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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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义和团内乱的出现


　　一八六一年“辛酉事件”后，慈禧太后支持在中国进行了长达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他不仅为当时封闭与落后的中国引进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大开中国的国门，使西方的文化、思想、宗教、理论进入中国。这段时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也大为改善。但是，西方文化、技术、思想、宗教等的进入中国，开始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宗教、思想发生矛盾。他一方面与中国上层的一些封建特权发生矛盾，另一方又与传统的儒教文化发生矛盾。就连慈禧太后本人也担心西方“洋人”影响的增大，会动摇清王朝。而最初也就表现在各地的一些反洋斗争中。反洋教斗争的主力是农民。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长期处于封建主义在桎梏之下，又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不具备世界的眼光。他们看到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以及西方的新产品进入中国，侵略了中国人的利益。他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开始对西方的新产品和新技术产了一种抵触思想。这又导致他们对西方外来的不同宗教信仰、礼俗和生活方式，也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排斥，而农民的这种小生产的保守排外情绪，又正好迎合封建统治上层的一部分的排外思想，他们开始里应外合。而这种结合又表现在反对“洋教”的斗争。


　　自“洋务运动”后，随着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科学的传入中国，外国的一些文化和思想，甚至宗教也开始传入中国。这些文化和思想最初大多数都是由当时的外国传教士，以传教的形式传入中国，当地的中国外国传教士，对于向中国介绍西方的先进科学和技术，以及西方文明和文化都起了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中山东便是外国传教士活动较多的地方。外国传教士进入中国，开始与中国的传统拳教发生冲突，这个冲突不仅表现在文化、思想等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对教徒的争夺上。在中共出版的一些书籍中，把西方最初到中国来的一些传教士，说成是“侵略者”和“帝国主义分子”。实际上当时西方的许多传教士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来华的许多传教士中有不少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抱着为宗教献身的精神来中国传教：也有些是失业者，借传教来中国谋生。还有部分传教士支持中国变革，支持中国的变革人士，如康有为就是靠传教士的帮助才逃脱清政府的追捕：特别是西方传教士在西学传播上曾起过重要作用，他们最早在中西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教会在中国开设医院，以医疗作为传教为手段向中国传播现代西方医学技术。在客观上传教士、医生把西医西药的科技知识引进了中国，为中国训练出一批西医和护士。传教士还创办了许多教会学校，它的直接目的是“造就服从于他们的知识干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些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除了宗教说教和奴化教育外、还开设了英语、近代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课程。这也是当时的中国没有的。他在客观上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培养了一大批不同于中国旧式文人的新式知识分子。


　　中国最初的“反洋教”的义和团主要是以民间习武的拳会、结杜和信奉白莲教的群众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这种武术拳会、结社，在道光后大体有两种发展趋向，一种作为秘密组织而流传；一种变为民间拳会。所以一部分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另一部分则无宗教迷信。原白莲教支派有些在甲午战后己由反清的秘密宗教发展为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反西方的和自保身家的暴力组织，随着斗争在各地的发展，也有一些民团参加进来。义和团原名义和拳，这组织起源于民间的白莲教，后来白莲教在大理内乱失败，白莲教的各个支派继续暗暗流传，在直隶、山东、河南、山西等有八卦教、红阳教、荣华教等。尽管这些组织有些由一些贫苦的民众参加，他们通过结社的方式组织成秘密组织，但是他又是民间一种迷信和封建色彩很浓的组织，极具欺骗性。这种组织最初是以传习拳术来发展教徒，后来则完全采用一种称哥道弟，或者烧杀强掠的办法来发展组织，对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不安。这些组织他不仅代表当时中国的最具封建和保守的力量，而且还带着很强的排外性。


　　中国最初一些拳民反洋教斗争只是一种自发性、分散性、缺乏统一的组织，他们提不出明确的纲领口号，斗争形式和手段也很落后，斗争的方式和目的也主要是以“拆洋楼、扒铁道，电线全杆全不要”为主，有较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是义和团组织的两个显著特点。参加义和团的群众主要是贫苦农民的流民，还有手工业者、城市贫民、小商贩和水陆运输工人，以及散兵游勇：发展到京，津后不少中小地主、政府官吏和清军也参加了义和团。义和拳首先在冠县梨园屯一带展开反洋斗争：冠县梨园屯的天主教民与和义和团团民因建教堂和玉皇庙基发生争执，一些团民拆毁教堂，一八九七年春一些教民在在旧基上重建教堂，村民阎书勤等率众拆毁教堂，重建玉皇庙，并邀请直鲁交界处的梅花拳首领赵三多前来护庙。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他们在冠县蒋家庄，（今属河北威县）竖起“助清灭洋”大旗，率众暴动。直攻该县的红桃园教堂，随即东撤临清。之后，队伍分为两路一路由阎书勤率领，重返冠县展开反洋斗争，一路由赵三多率领，沿运河北上，力量扩展到直隶南部，一八九九年春，义和拳的斗争已遍及鲁西北地区。


　　面对“洋教”和义和拳兴起，朝廷内部也出现了两种意见。以直隶总裕禄，端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刚毅，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和毓贤等主张对义和拳采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为什么要采取“抚”的政策？由于“洋教”大量的进入可以改为人们的思想和文化；而义和团的兴起又会造成内乱，这便在一部分清朝官僚中产生了以中国“拳民”对付“洋教”的办法。他们想通过加强“拳民”与“教民”之间的冲突，既达到了统治的目的，又实现了排外主义。而以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洋务派则始终反对以“拳民”对付“教民”的略策，对于义和拳坚持“剿除”为第一义。


　　义和拳称义和团最早见于一八九八年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他认为这样“既顺舆情亦易钤束”。一八九九年夏，继任的山东巡抚毓贤出示改称义和拳为义和团，义和团得到迅速发展，并开始日益扩大起来，成为了以农民的流民为主体的反西方组织、义和团的组织一般分为两级，上一级是团，下一级是坛。坛，又称坛口，坛厂（场），拳厂（场），是义和团的基层组织，它是军事，宗教和政治一体的组织。坛上面虽说有上一级的团，但实际上并没有团一级的领导机构。有的坛口可以管辖几个，几十个以至几百个坛，故有称之为总坛的。各团都有自己的领袖，总团或其系统的领袖，一般称为老师，也有称教师、团首、大帅、祖师等。坛的首领称为大师兄，二师兄，首领的名字大都是公开的，上如张德成是天津一支坎字团首领，李来中是北京一支干字团的首领。坛口大半都设在一些庙、寺、院里，或其它公共场所。各个坛口都供奉他们信仰的“神灵”和敬仰人物的牌位。如玉皇大帝，关圣帝君、梨山老母等。在义和团盛行的地区，团坛很多，有一个村设两个坛口，甚至一个村设几个不同字号团坛，也有几个村设一个团坛的。各坛团民数无定额。义和团还有一些妇女组织，女青少年团叫红灯照，老妇团称黑灯照，成年妈女团名之为蓝灯照等。著名的有天津林黑儿（“黄莲圣母”）领导的红灯照。


　　山东是义和拳内乱最凶的地方，由于山东巡抚从李秉衡开始，张汝梅和毓贤都采取了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方针策略，使义和拳在山东获得了至少半合法的地位。关于这一点，山东巡抚张汝梅他在向朝廷写的收编义和拳的报告中说，他派了专员调查，了解到冠县，南宫，曲周等县都有拳民的活动，“如任其自立私会，官不为理，不但外人有借口，并恐日久别酿事端”。所以他认为，“改拳勇为民团”，也就是“将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之自卫身家，守望相助”这个办法是适当的。次年二月继任巡抚的毓贤也用“抚”的策略来对待义和拳。义和拳得到了巡抚承认的某种合法地位，开始在山东境内迅速发展，而义和拳改为“义和团”这个名称就是由于官方实行这种抚的策略而取的。


　　山东义和拳改称“义和团”，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地位，那知改名后的义和团，在得到朝廷一部分官僚的支持下，他们打出“保清灭洋”口号，吸引了更多受欺骗的群众，一时间，山东的许多地方都成了义和团的拳厂，如庄平县八百六十个村庄，拳厂多达八百个，他们采用一些中国传统的迷信和封建的东西欺骗“拳民”，如用画符、念咒、请神的“法术”，自称能练成“神拳”，刀枪不能伤身，还能使敌方刀枪失灵，他们所请的神也是五花八门，大多是神话故事和流行小说中的角色，如洪钧老祖、骊山老母、关羽、张飞、黄三太、黄天霸、孙行者、猪八戒等等，挑动一部分“拳民”与“教民”互相残杀，甚至肆意的攻击无辜的民众和朝廷，侵扰人们的正常生活和一部分人的正常信教自由，他们还到处放火烧毁教堂，攻击教民。这些都引起外国的不满和朝廷的不安。


