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拼合互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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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拼合互补论

辜 正 坤

１．澄清概念的重要性 2
２．从“现代主义”之类的术语看澄清概念的重要性 2
３．融合论的历史回顾 3
４．拼合论的理论依据 4
５．从中西艺术角度看拼合论 5
６．从中西食文化角度看拼合论 7
７．从中西政治角度看拼合论 8
８．从中外语言文字角度看拼合论 9
９．从中西文学角度看拼合论 11
10．从中西伦理角度看拼合论 12
11. 从中西医学角度看拼合论 13
12.从中西建筑角度看拼合论 14
13. 从中西经济角度看拼合论 15

大家好！今天晚上我讲的题目是“中西文化拼合互补论”，黑板上写的题目多了“多元”两个字，这是当时我们在电话中定下的题目，最初是想从全球的角度谈这个问题，后来打算把题目缩小一点，定为“中西文化拼合互补论”。当然，说“多元”也没有错，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多元的。但是今天晚上正式的题目是“中西文化拼合互补论”。我们首先讲几点与这个题目相关的问题。

１．澄清概念的重要性
这个题目首先涉及到概念的澄清问题。“中西文化拼合互补”这种提法，在我之前还没有人用过。人们自然而然地会问：为什么舍弃大家都用惯了的“融合”这个字眼而用“拼合”这个说法？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拼合”与以前讲过的“融合”有什么区别呢？我的回答是：当然是标新立异。不标新立异引不起人们的重视。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标新立异本身这种做法，而在于这种新，新在何方？异，异在何处？没有特殊价值的新和异都是不可取的。“拼合”“融合”就是一个字之差，它的特殊价值在哪里呢？这正是本文要花大力气加以阐明的问题。
学术研究往往不可避免地要从厘清基本术语、尤其是关键术语的异同入手。人们可能会觉得“拼合”与“融合”虽不同，但是大同小异，可以相互代替。我的研究却发现，中国近百年来在哲学、美学、政治、经济、文学、伦理、历史、医学，乃至建筑、饮食等许多文化层面的学术理解与实践措施上的偏差与误区，都与这两个概念没有澄清有密切关系。这两个概念看似雷同，实际上在实质上和实际操作中的效果有很大的区别。因此澄清这两个概念，阐明它们的实际应用效果，对我来说，是当前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与发展建设的首务。
澄清概念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哲学问题往往是哲学语言的误用产生的”，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哲学问题并非真正的哲学问题，而是由于语言的误用才导致了一连串的问题。推而广之，很多学术问题也是这样，往往是由于术语的界定不周造成的。有时一个概念弄明白，整个理论构架的基础就自然明白。概念之争往往是学术研究的焦点。焦点问题弄明白，整个理论构架的缺陷或优点随即暴露无遗。让我在这里先举一个典型的与本文所论题目密切相关的例子，然后再回到“拼合”与“融合”概念的讨论上来，以加深对本文观点的理解与把握。
２．从“现代主义”之类的术语看澄清概念的重要性
比如“现代主义”、“现代化”这些概念（Modernism，中文译作“现代主义”），就是一帮故弄玄虚的学人硬生生皱出的学术行话，让它至少在西方和东方的学术界独领风骚百年之久，而很少有人质疑。其实这个术语，在逻辑上有致命缺陷，在表意上扑朔迷离，令人似懂非懂，误导性极大。此词的词根Modern的含义有“现代的”，“摩登的”，“新颖的”诸种意思。作为一个形容词使用当然无可挑剔。它的主要用途是向人陈述时间的先后。比如我们说，现代道德，现代环境，现代风俗，现代作品……我们是针对道德、环境、风俗、作品出现的时间段而言，使之与非现代或古代相区别，表明这些东西产生在离我们较近的时限之内。我们当然可以使用这样的术语，但是我们做这种陈述的时候，切记现代这个字眼本身不应该含有价值判断，即不能暗示凡是一种道德出现在现代，就是好的，或者凡是一部作品产生于现代，就优于古代作品，或者凡是一种环境处于现代，就比古代的环境更优美，如此等等。因为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产生在现代的道德、环境、风俗或作品等等，有的可能优于古代，有的则可能劣于古代。假如现代道德必定优于古代，那么人们何以总在惊呼现代人或当代人的道德世风日下，其人格水准日益低落呢？假如现代环境必定总是优于古代的，那么，何以人们痛心疾首地哀叹现代污染的环境，奋力倡导恢复生态平衡呢？假如现代作品必定优于古代作品，何以人们总在抱怨唐诗宋词的盛世不再，荷马或莎士比亚式的作家一去不返呢？原子弹、生化武器、温室效应、电脑病毒够现代的了，我们能够说它们是好的吗？因此，在使用“现代”这个表达时间概念的形容词时，我们只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中性词，让它客观地表达时间长度或时间段，而不能赋予它主观的价值判断的意味：因为——如前所述——产生在现代的东西不一定总是好的或坏的，美的或丑的。这应该是一种十分浅显的逻辑道理和起码的表意规范要求。然而，一旦某些西方学人将这个词根强行加上ism（主义）这个后缀，从而绉出了Modernism这个用语之后，问题便接踵而至。首先，Modernism（现代主义）是什么意思？假如它是暗示凡是现代的东西都优越于古代的话，则其荒唐性已如上述。假如它只是暗示某些现代的东西（例如工业管理、科学技术之类）优越于古代的话，那么它就只能被具体地说成诸如“工业主义”(Indutrialism)或“科学主义”(Scienticism)之类；如果它主要是指文学创作方法上的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话，它就应当被具体地称为“文学科学主义”（Literary Scienticism）。如此等等。简而言之，这个术语绝不应该霸占住整个“现代”时域内产生的一切现象。这在逻辑上叫做肆意扩大概念的内涵或外延从而达到偷换概念的目的。Modernism一术语的炮制者有意或无意地将现代的某些现象暗中偷换成现代的一切现象之后，误导的作用就极其严重了。它有可能使人们顾名思义地把产生在现代的某些适用的原理或主张扩展到人类现代生活的一切方面。中国的学人不假思索地将Modernism翻译成“现代主义”，因而也就传染上了上述同样的西方语病。此不赘述。有很长一段时期，西方学人大叫现代主义，东方学人也跟着大叫现代主义，老百姓自然无法判断这些学术行话的弊端，一窝蜂地“现代主义”起来，终至于使“现代”两个字扬眉吐气，同时使“传统”两个字与“保守”同义，让人感到凡“传统”者，似乎必与落后甚至反动联姻。传统派因此近百年来，几乎没有过一天开心日子，总是窝窝囊囊，被现代主义派视为生活中一切弊端的替罪羊。在中国学术界有很多这类术语是翻译过来的，没有清楚的解释，到后来就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
再比如“优胜劣汰”这个术语，在当代往往被人理所当然地理解为“胜者应为王，败者当为寇”。然而胜出的一方就一定是好的、优的吗？失败的一方就一定是劣的、不好的吗？这是明显片面的。在一些场合，善不断战胜恶；可是在另一些场合，恶也在不断战胜善。善恶往往交相胜。然而“优胜劣汰”这个为许多人不知不觉认同的术语带着一种武断的误导性的价值观，它暗示这一原理可以推而广之地应用到许多场合，从而使人片面地去追求“胜”，以便被社会自然而然地视为“优”；或者极力使自己不被“淘汰”，以防自己被社会视为“劣”。在体育场上、在考场上，也许这是健康的心态，可是当面对金钱、名誉、及其他利益分配时，拼命去争、去抢的胜者正是我们鄙弃的心态。也许，用“强胜弱败”这个词要好一点。强者不一定是好的，弱者也不一定是坏的。总之，这类术语的误用导致误导的例子很多，由此还引起“古今之争”、“现代化与本土化之争”等等。不赘。
