天傍晚乘飞机返回广州。 我回到广州十来天，就收到舒展的来信，详述钱钟书找他交谈选事经过。

　　一个月后，舒展又函问钱先生，“拟请成都二位郑朝宗教授的高足做助手。”钱先生不赞同，并复信舒展，重申选事要他一手操办。钱先生此信，当时舒展即复印寄我，今也将其内文中一大段录出于此：

　　伟经出花样，找题目，使兄及我皆不得清静，造孽不浅。选事兄一手可了，万勿妄自菲薄，问道于盲。上周得《围城》德译者来函，中有一节提到她如何讲《管锥编》，可供参考，寄奉一阅。她看出我采用“单位观念”与分析的方法（例如中国古代文学中是否有西方所谓“浪漫主义”那个复杂现象，我不知道；但西方浪漫主义的一个成分或“单位观念”——“距离怅惘”，中国古代思想和文艺里有明确的表达，也许和你作索引，有不约而同之处）。此信请阅毕掷还，因我尚未回答。另有一信，乃此类信中之样板，是大文（指《随笔》刊发的舒展那封长信）为我招来麻烦之一例（指向钱老买书）。还有一信，说曾写信给你，因你未复他，故写信直接给我。呜呼哀哉！从今后乃知“人是写信的动物。”
　　在编选《钱选》过程中，钱先生不仅修改、审定舒展草拟的所有五卷六册的编目框架、条目及编者提要，还审览过我请舒展代撰的，刊于《钱选》第一卷的《出版说明》，而且钱老对舒展的编选工作，始终给以非常认真、细致的帮助和指导。

　　1987年6月，钱钟书致舒展信写道：

　　承偕伟经过谈，甚畅。大驾甫行，邮递件即至。知伟经急需（指舒展所拟《钱选》编目），遂违“只有抓跳蚤才急不及待”之古训，尽半日之力，细阅一过，并僭加删改。求其简要，点明眼目，而不重述本文。未识当否？即请卓裁。如以为不谬，其它条目，按此命笔。尚有合并数则，增补数处，统希定夺。此事费兄心力，累及嫂夫人，弟罪孽深重，然祸首乃伟经，以此稍减歉咎耳。西谚谓“烈女肯答嘴，即有隙可乘。”伟经皆深知此诀者。
　　7月，钱钟书致舒展信云：

　　拙著害你费神，我很有罪孽深重之感，只好怨恨伟经，借此吐一口气。拟目很妥当，我建议把《男女》、《宗教》、《人生》、《权力》四类合并为一：《人事》，把《作家》一类删去（太多太杂）。暂定框格，一一分别填塞，如格格不入，再作道理。你说何如？我的未刊部分，当找机会呈阅供采择。

　　8月初，钱先生又致信舒展：

　　尊稿看过，想见挥汗苦干，歉惭之至。已删改一过，是否有当，统由卓裁。其中鄙见以为琐小者，皆削去。鄙意以为尚有可补者：离奇荒诞之情节亦须循规蹈矩；文艺作品违反历史事实的容许；天然事物藉艺术而得保存迹象；“农山心境”；政府文告未可尽信；论翻译；用替代字；“诗无达诂”；大师开宗立派于自己不利。
　　相隔一周，钱钟书再致信舒展：

　　遵选似宜注重于较有“理论”意义者，否则不胜其繁。盖此等处须兄拈出；若考订、鉴赏等较具体之章节，学者尚易识别也。且鄙意至多三册。遵命不“打乱”，故建议前两册所采专属文言，限于《管锥编》、《谈艺录》两书；第三册属白话，将《七缀集》（此书已销罄，弟拟收回交社会科学出版社重印，但兄如同意弟办法，弟为照顾花城生意经，可打消原意，因等于重印）中七篇及《宋诗选注·序》用1979年重印本，中有误漏字，弟亦可改正共八篇合成一册（《七缀集》中片断便不插入前两册；《七缀集》中刊误及修改各处，请兄将弟赠本交弟，当为一一录上）。如此似眉目较清，尊意如何？