　　山东义和团内乱，开始引起一些国家对山东巡抚毓贤的不满，他们开始要求清政府撤换他。美国驻北京公使康格对清廷建议说：“派一个能干的人代替他的职位”，“假如没有足够武力的话，可把天津操练得很好的军队调去协助。”（《美国对外关系》，第二卷，一九零二年，第七七至八四页。）暗示袁世凯的武卫右军可以担当这一任务。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致函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伯理说：“关于今后山东北部的局势，我认为，最有希望的前景是挑选袁世凯充任巡抚。这位官员曾担任多年的中国驻朝鲜大臣的职务……他性格果断，而且在必要的时候立即使用武力，这是他一生中在各种危急情势下进行活动的特点，所以使人们有可能期望，在他所管辖的省份中，他将顺利地迅速平定叛乱。”（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三至四页。）


　　对于山东的局势，袁世凯早已表示关注。一八九九年五月，他奉荣禄的命令率领新军八营前往德州一带，进行军事演习。此间，他多次给荣禄写信，报告山东情况。七月回到小站，他立即向清政府上了一个奏折，说自己目睹山东局面“，”夙夜忧愤“，并建议：在山东必须”慎选牧令“，”讲求约章“，”选员驻胶“，以便”导愚民，而缔邻好“。（袁世凯：《养寿园奏议辑要》，卷一，第九至十一页。）他的这些建议对于解决当时的山东内乱上具有一定的益处，十一月，他进京为西太后”祝嘏“，又向荣禄面陈了自己对解决山东的建议。由于袁世凯的献策以及人们和西方各国对袁世凯才能的评价，再经荣禄推荐袁世凯被派到山东，去解决山东内乱。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六日，清政府发出上谕，令”毓贤来京陛见“，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次年三月十四日实授）。同时，命令武卫右军全部由小站开往山东，仍由袁世凯统率。消息传出，许多人甚至国外的许多人也认为，袁世凯是解决山东内乱的惟一人选。如第二天，美国公使康格就给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去信说：”我高兴地报告您，昨天武卫军袁世凯将军受命代理山东巡抚；他是一个能干勇敢的人，和外人交游甚广，相信皇上给给予适当的谕旨以后，则扰乱即可停止，秩序即恢复，我们希望如此。“（参阅《美国对外关系》，第二卷，一九零二年，第七七至八四页。）


　　袁世凯到任山东巡抚后，应该说在平定义和团内乱方面是做出了成绩的。据说义和团的“拳民”都有神体附功，刀枪不入的本领。在袁世凯去山东前历任山东巡抚都被义和团的捉神弄鬼的把戏所欺骗，而且许多不明真相的民众也被欺骗。袁世凯知道，要想从根本解决和平定山东义和团内乱，就必须戳穿义和团这些欺骗人们的封建与迷信把戏。有一次，为了戳穿这个把戏，袁世凯给一些义和团的首领下了请贴，让他们来巡营表演他们的“法术”，好家伙，当这几个首领一个个装神弄鬼，口吐白沫，一个头领欺骗袁世凯说，神功附体后就什么打不死。为了验证这个所谓的“刀枪不入”，袁世凯进行当场验证，随着两声枪响，两个欺骗者应身而倒毙命。自这次表演后，袁世凯通过事实教育了“拳民”，也教育那些受欺骗的民众。


　　就在袁世凯到达济南的第四天（十二月三十日），平阴、肥城交界处发生了一起教案，英国传教士卜鲁克被一些“拳民”杀死，袁世凯清楚外国传教士的正常活动得不保护和外国传教士的安全没有保障，这不仅影响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也影响以道德闻名的天朝帝国的名声。从维护国家名声和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袁世凯以法严惩了几个罪犯，其中判案处决两个杀人者死刑，一个终身监禁，两名有期徒刑，四个村保受鞭笞之刑，还罚出事地方居民银五百两，为卜鲁克竖立纪念碑，并给赔给教堂银九千两，将肥城县令撤职。袁世凯以如此大胆的胸怀，处理了这起杀害无辜外国外教士的案件，既惩办了凶手，又教育了一些受欺骗的“拳民”，同时又较好的处理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受到中外民众和政府的一致好评。


　　正是在袁世凯的这种文明和理智的治理下，一些受欺骗的“拳民”开始纷纷觉醒，他纷纷退出“义和团”，义和团也开始在山东瓦解，而且这个时期中国与外国的关系在山东也趋于好转，一些外国传教士又开始回来到中国进行正常的传教活动。山东的治安秩序也开始大为好转，义和团过去任意杀人放火，强掠他人财产的现象被禁止。为了巩固这些种秩序，袁世凯还采取了一些“治本治标”的办法，从提高广大民众的素质出发，袁世凯编印了大量的文化教育材料和大量的白话诗歌，四处张贴，广播民间，开始在山东起到了较好效果。


　　二、义和团“扶清灭洋”口号


　　一八九九年初，直隶的景州、阜城，故城、东光等州义和团的反教会暴力内乱越加疯狂。一九零零年三，四月间，义和团开始向冀中各州县发展，并在五月控制省府保定，随后，义和团向北发展到定兴，新城、沫水，涿州一带。五月十二日，涞水教堂的二十多名传教士和教民被义和团杀害，结果前来平定内乱的清军，也全军覆灭，许多官兵被义和团杀害。直隶总督派提督梅东益、昌潞杨福同率兵平叛，涞水义和团伤亡很重，被迫撤至定兴县石亭村，附近新城、啄州、易肌房山等地义和团赶来支持；二十二日，在石亭村外设伏打败清军，杀死副将杨福同，杨部大乱，全军覆没。五月二十七日，义和团攻占涿州城，并焚毁涿州、长辛店、芦沟桥等车站。二十九日，占领丰台车站，逼近北京。而在保定的义和团，向东又发展到了雄县、霸县、静海等在地。游民出身的曹福田，外国驻华使馆以及北京和天津的居民都受到内乱威胁。


　　一九零零年春，北京城内就出现了义和团，广泛流传着所谓“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的义和团揭帖。义和团不断进入北京“铺坛”。清廷虽明令步兵统领衙，顺天府查禁义和团，这非但没有奏效、而且义和团开始向北京发展市民，一些西方使馆也开始派士兵对使馆进行保护。慈禧对义和团已是左右为难，她不想采取暴力平叛义和团，也不愿意利用义和团抵御“列强”便派协办大学士刚毅和平解散义和团、想以消除外国使馆的不安，默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京郊各地义和团趁机大量涌入北京。有些王公大臣为了自保身家性命和控制义和团，也表示附和义和团或自组义和团。当时，北京全城坛口猛增达一千左右，团员人数逾十万人之众。


　　在保定的义和团向东发展到了雄县、霸县；静海等地。游勇出身的曹福困在静海多处设坛口，团众数千人，以操船为业的张德成在静海狼流镇建立“义和神坛天下第一坛”，后又在杨柳青设十余处坛口，团众达两万人；一九零零年五月底，曹福日、张德成等多支义和团先后进入天津设坛，城内一时“神坛林文，业冶铁者，家家铸刀，丁丁之声，日夜相继”。天津义和团来源广，坛口较大，力量相对集中。他们砸毁海关道暑、电报局，打开县监狱，抢空军械所，焚毁瞭望海楼教堂。天津成为了义和团暴力内心乱的主要活动地方。


　　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后。全国各地的反教会斗争也更加高涨。山西、河南、内蒙：东北等地都掀起了以反教会为中心内容的反洋暴力内乱。从一九零零年二月开始，振顺、吉林、奉天等地、到处出现了公开拳练，打出“扶保中华，逐去外洋”的口号，长春的义和团焚烧了俄国车站，沈阳义和团火烧东门英人的耶稣教堂。在山西、内蒙、河南到处都有“扒洋楼：报冤仇”，的以杀害传教士为主要内容的暴力内乱。


　　义和团发展到北京时，北京城也几乎成了他们的天下，义和团发火烧了北京的前三门内外，烧掉了几千幢房子，使义和团的恐怖开始笼罩着整个北京城。此时的洋教堂，外国使馆更成了义和团进攻的目标，而所有的北京居民也都在这蜂起的到处是义和团的流民的烧杀强掠中，开始对安全感到担心，义和团头上包着红帕，手持刀矛，成群结队地在内外城自由行动。他们甚至进入一些王公府邸，就在里面设“坛”居住，许多达官贵人，包括皇亲贵族如贝溥伦，一品大员学士除桐，孙家鼐，尚书陈学芬等人的家中，都被洗劫一空。面对义和团内乱，西太后最初是反对义和团内乱，但当直隶各州县义和团不断击败清军的围攻，势力发展到了天津，北京，“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底，处处皆是”，西太后担心如果贸然采取武力，“即刻祸起肘腋”，危及自己的生存，便决定改用笼络和安抚的手段。