３．融合论的历史回顾
下面我们回到拼合与融合的讨论上来。关于中西文化融合的讨论远不是现在才开始，事实上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我打算从中西文化的关系方面入手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中西文化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学者大致上可分为三大派：本土派或者叫守成派，融合派和西化派。它们之间有些是交叉的。
守成派指所谓的保守派，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弱，应该以中国文化为本，适当吸收一点西方文化就行了。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西方的文化落后于中国文化。守成派的学者很多，比如明朝的李王粲、许大受，清朝的阮元、纪晓岚、允禄，另外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张之洞，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其实这种观点是守成与融合思想兼而有之。张认为西学可供“采补”，想“择西学之所以补吾闭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病者取之”。但是得“西学先由中学”。还有辜鸿铭先生，他用英文写了《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这本书，认为中国文化在很多方面优于西方文化。另外还有熊十力、牟宗三、孙家鼐、伦父等，这些人的主要倾向都是守成派。
融合派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徐光启，他在三百多年前，就提出“超胜”论。他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徐光启在1631年春上呈的《历书总目表》中，提出了翻译西洋历书必须分别轻重缓急，循序渐进的见解，并提出了自己的翻译思想：“臣等愚心认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翻译才能“会通”，只有“会通”才能“超胜”。这里的“会通”就包含融合的思想。把别人的长处拿过来，结合自己的长处，那样不就更好了吗？康有为、梁启超也是融合派。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讲“东方精神，西方物质”，意思是东方的精神占上风，西方的物质占上风，二者可以融合。关于融合谈的比较多的是钱穆。他的著作很多，是个典型的融合论者，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若不解决“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这一问题，那么“中国国家民族虽得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仍将失其存在”。李大钊也谈到过“东方精神，西方物质”。民国时期，王新命、何炳松、武靖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章益、陈高傭、樊仲云、萨孟武这十位教授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俗称“十教授宣言”。其思想也是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吸收西方文化，融合为一体。另外还有胡秋原、张季同、唐君毅、张君励、孙中山、冯友兰等都是融合派。
第三派是西化派，他们侧重搬西方的文化。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大家也都很熟悉：鲁迅、陈独秀、胡适等。胡适一开始主张全盘西化，后来思想有所转变，但他骨子里还是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他明知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但还是主张“矫枉必须过正”，因为他想“让中国文化的惰性来消减西化，可以取法乎上，得其中”。就是说先要走得极端一点，造成一种文化西化的状态，之后再慢慢纠正。陈独秀走的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的路子。鲁迅、陈独秀可以说是西化现实派，主张学习西方的体制、技术等。
４．拼合论的理论依据
刚才大致勾勒了一下这三派的情况，许多情况是大家知道的，没有多少新东西。但是经我这么一勾勒，却让我们发现一个新的问题：这就是没有人质疑“融合”这种说法的局限性。全盘西化论者也好，守成论者也罢，他们都认为取长补短，融合东西文化的可能性是理所当然的。多少年来，我们大家都这样说惯了，见惯不惊，不觉得这样说有什么不妥。我从前也糊里糊涂地用过“融合”这种说法，没有质疑过它。我是在９０年代初才发现问题的。我的发现是：就融合概念而言，这三派对中西文化如何建设的对策在认识上有颇大的缺陷。
融合是一种客观现象，有时很必要并且确实能够产生好的效果。比如杂种就是一种融合结果。骡子是马和驴杂交的产物，就能兼有马和驴的一些长处，例如高大壮实，尤其是不怕累。生物界还有许多杂交的品种证明融合的优势，可谓之杂种优势。但是这样的经验不能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加以类推，误以为只要两种不同的事物都是可以融合而产生好的效果的。在文化建设上，特别要注意不能简单运用这种杂交原理。因为文化现象和生物现象在杂交融合上的共通性和差异性是非常复杂多样的，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可融合者，有不可融合者，有大半可融合者，有小半可融合者。凡融合不了的成分，即可用拼合法。拼合法的情况也一样，有宜拼合者，有不宜拼合者，有大半宜拼合者，有小半宜拼合者。因此拼合法与融合法必须交相使用。就我目前的研究结果而言，在中西文化这两个系统之间，由于其文化致同因子 （现在有人称之为文化基因）差别很大，故我们看到拼合法应用的空间更大些、也更合理些。中西文化基因的最大差别：中国：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家族社会结构所导致的德性文化（如德治—礼治—克己—和谐—中庸—不争—顺其自然等价值取向）←———→西方：以个人或党派利益为基础的国家体制结构所导致的征服性文化（如法治—力治—竞争—技术崇拜—征服自然等价值取向）。
生物杂交文化杂交还有一个很大的区别需要注意：生物杂交后产生的杂交品种可以和没有杂交的其他品种同时存在，而文化杂交后，杂交倡导者却往往只倡导所谓杂交品种存在，主张淘汰掉原来的文化形态。近百年来的中西哲学、艺术、政治、经济、文学、语文乃至建筑等等都无一不具有这种惨痛的经历（见后文）。