　　为稍补弟删去之篇幅起见，建议增加：

　　论“寄托”；艺求能使天然美好事物长存，“不如愿”是觉“好”的缘由；发现山水美者常是不得志的人；“学业”与“举业”。现在的“学习”、“读书”等，即“学业”又义为“举业”之一例；梦；是非定于众寡；得心应手；名教；《管锥编》新补弟之手稿，皆已写定，以兄故，不敢自秘，但不拟示人；在兄选本问世前，亦不拟公布也。兄却黄君之请甚当。倘采用《钱钟书论学文选》为书名，则题签须命内人重写。昨日立秋，今晨凉爽，如获大赦。想兄有同感。

　　钱先生致舒展此信后不久，就因感冒咳嗽并发哮喘等症，大病两个月。为让他安心治病，舒展即停止将编好的《钱选》书稿呈交他审定。直至1987年11月钱先生给我信中谓：“我的病大致已痊，详情由舒展兄代告。”同一天我即收到舒展复印转寄来钱先生写给他的信。

　　屡承电话垂注，感激无已。弟病大致已愈，行动亦不致倾跌，惟喉头炎未愈，又患失眠，日夜稍一用心或有小事待办，辄通宵转辗反侧，服安眠药只能睡一二小时。现在兼服中药调理。但七十老翁，每病一次，恢复之健康即减少一部分，亦如被占领之国家，即幸转败为胜，殊难尽复失地。奉告请释念。
　　复有两事须补向兄汇报。中华[书局]拟于明年出第二版《谈艺录》，请弟校正误漏字（代价为一夜失眠！！）并以补订交之合在书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七缀集》须应读者要求，亦于明年再版，请弟校正误漏，弟仅校正误漏字，未将补订者加入（代价亦为一夜失眠！）

　　台湾一出版家托美籍华裔学者为“中介”，索取杨绛《堂·吉诃德》译本再版，已约定。又一出版家托香港出版家向弟索取《宋诗选注》出版（已有盗版，比为“正式”重婚， 异于“私下小公馆”）。

　　尔后，舒展将编成的《钱选》初稿，于1987年11月中旬呈送钱先生初审了一过。不料他又得病，住进北京医院检查病因和治疗。待至1988年2月出院，他才能够将舒展与夫人剪贴、整理好的《钱选》全部初审稿，再次由钱老最后审定认可。随即由舒展用一个大皮箱，由其长子乘民航班机护送到广州。交我编发付排。

　　从1986年底钱先生亲自确定邀请舒展选编《钱选》，至《钱选》五卷六册初版平、精装本于1990年印行，前后历时五年。这期间，舒展与钱先生电话、书信不断。交往频繁。为了彼此互通信息，或承钱先生之意，舒展随时将钱先生给他的信复印寄我，计有39封之多。近日检出重读它们，以及钱先生当年写给我的有关信件，多少往事又涌上心头，闪于眼前。

　　今年是钱钟书先生辞世三周年，我写出这篇粗浅的文字，是想借此寄托一个普通晚辈对一代大学者深诚的忆念。

　　无尽的时间长河，将会消融多少物质形态的东西；然而，钱钟书先生的精神，他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会变得愈来愈鲜明、崇高。

宋公明

罗家伦与钱锺书

   多年前，夏志清先生发表了一篇文情并茂的文章《追悼钱锺书先生》，由此我才认识到钱先生的才华学识，同时更惋惜他所遭到的“厄运”。1978年起中国大陆渐渐对外开放，文艺界的真确讯息也逐渐传来，例如老舍、袁昌英的死、俞大，以及傅雷夫妇的自杀，沈从文和钱锺书的幸存，都引起了海外华人的关注。随后我又读了钱夫人杨绛女士所著的《干校六记》，使我更感觉到，能够度过“文革”这样岁月的知识分子，确实是劫后余生。

   1979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次派代表团访问美国，知名度较高的两三位成员中便有钱锺书先生。他们在各地的访问活动，美国几家中文报纸都竞相报道。5月16日的纽约《华侨日报》，便刊载了署名汤晏的一篇《钱锺书访哥大侧记》，其中有两段因为涉及先父罗家伦与钱先生的师生关系，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