　　义和团初期为什么会迅速蔓延，这主要得益于义和团初期采取的一个策略上的口号，不仅欺骗了清政府，也欺骗了当时的中国民众。这就是所谓的“扶清灭洋”。“扶清灭洋”，或称“保清灭洋”，“助清灭洋”，“兴清灭洋”等，是义和团的重要政治口号。鲁西北义和团自一八九八年十月在冠县蒋家庄最先提出“助清灭洋”的口号后，一八九九年十月十一日在平原杠子李庄战争中树立了“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旗帜；以后各地义和团较普遍地采用了下“扶清灭洋”这一口号，这一口号的政治内容和实质如下：


　　“灭洋”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的和根本的斗争目标，它除了以反洋为主要内容外；也有笼统排外的含意、义和团宣称他们所以要起来斗争，是：“只因鬼子闹中原”；并较全面地提出了反洋的要求、有极强的号召力；实际上义和团的反洋是一种极端的民族排外主义情绪，他们不仅杀害洋人，而且连洋人、洋教和洋物统统排斥。他们把反洋作为基本任务，不仅使内乱扩大，而且还阻碍当时中国技术的进步，这显然是一种倒退的行为。


　　“扶清”是义和团政治主张的又一方面。“扶清”的口号只是义和团的一种策略上的需要，在义和团内乱初期，为了扩大义和团，一些义和团的头目从策略也考虑希望他们的行为能得到清政府的容许，而且也正是因为义和团在初期采取了如此策略，使义和团得到了清政府的默许，使义和团内乱很快在全国许多地方蔓延起来，最后连清政府自己也无法收场。


　　“扶清灭洋”的口号曾为义和团的发展起了作用，但是在当时则助长了和团内乱的蔓延。


　　三、清廷对外宣战


　　清政府的转变主要受宫内一些王公大臣的压力，由于义和团内乱的兴起，使外国干涉中国的危险在增大。本来慈禧太后在“辛酉事件”后，一直采取与西方缓和政策，而在“戊戌变法”期间，因为光绪帝与“洋人”的秘密联系，密谋慈禧的权力，慈禧开始对“洋人”产生警觉。“戊戌变法”失败后，满族新亲贵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及刚毅等人，又多次秘谋废除光绪帝，另立新君。大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反对，这些亲贵废帝阴谋未能得逞，他们便改变策略，于一八九九年十月把载漪的儿子溥儁立为大阿哥（皇位的继承人），以便“除篡大统”。对于满亲一些亲贵废帝之谋，慈禧太后出于对洋人的不满，一度也曾对废帝密谋采取默认的态度。这就使慈禧太后与洋人的对立越大。康，梁逃亡国外后到处鼓吹保皇，使西太后对洋人怨恨增大，在慈禧太后这种排外思想和增加下，宫内盲目排外的情绪也在不断蔓延开来。当义和团发展到北京又一时无法解决时，慈禧太后便宣布义和团为“义民”，进行“安抚”，使之与洋人斗争，以达到以“拳民”排外的目的。


　　当义和团内乱京津蔓延之际，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慈禧太后又陷入矛盾之中，一方他恨义和团内乱，他知道义和团内乱表面上是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实际上最终将危机清朝的政权；另一方面对“洋人”虽然慈禧太后在“辛酉事件”后，一直采取与西方缓和政策，而在“戊戌变法”期间，因为光绪帝与“洋人”的秘密联系，密谋慈禧的权力，慈禧开始对“洋人”产生警觉。在清廷统治集团也出现了两种意见。对于义和团，军机大臣荣禄、吏部侍郎许景澄、总理衙门大臣袁昶、联元等，均主“剿”。包括一些有实力的封疆大吏李鸿章、刘坤一、袁世凯、张之洞等；而端郡王载漪、庄郡王载勋、贝勒载镰、大学士徐桐、军机大臣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等人竭力主“抚”。对于“洋人”则相反，在主“剿”派中，如许景澄，多年任驻法、德、俄、奥等国公使，了解外情；荣禄、联元等在总理衙门任职中，也多与外使打交道。而李鸿章、刘坤一、袁世凯、张之洞都是当时洋务派大臣，他们从维护清王朝出发，主张坚决镇压义和团。后者，以原来不得志的满洲贵族为中心，他们与一些居心叵测的原顽固官僚勾结在一起，形成一个为满足其私欲的阴谋集团。特别是端郡王载漪、他更是阴谋较大的人物，“戊戌变法”失败后，满族新亲贵端郡王载漪，庄王载勋及刚毅等人，又多次秘谋废除光绪帝，另立新君。大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人的反对，这些亲贵废帝阴谋未能得逞，他们便改变策略，于一八九九年十月把载漪的儿子溥儁立为大阿哥（皇位的继承人），以便“除篡大统”。对于满亲一些亲贵废帝之谋，慈禧太后出于对洋人的不满，一度也曾对废帝密谋采取默认的态度。这就使慈禧太后与洋人的对立越大。康、梁逃亡国外后到处鼓吹保皇，使西太后对洋人怨恨增大，在慈禧太后这种排外思想和增加下，宫内盲目排外的情绪也在不断蔓延开来。


　　大清朝的接班问题似乎有了着落，而面临的危机是如何对待“义和团”和“洋人”问题。五月二十日（六月十六日），西太后于仪驾殿召集、主持的御前会议，到会的除大学士及六部九卿之外，受西太后之命光绪皇帝也出场了。在会上，围绕着战与和及如何对待义和团等重大问题，群臣纷起陈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曾出使过外国的吏部侍郎许景澄首先进言，他认为“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指于六月十一日，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因接应外国侵略军被董福祥的甘军士兵所杀——引者），中外皆无成案。今东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于”朝不谋夕，倘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地“？太常寺卿袁谰更明确地说，”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征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义和团》（一），第十三页。）大常寺少卿张亨嘉，也持以同见，主张对义和团应继续坚持“剿”的方针，镇压不了就“设法解散”，（浑硫鼎：《崇陵传信录》，丛刊《义和团》（一），第四八页。）不同意利用义和团对外开战。光绪帝，也未失时机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人心何足恃，抵益乱耳。今人喜言兵，然自朝鲜之役，创矩痛深，效亦可睹矣。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义和团》（一），第十三页。）他进而明确地指出“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之）理”。）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第一一四页。）光绪站在反对与“洋人”开战的一边。


　　而主张对“洋人”作战的一派认为“人心不可失”，他们说，“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雪仇耻”；载漪甚至杀气腾腾地建议，“时不可失，敢阻挠者请斩之”。（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义和团》（一），第十三页。）。在这次的御前会议上，西太后没有公开做出决定。但是，载漪并未因此而甘拜下风。他抓住了西太后内心活动的症结，在这次会后的当天，即唆使“军机章京连文冲伪造”了一个以“请太后归政，废大阿哥”等为内容的所谓“外交团照会”，并连夜派人通过荣禄把它传到了西太后手里。这一办法果然奏效，对西太后犹如火上浇油。她看到伪照立即火冒三丈，大发雷霆他说：“彼族竟敢干预我家事，此能忍，孰不能忍！外人无理至此，予誓必报之。”（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第六七卷，第二页。）到这时，西太后联想到“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帝在会上的态度。他开始与“洋人”翻脸了。次日（六月十七日），再次召开了御前会议。


　　在这次的御前会议上，因光绪帝仍在场，所以，西太后又不得不暂且自我心虚地按捺住心头的怒火。她在委婉地宣布了伪照（没说“归政”及“废大阿哥”的内容）后即表示，“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恽毓鼎：《崇陵传信录》，丛刊《义和团》（一），第四九页。）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光绪帝更为急切地感到“国命安危，在此一举”。（吴水口述、刘治襄记：《庚子晒狩丛谈》第十八页。）当时他几乎忘掉了自己的处境，以豁出来的气势又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他认为，“战非不可言，顾中国积衰，兵又不足恃，用‘乱民’以求一逞，宁有幸乎？”又说，“‘乱民’皆乌合，能以血肉相搏那？且人心徒空言耳，奈何以民命为儿戏？”（均见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义和团）（一），第十三页。）光绪帝还进而指出，“忠义之气，虚而不实，况未经训练，一旦临阵，枪林弹雨之中，徒手前敌，其能久恃乎？是以不教民战，直是弃之。”（杨典浩：《庚于大事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记事》，第八一页。）很清楚，光绪帝的如是之说，是直接针对西太后和载漪等人而来的。结果载漪一张假“照会”把太后与皇帝又推到了对立面。