我可以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比如从色彩的角度来看。我们现有红、黄、蓝三原色，如果把红色和蓝色融合起来，就得到了紫色。但是我们要注意：在我们得到紫色的同时，却失掉了原来的红色和蓝色。我们把红色和绿色融合在一起，得到黄色，蓝色和绿色融合得到青色，蓝色和黄色融合得到绿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融合后得到的是一种颜色，失掉的却是两种颜色。文化建设上，应该有融合，关键是要掌握好融合的程度，这就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使用融合的方法，在什么场合下我们不应该使用融合的方法。如果融合会使我们失掉更多的东西，那就不要融合，宁愿使用拼合的方法。所谓拼合，就是把红色、蓝色并置放在那里，两种颜色你都可以得到，不必为了一种颜色而丢掉其他更多的颜色。假如你确实还需要第三种杂交颜色：紫色，那就把两种颜色融合，但同时记住：拥有杂交色紫色后，不要把前两个母种颜色丢掉。就像父母生出儿子以后，父母仍然有存在的价值。但是有的学者在谈“融合”的时候，潜意识里不知不觉只要一种东西，即只要儿子，不要父母。例如他们认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一融合，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文化。他们主张只要这种新的文化，抛弃原有的母体文化。此外，这其中的“一种”也是误用，不能说“一种文化”，文化是多层面的东西。按照他们的观点，中西文化融合出的这种新文化是什么文化呢？它既不是西方文化，也不是中国文化，是兼两者之长的一种新的文化。这听起来不错。但是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呢？实际上这种文化很可能会既失掉了中国文化的长处，又失掉了西方文化的长处。如果可以作价值判断的话，这种新的文化的价值是否优于前面的两种文化，是很难说的。有可能刚好是短处相加，而非长处相加。例如元代蒙古族的文化就是试图融合唐宋以来的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融合现象是产生了，但是融合后的文化整体优于前者吗？换句话说，元代文化从总的质量上优于唐宋文化吗？我觉得事实上刚好相反。但是如果我们用拼合的方法，就能兼存二者的同时并得第三者。所以我认为，拼合的办法是更好的办法。只走融合而不拼合，则得一失二；只走拼合而不融合，则孤阴不长，孤阳不生，也不妥。融合能接出杂种，这不可否认。杂种也有其优势。但是融合应该是有条件的。融合可以增加种类，然而种类又不能过多，中庸为宜。颜色也是一样，赤、橙、黄、绿、青、兰、紫，七色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理想的色彩范围，如以此为据，自然进退自如。要明白在文化建设上，拼合常常优于融合这个道理，我还必须用更多的具体例证从若干层面上来进行阐释。
５．从中西艺术角度看拼合论
从艺术方面来看，例如从音乐、绘画方面来看，我们是走融合的道路好呢还是走拼合的道路更合适？先来看绘画。国画和油画是绘画的两个板块，究竟是融合好呢还是拼合好？中国历来有主张融合的一派，认为西方的油画更好，更科学，因为他们讲解剖学，讲透视关系，色彩学等。所以很有些人尝试走融合国画和油画的路子，也做出了一些东西，但是就其整体看，至今并不太成功。有的画不中不西，两边都不讨好。虽然也做出来了，也出版了，自以为成功，其实并不真正成功，而花的代价是很大的。现在终于有人醒悟了：硬把麦当劳和重庆火锅菜搅和在一块，未必能够成为两味俱全的佳肴。艺术的真正价值是什么？以颜色而论，不是只有融合红色和蓝色使之变成紫色才是价值，而是红色和蓝色各自本身就是价值。同样的道理，中国的国画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艺术，如果与西画融合，其结果往往是一家吃掉另一家。通常是色调强烈的一家容易吃掉色调柔和的一家。强烈的色调和柔和的色调各有所值，不是只有色调强烈就好或柔和就好。国画、尤其是水墨画，色调要较之西画色调柔和得多，所以极易被西画色调淹没掉。从民国开始，主张融合国画与西画的艺术家实际上往往失掉了国画的理论。当时有些西画家，因为脑袋里装有较为系统的西画理论，说起话来底气十足，认为只有自己的理论才是科学的。国画本也有自己的系统理论，但是理论的形态、尤其是理论表述方式与西画的理论形态接不上口，便被误以为零碎、没价值。其实里面有很深的美学理论。什么是美的？什么是好的？我们不能说只有西方人才有这种感觉，而中国人没有；不能说中国人觉得这幅画好看就是假的感觉。因为“美”是主观的。每个人天生都是鉴赏家。人们因生活环境、教育状况不同而对“什么是美”有不同的感受。国画和油画的美因此而有很大的差异。简单说来，国画讲究的是“心画”，而油画则是一种眼画。国画是要用心灵去画，用心灵来表现客体。中国的国画家表现和传达的东西凸出地体现了他们自身的个性和人格。他们把自己的人格、灵魂注入到画中。他们不太关注画的逼真程度，用齐白石的话说，他们的画往往注重绘画效果和现实世界在“似与不似之间”，这是国画追求的境界，重在表现个人的主观感受。比如泼墨画，其技法已经失传多年。其实泼墨不是一句虚言，真要把墨水泼到宣纸上的，我在美国见到过华裔中国画家表演过，当时感到其效果非常震撼人心，那个效果只有在宣纸上才能出现。那种迷离的感觉无论多么高明的画家也画不出来。尤其在画大风大浪、激流瀑布的时候，效果非常独特，妙不可言。西方人看到那种浑然无迹、透明感与朦胧感交织的的水墨效果，往往会问：“这是多少年才搞出来的呀？”（笑声）如果您告诉他是几分钟画出来的，他就会觉得价值不高。因为价值据说是凝结在艺术品中的抽象劳动。时间那么短，当然劳动成果不会大啦；于是本来掏钱想买的念头转瞬销减，不愿意买了（笑声）；如果告诉他这是几年、几十年才画出的，他可能会掏高价钱来买。（笑声）他认为几分钟画出来的东西不值钱。但他们不知道要造成这种效果远非一日之功。调色、选宣纸、经营位置、掌握线条、掌握力度都是一门精湛功夫，必须练上许多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在几分钟里发挥出来。而西方油画，练上一年或两年的功夫，就能画得比较像了。国画必须要很多很多年的功夫，不然掌握不好笔墨效果。古人全身心投入到线条美、笔墨美中，将感情倾注到墨中，画出的画有种说不出的好。我们现在照相是没有这个效果的。我们看国画得到的效应非常令人着迷，这才是国画的魅力所在。
我们看西画就没有看国画的感觉。极端一点，甚至觉得西画不是真正艺术意义上的画，觉得它不就是画得像一点吗，跟照相一样。当然这也不是说西画真的一无是处。西画也非常伟大的。我去过卢浮宫许多次，深刻感受到它的壮丽、辉煌。他们的画色彩绚丽，人物非常逼真，衣服的皱褶，人的手指都画得逼真又符合现实的比例。他们在逼真方面胜过中国画，但是谈到传神，谈到表达人的微妙雅致的思想情绪，自然不及国画。中画和西画各有所长。如果用西画的规则来规范国画，那中国的国画家就不敢大手大脚地画了。国画不讲解剖学、透视关系、立体等，讲究的就是要随意挥洒，写出胸襟气度，不要太执着于实物，不要画得太像。苏东坡说，如果国画画得太像真实的东西，那这个画家的见解眼光就与儿童差不多了，换句话说，就上不了档次。西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追求的是逼真效果，但是当照相机发明之后，西画的“逼真”就没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优势了。于是西画也开始转向写意画。尤其是印像派、抽象派等走的路子与中国文人画风格相似。可是这样一融合，用西画来画国画，两种长处都没有了。因为国画中很多东西他们学不来，比如国画讲究笔、墨、纸、题款、印章效果等，西方人做不好。如果一个西方人学中国国画，即使笔墨效果达到了，印章效果也不错了，那题款也多半做不好。题款需要深厚的书法功底。西方人要把汉字写好，达到书法艺术的程度，差不多是妄想。