   ……中学毕业后他考取清华大学，据邹文海《忆钱锺书》（《传记文学》创刊号）一文中说，他之进清华有着不很寻常的经过。“因为他算学零分，按例不得录取，而罗志希校长因他英文特优，所以力争破格准其入学”。在座谈会上也谈了一些他早年的掌故，有人问他当年考清华时，他数学零分，但英文特佳而破格录取，确否？他回答说确有其事，不过他说：“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最后钱氏补说了一句他是一个反动者（Reactionary），此语一出引起哄堂大笑。

   父亲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时（1928-1930），我尚未出生，以后也未曾听到他谈起这位有名的学生。但是几年前我在整理父亲的遗稿时，偶然找出写在荣宝斋仿古信笺上的两封信和十多首旧诗。细读之下，发现这位自称“门人”、“受业”、“诗徒”和“诗弟子”的作者，便是钱锺书先生。

   第一封信的日期是1934年1月8日。当时钱先生已从清华大学毕业，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父亲则已离开了清华，在南京任中央大学校长。钱先生因为收到了父亲寄赠的一首新诗，特意回信表示谢意和欣赏，并以“喷珠漱玉”和“脱兔惊鸿”来赞誉父亲的诗和书法。此外钱先生又写了一首七绝作为回赠：

   快睹兰鲸一手并

   英雄余事以诗鸣

   著花老树枝无丑

   食叶春蚕笔有声

   这首28个字的七绝诗，包括了至少三个典故，钱先生特别加了一页注释，阐明“兰鲸”、“老树”和“春蚕”的出处。另外他又抄了早两年间所作的十首旧诗，一并寄给父亲，谦逊地附了一笔：“庶生小巫滥竽知耻辄复写呈数首覆瓿投厕唯师所命”。足见钱先生对父亲的景仰和渴望师生间交流之切。

   钱先生的第二封信当在同年2月23日，是为了把他的新作《论师友诗》绝句八首寄给父亲看，又客气地说：“录奉一笑不足为外人道。”

   至于父亲当初寄给钱先生的是哪一首新诗，这两封信中并没有正面提到，但也不难找出一些线索。父亲自从“五四”时代投身新文化运动之后，一向用白话文写作，在“文学的国语”方面建立了他独特的风格；在新诗的领域内，也作过不少尝试。他从大学时代到游学欧美六年中，以至抗战初期国破人亡的局面下，写过不少新诗和歌词，收集成一本《疾风》集，于1939年在重庆出版，以后父亲则渐渐改写短诗，“以绝句遣兴”。1956年选出旧作总共分成八集，手抄影印出版，题名为《心影游踪集》。其中收入的少数新诗中，《玉门出塞歌》后有这样一段叙述：

   此歌作于民国二十三年。自九一八后，国难愈迫，悲愤难言，常谱笳声，而励士气。同时复感西域危机，不让东北，爰借出塞之歌，以报天山之警。是时也，余不特未曾至新疆，即陕甘亦非吾履痕之所及。塞外风光，不过童年想象中之遗痕耳。

   这首诗于同年由李惟宁教授谱曲，从此广传全国。据我的推测，《玉门出塞》可能在1933年底便已成稿，父亲随即寄予钱锺书先生切磋。钱先生的第一封信表示激赏，第二封信又重申“夫子见其不少假借便知快睹一首绝非过谀足以取信于天下也”，可见所指的不是一首纯粹抒情诗。1月8日的信尾“诸祈为国为道珍卫”几个字，似乎也反映出父亲这首诗中的忧国情操。相形之下，初出校门的钱先生住在上海，亦承认自己新近发表的诗“皆絮絮昵昵儿女之私”。

   钱锺书先生考入清华大学时只有十八九岁，那时父亲也刚三十出头。校长和学生只有一年同在北平，但在校园里便发现了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几年以后，一个陆续写自由式的新诗，一个常作典雅的绝句，但是他们仍能互认知音而互相勉励。这两封信和十数首诗，逃过了半个多世纪战火和迁徙的劫数，完整地保存到今天，岂不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