　　这时，光绪帝也毫不含糊地道出了他的见解：“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断未有以一国，能敌七八国者。为今之计，惟有停战议和为上策，其次则迁都。”正当光绪帝说到迁都时，一个紧紧追随西太后的贝勒立即跳出来，当面歪曲光绪帝准备抗战的原意，指责这是畏敌潜逃。对此光绪帝也未让步，他又据理反驳说，“朕岂惜一身，然如太后及宗庙何？且古未有京城糜烂如此，尚能布置一切者。”（均见日本佐原笃介、浙东沤隐：（《拳事杂记》，丛刊《义和团》（一），第二五三页。）在遭到光绪帝的有力批驳后，这个无言以对的贝勒遂“拂衣径出”。由于在这次御前会议中仍存有尖锐的分歧，西太后却仍未公开做出决定。


　　因为在前两次御前会上，对垒的双方仍然争执不下，西太后虽没有立即做出最后的决断。但是光绪与太后的对立已经明显表走露出来。五月二十二日（六月十八日）举行的第三次御前会议。从一开始，西太后以及载漪对“洋人”主战派占了上风。载漪提出围攻“使馆”，西太后当即“许之”；（李希圣：《庚子国变记》，丛刊《丛刊《义和团》（一），第十四页。）总理衙门大臣联元说出点不同意见，他们就予以顶回。在这时荣禄从维护清王朝利益着想，怕她仓促蛮干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也不同意对外宣战，主张保护外国使馆。看来，西太后对其心腹的劝告也听不进去了。她已下定决心，又问光绪帝：“圣意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圣（光绪皇帝）颜悲戚，默然颇久，似乎欲言而不敢言，后云以应请太后允从荣禄所请，使馆不可攻，洋人亦应送津，惟是否有当，出于太后圣裁，非朕所敢作主者也。”（丛刊《义和团》（一），第六八页。）既然事态如此，光绪帝似乎只得借荣禄之见再重新表示一下自己的态度了。其所谓由“太后圣裁，非朕所敢作主”云云，无非是不让西太后抓住以后出乱子时再嫁祸于自己的借口。看来，他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在连续召开御前会议之后，遂于五月二十五日（六月二一日）便正式颁布了对列强同时宣战的上谕。在谕中表示，要与列强各国“一决雌雄”，改称“团匪”为“义民”，命各省督抚将其“招集成团，藉御外侮。”，决意与列强抗衡？六月二十一日的第四次御前会议上，慈禧下达了对八国的宣战诏书。中国与西方八国的又一次战争正式开始。一九零零年五月下旬的涞、涿之役，是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初步结合，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并向城市发展。六月十六日清政府招抚义和团的局面正式出现，因而义和团得以大批进入北京。六月二十一日日以慈禧为首的清中央政府在发布对外宣战谕旨的同时，也颁发了令各省督抚要把各处：“义民”，“招集成团，借御外侮”的谕旨，正式宣布招抚义和团。所谓“招抚”，其实质是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控制。在北京，清政府则派载勋为钦命统率义和团王大臣，建立义和团的总团，制定团规十条，要求一切人都须服从总团的领导，否则“即系匪徒假冒”，当予逮捕，“如敢抗拒，应格杀勿论。”


　　四、围攻外国驻华使馆


　　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正式向各国宣战。同时寄谕给各省督抚，要“招民成团，借御外侮。”从此，清廷正式利用和组织义和团对外开战了。但是宣战的直接结果，除了在天津方面直隶总督裕禄首当其冲地向来自大沽口的各国联军作战外，就是在北京官军和团民共同向使馆和北堂的围攻。


　　庚子年围攻使馆战斗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特的战争。从五月二十四日开始进攻至七月二十日联军攻入北京，使馆最后解围，前后几近两月，中间打打停停，似战非战，似和非和，全过程充满了许多的矛盾和奇怪的现象。二十四日发生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这天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前往总理衙门途中被八旗兵恩海枪杀。这就把慈禧太后推向了悬崖。据记自十二日起，留居北京的外人就处在一种“半包围”状态，当时外国使馆人员及外侨都集中在使馆区、北堂和美以美会教会（战事起后，全体撤入使馆）。自那以后，在北京的外国公众，主要是盼望西摩联军的到来，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中国政府可能起来认识到它的责任”（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第二三一至二三二页。）在北京朝廷中只有少数人头脑尚清醒，如蒙古八旗人尚书立三、汉人袁昶、许景澄一直反对与外人决裂。还有一个在慈禧太后身边的重要人物荣禄，总想影响太后，保护外国公使，不使情况弄得太糟。五月二十一日荣禄坚请太后准许他把各国使节护送到天津去。所以，二十一日清廷曾发上谕命令荣禄派遣他的部队保护使馆，并表示如各外国使节及其眷属愿意前往天津的话，在路上他们将获得保护。


　　二十三日下午四时，清廷已接到大沽守军来的信息，知道各国海军已发出要索大沽炮台的通牒，因此，经过总理衙门通知各国公使同他们的眷属、僚属、卫队和所有的在京外人，于二十四小时内从北京撤至天津，中国军队将奉令提供沿途护送。这说明在二十三日以前，慈禧太后在一些尚保持清醒头脑的官员要求下，还不敢公然违背国际惯例，即国与国间虽陷于交战状态，也不宜伤害来使。时各国驻京公使接到总署通知后感到惊愕：它们自二十日就被紧紧地包围，与西摩联军已失去联系，仅靠一小部分使馆卫队，用以在京防守既感太少，用以行军至津也十分不足，现在总理衙门声言提供军队护送，它们则认为是不可靠的。但是各国公使考虑到除了接受离开北京的命令外，将别无选择。于是各国外交团决定采取争取时间的办法，即给总理衙门一个照会，要求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到总理衙门谒见，以便解决行军的细节、护送的方式以及运输工具问题。外交团希望通过这一谒见，“进一步做出表示而说服中国政府承认它的手段的愚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第二三五至二三六页。）当时“各使馆人员间一般都同意有离开这个京城的必要，并且或许还要在极端匆忙中实行”。可是德使克林德却坚决地不同意各公使们几乎一致地认为有必要离开北京的意见。


　　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外交团未接到总理衙门关于约期谒见的答复，各使节决定无庸前往，而克林德却发言反对，并告诉他的同僚们，他已给总理衙门发出照会，他将个人前去访问，届时他要指责中国大臣们违背国际法，破坏外交使节神圣不可侵犯性所造成的后果。克林德这一表示，遭到各使节的全体反对，指出这样作对他个人是危险的。但克林德独排群议，径自前往。结果，一刻钟之后，他被害消息就传开了。克林德被害，使事情复杂了。这时慈禧如果再想遵守国际公法，保护外使，就必须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承认杀害外国公使的责任，立刻清除朝廷中仇外势力，调集可靠部队实力镇压义和团，并解除对使馆和北堂的围困。但慈禧太后已被洋人激怒到极点了，她已经走得太远了，绝不可能回头这样做。克林德之死，非但未引起她的警觉，反而使她及其近臣感到解恨或更加对“洋人”轻视。内阁学士那桐，请端王将克林德戮尸，“并于东安门桑首示众”。由于袁昶力主不可，才盛棺埋葬。（《义和团》丛刊，第一册七十页。）慈禧太后也以此喜形于色，信心倍增。第二天她对端王说：“洋人之情事，实如釜中之鱼，予待洋人未尝不厚，并赐其女眷游览南海，现如众志成城，洋人必为败绩也。”（《义和团》丛刊，第一册七十页。）慈禧太后和她身边权贵们竟有如此之见，所以在杀死克林德后，短期内出现了一个围攻使馆的高潮。前几天，使馆区聚集了几千义和团拳民，向使馆区的东交民巷发起猛攻，不到三天，就有四个使馆被焚毁，到七月二十日，有法、日、德三国的一百八十多名使馆人员被杀害，整个使馆区全线中炮三千处，而“如再有三千弹，则无论何处，皆将摧毁无余，与平地平矣”。六月十五日，义和团在攻打东交民巷以前，即已开始攻打西什教堂，义和团用炮轰掉了教堂的楼顶，炸毁发仁慈堂的东西两部分，还断绝了教堂与使馆区的粮、菜供应。