而中国的美术学院，学习国画时也要求学生写真，要求素描的功夫。这些东西虽然有用，可以使学习者准确把握住外物的特点，增强逼真度。但是学多了之后，收敛有余，处处小心翼翼，意识里放不开，还反倒画不出真正的国画了。因为国画要求你如天马行空般任意挥洒，表达你自己的情感，例如你非常愤怒，这种愤怒的情绪就会影响你画画的力度，在纸上画出不同的线条。有的人就是喝酒之后画出的画效果最好，有的不是这样，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写真、素描功夫太过，动不动就想画得真实，反倒把国画的真精神抵消掉了。书画同源，故此理应用于书法也一样。立志练草书的人，往往被告知要先从学楷书入手。我想，适当练练楷书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太执着于楷书，迷在其中，草书需要的那种狂放情怀就不容易被释放出来。日久天长，写草书也跟楷书一样，能够见出功力，却常常见不出草书特别需要的随兴发挥的酣畅淋漓。毛泽东的草书，尤其是临近晚年的草书，已经登堂入室，与他平时不太受楷书规范亦有关系。启功先生的楷书功力很深。所以写的草书也跟楷书一样，端庄凝练，处处见功力，却绝无怀素、张旭似神龙傲啸长空见尾不见首的扑朔迷离、变换无端。总之，国画与西画是极不相同的两种艺术方式。如果融合二者，就会丧失它们的长处，所以只能拼合，使二者长处并存。拼合就是要完全承袭西画或国画各自的传统。国画要以国画的传统为主，西画要以西画的传统为主。融合策略就不是这样，必定会强行把一套理论加在另一套上面。在中国，往往是让所谓不科学的国画理论从属于所谓科学的西画理论，结果造成了很多年来的国画创作和国画理论一直呈衰退状，成就不大。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是潘天寿先生，他一再强调国画和西画要拉大距离，他感觉到融合办法有可能吞灭中国画的长处，想要保全中国画固有的程式、章法。他的主张肯定是对。但是从理论上，他却难以说清楚中西绘画融合这种设想为什么有可能是偏颇的、或者错误的。不妨说他潜意识里也有拼合的思想，就是没有找到这样的字眼和这样的较为系统的拼合理论概念表述方式。
刚才我讲了中西艺术、主要是中西绘画方面的融合与拼合概念。音乐方面就不准备多谈了。谈几句与音乐相关的戏剧。京剧的唱腔、服装、动作、眼神等都是一种成熟的艺术语言。西方的歌剧也有唱段，但与京剧完全是不同的效果。西方的歌剧几乎从头到尾完全是唱段，没有对白，或对白极少。但京剧却有不少念白。念白本身也是一门功夫。中国这种戏剧艺术形式与生活有一定的距离。戏剧艺术表现生活也是在“似与不似之间”。这本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如果硬把它们融合在一起，做出一种不中不西的东西来反而不好。比如过去的有些样板戏，就曾这样尝试过，但是不怎么成功。可见，这两种艺术形式也多半是拼合，让两者长处共存，如果简单融合，往往失去两者。
６．从中西食文化角度看拼合论
再从食文化方面举一个例子。在这个层次上走融合的道路能走通吗？比如：北京烤鸭＋可口可乐＋成都赖汤圆＋麦当娜＋鱼香肉丝＋热狗，我们把六种食物放在一个大盆里，搅拌一下，融合成一体，成一份菜，叫它大杂烩，（笑声）这样就好吃了吗？它不是六味俱全，而是六味俱失。根本谈不上美味。只有分开来，各是各的，拼合在一起，搞一个大拼盘，才能保持原来的美味。而融合在一起就什么也不是了。实际情况是，其中的一种食物的味道比较重，就把其他食物的味道全压住了。融合的结果通常是其中一种比较强的因素吃掉其他的因素。拼合起来则成一桌佳肴。各色佳肴的佳处俱在，可以分别尝试。而且你还有不吃某样菜肴的权利。如果融合起来，成了一种菜，则你无法不吃你不想吃的东西，除非挨饿。所以法国学者萨塞说：“艺术效果要持久，就必须是单一的。”他这种观点也暗合拼合的思想。
７．从中西政治角度看拼合论
我们再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情况也是这样。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这个问题张之洞也曾提出来过，比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严格说来，这本应该是拼合思想。但是张之洞自己却并不明白拼合这个道理，他骨子里还是融合思想。字面拼合，实质上融合，即把中国的政治体制、伦理纲常与西方的器物技巧之类融为一体。其实，二者是本质上不同的东西，根本无法融为一体。中学的体和西学的用，完全可以拼合的形式存在而为我所用。这就正如16世纪以来西方人利用中国的技术成就，而他们自己的政治体制、伦理纲常并未加以改造以适合中国的技术。二者是拼合并存的。何以中国在十九世纪引入西方的技术就必须同时引入西方的政治体制、伦理纲常呢？单说政治体制，这也是可以拼合的。我们先来看政治体制的融合能不能成功。融合二者就能产生优于二者的政治体制吗？“五四”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这个方向上摸索，但是现在我们还在讲“改革”，讲改革就说明政治体制还有缺陷，否则就无须“改”了。我认为这还是因为融合这条思路出了问题。我们来比较一下西方政治体制和中国政治体制。科举制是中国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是中国遴选官员管理国家的方式；而西方采用的是选举制，用投票的办法选拔官员。如果我们当时设想一下怎么把这两者拼合起来，可能就会有更好的结果。但是当时人们的想法还是融合法占上风：拿一样东西来融合了另一样东西——引进西方的选举制抵消掉了中国的科举制，事实上也是这样，选举制吃掉了科举制。但是科举制就一定不如选举制吗？科举制实际上就是考试，考上了就能做官；而不是选举制那样的拉帮结派，谁的力量大谁就运作竞选机制而上台统治。现在的美国总统布什不见得是个有才华的人，有人说他是背后有人支持，花钱把他推上去了。选举制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它的公正性远远不如科举制。皇帝一个人坐天下坐不稳，需要一大帮官员帮助来共同管理社会。皇帝只是个权利符号，与社会怎么运作、管理关系不大。真正管理社会的是宰相，即总理这类人。他们是怎么产生的呢？不是拉帮结派选举产生的，而多半是考出来的。在各种遴选官员的制度里，考试是最好的，其公正性是勿庸置疑的。当然在具体操作中，也要出一些弊端，但是弊端并不可怕，没有哪一种政体形式不存在弊端。总之，用科举制来遴选官员的方式优于选举制。后来中国引进选举制，废除科举制实际上源于类推思路。认为西方的自然科学发达，其社学科学、政治制度也一定发达。其实未必然。世间万物往往有这种情形：当一个事物某一方面优点特别多的时候，它的另一方面的缺点也一定特别多。比如某个人眼睛很好，可能他的听力就不够敏锐；某个人眼睛不好，可能他的听力就异常敏锐。事物都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同样道理，西方的自然科学如此发达，就暗示他们的社会科学、道德教化很可能不一定那么好。凡是强调科学过分的地方，传统道德观肯定受到摧残。在如何管理社会这方面，恰好中国的做法、尤其是唐代的做法是最好的。唐代中国在很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就是因为从唐宪宗到唐懿宗的133个宰相中，有104个宰相是进士，进士的文化水平有多高？相当于博士。西方人翻译进士，一般译成博士。实际上进士比博士水平还要高一点。104个博士来管理国家事务，你说唐朝的文化为什么会那么发达，会走在全世界的前面？这道理非常明显，这么高文化水平的人在领导这个国家，怎么会不发达呢？这些进士辅助皇帝，和皇帝分享权力。一大批知识分子精英从社会的不同层面代表了不同的声音进入国家执政集团，与皇帝一起共同讨论如何治理国家。皇帝个人的看法，也常常被他们以委婉的方式否决，相应的监察制度、监察官员，各类谏官、拾遗之类，整合起来，构成一种以皇帝为首以知识分子精英为主体的统治集团，各类方针政策，常常要经过朝廷大臣的公开辩论，才能最终定夺。这种讨论有时不限于朝廷官员，普通人有妙计妙策也可以上书。唐代的文化如此发达，就是因为它的考试制度，用社会精英来管理国家。所以我们应该保留科举制这种方式，但在内容上可加以改革，比如增加考核自然、科技方面的内容。而且科举制走后门的可能性比高考要小的多，因为皇帝是不会开后门的。只有傻子皇帝才愿意招聘庸才帮自己管理国家。光绪皇帝非常喜欢梁启超，在一次批考卷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口气非常像梁，皇帝很高兴，断定该文出自梁的手笔，于是朱笔一点，点其为状元。结果后来将密封的姓名启开后，才发现那篇文章不是梁启超写的，而是一个非常崇拜他的人写的。（笑声）皇帝想点梁启超为状元都不能，所以所连皇帝也不能开后门。清代不允许八旗子弟考试，就是为了防止裙带关系产生腐败。一旦查出作弊，就要杀头，非常严厉。古代在遴选官员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科举制是中国两三千年来中国人智慧的结晶。孔子说：“学而优则仕”，主张用学问来治天下。孔子还说：“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反对拉帮结派。但是近代中国实际上常常是劣的把优的吃掉了。其实二者可以拼合并存，以考试选拔官员为主，同时以推荐为辅，不是很好吗？中国古代就用过这种方法。如果早一点有拼合的思想，就不至于在“五四”的时候把科举一杵到底，而且还为此兴高采烈，到现在我们写文章，还经常说：“终于废除科举了”等等，好像这是多么大的功劳。这不是倒洗脚水把娃娃给倒掉了嘛！（笑声）