　　当时外人躲藏的使馆和北堂，共有四七三名外国平民（其中男子二四五名，女子一四九名，儿童七九名），外国卫兵四五一名，还有数千名中国教民。（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第二四零页。）它们虽然拥有比较精良的枪炮和坚厚的掩体，但与人数众多的武卫军、虎神营、神机营以及义和团众相比，毕竟是太弱了。何以能坚持两个来月之久？最主要原因是慈禧太后的战志不定和西方人称之为“已经很清楚地看出这次凶暴攻击将产生什么后果的一派”。（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第二四九页。）清廷阵营内部的帮助。这里首先指出的就是大学士和武卫军总统荣禄。荣禄清楚地知道攻击使馆的严重后果，在整个围攻中，他始终“暗中救全”。太后除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最初五天中，对洋人痛恨到极点，以致“动气”、“泄愤”，下令进攻，在二十九日后即有些觉醒，荣禄则可大显身手。


　　据当时在北京出任顺天府尹而又与荣禄关系密切的陈菱龙记载：“一日，端邸忽矫传旨意，命荣文忠公以红衣大将军进取。红衣大将军者，为头等炮位，国朝初入关时，特用以攻取齐化门者。……文忠心颇忧之。继得一策，以炮弹准否，全在表尺。表尺加高一分，炮位放出必高出一尺之外。密嘱炮手准表尺所定部位略加高二、三分。轰然发出，势若雷奔电掣，已超过该馆屋脊，视线出前门直达草厂十条胡同，山西票商百川通屋顶穿成巨窟。……各使经此番震撼，益切戒心。当议约时，各使犹复提及此事，意颇悻悻。余私谓李文忠公曰：当日演放炮弹时，尺码若不加高，恐使馆已成灰烬，各使亦难幸存。”（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二三至二四页。）


　　但由于荣禄等朝臣和南方督抚如李鸿章、刘坤一、袁世凯、张之洞以及驻海外使节的反对，很快地又出现了停攻或缓攻的局面，以致在以后两月中，由于在认识上的反复摩擦，便出现了打打停停的奇怪现象。由于慈禧太后不敢彻底和洋人绝裂和东南督抚的不合作以及京中大臣如荣禄等的“暗中救全”，所以使馆虽被围攻那么久，却始终得以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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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处斩“五大臣”


　　北京自五月中旬以后，在慈禧太后借拳拒洋思想影响下，以载漪、刚毅为首的顽固势力，召引义和团入京，包围使馆、教堂，烧杀事件时有发生，延及和平居民，京城秩序大乱。就连光绪的处境也处于危险中，载漪为他的目的，在义和团民中煽动“杀一龙（光绪帝）”的活动之后，五月二十九日（六月二十五日），载漪、载勋一伙又带领六十余名义和团民闯到光绪帝临时居住的宁寿宫门。这些人，口称寻找“二毛子”，“大声呼噪，请皇帝出宫，群呼杀洋鬼子徒弟，杀洋鬼子朋友”，欲对光绪帝下毒手。甚至大阿哥傅儁也仗势欺人，当面“呼帝为鬼子徒弟”，（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来》，第六七卷，第四页。）最后由于慈禧的杀二十几个闹事的义和团头日才平息。但局势发展令人忧虑。可是，在清廷中，在几次御前会议上，由于载满一派人的控制，持异议的大臣不敢言。宣战后，局势已成骑虎，“灭洋”——实际在北京仅表现为围攻使馆、教堂——之声笼罩一切。在北京满洲权贵及附合它们的朝臣如痴如狂的气氛下，预示着局势将不可收拾。这时在朝臣中却有几个人不计个人安危，挺身而出，他们公开地与载漪、刚毅等立异，提出他们的解决时局方案。这就是袁昶、许景澄、徐用仪、联元、立山五人。这五人在八国联军逼近北京前夕，未经审讯，而被斩决。这就是五大臣被杀事件。


　　五大臣中以袁昶、许景澄的言行，最为突出和有力，死事尤烈，堪称与戊戌六君子媲美的爱国者。袁昶，字爽秋，浙江桐庐人。光绪二年（一八七六年）进士，授户部主事，充总理衙门章京。十八年外放安徽宁池大广道。二十四年迁陕西按察使，未到任，摧为江宁布政使。后调直隶，旋内召，以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授光禄寺卿，转太常寺卿。二十六年以太常寺卿充总署大臣。许景澄，字竹贯，浙江嘉兴人，同治七年（一八六八）进士，改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大学士文祥以使才荐于朝廷，光绪六年诏命出使日本，以丁父忧未行。十年出任为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十六年为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十八年俄国侵我帕米尔地区领土，景澄据理力争，维护主权不遗余力，表现出外交才能和尽忠职守的精神。二十四年，诏景澄充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侍郎，直至二十六年。袁昶、许景澄以总署大臣和卿贰的身分，参加宣战前历次御前会议。


　　在端、刚集团得到慈禧太后左袒，高倡持拳剿洋而左右朝局情况下，二人不俱权势，抗言直陈，又多方奔走游说，以期力挽狂澜于即倒。在五月二十日御前会议上，袁昶“力言莫急于先自治乱民，示各夷使以形势，俾折服其心，然后可以商阻夷使添调外兵”（袁租：《乱中日记残稿》）。袁昶看建言不见用，退朝又找庆王奕劻、端王载漪、荣禄等进言，结果是奕劻“神色沮丧”，“荣匙之”，而“端甚怒”。二十二日，他与许景澄草制一个《拟急救目前危局折》呈上，宗旨大抵与前引二十日御前面奏内容相同。该折说：“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乃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势显然。”袁昶、许景澄的主张很明显，慈禧和载漪。刚毅主张是“招团剿洋”，他们是“剿团和洋”，即坚决镇压义和团，以阻洋兵之续来。


　　其具体方案是先清北京城内，即责成荣禄督带武卫中军，“暂关闭前三门”，挑选得力将弁和劲兵，各自分队屠杀，并认为这样是很容易做到的。义和团在京城既被扼止，各国公使添调的洋兵也就无由再来了。袁、许这种主张，对义和团的手段可以说是够残忍的了，但在客观上确有其不得已和合理性，不失为一种办法。义和团自被端、刚之流招入北京后，陷入载漪、刚毅统率义和团大臣控制下，终日围攻使馆、教堂和焚杀，不再有昔日反对教会、教民欺压的反抗强暴的精神，进京后的所行已使自己走入歧途或反面，为野心家所驱使，与载滴、刚毅所为沉瀣一气，无进步性可言，只能给国家带来危害。两相比较，袁、许的主张，不能不说是明智之举，化险为夷之途，关系中国祸福的一件大事。


　　在此疏上陈约二十余日，看到“未蒙俞允施行”，又上第二疏，专门申说保护公使的必要：“伏以春秋之义，两国构兵，不戮行人，泰西公法，尤以公使为国之重臣，蔑视其公使，即蔑视其国。兹若任令该匪攻毁使馆，尽杀使臣，各国引为大耻，联合一气，致使报复，在京之洋兵有限，续来之洋兵无穷，以一国而敌各国，臣愚以谓不独胜负攸关，实存亡攸关也。”这里把保护使馆的意义说得十分清楚。


　　接着，六月二十七日袁起又会同许景澄上第三疏，痛低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硫贤、董福祥之流的误国，要求“先治以重典”。“其余袒护拳匪，与徐桐、刚毅谬妄相若者，一律治以应得之罪。”他们把这称为正本清源。认为这样做以后，“庶各国恍然于从前纵匪肇衅，皆谬妄诸臣所为，并非国家本意。弃仇寻好，宗社无恙，然后诛臣等以谢徐桐、刚毅诸臣，臣等虽死，当含笑人地”（《义和团》丛刊，第四册，一五七至一八八页。）于此可见袁、许忠诚无贰之苦心。


　　袁昶心地坦荡，居正而无邪，曾致书奕劻，请劝载漪勿为祸首，说“端郡王所居势位，与醇贤亲王（奕诣，光绪生父）相同，尤当善处嫌疑之地”。意端于为大阿哥溥儁之父，应学奕谩而避嫌疑，这本无它。但该书为载漪所得，即上奏太后，后来便以此，坐以离间罪名。


　　许景澄原本谨慎，因屡为外使，故熟悉外情，却因忠而见疑。五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手携许景澄衣，恳切地说：“天下数万万生灵，立见涂炭，汝不可不切言之。景澄答：”似宜而保全公使，令其下旗生还。光绪帝首肯而举朝皆怒许之失言。“（《义和团》丛刊，第一册，三四零页。）太后在场，见状也颇为不满，大声斥责光绪帝：”皇帝放手，毋误事。“


　　袁、许二人为免中国招祸，直述忠言，既为权贵嫉恨，尤为太后所不容，于七月初二日被逮捕，初三日彼处斩，初四日奉殊谕宣告天下。


　　其余如徐用仪、联元、立山也于八月十六日并斩于市。徐用仪，字彼云，浙江海盐人，由副贡生入赀为刑部主事。累迁至大理寺卿，历兵部、吏部侍郎，授军机大臣。甲午战争，附孙毓汶主和，孙毓汶罢，翁同龢用事，主战，用仪与翁同龢相忤，遂出枢廷，戊戌政变皇太后复训政，改三品衔，命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联元，字仙蘅，崔佳氏，满洲镶红旗人，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累迁侍讲。后外任，升迁至广东惠潮嘉道。光绪二十四年擢安徽按察使，人觐改三品京堂，在总理衙门行走，后补内阁学士。立山，字豫甫，土默特氏，蒙古正黄旗人。光绪五年以员外郎出监苏州织造，历四任。后累迁奉宸苑卿、总管内务府大臣、正白旗汉军副都统，户部侍郎。二十六年擢户部尚书。徐用仪，曾值总署多年，稍谐外事，德使克林德被害、用仪骇曰：“祸始此矣”。见袁、许被害，他终日愤滋，极口称冤。联元在庚子事起后，于御前会议时就与崇缔（顽固党，大阿哥师傅）争论于帝前，“谓民气可用，匪气不可用”。“极口称义和团不可信，使臣不可杀。且云：按公法凡杀驻京使臣，敌国必以兵报复，若战而胜当屠城。此事万不可行”（《清史稿》本传，王彦威《西巡大事记？卷首》。）立山因久典内廷，深得太后宠眷，为权贵所嫉。当联军至天津时，廷臣集议御前，载漪盛推拳民可用。立山适在侧，太后谓：“汝言如何？”立山答：“拳民虽无它，然其术多不验。”载漪怒曰：“用其心耳，奚问术？！立山必与外人通，请以立山退外兵！”立山说：“首言战者，载漪也。臣主和，又不谙外事，不足任。”载漪益仇之，因其宅邻教堂，乃中以蜚语，谓藏匿外人，竟论死（《清史稿》本传。按：有说：立山，家饶有资财，因与涧公（载澜漪胞弟）争一妓，致遭诬陷。）立山，本后党，据说被监时，太后曾使人问讯照料。但，仍不能贷一死。


　　五大臣的被杀，固然是清廷内部顽固与洋务两派斗争的结果，是顽固派对洋务派的大反动，也应看做是愚昧狂妄战胜理智，倒退战胜进步。据王彦威《庚子西巡大事记》：许景澄奉使俄国十年，于外国情形尤为熟悉，袁昶久直总署，留心时务，徐用仪则为译署前辈，娴习政事，三人者同心协志，每议交涉事，赖其力者居多，三人为译署眉目。三人被害纯为政见之不同。袁、许被逮后，荣禄曾约同事力争，“比入对，助荣极谏者惟王协揆（文韶）一人，余皆默默不发，太后不许，令退班。荣请独对，复力争之。太后曰：”荣禄汝敢违诏旨乎？荣乃不敢复言。退曰：吾负两公矣！徐尚书（用仪）之被逮，荣相欲往约徐桐，请入谏。徐曰：“此等背国向外之人，杀一人少一汉好，吾不惟不能借同入谏，并劝公不必为请命也。荣与王协揆力争之，亦不能得。‘”载漪甚至并奏王文韶为汉奸，总算在荣禄保奏下得以免究。与五大臣被杀同时，因戊戌政变被遣戍新疆的已革侍郎张荫桓也被杀于戍所。


　　五大臣仅因所持政见不同，或竟与政见牵涉不大，而出之于蓄意诬陷，结果被投诸狱，最后连当时的司法程序都不经过。就业一律处斩。这是慈禧在“反洋”的“狂热”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下所犯的错误，但是后来慈禧很快也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辛丑合约后，清廷很快颁诏昭雪五人，给予旌表。史称“五忠”。


　　六、《辛丑合约》签订


　　清政府的对外宣战虽然表面上符合中国一些人的爱国愿望，和当时中国一些人反洋目的。但实际上破坏了慈禧本人建立的自洋务运动以来与西方缓和的政策。这种强硬的政策一开始就遭到许多省份的反对，清政府对外宣战后，长江流域及东南各省瞥抚拒绝执行，他们提出了一个“东南互保”政策，来与清政府的强硬政策相对抗。“东南互保”政策是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他们一贯反对义和团内乱。当清政府宣战后，他们认为：“但就目前计，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踊跃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惟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全疆土。”而当时的英国当然不希望义和团内乱也蔓延到中国南方各省，于南方省与一些西方国家开始进行磋商，建立一种不同于北方的政策和关系。


　　一九零零年六月中旬，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华恰向刘坤一、张之洞传达了英国政府以武力支持维护“东南秩序”的意见：这更增加了刘、张等防范义和团的决心，“慈禧对外宣战后，他们和两广总督李鸿章一起对清廷”召集义和团借御外海“，谕旨，采取抵制的态度，称其为”矫诏“，”断不奉“。六月二十六日，刘，张通过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上海道台余联沅与驻沪各国领事正式会商，双方经讨论制定了《东南互保章程》九条和《中西官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内外章程》十条。前者主要内容是：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教民，教士产业由各省督抚保护，后者则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两不相扰“。这两份草约后来未取得中外任何一方的正式批准，但双方都已有了谅解和默契。后来两广（李鸿章）、山东（袁世凯）浙江（刘树棠）、闽浙（许应骤）都先后参加，河南、四川、陕西也表示附和，这表明了在中国许多省份都反对中西战争，反对清政府内的强硬政策。


　　虽然北京，天津危急，此时的山东则比较平静，尽管山东是义和团老家，但是在袁世凯的治理下，山东义和团内乱被平定；而在中国的南方，由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广总督李鸿章都是坚决反对义和团内乱，他们通过当时清政府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上海道台余联沅与英国驻沪各国领事进行谈判，双方经过讨论制定了个《东南互保章程》九条和《中西官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十条，双方协议：“遵守外国条约，保障外人生命财产。”商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流域各内地归督抚保护，两不相扰。结果长流以南也就没有发生义和团内乱和外国人借口保护使馆和利益而入侵的事件。七月一日，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电袁，劝其仿效刘、张、李的榜样，“坚定不移地维护秩序”，袁世凯当即复电，表示同意，“愿与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采取一致坚定立场，维护和平”，这样实际上也就从京城内乱中把山东解救了出来。后来两广（李鸿章），浙江（刘树棠），闽浙（许应睽）都先后参加，河南、四川、陕西也表示附和，这样“东南互保”的范围也大大扩大。


　　清政府于六月二十五日，即宣战四天后就改抚为剿；改战为和。当时的中国军队根本不是外国军人的对手，况且是当时在对付比较强大的八国联军，而且慈禧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专门促神弄鬼的义和团的身上，而所谓的义和团在当时的八国联军面前也只是一群愚民，他们在八国联军到来前早不知跑到那去了。七月七日，八国联军迅速占领了天津，八国联军队的人数也陆续增加到四万人，由瓦德西率领，向北京进攻，八月十四日，攻入北京。慈禧太后急忙携带光绪皇帝出逃，先到太原，后至西安。当八国联军攻入天津和北京时，此时的慈禧太后才开始意识到把驱逐“洋人”的军队的希望寄托在义和团的身上，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慈禧太后本意无心宣战，只不过是在载漪等人的诈激下，下达了宣战诏书，仅仅四天后，清朝政府就开始通过各种途经向各国表示朝廷本意并不是要作战，他们开始希望与八国讲和。八月七日，慈禧太后从新任命了主张讲和的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与八国进行谈判，为了促进谈判成功，结束中国与八国之间的战争，袁世凯本人也曾在自己有限的范围内，努力结束战争，他多次派人到各国驻烟台领事谈判，仿照东南“中外互保”办法，与各国达成协定，使“内地各洋人均派兵妥护，送烟（台）暂避”，并派清兵对一些教堂进行保护，这些办法开始促使中国与八国和解起到了积极作用。七月十七日，李鸿章应朝廷急诏，离粤北上，与八国联军进行谈判。在李鸿章的努力下，双方终于达成协议，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丑合约》。《辛丑合约》规定了严惩排外的顽固派亲贵官僚，并且还规定中国进行战争赔款，派兵驻守使馆和一些铁路沿线等条件，这些条件除严惩顽固派这一条是符合和应该的，其它一些条件对中国则是一种屈辱，特别是《辛丑合约》的赔偿四万万五千两白银，进一步加重了中国的负担。