中国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不知不觉使用了拼合的方式。比如儒、释、道三教鼎立，这是只有在古代中国才会有的奇怪景观。而西方就是信奉一教，不允许别的宗教存在。伊拉克战争也与教义、价值观不同有关，不单是经济的原因。美国信仰基督教的非常多，他们中的许多人谈起伊斯兰教咬牙切齿，认为不消灭他们世界就不得安宁，美国看起来像各多元社会，其实在思想领域依然是一元的。
再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观点，这是拼合的观点，但很多人还是把它理解成了融合。在“体”方面，实际上也可以拼合，比如“一国两制”不就解决问题了吗？它的成功就是因为不知不觉运用了拼合的办法。我个人还提出了一国多制互补论，即是一种拼合论。各个制度之间界限分明，各司其用。西学之用与中学之用亦有拼合。只是各自所占的比例应该具体情况具体调节。不能一刀切。张之洞等差一点就能够走到这思路上来，可惜未能深明此理，失之交臂，故其理虽在大方向上正确，却在微观协调方面未能把握住此玄机。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也可以是拼合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仅此还不够，还应该把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必然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当时采取的是融合的办法。“五四”时期，理想西化派和现实西化派联合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给打下去了，推翻孔家店，埋葬儒家文化，一直打到文化大革命。其实如果采用拼合的办法，这些问题是不难解决的。可以保留马克思主义基本的东西，淡化一些东西，比如阶级斗争这些观念，暴力斗争这些观念。阶级斗争与暴力论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相背的。为什么文革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呢？就是因为它违背了传统文化中最关键的一点：和为贵。中国传统文化不主张什么“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如果按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哲学观，文革就不会产生那么惨重的灾难性后果了。当时如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拼合一下就好了。
８．从中外语言文字角度看拼合论
我们再举一些例证。比如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更能显示出拼合优于融合。我这次到日本东京大学去开会，讨论西方文化对亚洲文化的影响。会上，一位韩国学者提出至少中国、日本、韩国、越南这四个国家的文字应该统一，使用汉字。我们听到这个说法，自然很是欢欣鼓舞，因为这意味着他们认同“汉字文化圈”。这四个国家从根上说，是以“汉字文化圈”为立足点的。比如日语就是一种拼合文字。日本近代以来发展如此迅速，跟文化也有关系。日语是一种拼合文字，给日本人一种暗示：好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可以跟自己的东西拼合。所以鲁迅从日本留学回来就成了一位“拿来主义者”。日本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汉字，鲁迅深受影响。日语不仅“拿来”了大量汉字，还“拿来”了大量法语、英语、德语等，这是一种拼合，所以说日本人的接受能力是很强的，他们的明治维新做起来也很顺手。这也可以解释日本文化为什么是现在这种状态。融合就不一定能做好。韩国的文字中也有汉字，但是数目不多，他们讲要增加汉语中汉字的数量。他们原来也是使用汉字，但是后来搞融合，不用汉字了。使用汉字对他们有好处，至少为他们提供新的视野。汉字是一种先进的文字，当代学者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学者意识到这一点。倒退50年，几乎大家都是异口同声地说汉字很落后，所以当时越南用拼音融合了汉字，但这样做不一定好，越南要想真正得到发展，其中一个捷径就是恢复使用汉字。至于具体原因，按下不表。
那么汉字本身是否也应走拼合之路呢？例如引入西文字母？不。上述其他语言之所以要走拼合之路，是因为它们本身有严重的缺陷，不得不借鉴其他语言。汉字已经发达到自满自足、几乎是处于顶峰状态，因此，不是拼合的问题，而是保存现状的问题。能够保存它不受破坏就不错了。其实要做到这一点更难。这就涉及到熵原理的应用。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如果不加入新的能量，则系统中紊乱状态会越来越严重。 成难毁易。要把某样东西做成比把它毁灭不知要难多少倍。
汉字的先进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呢？有人统计了一下《毛泽东选集》所用的字数，大概是3600个汉字。而有3600的英语词汇量，仅仅相当于中学水平。如果想看懂《纽约日报》，大概需要一万五千个单词。而汉字如果只是阅读的话，仅需要2000个字，有3000词汇量，写作就游刃有余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在跟西方人交流的时候，我不断跟他们吹嘘汉字怎么优秀，他们不相信。其实道理非常简单：汉字的组合能力非常强，不需要新造太多的词。比如“机”这个字，发动机、收音机、拖拉机、录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等，没有见到过的人看到这个字就明白：首先它是个“机”，（笑声）“音”是声音的意思，“收音机”就是一种可以收听到声音的机器。而英语这种能力颇弱，必须新造词，所以它的词汇不断膨胀，现在已经有成百万的单词了。这对于学理工和学医的学生来说太痛苦了。而汉字不同，看到形状就可以大致猜出意思。再比如说星期几，我们只要知道“星期”这个词，再知道“一二三四五六”，排列组合一下就可以了，而英语是Monday、Tuesday、Wendnesday等，每个词都是单独造出的，与相邻的词没什么联系。月份也是这样，我们的表示方法是数字加“月”这个字，而英语也是每个月用了一个新的单词。当然这样表示也有其优点，那就是表意精确。但这样做的代价太大了，无穷推演下去，英语词汇量该是多么的庞大。现在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我们再回到拼合这个话题，“五四”时期，不少中国学者认为西方的自然科学领先，他们的人文科学、文字等也必然是领先的，曾试图用西方的文字来代替汉字。这之后很多学者研究怎样使汉字拼音化。其实汉字在表音、表意上有一套自己的规则，并且比较先进，适应它所处的环境。当时的学者由于所处时代的影响，讲融合而不讲拼合，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汉字的输入也比英文要快得多，有人对此进行了试验，结果是汉字输入比英语输入快了三倍左右。一位日本学者说“汉字是一种立体的文字”，断言21世纪将是汉字的世纪。（笑声、掌声）
９．从中西文学角度看拼合论