　　但是《辛丑合约》条约签订毕竟使中国免受了与八国军队进一步交战的危险和亡国的危险。应该说结束这场战争的功臣，首先是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这些主和派大臣。特别是李鸿章为了使中国不再与八国作战，他忍受住中国主战派和外国军队的屈辱以及国人的指责，努力为中国与八国的停战积劳成疾，在签订条约两个月后，李鸿章便积劳而死。但是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中，把那些导致中国与西方战争的“祸根”的那些主战派亲贵大臣说成是功臣，而把为此事多方努力的主和派大臣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等人则落了一个“骂名”，这是不公正的。


　　七、如何认识义和团？


　　如何认识义和团？虽然中共出版的一些有关义和团的书籍，大都从维护共产党“农民王朝”出发，对义和团做了肯定认识，甚至一些书把义和团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次大的农民运动，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其实义和团运动是一次民族排外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运动。世界上存在着众多的民族，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差异，虽然古代中华民族曾走在世界前面，但是近代社会西方走在中国的前面，世界上各民族之间通过宗教，商业等方式进行学习，互相取长补短，一些落后的民族向世界最先进的民族，学习技术、文化、思想学习，这是一个民族取得进步和发展的根本。然而当时的义和闭眼不看世界的发展，在中国民众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煽动民族主义仇恨。


　　而义和团之害，并非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史书有如下一些记载；


　　义和拳起山东，……愚民无知，加额翘足，相望神奇，不数月蔓延遍直隶全境。习此术者设坛焚表，烧香念咒一遍，……如中疯如患魔。……始谓“扶清灭洋”，大张旗鼓，仇视教民；继则结党营私，敲诈钱财，借图报复。……一村不习此术，则斥为黑村；一人不习此术，则诬为黑民。


　　义和拳称神拳，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其神则唐僧、悟空、八戒、沙僧、黄飞虎、黄三太。庚子四五月间，（天）津民传习殆遍，有《关帝降坛文》、《观音托梦词》、《济颠醉后示》，皆言灭洋人。忽传玉帝敕，命关帝为先锋，灌口二郎神为合后，增财督粮：赵子龙、马孟起、黄汉升、尉迟敬德、秦叔宝、杨继业、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来会师。


　　……俄而拳众蜂拥至，人数约在三四千以外，前行者八人，自称八仙，……甲曰：“吾乃汉钟离大仙是也”，乙继声曰：“吾乃张果老大仙是也。”……拐仙并摇兀作跛势，仙姑则扭捏为妇人态，……（某拳民）突挺身起立，颐颏颤动，两手飞舞作势，……作语曰：“吾吾乃关圣。”此语一出，座中咸战栗失色，堂上堂下，悉匍匐伏地，叩头如捣蒜，口中齐声高呼：“请大圣回驾。”……（某拳民）剪成洋铁一片，朱书一“佛”字，缝之首帕。


　　义和团建立组织，叫做“安炉”。安炉时，先由大师兄口授戒条，教给“降神”的咒语，……炉房里供奉：“天地三界十方万灵”、“协天大帝”、“真武大帝”等神牌，终日香烟缭绕，……门前挂着“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大旗。


　　义和团遍请的普天诸神除了佛道两教、众多的传统民间神祇之外，甚至还包括了项羽、赵云、黄天霸、穆桂英、孙悟空、猪八戒等等无数小说、戏剧编撰的历史和神话人物。由于这种普遍的狂热崇拜，致使当时“香蜡铺生意比太平之时胜强百倍。大街小巷无分贵贱，每夜无不向东南方烧香，京城香料几为卖尽”：“居民信匪者甚众，称其种种神奇，日夜焚香敬拜，市中香货为之一空。”大量有关记述充斥于几乎所有义和团的原始文献之中，从中可以最清楚地看到民众对这无数神明的虔信达到了何等如痴如狂的地步。


　　义和团既遍京师，朝贵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信仰尤笃。……御史徐道焜奏曰：“洪均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船当尽没。御史陈嘉言，自云得关壮缪（王毅注：即关帝）帛书，言夷当自灭。


　　闻以澜公将夜间玉皇降世一事，陈进于太后之前；适公爷与民团设坛之时，玉皇出显神团一事，颇蒙嘉奖，老佛甚喜之。言以垂拱元年，经玉皇降世一次，实系吉祥之兆，中国大有得胜之望。


　　义和团在右安门外焚烧教民的住宅，“无论男女老幼皆杀之，继焚顺治门内教堂，城门昼闭，京师大乱……前门外商场，为京师最繁盛处，义和团纵火焚四千余家……火延城阙，三日不灭。”慈禧下诏褒奖义和团为“义民”，奖给十万两银子。大臣载漪在官邸中也设了拳坛，早晚膜拜。这一来更助长声威，使“城中焚劫，火光蔽天，日夜不息”。


　　拳众讳言“洋”，谓洋灯为亮灯，洋布为宽细布。凡教民皆目为直眼。……时京师已尚舶来物，拳众搜得之，即目为直眼。以是官邸商廛悉索洋货毁之，玻屑磁盘触处皆是。乃至官译署者（王毅注：“译署”即是清朝设立的翻译各国典籍档的机构“同文馆”），不敢张其门封。……（一知县）谋回津挈眷，舟行至新安遇（拳）匪，搜出西籍，指为“直眼”，竟杀之。……拳众谓学堂肄业者为二毛子，经人指出，往往罹害。……又掠丰泰照相馆，……谓摄像必以人眼，缚其主者刑迫之，务令指出藏睛处。


　　教堂则无论天主耶稣，悉付一炬；洋人则无论英美德日，悉赐一刀。……以电报铁路等，与洋人声气相通，亦毁之。呼华人之识洋人、用洋物者曰“二毛子”（二毛子，黑龙江土语，羊一岁谓之库尔布子，二岁谓之二毛子，见《黑龙江外纪》。拳匪之谓信耶教或办洋务之人，曰二毛子，语盖本此，羊、洋同音也），其它三毛四毛等则以其所业者为等差，甚至一家有一枚火柴，而八口同戮者。惟见洋钱则色喜，不复害之矣。


　　义和团还把一些地名改为‘切洋街’，‘断洋桥’。一些平时接近外国人的中国人，被义和团称作‘二毛子’‘三毛子’，加以杀害。自教堂教产烧毕后，所有城内外凡沾“洋”字各铺所储洋货，尽行毁坏，或令贫民掠取一空。……又传言杀尽教民后，将读洋书之学生一律除去。于是学生仓皇失措，所有藏洋书之家，悉将书付之一炬。他们烧掉地图，砸碎放大镜，眼镜及西洋钟表，因为这些都是从外国传来的东西。不从的，他们就大开杀戒、以示与外国‘划清界限’，义和团的志愿是反对洋人、洋教、洋货、洋职员、洋生产工具，凡带洋字的一概反对。……就连衣服上的板扣子都拆下来换上旧式的。声势之大，前所未有。


　　义和拳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藉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凡家藏洋书洋图皆号二毛子，捕得必杀之。结果；车夫小工，都放弃了辛苦的本业，参加义和团。域郊附近的无赖，也纷纷赶来。城里“数十万人，横行都市”。


　　义和团的宗教神圣性和政治权威性，也就必然要建立在永远充满敌意地对几乎一切其它社会成员的监视和惩罚之上；建立在视一切“本是同根生”的其它民间宗教为万恶的牛鬼蛇神、并对之施以残酷的围剿和屠戮之上。而这种必然性的原因，仍然是原始文化中“无所不在的邪魔”的原则、以及原始宗教神魔对立的“二元模式”。其具体事例在义和团运动中不胜枚举：


　　或在路遇，或自家中，将良民指为“二毛子”揪扭至坛上，强令烧香焚表，如纸灰飞扬或可幸免。倘连焚三次，纸灰不起，即诬为教民，不容哀诉。登时枪刀并下，众刃交加，杀毙后弃尸于野，因是负屈误死者不可胜计。……况纸灰起与不起，毫无定凭，以人命作儿戏，其残忍可知。


　　（义和团）为拿白莲教之说以自固。……六月十八日，（菜）市口诀男妇六十余，剐一人；廿五日，又决三十余人；均不由刑部讯供。其以叛逆诛者，并无军械及谋反实据，其指为西宫者，乃一垂髫幼女；或询之，则并不知白莲教为何物。……（义和）团言白莲教有万余人在京，将尽数搜捕。……团之言曰：二毛与洋人交通，又曰白莲教遍于都城。……（菜）市口杀白莲教，人多，刽役不能办，（义和）团则帮同宰杀，有如鸡犬。