文学也是一样。西方文学和中国文学都是产生于各自特定的环境。各地的人各有一套鉴赏文学的规律，不能把一套搬来融合掉另一套。举例来说，中国诗歌讲究“诗主情”，诗用来抒发感情；而西方诗歌在抒情的同时，更注重“理”，要阐述一定的哲理。二者的出发点不同，在中国诗歌中，道理说的过多了反而不好。在中国诗歌中，枯燥的说教总是不受欢迎，所以宋朝的诗少有人喜欢，就是因为其中“理”的成分太多了。唐诗、宋词，蕴含更多感情和形象，所以很受欢迎，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如果用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诗，会觉得中国的诗简直不是诗，太肤浅，太柔，写的都是悲伤、快乐什么的，几乎大都是娱乐性质的，没有说出一个深奥的道理来。中国的诗也能讲道理，但重心不在这里。这两种诗只拼合，不能说只有某种方法是对的。但是近几十年来，我们不知不觉接受了“西方文学理念压倒东方文学理念”这种观点，评价作品首先看思想性，再看艺术性；而古代中国首先看艺术性，然后才谈思想性。中国文学把艺术性放在首位，看作品能否怡情，能否让人感到快乐。而西方重心在是否讲出一定的哲理。现在中国人作现代诗，好像越是看不懂的诗越是好诗，因为他要装作说了一些深不可测的东西的样子。但是用中国传统文学的观点，不管你的道理讲得多么深奥，如果让我花上三五年的时间才能看懂，那也不是好诗，理解它的成本太高了。与其写诗来讲哲理，还不如直接写哲学论文呢。诗可以反映道理，但不能作为最主要的追求。娱乐性是文学的主要功能。为什么大家都觉得金庸的小说很好看？就是因为它的娱乐性很强。当然其中也有说教的成分，但是作为陪衬出现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差别很大。意识到这一点，问题就来了：很多人会说：“中国文学不行啊，你看连诺贝尔奖也拿不到……”中国文学当然得不了诺贝尔奖，如果得了，那是你的耻辱啊！（笑声、掌声）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你的文章符合了西方人的审美情趣，说穿了，就是你写了一部大家很不容易看懂的作品，或者欧化味特别浓的作品。中国人写东西应该首先服务于中国人，倘若你用英语来写作，写得不容易看懂的东西也无妨；但假如你用汉字来写作，首先应该考虑的是汉字文化圈的审美情趣。你在这个环境中写出一篇自己人不叫好而西方人叫好的作品，那你一定是写得不好，歪打正着了；不，正打歪着了（鼓掌，笑）。
我们当然也允许西方文学形式的存在，并且鼓励多介绍一些西方文学，目的是尽可能扩大自己的文学欣赏范围，但是在如何摆正中西文学关系方面，不应该一味让二者融合，而应该让二者多拼合、共存。可事实上不是这样，几十年来，大学里讲文学理论，占压倒优势的是西方的那一套。连术语都是西方的，比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等。中国文学本来应该符合中国人的审美需要，越是艺术的，越是民族的。在这一点上做得最好的才应该得诺贝尔文学奖。诺贝尔奖评委会应该考虑到这一点，不应该用西方文学的价值观来判断中国的文学作品。西方人也不是故意不喜欢中国作品，比如我把元曲翻译成英语给他们看，他们中的文学鉴赏高手也能够看出妙处来，但是普通西方读者横看竖看，觉得很奇怪：“这就是你们的大诗人写的东西吗？”他们欣赏不了。除非他们从小就像我们一样受到汉字文化熏陶，才能感受到中国古诗给我们带来的审美上的愉悦。审美方面的东西，多半拼合优于融合。用西方的文学形式和文学理论来融合中国的，往往不知不觉就吃掉了中国的。而拼合法不同，要编成两套教材，分别讲西方文学理论和中国文学理论，是两套不同的话结构。西方人只讲融合，在哪一方面都想用他们的理论来融合天下。比如，西方讲哲学的著作往往这样开头：“哲学起源于古希腊”；他们也不标明是“德国哲学”、“法国哲学”还是别的什么“哲学”,好像别的民族的哲学都应该以他的为准一样，这种思维模式已经不知不觉渗透到他们的灵魂深处了。
再谈一下悲剧。西方有人说：“中国没有悲剧”，完全用西洋悲剧来套中国悲剧。中国是个欢乐的民族，但他也有悲伤的情绪。这种情绪诉诸诗歌，就是伤情诗，如果诉诸剧本，就产生悲剧，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五四”时期，连一些文学大家都受西方文学理念的影响，认为中国没有悲剧。王国维先生站出来反击，说中国不但有悲剧，而且像《窦娥冤》这样的悲剧与世界著名悲剧相比都不逊色。但“中国没有悲剧”说在很长时间内占了主流，这是因为当时西方文艺理论占权威地位。如果用拼合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就能明白有西方式的悲剧，也有中国式的悲剧。
史诗也是一样，可能有人会说：“中国多么落后啊，发展了五千年的文明，连一部史诗也没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为没有史诗而自卑。实际上，中国还是有史诗的，有的中国史诗超过西方最长的史诗。但有史诗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史诗不过是一种文学形式。按照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观，史诗实际上是一种落后的形式。中国人讲究用凝练的语言表达情感，五言、七言等，四行、八行或者稍多一点，这才是高度的技巧。写长容易，写短就不容易了。人的情绪有爆发性，不可能持续太长时间。比如你考上了大学非常高兴，写了一首诗。但你的高兴劲儿也只是一会儿功夫啊，不可能连续几天一直坚持哈哈笑。（笑声）中国诗歌就是要捕捉瞬时情感，因此可以用短诗来表达。而西方的诗是叙事加说理，比如《荷马史诗》，实际上是若干个故事组成，用中国的标准来衡量，它根本不是正而八经的诗。当然西方也有抒情诗，但没有成为主流。西方诗歌符合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条件，我们不能否定它。按它自己的标准看，也是妙不可言的。这样一来，中国诗歌和西方诗歌两种诗歌都妙，两种形式可以并存。而中国人完全不必傻乎乎地为中国没有史诗这种而感到悲哀。在中国，史诗的功能由史书来代替了。荷马如果生在中国，假如不是眼睛瞎了，而是也遭了宫刑，那么十有八九，他写的也是《荷马史记》而不是《荷马史诗》。80年代曾有位先生写了首长诗给我看，厚厚一本书，他非常高兴地跟我说：“我告诉你啊，我这首诗，哼！全中国没有一个人看完过。”（笑声）为什么没人看完过呢？那是他写的太长了，成了又长又臭了。
10．从中西伦理角度看拼合论
从伦理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所谓伦理是讲道德、善恶、美丑的这些东西。那么中国的伦理和西方的伦理是应该融合呢还是拼合？我看只可能是拼合。融合的结果就是一方吃掉另一方。我们从道德观方面来比较一下。西方自柏拉图始，就讲基本的德性，包括勇敢、正义、节制、智慧、谨慎等。“智慧、正义”等中国的道德观中也有，其区别在于这些德性的位置，即把哪种德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西方把勇敢放在首位；中国道德观的代表是“仁、义、礼、智、信”，将“仁”放在首位。孔子讲：“仁者爱人。”这是中国以人为本的思想，用爱心来解决社会争端。西方讲“爱”以异性爱为主，他们也讲博爱，但没有真正实行。其实异性爱这种东西是一种很平常的东西，孔子说：“食色，性也。”把异性爱看作穿衣吃饭一样，平常得很。而近代西方人却把它渲染得神乎其神，好像男人去爱一个女人、或女人去爱一个男人是天底下最难的事业一样。他们的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总在不加限制地歌颂所谓至高无上的爱情。其实这种玩意儿根本不须文人学士拼命去教唆，普通老百姓都懂的，人到了一定年龄就都懂了。男女之爱，不是什么罪恶，但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高于一切的行为。西方人这种过分拔高异性爱的做法是十分有害的。因为世界上还有远比这崇高得多的爱，这就是中国人提倡的爱人。在中国，异性爱不是主流，主要讲父母对子女的爱，子女对父母的爱，兄弟姐妹之间的爱，当然也包括夫妇之间的爱等，将这种爱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推而及于天下所有的人，诚心地、尽量无私地爱全人类，这才是伟大的爱。这种爱才是实行起来难度极大的爱。异性爱是一种本能，人人生来就知道的，应该略加自我抑制才更好，根本没有必要苦口婆心地讴歌颂扬、惟恐天下有一位异性忘记了自己的本能似的。西方人重勇敢，往往把勇敢看得跟生命一样宝贵。儒家也把勇敢作为一种德性，但在“忠、孝、廉、耻、勇“这个序列中，放在最后，受“仁、义、礼、智、信”的约束，不然就是匹夫之勇了。而西方只要是“勇”就往往不加区别地褒扬和鼓励。比如两个小孩打架，他们的父母会站在旁边为他们加油，倘若孩子被打败，其父母会说：“你怎么就打败了呢？咬也要咬他一口啊！”（笑声）如果是中国的父母会首先训斥孩子：“你怎么跟别人打架啊？肯定是你欺负了别人了……”可见，这是不同的德性教化，中国的伦理优于西方的。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五四”时期引进了西方的伦理观，把中国的融合掉了。当时大批特批“仁、义、礼、智、信”这一套。这一点我到现在都想不通：“仁、义、礼、智、信”有什么不好呢？当时的学者走了极端，没有看出在伦理方面，中国是优于西方的。倒是西方的一些学者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说，作为德性文化，中国远远领先世界。西方有位学者叫汤因比的说过：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文化领导世界，如若不然，按照西方文化的这种发展趋势，必将造成人类的自相残杀。只有中国的“仁、义、礼、智、信”这套伦理观才能挽救世界。如果当时中国使用拼合的观点，将西方的伦理观作为参考，就不至于像今天这样，一提起“仁、义、礼、智、信”，人们就觉得你有点“酸腐”了，言外之意，现在的正常人就应该不仁不义。（笑声）
11. 从中西医学角度看拼合论
伦理学是这样，中医、西医也是这样。中医和西医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智慧结晶，不应该简单地用西医理论来规范中医。但是“五四”时走的也是融合的路子，认为西医非常科学，应该融合掉中医。实际上，西医在19世纪末才真正发展起来，此前两千多年，西方医学都落后于中国。中医理论是一种全息理论，认为世界万物普遍联系的同时，还互根互构相生相克；它讲究用辩证的眼光、整体的眼光看世界，每个星球的运动都可能程度不同地影响地球，导致气候变化从而导致各类疾病和瘟疫产生等等。中医寓天人合一论，把人体看成一个小宇宙，是宏观宇宙的缩影。中医由此还发展了经络学说。中国早在殷商时期就发现了经络，比西方发现血管早二千多年。中医的穴位、针灸也跟经络学说有关。西医也曾经想找出经络，结果怎么也找不到。因为经络不是血管之类的东西，是气的运行通道，是无实无虚的东西，西医怎么能找到？中医和西医完全是两套智慧模式，二者怎么接轨？二者只能拼合，不能融合。可以互相借鉴某些东西，但是在整体理论框架上，还得各自为政才好。要理解说明中医理论，先得认同中医的一套话语结构和理路，把它们理解透彻了，才可能真正掌握它的精髓。动不动就想搬用西方的术语来给中医的医理定性或贴标签，想把它融汇成西医体系，谓之科学化，没有不出乱子的。而民国时期的中国教育界，竟然听信余云岫之类的西化派的胡话，废除了中医，只承认西医。而这种做法居然得到蒋介石的鼓励。当时十万中医齐集上海游行抗议政府的这一做法。建国后，毛泽东还给中医留了一小点地盘。毛是农民出身，小时候可能吃过中药，有实际体会，认为中医还有点作用。而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在日本学了点西医原理，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二人当然不知不觉要为自己学的东西唱赞歌，认为中医完全是胡说八道，主张废除中医，完全用西医来代替。融合观造成了西医吃掉中医的局面，对中医的打击非常大。今天中医的元气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就是当时鼓吹全盘西医化者种下的恶果。所以，在医学方面，也应该用拼合的办法。西医、中医两者各擅其长。“非典”（Sars）发生期间，在西药店里找不到对症药，好多人急了，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但转眼之间，中药配方出来了，大街上排长龙，有人推着小车来买，一个单位的人集体吃，一大碗苦汤咕咚咕咚就喝下去了，救命要紧，吃得中药店药源紧缺，消费刺激生产，偏远乡村的种植中药材的农民老大哥，把多年积压的药材都处理掉了，要不是政府强令不许借机提价，这些老大哥不定就一夜成了大富翁。不管你信不信中药的效果，总之，在１０几亿人口的大国非典被迅速阻止，除了其他许多因素外，中医中药的功劳不可小视。这里面除了药物本身的功效，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心理因素。因为疾病的传染与恶化与人的心理关系颇大。忧心忡忡或怒气烦躁的人，身体的对疾病的抵抗力必然低一些，因此染上非典的可能性也就相对大一些。但是亿万人喝中药汤，那场景多壮观！喝的人壮了胆，提高了自信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身体的免疫力。这正是中医微妙的地方。小时候我进医院看病，多半是中医院（我的父亲也是中医），对那些老中医特别崇敬。有许多人在家里烦躁不安，自认为自己有大病，到了中医院，白胡子老中医师伸出几根指头轻轻搁在你手腕上，平心静气地为你把脉，好半天不说一句话，所谓望、闻、问、切几个环节走完，有病也被他那优雅镇定的气度赶走了一半，回家时一身轻，药还没吃，就觉得病情好像轻多了。什么原因？心理安慰。中医的整个诊病治病过程在医生与病人之间有一种非常融洽的气氛。中药本身也有许多好处被现代人意识到了。中药的副作用小，有病治病，无病健身，就是不慎吃错了药，多半也无大妨碍，不就是一些草根树皮之类吗？小时候我父亲开了一家中药铺，不但卖药，也替人代熬药汤。病人可以当场喝下去。因为中药汤苦，往往要在里面放一点糖。我那时很小，每次只要见到病人喝药汤，总是要分吃一勺才能让病人走，由此得到一点甜头。（笑声）所以我小时候喝的药汤很多很多，从没有出过问题。如果是西药也这样大面积地吃，今天就有可能不在人世了。（笑声）西医的诊病手段很先进，化验、照片子，做心电图，测血压，很有量化上的精确性。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病人一看到那图上的弯弯曲曲的曲线与别人的不一样，就往往沉不住气，自以为大限临头。没病也给吓出病来。我确实碰见过一些人，因为身体检查结果而把自己弄得大病缠身的。有个小伙子，本来血压很正常，但是不习惯测血压的器械，一测量血压，就紧张得不行，总是高血压。尽管测量仪显示的就是他的当时的血压，很正确，但却不是他平时一贯的血压。这里也有一个心理平衡问题。不用说，西医的长处有很多，就不多说了，这是大家都认同的，尤其它的外科手术等。西医从前虽然很落后，远远落后于中国，直到19世纪，随着解剖学、化学、生物学三大学科的发展，西医这才发展起来了，并且其速度一日千里。但它走的路子和中医的几乎完全不一样，所以无论如何发展仍然不能取代中医。中医和西医各有特点，应该并立，中西医学拼合互补互彰，这才是正路。
12.从中西建筑角度看拼合论
还有一点时间，我来讲一下建筑和建筑学。中国和西方的建筑理念很不一样，二者也应该并存，一定程度上融合也可以。但现在建筑专业的教科书多以西方的建筑理念为主。西式建筑是概念领先原则，传统中国却是因地适宜，依山傍水灵活取景。简单举几个例子：中国的建筑就像中国的汉字，中国汉字四平八稳的立体性和象形特点，可以在中国典型的四合院房屋建筑模式中找到其雏形。汉字的图画特点可以从中国古代建筑的飞檐走壁、雕梁画栋中找到缩影。古代建筑各个部分的曲折往复、钩心斗角式的连环照应，恰如汉字笔画的巧妙结体。点、横、竖、撇、捺、横钩、竖钩、斜钩、横折、竖折等等，都活像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艺诀。一个完整的四合院就宛如一个完整的象形汉字。
而西方建筑也与印欧语系语文的特点是通约的。西式建筑强调流线型，是一串串大小写拼合字母的逻辑勾连与组合。西方语文的高度符号化，导致西方人过分强调建筑的象征性。例如黑格尔就在《美学》中将建筑定义为逻辑性“象征的艺术”。而谢林则认为“建筑是凝固的音乐”。