　　以良民而蒙白莲教之名，捉之者乃为白莲教同源之拳匪。……拳众攻使馆不下，无所泄愤，乃纵戮乡民。呼噪出永定门，遇赴集者悉絷之，连车载交刑部，凡百二十余人。指优伶衣冠、儿童玩具谓为白莲教之证。有妇人抱子宁家，亦陷其中。数尚阙，则絷车夫实之。未讯供，尽戮于市。


　　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库久，卒不能下，且伤毙甚伙，遂不敢前。耻无所事，又恶人之指为白莲教也，乃日掠城外村民男女老幼百余人，送步军署，逼请枭首，曰此为白莲教，而媒孽其证据，有纸人纸马鞘刀之属。纸人纸马者，村市所鬻小儿玩具，鞘刀则工艺所需，妇孺皆知其诬捏也。……妇人方乳之，夺之其怀，即日决六十一人，宛转呼号，累累属于道，惨不忍睹，且皆愕然不知其何以至此也。又数日，复决三十余人，事如前。


　　平素有私仇的，就在这时指为教民，于是杀掉全家；死者数十万人。“杀人刀矛并下，肢体分裂。被害之家，婴儿未满丹，亦毙之。”崇文门外地沟内，拿着一人，身中搜出洋信三封，当即杀了。京中遍地竟汉奸，与洋人通声气，逐日遣出二毛子无数，……现京中所住义和团，街巷皆有，终日搜拿二毛子，九城有数万人，尚有走（脱）者。义和团坛内传出，令街巷铺户住户，每晚门前各点红灯笼一盏，违者按“二毛子”治罪，登时各处遵行。


　　不难看出，义和团如此捕风捉影地搜觅和极其残酷地屠戮一切可能的异端、异教者，乃是维系其教派以及文化体系神圣性所必须的。


　　作家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一书中写的义和团大闹北京的情景，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增加了许多在课本中不易读到的知识：


　　“义和团一旦迸了城，在慈褡太后和端王暗中庇护之下，行凶作恶；弄得人人战栗，全城震惊。他们各处游荡，寻找‘大毛子’，‘二毛子’，‘三毛子’，全都予以杀害。‘大毛子’指洋人，‘二毛子’‘三毛子’指信教的，在洋行做事的，以及会说英语的中国人。他们各处去烧教堂，烧洋房子，毁坏洋镜子、洋伞、洋钟、洋画，杀的中国人倒比杀的洋人多，他们证明中国人是否‘二毛子’的方法很简单：让有嫌疑的人在大街上跪在义和团的神坛面前，向他们的神烧一张黄表，人有罪无罪就看纸灰是向上飞还是向下落而定。神坛是对着大街，对着落日的方向。要表示信义和团的人就要烧香，而那些拳民就打拳：拜齐天大圣孙悟空，孙悟空这个《西游记》小说上的猴子精就是他们供奉的神灵。于是满街香烟缭绕，香味扑鼻，人人觉得似乎进了西游记异域殊方的神仙国度。”


　　“前几天，博威信洋行被抢了，把钟表、镜子都砸碎了。一个人拿了一瓶子香水当酒喝。喝下去，脸变得煞白，倒在地上乱”喊叫乱，说喝下洋药中了毒……他以为电话是妖魔地雷，装在哪儿要炸死他，于是就把电话砸烂，把电线割断了。“在天津，人们把仇恨集中到铁路、轮船和电线上，认为这些东西给自己带来了苦难。”义和拳谓铁路电线，皆洋人所藉以祸中国。遂焚铁路，毁电线。“


　　一九零零年四至五月间，天津各处贴遍揭帖，勒令教堂的人一周之内全部离开，并提出“挖铁路、砍电线、毁轮船”，把外国人统统赶出中国。当时流传最广的一张义和团揭帖是：“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在东北，州县教堂被烈火吞没，俄国铁路站房和火车站被义和团拆毁。义和团与清军联合，打败了侵占哈尔滨的俄国军队。在山西、河南，内蒙，大部分教堂都被烧毁，外国传教士和许多教民被杀死。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义和团认为：“只有把一切洋人赶走，一切洋物取消，人民大众才有出头之日。”（《近代中国八十年》）


　　对于义和团所为？早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曾被慈禧、载漪等人以“勾通洋人”的罪名杀戮的“五大臣”之一袁昶就曾说：“围攻使馆，此系野蛮办法。”


　　又比如游学德国的蔡元培在一九一六年说：“满洲政府，……因仇视新法之故，而仇视外人，遂有‘义和团’之役，可谓顽固矣。”


　　陈独秀在《克林德碑》一文中说：“义和拳就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他又说“现在中国制造义和拳的原因，较庚子以前，并未丝毫减少，将来的结果，可想而知……要想义和拳不再发生，非将制造义和拳的种种原因完全消灭不可。”


　　例如李大钊在他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一九一八年七月一日）中斩钉截铁地说：“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他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进一步指出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蒙昧主意和专制主义的结果。


　　瞿秋白分析说，义和团“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


　　虽然中国大陆出版大部分关于义和团的书籍，对义和团做了肯定认识，甚至一些书把义和团称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后一次大的农民运动，也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反帝爱国运动。但是近来一些理智的学者开始反思义和团运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一九九七年为《重新认识百年中国》一书所作的序言指出：从现代化这一新范式来看中国近代史，就不会把中国近代史仅仅视为一场“革命史”，从新范式出发，对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及人物，都要重新审视。比如义和团，对它盲目排外等不利于现代化的消极方面，就会有较多分析和批评。对于近代中西文化的剧烈碰撞，也不是简单地把“侵略”与“反侵略”作为惟一的视角与标准，而是较多自省，对那种固步自封，以“天朝上国”自居的闭关心态持批判态度，对危害匪浅、盲目排外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更多一分警惕；同时，它更多地看到西学东渐对中国新文化的催生作用，并认为只有这种新文化才能最终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


　　资深历史学家李时岳在《义和团运动再认识》一文中批评了义和团的盲目性和落后性。他说：义和团反对基督教的理由之一是说基督教造成了华北大旱。义和团以其蒙昧思维创造了一种鼓动愚民的有效范例。义和团把反基督教扩大为杀掉一切在华的外国人：“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许有洋人。”义和团又把矛头指向科学技术：“挑铁道，砍电线，旋再毁坏大轮船。”“邮政报房学堂，自当一律扫净。”这种盲目排外引，回归闭关锁国旧时代的企图，反映了封建顽固势力的垂死挣扎，貌似爱国，实属祸国。义和团尽管事出有因，有广大群众参加，但不能认为是正确的，不值得肯定。事实上，义和团是受载猗等顽固派大臣利用的。李时岳文章指出，载猗亲贵集团是为了乱中夺权。慈禧欲立载漪之子为“大阿哥”，废掉光绪，遭到各方特别是外国使团反对未遂。载漪欲“借兵力摄使臣”，打义和团的主意。载漪曾指使义和团闯人宫中企图搜杀光绪皇帝。义和团还曾下令“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义和团还责令“康有为回国治罪”。义和团反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代化，堕入黑暗势力掌握之中。


　　关于八国联军问题。李时岳文章说，八国联军以代中国平乱为名，并未向中国宣战，而清政府却是对外宣了战的。宣战书尽管慷慨陈词，却没说明为什么宣战，也没说明向那个国家宣战，实为奇文。载漪集团假造各国使团要求归政光绪的照会给慈禧，激怒慈禧，不惜以国事为赌注，要求攻打各国使馆。说穿了，他们是为皇位而战。义和团就作了载猗、徐桐之流的工具。


　　一九九七年去世的作家王小波在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中有这样一段忧虑的文字，“中国人——尤其是社会的下层一——有迷信的传统。在社会动荡，生活有压力时，简直就是渴望迷信，此时有人来装神弄鬼，就会一哄而起造成大的灾难。这种流行性迷信之所以可怕，在于它会使群众变得不可理喻。这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最深的隐患。”


　　应该说，义和团是中国近代史的一次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上的排外主义运动，义和团面对是西方近代文明对中国的“侵入”，究竟应该采取“拿来主义”来改造中国，还继续在传统的封建、封闭、愚昧的基础固步自封，而义和团则代表当时中国的后一种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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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历史真实！
虽说现在不同的声音越来越多，但是否让某些人容得下又是一个问题了。有脑子的人没位子，有位子的人没脑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