观摩传统中国建筑，你会处处感到一种怡情的和谐美，一种将自然与善良人性融通汇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努力，它侧重对永恒、生命及美的直观的圆融无碍的呈现；侧重人的感触，或雍容华贵，或简单清瞿。总之，它让你热爱生活和自然，并在二者的协调中获得美与善的顿悟。
而观摩传统西方建筑，你则处处感到以力量和理智为依托的尊严。感到它们让你严肃思考，让你奋进而欲凌驾自然力之上，并对人的力量与智慧产生肃然起敬的憧憬。在它的花岗岩与大理石的圆柱之下，你似乎感到有压抑其下蓬勃欲奔腾的欲望。
即使只以某一具体的建筑特点加以比较，也可以立刻发现二者的鲜明区别与语文暗示含义。我们拿屋檐的设计来做比较。
西方流线弧型文字多下垂线条，暗合西方的圆屋顶和直边屋檐。也就是说，从屋顶到屋檐通常是从上到下、呈规则的直角三角型或穹窿型。例如教堂的设计或普通楼房的设计。即使西方的亭台的屋顶也往往是平直的倾斜下来，构成比较简洁、规则的几何图形。给人的印象是线条干净、利落，主题分明。
中国的屋顶到屋檐的造型却不是这样。恰如汉字的书法艺术一样，欲右先左，欲下先上，无垂不缩，无往不复。中国的建筑设计往往欲直先曲，欲现先隐，欲放先收，反对无变化的整齐。所以从屋顶到屋檐必定不是平直的几何线条，而是变化有致。不是简单顺势下垂，而是使下垂线条与上扬线条呈阴阳互补式的呼应，构成房屋四檐展翅欲飞的姿势。而且飞檐上还常常饰有其他盘龙伏虎之类的雕饰，使得整个流彩四溢的屋檐生动辉煌。这样的建筑在故宫、在颐和园随处可见。
西方的拼写流线型文字符号文化具有流注畅通的气势；中国的方块型象形文字文化则具有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气象。
仅以中西窗的设计来看，便有诸多有趣的不同。西方落地窗重采光效果，轮廓大方，视野开阔，明亮舒适。侧重对生活便利的直接考虑。中国的窗棂设计，则往往半遮半掩，阴阳反复，欲开还闭。带格的窗棂与窗花宛如少女的矜持，图解出若即若离的暧昧的人际关系。然而，还不止此。中国高层次的窗台设计是非常高深的学问。在古代修建房屋时，往往要请阴阳先生看地势，测吉凶，定门窗走向。一点不能马虎。中国式窗台的设计之所以在采光上有时疏忽，是因为它更侧重另一种审美价值。这就是注重让窗台的位置与窗外的景色构成一幅自然的生命和谐图，让室内人能够随时捕捉到宇宙、自然与生命之间的和谐节奏与照应。从窗那儿望出去，必须是一副天然的借窗框装裱起来的山水图。窗外的景色和窗内人的感受应能够打成一片。通过门窗而移远就近，表现四季的更替，表现宇宙过程的盈虚与节律。试看杜甫“窗含西岭千秋雪”一行诗，是一副多么壮美的雪山图。而一个“含”字，使宇宙自然融摄于斗室之内的闲适意趣呼之欲出。
至于门的设计中外均有许多特色，不多赘述了。简而言之，中国门的设计也与窗的设计同出一理。正门、侧门、大门、小门、外门、内门，因地定位，因势设形，因用布色。或方或圆、或简或威，或浓或淡，变化万端。西方的门仍然侧重实用、经济和以技术等物质属性为主。如果说中国的门是“门虽设而常关”（陶渊明诗句）的话，西方的门则很强调开放性，有所谓“开门、开怀、开心”的说法。
尽管西方传统建筑和现代建筑的形式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设计的内在理路总是一贯的，很锲合印欧语系语文系统的语法逻辑走势，其建筑系统的主、谓、宾、定、状位置是泾渭分明的，其建筑显示出来的主体与客体是有明确界限的。
而中国的建筑不太注重主体与客体截然分开，恰恰相反，它们的整体布局是建构常常追求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之间浑化无痕的境界与意趣；追求景外之景，味外之味，韵外之致。这就正如中国诗词中的诗行字面中你往往找不到主体（我）一样。
而在西方的建筑中，你无处不感到人的存在，或者说人的创造力的存在。西方建筑师有时并不希望你象置身在中国典雅的建筑内那样流连忘返地欣赏眼前美景，而是常常想要让你置身建筑景观之外，有建筑的宏伟而势所必然地注意到建筑家本身的智慧与力量。西方的建筑用巴黎埃菲尔铁塔来形象化，就是一个大写的自我Ｉ或Ａ；而中国的建筑用天安门城楼来形象化，则是一个层楼叠嶂、彩袖环饰的“無”字。这就是有我之景和无我之景的语文缩写。
中国和西方的建筑在很多方面差别很大，应该两者并存，而不是将其融合。但是近几十年来，基本上是西化的建筑占上风。比如北京的古建筑已经不多了，放眼望去，尽是棺材盒一样的方方正正的西式建筑。有位演员发表感慨：西式建筑吃掉了中式建筑。这就是西式建筑融合掉了中式建筑。实际上，中式建筑和西式建筑完全可以走拼合的道路。
从生命科学的角度看，也可以走拼合的道路。人是一个拼合物。人不是简单的“我”，而是阴阳两性的混合体。人是母亲和父亲的结合。母亲和父亲是两个人，所以人不可能是一个人，而只能至少是同时存在的两个人的有机结合。但是这种结合似乎并不是融合，而是拼合。西方人喜欢问：我是谁？其实我们自己并不完全是自己能够把握的自己。人分为阳性我和阴性我。当人不能控制自己的时候就是阴性我。我们最多只有一半的时间是明白地具有自我意识，属于自己。在其他的时候，例如在睡梦中，就基本上不属于自己了。没有谁能够说：今天晚上我打算做什么梦。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梦，因为梦的控制者是阴性我。人自身就是至少两个我的拼合体，只是各个我各司其职，完成各个我的生理的、心理的、社会的、私人的事务。
13. 从中西经济角度看拼合论
再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经济学方面，融合策略可以用，但是拼合策略可能用得更多。比如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融合好呢还是拼合好？如果走融合的路子，不是计划经济吃掉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吃掉计划经济，二者不可能共存。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需要不同程度的经济发展模式。例如，就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而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计划经济最好是主要模式，市场经济为辅；在资本成熟发展时期，市场经济最好作为主要模式，计划经济为辅；在资本高度发展时期，又应以计划经济为主，而市场经济为辅。经济发展不可避免呈曲线循环式发展，因此对发展模式的需求也是循环式的。这是老子阴阳发展观在经济领域的应用。反者道之动。市场经济模式与计划经济模式不要融合，而要拼合拼接，因势因时而利导，使之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各得其宜。
融合论源远流长、影响深远。误导极大而很少有人察觉。融合分为可全融合因素，半可融合因素，不可融合因素。文化的发展往往有天然混合的趋势，但这正是要人类适当加以抑制的。拼合亦可分为全可拼合，大半可拼合，小半可拼合、不可拼合等诸种对策。有时应以拼合法为主，有时亦可以融合法为主。拼合法意味着设立了参照系统，有了比较就有了鉴别系统，拼合的双方容易互动与互补。中国学者目前面临的真正的学术任务之一，就是考察清楚什么东西是全可融合的、大半可融合的，小半可融合的、不融合的诸种文化现象。同时弄清全可拼合的，大半可拼合的，小半可拼合的、不可拼合的注重文化现象。
最后，我有六句真言，可以归纳中西文化发展的出路：合而不融—因时选择—循环取用—阴阳互泽—二元标准—此生彼克。

2003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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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北大清华名师演讲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３—２７页。）